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的自由之路：Richard Poynder对话自由软件运动创始人Richard Stallman

本篇采访发表于 2006 年 3 月 21 日¹

1953 年，Richard Stallman 出生在纽约曼哈顿。父母在他 9 岁时离婚，作为家中的独生子，他的童年生活非常孤独。Stallman 从小便展现出对数学和物理的过人天赋，同时对古代文明充满了兴趣。早在接触电脑之前，他便对其痴迷不已。甚至在 9 岁时，他就开始尝试在纸上编写计算机程序。

即使母亲再婚，Stallman 也从未找到家的归属感，直到他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物理。1971 年，还是大一新生时，他就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²。在那里，Stallman 成为了一名“黑客”³，并参与了实验室传奇操作系统ITS（Incompatible Timesharing System，非兼容分时系统）⁴的开发。

正是在人工智能实验室，Stallman 萌生了开发自由软件的想法。这次思想的转变还要源于一次失败的尝试：当时 Stallman 想要改造一台施乐打印机，使其能在打印作业完成后自动通知用户，为此，Stallman 需要打印机的源代码⁵。但他在索要时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源代码属于公司机密。

由于无法分享源代码而改善同事的工作，Stallman 非常气愤，并开始思考他所称之的“伦理问题”。他的结论是：分享信息是人类合作的重要方式，因此任何拒绝分享源代码的行为都是对合作精神的破坏。

然而，真正促使自由软件运动（Free Software Movement）诞生的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MIT 将自己开发的 LISP 系统⁶ 授权给了两家从 MIT 人工智能实验室独立出去、由前黑客创立的公司，其中一家便是 Symbolics⁷。然而，这家公司却出人意料地宣布，他们禁止 MIT 将 Symbolics 对软件所做的任何改进和添加复制到自己的系统中。

Stallman 认为，Symbolics 此举意在扼杀 MIT 的系统，使 MIT 人工智能实验室完全依赖于他们。面对这一威胁，Stallman 发起了史诗级的黑客行动。他将 Symbolics 对系统的所有改进自行复刻到 MIT 的系统上，同时还共享给了Symbolics 的竞争对手 LMI 公司。Stallman 的这一壮举后来被作家 Steven Levy 在《黑客》⁸ 一书中记录下来。

最终，人工智能实验室换用了更新的 Symbolics 机器。然而，这台新机器却无法运行 Stallman 一直致力于开发的 MIT 软件。面对这一现实，他意识到 MIT 的系统已经沦为“非自由软件”，那个充满自由气息的社区也已经被“摧毁”。为了拯救这一局面，他决定发起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 —— 开发“自由软件”。1984 年 1 月，Stallman 毅然离开了人工智能实验室，投入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

从那时起，Stallman 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自由软件事业中。1984 年，他推出了雄心勃勃的 GNU 计划（GNU Project）⁹，旨在开发一套完全自由的类 Unix 的操作系统¹⁰。1985 年，他创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FSF，Free Software Foundation）¹¹，并开始雇用其他程序员共同开发 GNU 系统。1989 年，他又推出了被他称为“Copyleft” 的全新版权许可 —— GPL¹²（通用公共许可证，General Public Licence），彻底改变了软件版权的格局。

Copyleft 的颠覆之处在于，它巧妙地利用传统版权法（传统版权法旨在将创作变成私有财产）来实现相反的效果。通过在软件上附加 Copyleft 许可证，开发者既能主张自己的所有权，又能慷慨地分享部分权利，尤其是复制和修改软件的权利，从而鼓励他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这种做法并非简单地将软件公之于众，而是由创作者主动设定软件自由使用的条件，从而对软件的使用方式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

为了更清晰地表达他的理念，Stallman 提出了“自由软件的四项基本自由”。这四项自由分别是：

1. 运行程序的自由

2. 研究和修改源代码的自由

3. 复制和分发软件的自由

4. 发布或分发修改版本的自由

“我认为软件不应该是私有财产，” Levy 引用 Stallman 1983 年的话说，“因为这种做法损害了全人类的利益。这会阻碍人们从软件中获取最大好处。”

然而，人们对自由软件普遍存在误解：正如 Stallman 反复强调的，自由软件并不意味着“免费”使用，而是指用户拥有运行、研究、复制和分发修改版软件的自由。因此，它的源代码必须始终公开，不得私有化。

正因如此，GPL 不仅要求在其许可下发布的软件必须是自由的，还要求软件代码在被修改和重新分发时必须始终保持自由。但令 Stallman 恼火的是，因为有效地推动了自由软件的普及，后一个要求常常被描述为具有病毒式的传播效应。¹³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GNU 操作系统已经基本成型。

然而，由于其内核 GNU Hurd¹⁴ 一再延期，系统始终缺失一个至关重要的组件。恰在此时，Linux 应运而生 —— 它是一个自由内核，由芬兰人 Linus Torvalds 开发。¹⁵

Linux 同样基于 Unix，所以它能够与 GNU 系统兼容。程序员们开始将 Linux 与 GNU 的组件相结合，打造出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一时间，各种 GNU/Linux “发行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迅速席卷全球。

然而，令 Stallman 感到愈发失望的是，这些发行版逐渐被简称为 Linux，而非 GNU/Linux。这种简化不仅忽视了 Stallman 在这一项目中的重要贡献，更让他感到沮丧和愤怒的是，它忽略了自由软件背后的哲学理念。

Stallman 感到更加失望的是，1998 年，OSI（开源倡议组织, Open Source Initiative）¹⁶成立。OSI 采取了更为务实、商业化的策略，他们强调 GNU/Linux 系统的技术优势，却淡化了 Stallman 所倡导的软件自由理念。简而言之，Stallman 倾力打造的社区，正在逐渐偏离他最初的愿景。

对于不熟悉内情的人来说，开源和自由软件之间的微妙差别常常令人困惑。毕竟，这两个概念都强调软件源代码的公开共享。而且，大多数开源软件仍然采用 Stallman 的 GPL 许可证。

然而，这些差别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理念分歧。开源阵营更注重开发出性能更好、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软件。相比之下，自由软件倡导者始终强调 Stallman 提出的四项基本自由，他们认为这关乎道德与伦理，而非单纯的技术优势。

开源倡导者还高度赞赏 Torvalds 在开发 Linux 时所开创的全新软件开发模式。这种模式由 Eric Raymond 在 1997 年的《大教堂与集市》¹⁷一书中进行了深入阐述。

简而言之，Torvalds 巧妙地利用互联网，成功组织并协调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数千名志愿开发者。他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效方式共同编写软件代码。Eric Raymond 将这种协作模式比喻为一个“集市”。在这个“集市”中，各种不同的目标和方法自由交汇，却能产生出乎意料的优质成果。它与 Frederick Brooks 在 1975 年出版的《人月神话》¹⁸ 中所倡导的自上而下的传统开发模式相比，能够产生更好的最终结果。

Brooks 认为，软件开发就像建造兰斯主座大教堂¹⁹ 一样，需要精心设计，由少数经验丰富的建筑师共同完成。因此，他主张软件的设计必须出自一个或少数几个思想一致的开发者。然而，Raymond 则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 Torvalds 所倡导的“集市”式开发模式，不仅能够加快开发速度，而且能有效减少软件中的 bug。Raymond 的“只要看的人足够多，所有的 bug 都好捉”²⁰ 这一观点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开发模式的优势：当有足够多的人参与代码审查时，任何问题都将暴露无遗并被解决。

对于 Stallman 来说，自由软件的核心在于保障用户的自由，而非单纯追求技术收益。他认为，技术上的优势只是额外的收获，而非必要条件。此外，过分强调技术优越性，会让人们忽视自由软件所代表的更深层次的哲学理念。

然而，当开发者，尤其是注重实用性的开发者，需要在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往往倾向于后者。开源软件的发展模式，如 Linux 的成功，更能直接满足开发者对快速、高效的软件的需求。相比之下，Stallman 所强调的哲学理念和道德准则，对于许多开发者来说，显得更为抽象和严格。

Stallman 认为，如今很难找到完全符合自由软件基金会定义的 GNU/Linux 发行版。他悲观地表示，“构建一个完全自由的操作系统的目标，不仅被人们遗忘，而且几乎已经被彻底放弃了。”

由于坚持自由软件的纯粹性，不愿妥协，Stallman 成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对开源运动的频繁批评，更加剧了这种争议。

尽管 GPL 始终是 FOSS（自由及开源软件，Fre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运动的基石，但其地位是否能长期稳固仍存在争议。目前推出 GPL 3.0 版本的尝试已经招来了大量的批评，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其对自由软件与专有软件合并为一个系统的限制，此外，其中的反专利、反 DRM 的条款²¹ 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比如，在 1 月份，Linux 之父 Linus Torvalds 就曾明确表示，由于 GPL 3.0 的中 DRM 条款，他不会将 Linux 转换为 3.0 版本²²。

实际上，许多人预测 GPLv3 会进一步削弱 Stallman 的影响力。竞争技术协会（Association for Competitive Technology）²³主席 Jonathan Zuck 最近在 c|net 上发表评论²⁴，他认为：“Stallman 和自由软件基金会完全有权坚持他们的理念，反对专有软件，但问题是，会有多少人继续支持他们？”

然而，极少有人会否认 Stallman 对“自由知识运动”的开创性贡献。他至今仍是这一运动中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此外，GPL 在软件领域之外也颇有影响力。比如，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 licence）²⁵ 越来越受欢迎，它将Copyleft 的原则扩展到了文本、视频、音乐等多种媒体。

近年来，Stallman 积极参与反对企业和政府将软件专利化的运动，并一直强烈批评数字版权管理 (DRM，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²⁶ ，他更倾向于称之为“数字限制管理”。

1990 年，Stallman 获得了奖金为 24 万美元的麦克阿瑟奖²⁷。1995 年，在花完这笔奖金后，他主要靠不断受邀的演讲来维持生计。他自嘲地说，自己就像个中世纪的国王，四处奔波演讲，以此为生。

我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见到了 Stallman。他正参加一场反对软件专利的街头示威²⁸ 。他住在法国区的一间公寓里，窗外就是一片栗树成荫的公园。这天午后，阳光正好，公园里满是推着婴儿车散步的家长、遛狗的人、骑自行车的人，还有嗡嗡飞舞的苍蝇。

Stallman 亲自给我开的门。他光着脚，个子比我想象的要矮一些。一头浓密卷曲的黑发中已经夹杂了不少银丝，蓬乱的胡子让他看上去就像我太太那位苏格兰姨妈 Nonie 口中常说的“毛发旺盛的嬉皮士”。

他有着一双绿色的眼睛，与我对视时面无表情，甚至有些茫然。我主动伸出手，打破了这片刻的僵局。我们拾级而上，走进一个长长的房间。房间的地面上铺着部分被红色地毯覆盖的镶木地板。

面向楼梯这一端摆放着一张木桌和几个长椅。桌子上放着一瓶红酒、一些奶酪和一袋巧克力曲奇饼。房间的另一端是一扇宽大的落地窗，窗框是绿色的木头。房间里摆放着几件古朴的木制家具，看起来像是胡桃木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台大电视，另一个角落里是一套音响。地板上还躺着一只巨大的玩具熊。

我们走到窗边，那里摆放着两个巨大的沙发，它们被摆成 L 形，沙发上同样覆盖着红色的地毯。旁边的小茶几上堆满了书籍和纸张。

Stallman 背对着窗户，坐在沙发上，一台笔记本电脑在他身旁嗡嗡作响。我坐在另一张沙发上，身旁蜷缩着一只漂亮的小黑猫，它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都睡得香甜。Stallman 穿着一件红色的T恤，微微隆起的肚子让T恤显得有些紧绷。我注意到他前臂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一直延伸到肘部，那是他在芬兰一个冰雪覆盖的机场摔了一跤，经过多次手术留下的痕迹。

我之前和 Stallman通过几次电话，发现他是个脾气不太好的采访对象。他性格有些古怪，既和蔼可亲又脾气暴躁。虽然他愿意花大量时间与记者和邮件询问者交流，但在回答问题时往往显得急躁且易怒。

今天的 Stallman 似乎格外暴躁。他说话时，声音忽而低沉浑厚，像极了Jack-Nicholson（美国著名演员），忽而又尖锐刺耳，活像个生气的少年。每当他觉得我问的问题很愚蠢或者我理解能力有问题时，就会不自觉地提高嗓音。

在我们开始交谈前，Stallman 走到音响旁放了一张CD ，是“Antenna Repairmen”²⁹ 的唱片。这个三人乐团以即兴创作和实验性的音乐风格著称，热衷于用陶瓷乐器演奏打击乐。他们的乐器五花八门，从巫毒鼓³⁰ 和碗，到管子、花瓶和 ghatam³¹ ，应有尽有。因此，我们的谈话一直被各种奇奇怪怪的敲击声打断，就好像有个喝醉的厨师正在厨房里捣鼓锅碗瓢盆。这嘈杂的环境，似乎与 Stallman 此刻烦躁的心情不谋而合。

采访的前半段，Stallman 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仔细检查着他的头发，同时还不断摆弄着自己的手和T恤。他不时坐直身体，厉声说道：“这完全是混淆概念，我无法回答。” 或者“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有一次，他指责我误解了他的意思；另一次，他又抱怨我的问题让他“抓狂”。

当我反驳他有些好斗时，他立刻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接下来的采访，他一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偶尔漫步到房间的另一头拿起一块巧克力曲奇饼，或跳上几下踢踏舞 （年轻时，Stallman 曾是个民间舞爱好者）。有一次，他开始捶打地板上那个大玩具熊玩。

两个小时后，我身边的黑猫伸了个懒腰，起身开始抓挠沙发上的地毯。我以此为信号，准备结束采访。

然而，当我正要离开时，Stallman 在楼梯口叫住了我。之前他一直拒绝谈论开源运动中的其他人，现在却主动邀请我坐在房间尽头的木桌旁，重新开启录音机。一边吃着奶酪，他开始抱怨 Eric Raymond 总是夸大他自己在自由软件运动早期所做的贡献。Stallman 坚称，Raymond 这么做是为了让后来背叛自由软件的举动显得更有份量。

拿上这段意料之外的录音，我重新踏上了布鲁塞尔阳光灿烂的街道，心里想着很快就会有一支摄制组来采访 Stallman，为他们正在制作的纪录片拍摄素材。

Stallman 的告别和他的欢迎一样突然而随意。当我走回酒店时，我得出一个结论：尽管他看起来很难与人建立联系，有时甚至会表现出不耐烦，但实际上 Stallman 渴望与人交往。我甚至觉得，他之所以一直留住我，并不是为了抱怨 Raymond，而是在摄制组到来之前单纯地不想一个人待着。

Richard Stallman

（采访中，Richard Poynder 与 Richad Stallman 的名字使用了缩写 RP 和 RS。）

RP：你第一次接触计算机是什么时候？

RS：我第一次接触计算机是在大约 9 岁的时候，我当时在夏令营里读了一本操作系统手册。我被这本书深深吸引，甚至开始在纸上写起了程序。

RP：是什么吸引了你？

RS：通过编程，你可以解决很多难题。它就像是一种万能的解谜工具。而且能够让机器按照我的想法去工作，无论它做的事情是否有用，对我来说都太奇妙了。

RP：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计算机上编程的？

RS：1969 年，当时我 16 岁，作为课后活动，我去了纽约的 IBM 科学中心。在那里，我有机会接触到一台计算机。由于没有现成的软件可以使用，我只能去研究那些技术手册。于是，我开始对操作系统软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尝试自己编写。

RP：除了计算机，你早期还有哪些兴趣爱好？

RS：我以前对数学和物理十分感兴趣，还有历史，尤其是古代历史。

RP：你为什么会喜欢古代历史？

RS：我总是对那些遥远古老的文明充满好奇，它们如此不同，又距离我们如此遥远，难以捉摸，这让我感到非常着迷。

RP：Free as in Freedom³² 一书的作者 Sam Williams 将你描述为神童，但你的童年却经历了父母离异和挚爱的祖父母去世的双重打击。我想你小时候一定经历了很多吧？

RS：很多人都会经历这样的事。但对我来说，这段经历确实很痛苦，也对我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RP：父母分开后，你和再婚的母亲一起生活，而且依然是独生子。那个时候你是否感到很孤独？

RS：我以前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但答案很明显，我小时候确实感到非常孤独。

RP：Sam Williams 在书中提到，你小时候在社交方面有些困难。他猜测你可能患有阿斯伯格症³³，还说你经常因为别人思维不够清晰而感到沮丧。是这样吗？

RS：我在与人相处时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原因很多，我也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不过，我可以肯定我没有阿斯伯格症，但有时我怀疑自己有一些轻微、类似阿斯伯格的倾向。（有些人认为，许多“正常”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这样的轻微倾向。）

RP：在进入哈佛大学读书以后，周围都是非常聪明的人，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与人相处也变得容易了？

RS：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到了哈佛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和人际关系。不过，我一直不太擅长和女孩子相处。

RP：也许是受原生家庭的影响？

RS：有可能。不过那些男女之间的相处之道，我从来都学不会。

RP：你在哈佛读书期间，同时还在 MIT 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

RS：对，我的主要工作是改进操作系统。这个工作简直太完美了，让我非常着迷。

RP：毕业后，你选择了留在人工智能实验室。你的专业是物理学，按理说你可以从事物理或数学方面的工作。为什么会选择留在实验室？

RS：对于数学和物理，我只能不断钻研。而计算机不同，我可以创造出真正对人们有用的东西。这种成就感远远超过了单纯研究的满足感。

RP：有这样一个说法，你在人工智能实验室时的早期经历影响了你后来开发自由软件的决定。具体来说，有两件事促使你做出这个决定：一是 MIT 的管理员试图给计算机系统设置密码；二是你无法获取一台施乐打印机的源代码。 

RS：这样的事有很多，其中一个便是人们试图引入安全机制。要知道，黑客们在开发 ITS（非兼容分时系统）时，压根儿就没考虑过安全。大家都认为，安全措施只不过是管理员限制用户的工具。既然黑客们不想被管理员控制，他们当然不会实现这种安全机制。本质上，他们是在对管理员说：“我们绝不会让你们控制我们或任何用户的行为。” 顺便说一下，我不是唯一一个反抗的人，虽然我坚持的时间比其他人长。当时整个团队都持有这种观点。

RP：你把试图在 ITS 上实施安全措施的行为形容为法西斯主义，为什么？

RS：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当时大家都这么说。不过，我觉得这个词非常贴切。如果有人想要控制所有人，他们的想法就是禁止一切可能削弱他们控制力的事情。试想一下，如果你的整个生活都被这样控制，那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以前常说，一个带有内部安全机制的共享计算机就像是一个警察国家。

RP：打印机的问题出在你想要修理它，却拿不到源代码，对吗？

RS：不是修理。

RP：那是改造？

RS：不要再猜了。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请不要打断我。打印机的问题在于，我想让系统能够通知用户打印任务何时完成，或者打印机是否出现了故障。这样一来，大家就可以在打印完成时再去取回打印物，而不必一直去查看打印机。要知道，一直去查看打印机很麻烦，因为有时候会发生卡纸，或者有很多打印任务排队。

问题是，我们没有打印机的源代码，无法实现这个功能。虽然我可以去问施乐公司要源代码，但我认为我们肯定拿不到，所以我并没有去问施乐。

RP：当时发生了什么？

RS：我听说卡内基梅隆大学³⁴ 有人手里有这份源代码，所以在下次去匹兹堡的时候，我找到了他，并向他要这份源代码。但他以签了保密协议（Non-Disclosure Agreement）³⁵ 为由拒绝了。这让我非常气愤。

PR：如果你去问施乐公司，可能也会得到同样的答案，或者他们会要求你也签署保密协议。

RS： 很可能。但糟糕的是，他们可能会答应给我。如果那样的话，我可能就无法深刻体会到这件事背后的伦理意义了。

RP：你说的“这件事背后的伦理意义”是什么意思？

RS：那个家伙拒绝和我分享代码是错误的。我当时觉得他是个混蛋，因为他完全可以和我们合作大大改善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状况。

签署保密协议是他犯的另一个错误：这是对另一件错事的承诺，相当于承诺与全世界为敌，而签署保密协议是对全世界的背叛，这种行为极其恶劣。他不该签署这样的协议，施乐公司也不该让他签署。正是通过思考他的所作所为，我才深刻认识到这种行为的错误之处。

RP：所以错在拒绝分享源代码？

RS：是的。分享知识是人类合作的重要方式。拒绝告诉别人他们需要知道的信息，是一种充满敌意的行为，而提前承诺这种事，更是对他人的背叛。

RP：在软件共享伦理问题上，我想最影响你的观点的一个重要事件，应该是人工智能实验室决定将部分软件授权给两家从实验室独立出去的公司。

RS：是的，MIT 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他们把我一直致力于开发的 LISP 系统变成了非自由软件，然后将软件授权给了两家公司（LMI 和 Symbolics³⁶），但却没有保留 MIT 重新分发这些公司对软件所做修改的权利。

RP：这就导致 Symbolics 公司坚持认为他们对软件做的任何修改都不能被复制到 MIT 版本，对吗？

RS：是的，他们决定，虽然 MIT 的用户可以同时使用 Symbolics 的系统，但不能将 Symbolics 的改进合并到 MIT 的系统中。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 MIT 的系统逐渐衰落，迫使所有 MIT 用户转而使用 Symbolics 的系统。这样一来，Symbolics 的竞争对手 LMI 就只剩下一个既不活跃且无法得到持续维护的系统版本了。³⁷

RP：所以你投入到了一场编程马拉松中，目的是确保 Symbolics 做的所有更改和改进都被复刻到 MIT 的系统中？

RS：没错。我把它看作一场 Symbolics 试图“入侵”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战争。所以我决定，要一一对应地在 MIT 系统上实现 Symbolics 所做的所有改动。

RP：最终结果如何？

RS：到了 1983 年，LMI 已经发展壮大，有了自己的团队，所以我认为他们完全有能力自行维护系统了。此外，人工智能实验室也开始引进更新的 Symbolics 机器，而 MIT 的软件已经无法在这些机器上运行。在忙于系统维护的同时，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背后的伦理问题，我发现是时候终止这个项目了。

RP：为什么？

RS：因为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使是 MIT 的系统也变成了非自由软件。这意味着，如果我继续维护 MIT 的系统，就等于参与了非自由软件的开发，而我不想这么做。另外，我虽然成功抵挡了 Symbolics 的入侵，但我们的社区已经不复存在了。

RP：人工智能实验室并没有关闭。

RS：不，教授和研究生还在，但除了我，其他所有黑客都离开了，正是他们让这个地方充满活力，也是他们反对引入安全机制，抵制法西斯主义。当他们离开后，实验室的氛围也随之改变。可以说，我的社区被摧毁了，所以我在 1983 年决定开发一个自由软件操作系统，目的是能建立一个新的、充满合作精神的社区。

RP：很多人觉得“自由软件”这个概念令人困惑，他们往往认为“自由软件”就是“免费软件”。但是，这里的“自由”并不是指软件的价格，而是指用户对软件所拥有的权利。也许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是自由软件？

RS：其实很简单，自由软件就是用户享有某些基本自由的软件。具体来说，自由软件的用户拥有四项基本自由：第一 （Freedom 0），运行程序的自由；第二 （Freedom 1），研究源代码并对其进行修改的自由；第三（Freedom 2），复制和分发软件的自由；第四（Freedom 3），发布或分发修改版本的自由。这些自由共同定义了自由软件。

RP：为什么它们如此重要？

RS：因为这些自由和我们平时面对食谱或者其他知识时所享有的自由是一样的。想象一下，如果有人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不能复制或者修改任何食谱，如果这么做了，你就会被当作盗版者而抓进监狱，你会是什么感受？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明白我为什么发起自由软件运动了。

RP：你是如何开创自由软件运动的？

RS：最初，我写了一份文件，向硬件制造商呼吁支持这个项目，告诉他们这样做能降低成本。但他们没有回应。于是，我重新写了一份文件，直接面向公众和程序员，并在 1983 年发布到网络上。我在文件中宣布，我正在开发一个类 Unix 的操作系统 —— GNU，并希望有更多的程序员能加入我，共同编写代码。³⁸ 1984 年 1 月 5 日，我辞掉了在 MIT 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 GNU 的开发中。

RP：那你是怎么想到在 1985 年成立自由软件基金会（FSF）的？

RS：1984 年，已经有两三名程序员自愿加入了我们的项目。但是，为了支付更多程序员的薪水，我决定筹集资金。我心想，如果能发布 GNU Emacs³⁹，让大家看到我们的项目是实实在在的，并且能开发出实用的软件，那么大家可能会愿意捐款。

RP：当时是否筹集到很多钱？

RS：我们从出售 GNU Emacs 文本编辑器的磁带拷贝中获得了远比捐款更多的收入。并且，基金会的员工规模已经达到了 11 人左右，并开发出了几个重要的程序，比如 GNU C 库⁴⁰ 、 Bash⁴¹ 和 GNU shell⁴²。

RP：FSF 现在有多少员工？

RS：9人左右。最初，大多数员工都是程序员，但现在一个程序员也没有了。

RP：这是否反映了 FSF 目标的转变？

RS：这反映了环境的变化。随着参与自由软件开发的人数增长到约一百万，我们哪怕再多聘用几个程序员，也不会对整个社区产生太大影响。

RP：为了支持你的自由软件事业，你同时提出了 Copyleft —— 最著名的就是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GPL）。你是怎么想到 Copyleft 这个概念的？

RS：我记不太清楚了，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看到有些人会在电子邮件中添加复制许可声明，比如“允许复制此消息，但必须保留此声明”。然后，我将这个概念推广开来，允许对内容进行修改。所以，你可以将 Copyleft 概括为“只要保留此信息，就可以复制和修改这个作品”。不过，为了防止有人钻空子，破坏我们的初衷，我们还需要制定一些详细的规则，这就是 GPL 包含那么多细节的原因。

RP：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别人会拿你的软件去牟利吧？

RS：没错。在我开始 GNU 项目之前，我就见过一些自由软件被改成了收费软件。也就是说，有些人修改了自由软件，然后将其作为私有软件发布。我意识到，如果不加以阻止，这种事情会愈演愈烈，我推广自由软件的目标就会失败。Copyleft 就是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RP：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开发 GPL 的？

RS：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GPL）是在 1989 年首次发布并使用的。但在此之前，我们已经为一些特定的程序开发了许可证，比如 GNU Emacs 通用公共许可证（GNU Emacs General Public Licence），从 1985 年第一个 Emacs 发布起就开始使用了。所以，GPL 的基本概念其实在那时候就已经形成了。

RP：你的想法显然引起了很多程序员的共鸣，从而促进了许多自由软件项目的诞生。后来成为 GNU 操作系统内核的 Linux，就是由芬兰的 Linus Torvalds 开发的。

RS：是的，Linux 是在几年后才开发出来的。在我们几乎完成 GNU 系统时，Linus 才加入。另外，我不会说 Linux 是 GNU 系统的内核。GNU 通常与 Linux 配合使用，但 Linux 并不是 GNU 的一部分。

RP：然而，在添加了 Linux 之后，人们开始将 GNU 和 Linux 的组合系统简称为“Linux”。为什么这么多人现在都认为 Linux 内核就是整个操作系统，而忽略了你做出的巨大贡献？

RS：我不知道。可能是“操作系统”这个概念在历史上一直以两种方式存在。对于类 Unix 系统来说，操作系统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边界，它通常由数百个不同的程序组成。这是一种方式。由于我当时在开发一个类 Unix 系统，所以就采用了这种比较模糊的定义。但另一方面，有些操作系统课程只教授内核相关的内容，这就导致了人们对操作系统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

不管怎样，一开始 Torvalds 说他开发了一个内核，而 Linux 就是这个内核。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把整个系统都称为 Linux，而实际上它是 GNU 加上了一些其他部分。事实上，今天大多数 GNU/Linux 发行版都包含数千个软件包。

RP：Linux 在整个系统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

RS：这个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我只有来自 1995 年某个特定发行版的确切数据。当时，GNU 项目发布的软件占 28%，而 Linux 占 3%。其余约 70% 的软件来自其他开发，但其中最大的部分还是 GNU。

RP：也许 Linux 的高知名度很大程度上归功于 1998 年开源运动的兴起？

RS：我不这么认为。GNU/Linux 在那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自由软件基金会（FSF）和开源运动的理念分歧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已经形成了，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新观点。

RP：在你看来，为什么开源运动获得了如此广泛的关注？

RS：很明显，如果跟那些认为自由是荒谬的人谈论自由，不如直接告诉他们使用这个系统的好处来得更有效。人们发现 GNU/Linux 组合既强大又可靠，所以他们开始向其他人推荐：“这个系统不仅好用，而且还免费，你们也来试试吧。”

就这样，你说服了更多人使用 GNU/Linux，但他们对其背后的理念却理解得不够透彻。你获得了大量肤浅的支持，却错失了获得更多深度支持的机会。

当时包括 Linus Torvalds 在内的一群人都持这种说辞。Torvalds 从来不是一个为程序员和用户争取自由的人，但他却成功地吸引了大批用户。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GNU/Linux 系统已经拥有了数百万用户，但其中大多数人对 GNU 的理念一无所知。

RP：在你看来，自由软件运动和开源运动的区别是不是这样：开源运动是技术运动，而自由软件运动则是社会和政治运动？

RS：是的，二者基本的哲学理念完全不同，只是在实践层面有所交集。

RP：和开源人士一样，你也不反对人们通过自由软件获利，是吧？

RS：完全不反对。但如果有人认为自由软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商业利益，或者在于它的功能强大、稳定可靠，而不是在于自由本身，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捍卫我们的自由。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将威胁到我们的社区。

RP：所以这是一个被重点强调的问题。

RS：对一些人来说确实如此。有些人认同自由是一个目标，但他们更强调实用性，认为这样更容易让人们接受他们的观点。他们没有意识到，为了迎合大众而传递更容易被接受的信息，实际上是在传达不同的理念。开源运动的支持者们起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们的做法取得了短期的成功，但从长远来看却削弱了自由软件运动的力量。许多人并没有把目光放长远。

RP: 所以区别在技术优越性和自由之间？

RS：虽然有时两者能够共存，但它们确实不是一回事。

RP：所以这是该优先哪一个的问题？

RS：正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希望软件功能更强大、性能更可靠，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核心目标。关键问题在于：你看重的是获得“最佳”软件（只能从实用角度解释），还是更看重尊重人们自由的软件？

RP：在你看来， 开源运动是有利有弊，还是完全没有好处？

RS：开源运动的倡议者确实为我们的社区做出了贡献，虽然不是所有人，但很多人都有所贡献。比如，很多人受到开源运动的启发，开发了自由软件。这些软件都很好，所以开源运动有积极的一面。但问题在于开源运动的弱势，它没有充分强调自由的重要性，导致很多人虽然参与了开发，却并没有真正理解自由软件的本质。他们不会主动去捍卫自己的自由，更不会去捍卫我们的自由。

RP：开源运动非常强调 Torvalds 在开发 Linux 时所开创的开发方法，对吧？这种方法后来被 Eric Raymond 称为“集市模式”：通过互联网组织大量程序员，从而实现更快速、更少 bug 的软件开发。自由软件基金会（FSF）也推崇这种模式吗？

RS：我们并不反对“集市模式”，但这不是我们的关注重点。自由软件也许促进了这种模式的使用，并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本质上“集市模式”与自由软件毫无关系 —— 自由软件所关注的并不是开发方法。因此，虽然“集市模式”可能会带来一些附加好处，但它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或重点。

RP：你认为你当初为自由软件运动设定的目标被颠覆了吗？

RS：实际上，情况比颠覆更严重，可以说是几乎完全失去了目标。我刚跟你提到的那个 1995 年的发行版是完全自由的，其中 28% 的程序都是由 GNU 计划发布。但现在，几乎找不到完全自由的发行版了。

RP：为什么会这样？

RS：有人为了吸引用户，打着“奖励”的旗号，开始在 GNU/Linux 发行版中加入非自由软件。为了竞争，其他人也纷纷效仿，提供非自由软件作为“奖励”。这种做法的后果就是：今天我们虽然拥有数千万人使用的 GNU 系统的某个版本，但完全自由操作系统的目标不仅被遗忘，而且几乎彻底作废了。

RP：谁应该负主要责任？

RS：在整个社区，这种现象已经相当普遍。然而，Linus 允许动态链接到非自由驱动程序的决定无疑是有害的。这使得非自由程序，包括应用程序和驱动程序，得以堂而皇之地进入 GNU/Linux 系统。虽然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 Linus 的决定肯定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

RP：你能详细说明一下非自由驱动程序的问题吗？

RS：许多设备无法与标准的 Linux 系统兼容，因为它们只能配合特定的非自由驱动程序。一旦使用了这些非自由驱动程序，整个系统就失去了“自由”。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棘手的问题：我们不想告诉用户他们应该使用非自由软件，但如果想让 Linux（作为整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些硬件上正常运行，又不得不依赖非自由驱动。

RP：那么……

RS：请听我说。如果我还在继续讲，我希望你不要这么快打断我。

RP：好的，但是我常常不太确定你什么时候回答完问题；也许你可以在回答完之后（以某种方式）提示我一下？

RS：但你不应该打断我，也不要随意猜测我的答案。这让我非常恼火。（Stallman 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总之，虽然我们无法阻止这种行为，但我们不能因此妥协我们的原则，而去帮助他人获取非自由软件。我们不能因为仅仅无法阻止某件事，就转而接受它。所以，我们正在招募人员来维护页面 —— 提供有关哪些硬件可以使用自由软件，哪些硬件不能使用的信息。这样一来，人们就能知道该购买什么产品，同时有助于我们向硬件制造商施加压力。

我们也想与这些制造商沟通。比如，我曾去过台湾，与台湾的制造商们进行了交流，实际上他们中有不少公司都有与我们合作的政策。

RP：你希望他们做什么？编写自由驱动程序吗？

RS：也不一定。如果他们能提供自由驱动程序当然很好，但这不是必须的。我们主要希望他们能提供硬件规格，这样我们就能自己编写驱动程序了。

RP：你说的自由驱动程序，是指源代码公开，并采用 Copyleft 许可证的驱动程序吧？

RS: 是的，自由驱动程序就是自由软件，用户能够享有四种自由。但它不一定采用 Copyleft 许可。

RP：我猜，你和开源运动能够达成共识的地方应该是对软件专利的看法吧？

RS：是的。我认为所有的软件都应该是自由软件。反对软件专利并不是什么极端的想法，而是大多数软件开发者都认同的观点。

RP：软件专利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RS：软件专利直接限制了每个用户使用电脑的方式。也就是说，它直接限制了数百万用户，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RP：是因为软件现在运行在这么多设备上的缘故吗？

RS：不，主要是因为现在越多越多人拥有计算机，这还不包括嵌入式设备。比如你，作为一名计算机用户，肯定不希望因为以某种特定方式使用计算机而面临被起诉的风险。这正是软件专利带来的威胁。

RP：你的意思是，即使是普通计算机用户，如果使用的程序侵犯了专利，也可能被起诉？

RS：是的，不仅是软件开发者和分发者，就连使用软件的用户都可能被起诉。

RP：专利历史悠久，在很多领域都有应用。那软件专利有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RS：软件专利尤其特殊，其中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专利与产品的关系。以药品为例，即使在今天，一种药物所涉及的专利数量通常也不会很多。相比之下，一个软件程序将包含数千种不同的技术（比如算法或功能），其中许多技术现在可能已经获得专利。

如果你并非程序员，那么将软件专利比作交响乐或者小说，也许会更有助于你理解。这些作品通常涵盖广泛，包含了大量不同的创意。拿小说来说，如果文学创意能够申请专利，那么任何写小说的人都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因为他们的作品所囊括的数千个创意都可以被单独拿出来申请专利。这样一来，所有写小说的人都将面临被起诉的风险。⁴³

RP：你能举个软件方面的例子说明一下吗？

RS：好的。举个例子，很多软件都用到进度条来显示任务的完成进度。没有人专门为了制作进度条而开发软件。程序员们在开发各种软件时，顺手加入了进度条以提升用户体验。然而，根据欧洲专利局的规定，进度条竟然也能申请专利。一个小小的进度条，作为软件的一小部分，也可以被单独保护。更甚者，一个软件可能包含数百个可申请专利的小功能。只要你的软件使用了这些专利技术，就有可能面临诉讼。

令人惊讶的是，支持软件专利的群体声称这能促进技术进步。然而，他们似乎并未深入思考因此所产生的后果，以及对实际情况的影响。

RP：所以软件专利是自由软件的直接威胁？

RS：绝对是直接威胁。Linux 内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一位美国律师报告称，他发现了 283 项不同的美国软件专利，每一项都能禁止 Linux 众多代码行中进行的某些操作。而且，这还仅仅是针对内核而言。据我所知，整个 GNU/Linux 系统的规模是内核的 400 倍。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推算，整个系统中可能涉及的专利数量将高达 10 万项。

RP：你刚刚将软件代码比作食谱，以此来说明自由软件代码的重要性。你还说过：“我认为所有普遍有用的信息都应该自由传播。这里的“自由”并不是指免费获取，而是指我们有权利复制这些信息，并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修改。那么，除了软件代码，你认为其他自由传播的信息也会带来社会效益吗？

RS：当然。问题的关键不是信息的载体，而是相关信息在社会中的作用。软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一种功能性很强的工具，通过让计算机执行某些操作来完成实际工作。还有其他各种类型的功能性工具，我认为它们也应该像软件一样始终是自由的，比如百科全书。我很高兴现在有了维基百科⁴⁴，我认为这是自由软件运动在知识共享领域的一次成功拓展。

不过，对于某些创作和艺术作品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举个例子，音乐通常不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而属于艺术和娱乐的范畴。对于这类作品，我认为每个人应该始终享有以非商业目的再分发完整作品副本的自由。这是每个人对这类作品应当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自由。

RP：这同样也是一个很激进的观点。毫无疑问，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你对 DRM（数字版权管理，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如此反感？

RS：你说的是“数字限制管理”吧。那些从 DRM 中谋取权力的人也许会提到“权利”这个词，但只不过是在混淆视听而已。对于公众来说，DRM 就是对权利的限制。它是邪恶一般的存在，应该被禁止。

RP：为什么？

RS：首先，DRM 剥夺了自由软件发挥作用的权利，这对自由软件非常不公平。然而，更严重的是，DRM 对用户施加了不可接受的限制，这本身就是邪恶之举。

RP：所以，这既关乎自由软件，也关乎公民的自由权利？

RS：没错。比如那些被 DRM “破坏”过的磁盘，不仅自由软件无法读取和播放，用户甚至连拷贝都做不到。破坏计算机的功能使人们无法拷贝是错误的；阻止人们拷贝同样是错误的。对于用户而言，这两种做法都非常不公平。

RP：像美国唱片业协会⁴⁵（RIAA，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和美国电影协会⁴⁶（MPAA，The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这样的行业组织声称，如果没有 DRM 这样的技术保护措施，他们的业务在数字时代就无法生存，因为信息现在可以如此轻易地复制。你如何回应一位电影行业高管的观点：“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业务，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

RS：我会这样回答，任何自私的动机都不是虐待他人的借口。现在有种奇怪的观点，认为只要说一句“我只是想赚钱”，就可以为自己的恶劣行为开脱。好像赚钱是一张通行证，可以为任何事情辩护。“哦，我打了他的鼻子，但我是为了赚钱，所以没关系。”

顺便说一句，电影和音乐的盈利模式多种多样。所以，使用 DRM 并不是能不能赚钱的问题，而是想赚多少钱的问题。

RP：你认为自由软件与其他自由开放运动之间有什么联系？比如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开放获取（Open Access）、开放频谱（Open Spectrum）、开放新闻（Open Journalism）和开放政治（Open Politics）等。

RS：开放的概念涵盖很广，而且大部分与自由软件关联不大，所以我一般不用这个词。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共享。因此，我们看到很多想要分享的人，同时也有很多试图阻止这种共享的人。

RP：这种斗争是不是数字网络发展的一个意外结果？

RS：是的。

RP：我理解你对“开放”这个词的不适，但你的思想无疑影响了其他许多相关运动的参与者。有趣的是，当我问 Lawrence Lessig 为什么将他的书命名为《自由文化》（Free Culture）⁴⁷ 而不是《开放文化》时，他告诉我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并补充说：“Richard Stallman 说得对，事关文化，而非商业。”

RS：是的，确实如此。但我必须说，他的观点与我并不一致。他的立场软弱无力，让我很失望。他缺乏坚定的道德立场。比如，他不敢明确反对阻止分享的行为。虽然我对他有一定影响，但远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RP: 你是否认为他在将讨论从单纯的软件问题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RS：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拒绝引用别人的观点。

RP：你支持知识共享运动（Creative Commons movement）吗？

RS：最初，知识共享许可证给予了人们最低限度的自由，允许大家以非商业性质分享完整副本，因此我至少支持它在艺术领域的应用。然而，后来出现了一些限制基本分享权利的许可证，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我曾呼吁他们回归最初的开放原则。

RP：你认为他们会这样做吗？

RS：我抱有希望，但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

RP：那么开放获取运动⁴⁸呢？该运动希望所有学术论文都能在互联网上免费获得。你支持吗？

RS：是的，我是《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倡议》⁴⁹ 的签署人。我一直呼吁，将“自由再分发”作为开放获取的核心要求。仅仅提供一个下载站点是不够的，人们还应该拥有建立镜像站点的自由。但对于学术论文，我认为人们不应该拥有发布修改版本的自由，因为对他人学术文章的修改并不能算作对社会的贡献。

RP：我知道你可能不愿意无条件地支持其他一些运动，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努力解决自由软件伦理问题的过程中，你所提出的问题已经引发了广泛的思考。你提到互联网鼓励共享，但本质上，我们正在见证专有信息与开放信息模式之间的博弈，不是吗？

RS：是的。这本质上是一场法西斯主义制度（赋予企业凌驾于人民的权力）与尊重自由制度之间的斗争。

RP：我想听听你对这场斗争的看法。比如，你在 1997 年写了一篇名为 The Right to Read 的短篇小说⁵⁰ 。小说描绘了一个暗淡的未来，版权法极端严苛，人们一旦将书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存储书籍的计算机）借给别人，就会面临牢狱之灾。九年过去了，你认为这样的世界会到来吗？对此，你是更乐观还是更悲观？

RS：我天生悲观，无法预见未来，所以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说，故事中我以为不会有人想到的部分，现在正通过背叛计算被提出来了。

RP：你说的“背叛计算”是指“可信计算”⁵¹，即通过在计算机硬件中内置强制执行使用规范，从而实现对计算机的控制，对吧？也就是说，第三方可以不考虑用户的意愿，直接控制我们如何使用自己的计算机？

RS：对，就是这个意思。最近我看到消息，英特尔已经将这种技术集成到了一些处理器中。这表明，威胁已经近在眼前了。

RP: 这个想法听起来令人沮丧，但自由模式和专有模式的斗争中，双方势必此消彼长。比如，取消“广播标记”⁵² 对支持自由模式的人来说是个积极信号。同时，尽管像《引诱侵权版权法案》（Induce Act）⁵³ 这样的压制性新法不断出现，但支持自由的新法，如 The Public Domain Enhancement Act ⁵⁴，也逐渐获得支持。也许，某些失去的自由能够重新夺回？

RS：有这个可能。但美国国会似乎更偏袒企业而非公众。⁵⁵ 无论如何，在我看来，预测胜负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如果这样来看待对自由的争取，更是错上加错。

RP：你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猜测这场斗争的胜负？

RS：是这样，我认为争取自由的斗争是存在的，但试图预测胜负是错误的。这个说法本身就将我们置于一个旁观者的立场。记者受训练以旁观者的视角思考，他们的报道常常将公众引导成旁观者或赌徒，这是一种错误的引导方式。试图通过预测谁可能获胜或谁似乎更有可能获胜来报道任何民主政治斗争或争取自由的斗争，都是错误的。这种报道方式暗示了结果已定，劝阻公众参与其中。暗示结果已定，就是在告诉公众他们没有发言权，这本身就是反民主的。

RP: 那么记者们应该如何报道？

RS：记者应该向公众呈现各种可能的结果，让公众自己决定支持哪一方。他们应该告诉公众各方代表什么，以及他们为何而战，从而鼓励公众参与其中。这样做才能促进民主。

RP：记者试图通过引用双方发言人的话，让公众自行决定。

RS：这正是试图预测胜负的错误所在，这也是我拒绝引用双方观点的原因。

RP：我理解你的意思，但你对自由软件运动的最终结果有什么看法？

RS：我并不关注最终结果。我没有为未来的发展制定长期规划。我不擅长玩这种预测未来的游戏，就像我不擅长下棋一样。

RP：我在想，也许对你来说，动力是斗争本身，而不是赢得这场战斗，获得最终的胜利？

RS：不，不，这是一种误解。我之所以参与斗争，正是为了实现胜利。人们为自由而战是因为他们渴望自由。我并不是说你不应该考虑目标，而是说我们不应该去猜测自己是否会赢。

RP：那就是要心无旁骛地投入这场斗争？

RS：不，不是这样。我不想重复自己的话。如果你有认真在听，你会知道我的意思并非如此。我对此感到有些不安，因为我说的话被你重新解释了一遍，而你的解释和我说的相去甚远。我强调的是，将焦点从核心问题转移到胜负预测，会削弱人们参与的意愿。因为一旦人们认为结果已定，他们就缺乏参与的动力。这不仅仅是心无旁骛的问题，而是要告诉人们该真正思考什么。

RP: 好的。其实我刚才的假设是，参与斗争的人也会有类似的想法：如果他们老是琢磨谁会赢，结果会怎样，那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参与进来也没什么必要，或者说没什么意义。

RS：我们应该思考我们寻求的最终结果以及如何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而不是去预测结果。

RP：通过这次对话，我发现你非常希望我能够完全理解你。

RS：是的。

RP：这挺值得注意的，因为大部分人并不这么想。

RS：我认为我是在通过你与公众对话。我想向他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为什么而战。我希望他们能加入这场斗争。

RP：是的，我也希望公众能更了解 Richard Stallman 这个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RS：我从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RP：也许人们会发现，Richard Stallman 是一个比较好斗的人？

RS：也许是这样。（Stallman 站起来，在采访剩余的大部分时间里四处走动、跳舞、吃东西。）当然，要让我评价自己的性格，我可能会有偏见，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我对自己有些了解，但要让我总结自己，我觉得不太可靠。

RP：回顾自由软件运动的发展历程，你觉得在哪些事上你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RS：我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也不太想回答。但也许在一些细节上，我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RP：能否举几个例子？

RS：我不太想做过多自我批评。那些只是小细节，没什么大不了的。

RP：我注意到你经常提到“社区”这个词。开源人士也是如此。对于黑客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对吗？

RS：其实他们并不都是黑客，有些人只是软件的用户，但他们确实属于一个大家彼此帮助的社区。而专有软件往往会阻碍这种社区的形成。

RP：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个社区内部似乎经常存在冲突。

RS：社区内部有不同意见很正常，这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RP：社区这个概念对你个人来说很重要，对吗？

RS：是的。我希望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人能伸出援手，同时我也愿意帮助别人。

RP：那个时候在人工智能实验室，是不是失去了你的社区？

RS：我失去了我的家园。

RP：你也曾这么形容过哈佛。社区和家的概念对你来说显然很重要。我想知道，你破碎的家庭经历是否让你对家和社区的渴望比一般人更强烈，从而成为你人生中的一大动力？

RS：可能吧。直到上了大学，我才真正有了家的感觉，然后我又失去了这个家。哈佛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到像家的地方。

RP：为什么？

RS：那里的氛围相对平和，大家一般不会对我发脾气，这让我感到很轻松。相比之下，我成长在一个充满愤怒的环境里。能够远离那些让我饱受压抑的氛围，我感到非常庆幸。

RP：你父母之间关系很紧张吗？

RS：他们经常对我发脾气，有时也会对其他事情发脾气。

RP：为什么会对你发脾气？

RS：我不知道。我不想谈这个。我父亲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发火。

RP：我也注意到，成长环境中充满冲突的人，往往对自己的立场非常明确。你对是非对错的看法很坚定，这是否与你的成长经历有关？

RS：一个人确实会受到包括基因以及成长经历在内的个人历史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以此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动机。你还应该警惕这样的错误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找出某人倾向或偏好的原因就会贬低他们所做事情的价值。比如，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立场是件好事。

RP: 我并不是特别在意行为本身应该被赋予怎样的价值，而是更关心行为背后的解释。对于你来说，你强烈的是非观是否和童年经历有关呢？

RS：即使两者没有关系，我也不会感到惊讶。但童年经历很可能是促使我如此渴望家的原因，也是我失去它时感到如此痛苦的原因。人们常说，童年的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再也回不去了。对我来说，这种变化来得特别快。大学毕业后短短 16 个月，我的家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再也没有了家的感觉。所有朋友的离开让我非常难过。

RP：这不是大学毕业后应该发生的事吗？在大学里待一段时间，毕业后自然会离开，开启新的生活。

RS：我不知道什么是“应该”，但我的家不应该就这样消失。

RP：所以你找到了人工智能实验室？

RS: 它也不存在了。⁵⁶

RP：那自由软件运动呢？它是你的新家吗？

RS：算是吧。一开始我确实这么认为，但它和传统意义上的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自由软件运动是一个分散的社区，没有固定的场所，不像在家一样能待在一个地方。我经常要到处奔波，这和在家里的感觉完全不同。

RP：那么，你现在觉得家在哪里呢？

RS：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在哪儿找到家的感觉了。上一次有家的感觉，还是和心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家就是我的家。那大概是一年半甚至更久以前的事了。

RP：所以，你现在在寻找新家吗？

RS：要是能再找到心爱的人就好了（Stallman 的声音略带哽咽）。但也不能说我正在刻意寻找。

RP：你在 1990 年获得了麦克阿瑟奖金。这是你一直以来的主要收入来源吗？

RS：其实那笔奖学金在 1995 年就用完了。

RP：那么你现在靠什么生活呢？

RS：我会通过一些演讲来获得收入。而且，我经常旅行，很多地方的人都会热情招待我，不用我花钱，所以生活开销比较少。这听起来有点像中世纪的国王。你知道，中世纪的国王经常要四处巡游，因为如果他们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当地人就会不堪重负，最终产生不满。

RP：这样的方式能足够维持你的生计吗？

RS：很多人邀请我去拜访，如果我待上几天，他们很乐意为我提供食宿。有时候他们还会支付一些费用。因为如果我不去他们那里，我就会去别的地方。别的人也会支付费用。

RP：你希望人们如何看待你对世界的贡献？

RS：我的目标是成为网络世界的解放者。这是我的公开使命。

RP：这既关乎自由软件，也关乎公民的权利，对吗？

RS：当然。事关自由和人权。

RP：是不是类似于电子前沿基金会（EFF，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⁵⁷ 所争取的事？

RS：大体上是的，但 EFF 主要致力于将已经确立的人权理念扩展到计算机活动中，而我则认为有一些新的权利，这些权利适用于：一、软件的使用；二、数字技术普及之后多种类型信息的使用。EFF 并没有说软件应该是自由的。所以，我支持 EFF 所做的工作，但我在做的事情是 EFF 不支持的。

RP：你的项目核心是追求自由这一政治目标，那么它如何融入更大的政治图景中？对于一项政治议程来说，这个目标似乎过于专一，甚至可以说有些封闭？

RS：确实，这个目标源于我的政治理想，但它聚焦在我们生活的某个特定领域。

RP：所以，你认为这是你唯一能抗争的领域，因为你对它最熟悉，对吧？

RS：没错。我一直认为，通过编写软件，发挥我的专长，是我为自由而战的最佳方式。我专注于这个领域，因为这正是我工作的一部分，理所当然也是我的责任。

RP：但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许多其他因素都与自由软件的理念背道而驰，你如何能在其中保有一片小小的自由天地？

RS：我做不到。别忘了，法西斯主义就是政府和企业沆瀣一气，践踏人们的自由。他们会禁止自由软件，实施软件专利，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RP：你是否希望你的自由软件和 Copyleft 运动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推动更广泛的社会变革？

RS：其实它已经不再局限于软件领域，而是扩展到其他实用性的工作中去了。如果你想更进一步地概括，我的观点是 ——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鲜想法 —— 这个世界不应该完全由商业利益驱动。这一点与许多其他运动的理念不谋而合。

RP：你刚才提到了你的政治理想。那么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RS：我支持自由和民主。

RP：我想，那些支持枪支自由的游说团体也会这么说吧？

RS：他们确实会这么说，但我并不认同他们的具体做法。总的来说，我主张人权和民主。

RP：你认为国家的作用是什么？

RS：国家应该保护人民，保障民众的福祉，这包括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同时也要防止任何私人机构或个人权力过大，从而威胁到民主制度。

RP：你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RS：很有可能。如果我生活在欧洲，我可能会投票给绿党⁵⁸。

RP：在你的网站⁵⁹ 上，你呼吁抵制卡特彼勒公司⁶⁰，因为他们向以色列出售用于拆除巴勒斯坦房屋的推土机。

RS：那只是我提及的众多事之一。我列出了一些我认为重要的斗争细节，目的是教育他人。

RP：抵制卡特彼勒这件事有些耐人寻味。因为你是犹太人，对吧？

RS：我有犹太血统，但我是无神论者。

RP：那么在中东问题上，你是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吧？

RS：我有一些亲戚在以色列，我不希望他们受到伤害，也不希望以色列被摧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支持践踏他人权利的恶劣手段。我认为以色列政府做的恶事比巴勒斯坦人多得多。本质上，在被占领的西岸生活就像住在监狱一样。我并不是那种为了保护自己而不择手段、认为是非对错不再重要的人。

RP：你还发表了一些关于伊拉克的短篇作品。你怎么看待这次美国入侵伊拉克？

RS：布什攻击伊拉克的真实目的昭然若揭。在我看来，不过是为了攫取伊拉克的石油资源，以及为了让自己的亲信集团牟取暴利。为此，他不惜捏造各种借口：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与基地组织合作、为伊拉克带去民主，这些不过是布什用来欺骗世界的幌子。说的好像他真会带来民主一样。布什对民主几乎一无所知，因为他已经把民主摧毁了。

RP：所以这场入侵一无是处？

RS：完全是灾难。按照纽伦堡标准⁶¹ ，布什犯有战争罪。因此，他应该在纽伦堡被处决。不过我并不主张处决布什，因为我反对死刑，但我认为他应该被判终身监禁。

RP：你有收到过仇恨邮件吗？

RS：我偶尔会收到一些带有情绪的电子邮件。几周前，我甚至收到了一封措辞极为恶劣的邮件，我没有回复。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会回复。这样的邮件数量并不多，而且内容大多比较理性。通常，对方只是对某个问题存在一些困惑，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聊一聊。

RP：非常感谢你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