对话约翰·马尔科夫:斯图尔特·布兰德、科技变革与硅谷

文摘   科技   2024-11-24 19:00   北京  

谁是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 作为一名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先驱、环保主义者、作家和长期思考者,布兰德以其超越时代的视野和多方面的贡献,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全球概览》的创办人。这本目录不仅是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作品,还将反主流文化精神与硅谷的科技创新紧密融合,深刻影响了后者的发展方向。从个人计算机的普及到互联网的兴起,布兰德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科技领袖,激发了无数人对知识、工具和创新的热忱和追求。


为了深入探索斯图尔特·布兰德的传奇一生及其对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科技记者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撰写了《谁是斯图尔特·布兰德》。这本书已在中国出版,全面呈现了布兰德在科技、文化和社会领域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为读者揭示了一位思想先驱的非凡历程。














John Markoff





约翰·马尔科夫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科技记者之一。他在《纽约时报》报道科技新闻长达 28 年,亲历并见证了无数突破性创新和关键时刻。除了科技报道,马尔科夫还著有包括《睡鼠说:个人电脑之迷幻往事》和《与机器人共舞:人工智能时代的大未来》在内的多部具有深刻见解的著作。2013 年,他凭借对科技领域的深入报道荣获普利策解释性报道奖。这一殊荣不仅肯定了他在新闻行业的杰出贡献,同时也突显了优质科技新闻的重要性 —— 它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更是推动公众理解和讨论技术变革的重要桥梁。


The Nexus 非常荣幸能够与约翰·马尔科夫进行对话。在这次访谈中,我们深入探讨了斯图尔特·布兰德的非凡人生、撰写传记的过程,以及《全球概览》与硅谷科技社区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还讨论了从印刷新闻到数字新闻的转变,使硅谷获得成功的伟大构想,以及硅谷中短期决策与长期愿景之间的对比。最后,我们探讨了算法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与风险,揭示了科技与社会交汇处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斯图尔特·布兰德














2020 年的斯图尔特·布兰德 by Christopher Michel licensed under CC BY 2.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The Nexus:首先,祝贺您的新书《谁是斯图尔特·布兰德》最近在中国出版。这本书的英文名是Whole Earth: The Many Lives of Stewart Brand,书名本身就暗示了布兰德在过去这些年里所扮演的各种角色和身份。在您看来,哪种身份最能体现斯图尔特·布兰德¹的本质:是反主流文化先锋、环保主义者、数字时代的远见者,还是其他某种身份? 


John Markoff:很难用一种属性来概括布兰德。他在多个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从 20 世纪 60 年代对反主流文化的影响,到 70 年代的环保行动,再到 80 年代对社交网络的推动;进入 90 年代,他以作家、哲学家和评论家的身份继续发声,甚至在近年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我认为,在今天他或许可以被视为一位值得学习的人生榜样。2005 年,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曾引用《全球概览》²(Whole Earth Catalog)中的一句话:“Stay Hungary, Stay Foolish。”布兰德在 1971 年《全球概览》停刊时以此作为结束语,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


The Nexus:斯图尔特·布兰德的人生经历极其丰富,涉及多个领域。面对如此庞杂的资料,您是如何筛选出最重要的事件和主题,将其凝练成一本传记的?在撰写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一些出人意料或鲜为人知的轶事或细节,能更深入地揭示布兰德的内在品格或者他种种成就背后的动机?


John Markoff:我试图遵循著名传记作家 Robert Caro³ 在研究人物生平方面给出的建议——“翻阅每一页”。布兰德将自己的文件捐赠给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于是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在档案中查阅。其中最出乎意料的是,我发现了一本他未曾捐赠的日记,我称之为“失落的日记”。在这本日记中,有一条 1966 年留下的神秘笔记,记录了他为何选择搬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门洛帕克(Menlo Park),而不是像许多朋友那样“回归田园”。布兰德被当时在那片地区正在兴起的早期计算机技术深深吸引,并成为最早意识到这一新兴领域存在的人之一。


布兰德一再重复着这样的模式:率先发现一些重要的趋势,并将其第一时间介绍给更广泛的公众。找到那本日记改变了我对《全球概览》的理解。当时距离“硅谷”这个名字的诞生还有五年,但所有即将促成硅谷崛起的力量已经初现端倪。《全球概览》的副标题是“获取工具”(access to tools),它首次向更广泛的美国社会传递了一个信号:一场极具重要意义的变革正在旧金山半岛上发生。


《谁是斯图尔特·布兰德》


The Nexus:《全球概览》是如何将反主流文化运动与早期科技社区,尤其是硅谷的科技社区联系起来的?它对个人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先驱者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John Markoff:在研究布兰德的生平时,我对《全球概览》有了全新的认识。它确实在硅谷的科技先驱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Dynabook(现代个人计算机的前身)的创造者 Alan Kay⁴ 曾要求 Xerox PARC (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图书管理员订购《全球概览》早期版本中提到的所有书籍。但《全球概览》真正传递的信息是:硅谷正孕育着一场非同凡响的变革,这场变革将彻底改变人类使用工具的方式。在创办《全球概览》时,斯图尔特·布兰德深受 Buckminster Fuller⁵ 的影响。Fuller 主张,如果想改变世界,最好的方式就是提供工具,并教会人们如何使用。《全球概览》的副标题是“获取工具”。布兰德是最早向数百万美国人传达计算机即将改变世界这一消息的人之一。


The Nexus:斯图尔特·布兰德对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您认为他的思想如何与今天的年轻人产生共鸣,特别是在由社交媒体、算法和信息过载塑造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John Markoff: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我想我的回答可能会让人有些失望。我曾希望这本传记能在那些更关心气候变化影响的年轻人中产生共鸣,但从目前来看,我没有成功地将布兰德关于全球意识价值和重要性的理念传达给他们。如今,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愈演愈烈,我认为这种趋势严重阻碍了人们对更广泛全球性问题的关注 —— 它只会引发战争并加剧人们之间的分歧。




新闻业的变迁














The Nexus:您当初为什么会对科技报道感兴趣?您早期的记者生涯是怎样的?


John Markoff:大学期间,我曾担任校报编辑。毕业后,我起初决定去念社会科学的研究生。1977 年,我改变了主意,决定成为一名记者,因此离开学校,返回到家乡 Palo Alto。我没有进入专业的新闻学校进行学习,而是给了自己五年时间,以自由记者的身份摸索着进入新闻领域。当时,个人计算机行业刚刚起步,硅谷的计算机业余爱好者文化(hobbyist culture)深深吸引了我。那时,我还读了 Christopher Evans⁶ 的The Micro Millenium,书中提出微处理器将彻底改变世界。这一观点既让我感到兴奋,也让我看到了一个潜在的报道方向。


后来,我加入了 InfoWorld 杂志的创始团队,这是一份聚焦于新兴个人计算机产业的周刊。随后,我转至深受技术爱好者欢迎的 Byte 杂志。在那里工作期间,我对数字系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之后,San Francisco Examiner 决定扩大对硅谷的报道,于是邀请我担任科技记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报道硅谷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最终,凭借在硅谷报道方面的专业积累,我被《纽约时报》聘用。


The Nexus:在您看来,科技新闻中有哪些报道不足的领域? 


John Markoff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随着.com 时代的到来,报纸逐渐放弃了对科技领域的全面报道,转而将重点集中在互联网和(某种程度的)计算领域(在此之前,科技报道更倾向于全面的解释性内容)。然而,这种转变加上媒体对名人报道的热衷,使得更广泛的科技新闻逐渐被边缘化。当时互联网正在迅速改变美国的商业和娱乐业,因此科技报道也变成了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商业报道。虽然专业期刊仍会报道材料科学、能源等非计算机和网络领域的科技新闻,但这些内容在面向大众的主流出版物中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The Nexus:在您看来,从传统纸媒那种缓慢而深思熟虑的报道方式,转变为快速、实时的在线新闻模式,带来了哪些得失?这些变化对新闻质量和公信力有哪些更为广泛的影响?


John Markoff:每当我想到数字新闻,我总会想起麦克卢汉⁷的那句名言:“媒介即讯息。” 翻阅纸质报纸与观看晚间新闻,在网上读报或在手机上不停地刷新闻,带给人们的体验是截然不同的。如今,数字信息来源呈爆炸式增长,而传统的印刷新闻行业几乎走向消亡。同时,美国的记者人数也在锐减,而本土数字新闻媒体新增的工作岗位未能弥补这一缺口。社交媒体的崛起让信息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导致全球范围内虚假信息泛滥。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够恢复新闻机构的公信力。


The Nexus:在线新闻与传统的印刷新闻有哪些区别?经过严格审核的在线新闻应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记者又该如何帮助挽回因社交媒体影响而丧失的一部分公信力?


John Markoff:这些问题大多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我无法给出权威的答案。我注意到,虽然许多实验正在尝试创建能够产生信任的平台,但致使传统媒体失去公信力的力量依然强大,尤其是社交媒体,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媒体在美国的地位。我目前没有看到任何有效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回到错误信息更少的世界。


The Nexus:您认为人工智能能够完全取代新闻工作中的人类吗?或者说,新闻报道中是否还有一些领域是人工智能无法完全替代的?


John Markoff:这取决于你对“新闻”的定义。奥威尔⁸ 有句名言(显然他并没有这么说过):“新闻是有人不希望你知道的事,其他一切都是公关。” 我认为,传统上由人类采集的许多新闻内容都可以实现自动化。很久以前,我看到英特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演示了一款 AI,它可以通过监测人群的声音自动生成篮球比赛的精彩集锦。我立刻意识到,类似的技术可以应用于市议会会议。在我看来,传统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是最难自动化的领域,但这也取决于大语言模型相关技术的进展速度。总的来说,我对 AI 发展迅速的过度宣传持怀疑态度,但不可否认,AI 在语言处理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为取代人类劳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硅谷














The Nexus:您从小在硅谷长大,见证了它的崛起,并报道硅谷长达四十余年。在您看来,是什么让硅谷成为全球创新和科技人才最向往的中心?你认为哪些创新想法推动了硅谷的成功并使其一直保持卓越地位?


John Markoff: 我多次思考过这个问题,并在我的三本书⁹ 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硅谷之所以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是因为它显著的文化多元性,而非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五十年多来,硅谷一直吸引着全球最优秀的人才,由此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创新社区。不过,我认为硅谷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偶然的。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科学家曾提出“在混沌边缘的创造力”(creativity on the edge of chaos)。这一概念准确描述了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Stanfor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斯坦福研究所增强研究中心(SRI Augmentation Research Center)和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Xerox’s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三个实验室周围的环境,正是从这里诞生了个人计算机和现代互联网。这些实验室所产生的“伟大构想” —— 个人计算、网络技术和普适计算 —— 在推动创新朝特定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其重要性往往被低估了。


The Nexus:斯图尔特·布兰德一直积极倡导长期主义,并通过创立“长今基金会”(The Long Now Foundation)来推动这一理念。您认为如今的硅谷是否越来越重视这种长期思维,还是短期决策仍然占主导地位?与硅谷早期相比,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同?


John Markoff:我认为硅谷在所谓的 “互联网时间”(这一概念由英特尔的 Andy Grove¹⁰ 提出)的影响下,普遍已经脱离长期思维。现在的硅谷越来越重视短期市场回报,斯图尔特·布兰德和 Danny Hillis¹¹ 等人对此深感失望。但除了长今基金会提出的理念外,我并未看到硅谷在长期思维方面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在当前大炒人工智能概念的热潮下,硅谷的节奏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在我看来,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加速了这种由长期思维到短期决策的转变,而能与之抗衡的创新力量却微乎其微。


关于硅谷早期注重长期思维的研究项目,我这里有三个例子。这些项目并非以商业为目的,却彻底改变了数字世界:第一,Doug Engelbart¹² 的 NLS 系统¹³,获得 D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近十年的资助,催生了广泛的计算和网络技术,从而定义了现代计算世界;第二,在 Xerox PARC,Alan Kay 历经近十年的潜心研究,逐步完善 Dynabook 原型机,直接推动了现代便携式个人电脑和平板计算技术的诞生,如今这些技术已广泛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第三,20 世纪 80 年代,Mark Weiser¹⁴在 Xerox PARC 首次提出了“普适计算”的概念。他设想,微处理器将彻底改变我们的日常物品,比如电话和纸质笔记本,这些物品将如魔法一般变成计算机隐身起来。这个愿景已成为现实,就是今天的“物联网”。


The Nexus:您能分享一些您在报道硅谷及其中人物时的具体经历或故事吗?这些经历是否影响了您对技术演变的看法? 


John Markoff: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对我个人观点影响最深的,是 1977 年我刚开始在硅谷做记者时读的The Micro Millenium。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计算机科学家 Christopher Evans,他在书中详细论述了微处理器将如何改变人类文明。读完这本书后,我的想法是:“这是一个不错的报道领域。” 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硅谷的企业家和工程师对我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包括 Alan Kay,他认为“改变视角的价值相当于智商提高了 80 点”;Doug Engelbart,他是第一个理解半导体规模化重要意义的人;Mark Weiser,他认为计算机应该悄无声息地融入我们的生活,就像施展魔法一样。他们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我。


此外,作为记者,我曾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1989 年,我参观了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 Kendall Square Research,这家公司当时如日中天,是最早的大规模并行计算公司之一。他们向我展示了一款基于微处理器的计算机架构,而这款微处理器竟然与当时很常见的 Sharp Wizard¹⁵ 使用的是同一条生产线。那一刻我意识到,技术创新的主导权正在从企业和军方研究机构向消费电子行业转移。几十年前,新技术往往由大公司或军方实验室研发,然后逐渐普及到消费市场。但现在,情况发生了逆转。在目睹这一切后,我会这样形容整个过程:“未来,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将出自那些生产圣诞礼物的公司。” 索尼的 PlayStation 和 Xbox 就是早期的例子。



科技的力量














The Nexus:在一个日益由算法主导的世界里,过度依赖算法决策可能带来哪些风险?这是否会导致人类创造力的丧失?我们该如何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John Markoff:关于算法越来越多地操纵人类行为的报道一直有很多。人们正在努力监管这些技术,然而,美国科技公司出于自身利益,对监管措施强烈抵制。现实情况是,算法早已成为这些公司商业模式的核心,提升盈利能力是其首要目标。此外,我更担心的是“博格人”(Borg,半有机物半机械的生化人)的出现。“博格人”源于《星际迷航》系列中的外星种族,他们常常向自己的目标发出警告:“抵抗是徒劳的,你们将被同化(Resistance is futile, you will be assimilated)。”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脑机接口的发展。我认为,保持人类与机器之间的清晰界限至关重要。


The Nexus:多年来,您一直关注人工智能领域,并采访过行业中的很多关键人物。他们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有着哪些不同的看法?您遇到过哪些截然不同的观点? 


John Markoff:硅谷的人工智能设计师们对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和方向有着广泛的看法。我认为,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将科学与科幻区分开来。2012 年,宗教学教授 Robert Geraci 创作了Apocalyptic AI: Visions of Heaven in Robot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Virtual Reality 一书。他在书中探讨了宗教信仰与技术信仰之间的相似之处。时至今日,在关于人工智能发展速度及其影响力的讨论中,仍然存在很大程度的宗教因素。在我看来,无论是宠物还是机器,人们总是倾向于将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都拟人化。我过去一直是斯坦福大学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The Stanford Institute for Human Cente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常驻作家,我了解到,该研究所正在努力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伦理困境,并试图找到解决之道。


如今在硅谷,围绕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派观点。一派坚信通用人工智能(AGI)即将成为现实,甚至可能在十年内实现;而另一派则认为,当前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发展速度正在明显放缓。此外,还有人相信这些模型正逐渐具备意识,而另一些人则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人类倾向于将无生命的事物拟人化的结果。


The Nexus:我们应该如何应对AI幻觉(AI Hallucination)¹⁶ 所带来的挑战,尤其是当这些由 AI 生成的信息看起来非常真实可信的时候?为了让 AI 能够安全、可靠地应用,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 AI 生成虚假内容?


John Markoff:首先,根据我个人的使用体验,人工智能模型在减少幻觉问题上并没有取得持续性的进展。不过,我确实看到许多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被提出来。关于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我支持那些主张加强监管控制的观点。企业应该对其系统的安全性负责,并必须证明这些系统是安全的。




The Nexus

注释:

  1. 斯图尔特·布兰德 (Stewart Brand),出生于 1938 年,是一位美国未来学家、作家、摄影师、环保主义者,同时也是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先锋。1968 年,他创办了《全球概览》,这本杂志和产品目录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深刻影响了硅谷的科技文化。布兰德还是早期在线社区 The WELL 的创始人。作为当时互联网最早的在线平台之一,The WELL 不仅促进了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深深影响了早期网络文化,并为后来各种网络社交平台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2. 《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是斯图尔特·布兰德于 1968 年创办的刊物,其核心理念是“获取工具”,旨在为个人提供自给自足和动手实践的工具和知识。这本刊物涵盖了从工具、书籍到生态、教育等领域的产品推荐,但并不直接销售产品,而是提供厂商的联系信息,帮助读者获取资源。《全球概览》不仅是一本产品目录,更是上世界六、七十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和环境保护思潮的象征。它提倡个体自主、生态意识和技术共享,影响了当时的年轻人和后来崛起的硅谷科技创新文化,被视为数字时代和互联网思维的先驱读物之一。

  3. Robert Caro,出生于 1935 年,是美国当代最杰出的政治传记作家之一,以对权力、政治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深度剖析而闻名。他的作品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详实的资料搜集和生动的叙事风格而著称,被誉为美国政治传记写作的标杆。他的代表作包括关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的多卷本传记 The Years of Lyndon Johnson 和关于纽约市规划官员 Robert Moses 的传记 The Power Broker。他的作品不仅获得了多个奖项(包括两次普利策传记奖和两次美国国家图书奖),也为传记文学树立了极高的研究和写作标准。

  4. Alan Kay(艾伦·凯),出生于 1940 年,是美国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因在面向对象编程和图形用户界面(GUI)设计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他在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Xerox PARC)主导了首个现代窗口化桌面界面的设计,并领导开发了影响深远的面向对象编程语言 Smalltalk。此外,他还是“面向对象”这一概念的提出者。Alan Kay 于 2003 年荣获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图灵奖,并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等。他的工作对现代计算机技术和软件开发产生了深远影响。

  5. 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 是美国著名的建筑师、发明家、哲学家和未来学家。他的工作跨越多个领域,包括建筑设计、系统理论和技术创新。Fuller 最为人知的是他发明了 geodesic dome 建筑结构,这是一种由许多三角形单元组成的球形结构;这些三角形单元通过节点连接,共同形成一个坚固、轻盈的网格状球体。Fuller 还获得了 28 项美国专利,并出版了 30 多本书。他的创新思想和设计对现代建筑和科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6. Christopher Evans (1931 ~ 1979)是一位英国计算机科学家、作家和心理学家。1979 年,他出版了关于微型计算机革命的书籍The Mighty Micro: The Impact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此书在美国出版名为The Micro Millennium)。在书中,Evans 预测,计算机革命将比工业革命带来更深远的影响。他揭示了计算机的本质,并向读者展示了微处理器的普及将如何从根本上改变现代生活。

  7.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 ~ 1980)加拿大哲学家,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媒体理论家之一,被誉为“媒体研究的奠基人”。麦克卢汉的工作集中在探讨媒介如何塑造人类的认知和社会组织,特别是在技术革新背景下。他提出了著名的“媒介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理论,强调媒介本身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远大于媒介传递的信息内容。他还创造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这一概念,预言电子媒介将重新连接全球,打破地域与文化的界限。

  8.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 ~ 1950),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记者和社会批评家。他的作品以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对社会不公的揭露以及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支持而闻名。奥威尔最著名的作品包括寓言小说《动物农场》和反乌托邦小说《1984》。除了小说,奥威尔还撰写了大量的政治性散文和社会批评文章,他的作品深刻探讨了政治、文学、语言与文化等元素,影响深远,至今仍被广泛阅读和研究。

  9. 指《谁是斯图尔特·布兰德》《睡鼠说:个人电脑之迷幻往事》《与机器人共舞:人工智能时代的大未来》,这三本书均已在中国出版。John Markoff 还合著了另外三本书:与 Lenny Siegel 合著The High Cost of High Tech(1985年);与 Katie Hafner 合著 Cyberpunk: Outlaws and Hackers on the Computer Frontier(1991年);以及与 Tsutomo Shimomura 合著Takedown: The Pursuit and Capture of Kevin Mitnick(1995年)。

  10. Andrew Stephen Grove(1936 ~ 2016)匈牙利裔美国商人和工程师,曾任英特尔公司第三任首席执行官。他在 1956 年匈牙利革命期间逃离家园,移居美国并完成学业。之后,他加入英特尔,成为第三名员工,并最终将公司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在 Grove 的领导下,英特尔在芯片技术和创新方面的不断突破,并对全球电子制造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7 年,《时代》杂志将他评为“年度人物”,表彰他对芯片行业的贡献。

  11. Daniel Hillis(出生于 1956 年),美国发明家、企业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以开创并行计算机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而闻名。他创立了 Thinking Machines Corporation (思考机器公司)—— 一家专门从事超级计算机制造和人工智能研究的公司。2001 年, Hillis 被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以表彰他在并行计算机、 并行软件和并行存储领域的杰出贡献。此外, Hillis 还提出了一个建造能持续运行一万年的机械钟的项目,这个项目成为了他与斯图尔特·布兰德共同创办的长今基金会(The Long Now Foundation)的开创项目,他目前担任该基金会的联席主席。

  12. Doug Engelbart(1925 ~ 2013)是美国工程师和发明家,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先驱之一,以其在人机交互方面做出的革命性贡献而闻名。他在斯坦福研究院(SRI)增强研究中心(Augmentation Research Center)实验室期间,发明了计算机鼠标,并参与开发了超文本、联网计算机及图形用户界面的雏形。这些创新成果在 1968 年举行的 “The Mother of All Demos” 中首次亮相,极大推动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13. NLS(oN-Line System)是 20 世纪 60 年代开发的一种革命性计算机协作系统,由 Douglas Engelbart 设计,并由斯坦福研究院增强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实现。NLS 是第一个实现现代计算机概念的系统,它包括超文本链接、计算机鼠标、按相关性组织信息和屏幕窗口化等功能。这些创新为后来的计算机技术和用户界面设计奠定了重要基础。

  14. Mark Weiser(1952 ~ 1999)美国计算机科学家,被誉为“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之父”。在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Xerox PARC)担任首席技术官期间,Weiser 提出了“普适计算”这一概念,强调计算技术应无处不在、无感知地融入日常生活,而非单纯依赖传统的计算机设备。他的这一理念不仅影响了计算机科学领域,也为未来智能设备和物联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为一位远见卓识的技术先驱,Weiser 的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15. Sharp Wizard 系列是日本夏普公司推出的便携式电子设备,集成日程管理、通讯录等功能,替代传统纸质记事本。它具有小巧的设计和实用的数字键盘,方便用户管理个人信息。

  16. AI 幻觉(AI Hallucination) 是指人工智能系统(尤其是生成式AI)生成的内容看似真实或可信,但实际上完全虚构或错误的现象。这种问题在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系统中尤为常见。




采访问题审校: Ron Frederick

采访及文字编辑:Alex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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