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上井冈，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那时，朱德、陈毅带着南昌起义残部，也会师于井冈山，红军第四军自此诞生。
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陈毅主掌政治部。
不过，红四军虽成立，三人之间并非从无矛盾。
毛、朱、陈三人，君子和而不同，亦时有争论，或是理念相左。
可正因如此，这段革命情谊方显真切。
朱德和陈毅什么时候才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伟大？
君子和而不同
毛泽东与朱德二人的革命友谊，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从1928年至1976年，五十载风雨同舟，朱德与毛泽东的合作时间之久，已成党史、军史的一段佳话。
若论起名声，红军之中，非“朱毛组合”莫属。
可是，天下哪有全无争论的友谊呢？
朱德和毛泽东，纵然有过争执，但朱德最终还是坚定支持毛泽东，拥戴其领导，维系毛在党内的核心地位。
是的，“君子和而不同”。
正因这不尽相同，才显友谊的真诚深厚。
所谓“朱毛矛盾”，一度在党史中避而不谈，但二人之争在革命的大潮面前，争执自会消弭，问题终得解决。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也来到了井冈山，这一下，井冈山声威日隆，红旗更为鲜明。
蒋介石三次调兵遣将，试图围剿这座山头。
井冈山，一时间风声鹤唳。
1929年1月4日，敌军兵临城下，毛泽东召集了一场前委与红军领导层的联席会议，会上，毛、朱二人展开争论。
毛泽东主张巩固井冈山，依托险要地势，以波浪式的方式缓缓推进，敌人来则集中应对，敌人走则发动群众，这方针自有其章法。
而朱德则不同意，他认为井冈山地势狭长，难以纵深发展，主张远征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两人各执一词，难分高下。
朱德觉得毛泽东过于保守，毛泽东则认为朱德过于冒进。
柏路村的会议室中，气氛剑拔弩张，陈毅站出来提议了“围魏救赵”之策。
他的分析极为精到：井冈山虽好，却也人口稀少，经济匮乏，若只守不攻，恐怕终将被敌围困。此时，分兵去外打游击，不仅能牵制敌军，还能为井冈山赢得喘息机会。
陈毅的建议正合时机，被大会采纳，这才化解了毛、朱之争，红军得以另辟蹊径。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的主力部队，约3600余人，在陈毅、朱德与毛泽东的带领下，悄然告别了井冈山。
此时，山里的风刮得寒冷刺骨，但他们无暇顾及。
夜色未褪，队伍已急行至大汾，猛然发动一场突袭，守敌尚未反应，瞬间溃败。
他们继续马不停蹄地向大余县进发。
大余县未设防，红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这座小城。
可大余县毕竟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更没有群众的支持，就像一个四面漏风的屋子。
此时，赣敌李文彬旅静悄悄地逼近，红军毫不知情。
于是，敌军出其不意，攻破了林彪指挥的红28团的防线。
紧急时刻，毛泽东和朱德带着少数人急速向城南撤离，仓促之间，这一仗的代价却已然惨重。
两个营长和一位团党代表在撤离过程中相继牺牲。
而更为艰险的时光接踵而至。
红四军不得不撤至广东北部的南雄县，为了摆脱追兵，白昼黑夜，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拼命行军。
敌军如影随形，沿途又无党组织接应，红军成了一支孤军。
在这段日子里，陈毅突围时的棉大衣被敌人抓住，他反手一抛，将大衣罩在敌人头上，自己则疾步脱逃。
红军的困境愈加深重。
朱德的妻子伍若兰不幸被俘，最终英勇就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腿部中弹，险些不保。
那时，红军的日子，可谓是艰难至极。
不仅是战斗艰苦，就连给养和栖身之处都成了问题。
人们开始纷纷议论，或许将部队一分为二，能更好地适应复杂的战场环境。
于是，部队计划改编为两支纵队：一纵队由28团与特务营组成，陈毅任党代表，林彪任纵队长；三纵队则由31团组成，蔡协民任党代表，伍中豪任纵队长。
然而，毛泽东却不同意立刻分兵，他看着局势，深知分兵会让敌人有机可乘，逐个击破的风险太大。
此一言论在罗福嶂的前委会议上引发激烈争论，朱德和毛泽东针锋相对，各执己见，场面颇为紧张。
两人争论得口干舌燥，最终也没能得出结论。
几日后，随着物资短缺，部队已连吃饭都是问题，加上大军行进目标明显，愈发暴露在敌人的眼线下。
值此寒冬，红军身着单衣，在冰天雪地里行军，咬牙坚持，着实令人动容。
于是，分兵的声音再度响起，连会议上的干部们也强烈要求。
然而，毛泽东却坚定不移地压下了这股呼声，认为此刻分兵如同火中取栗，绝非良策。
这样的决定，自然引发了不少人的不满。
朱离不开毛，毛离不开朱
1929年，红四军内部，毛泽东与朱德围绕军委和前委关系问题争得不可开交。
这场争论将积蓄已久的矛盾彻底激发出来。
毛泽东一气之下，索性离开红四军，南下闽西，指导地方工作。
不久，身体抱恙，陷入病榻。
争论最白热化之际，朱德反倒说，虽我们意见不一，然“心心相印”如常。
朱毛矛盾，终究在党中央和陈毅的调和下，化险为夷。
红四军八大期间，朱德表示欢迎毛泽东重归前委，朱德心悦诚服，面对全军将士，郑重表态：“大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毛过不了冬。”
如此坦荡，让原本受伤的情感得以修复。
随后，朱德、陈毅亲赴病榻，恳请尚未痊愈的毛泽东复出前委。
朱德更是当面表示：“过去那些话，我都收回。”
毛泽东见到两位老战友，心中也是一片暖意，他坦诚承认，自己因病情不好，情绪难免低落，曾写下过几封“伤感情”的信件。
话到此处，两人相视一笑，昔日的芥蒂化为烟云。
朱毛二人，愈加团结，就如朱德所言：朱离不开毛，毛也离不开朱。
两人联合，便是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
时间荏苒，便是到了1935年。
那一年，张国焘在四川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攻击党中央，妄称其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
他多次逼迫朱德表态，要求反对中央北上，还试图阻断朱德与毛泽东的一切联系。
朱德却立场坚定，未有丝毫动摇。
他当众表示，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些年了，全国、全世界都知道。要我这个‘朱’反对‘毛’，那是万万做不到的。
陈毅请毛泽东出山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曾回忆，毛泽东与人交往间，态度各异：对民主人士，多为私交，对党内同志，则公事公办。
然而，在这严肃的公务往来中，唯有陈毅是例外。
在朱毛矛盾中，陈毅起到了非常大的调和作用，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陈毅也愈发了解到毛泽东的伟大之处。
当年毛泽东前往闽西后，由陈毅接接手前委书记。
1929年8月间，陈毅前往上海，汇报红四军的种种情况。
于是，8月下旬，陈毅历尽艰险，终于抵达上海的党中央机关。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为陈毅的报告专门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
会议上，陈毅详尽阐述了红四军的现状与问题，其报告之全面、透彻，令与会者为之动容。
鉴于红四军的经验与争论事关重大，政治局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深入讨论并提出解决方案。
事实上，早在8月21日，中央政治局便已收到红四军前委寄来的七大决议案，并针对此案发出了一封至关重要的指示信。
信中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诸多原则性问题做出了全面而准确的回应。
这封指示信，在之后的9月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结合全国形势、中央的指示，以及毛泽东多封重要信件，逐步理清了红四军的路线与方针，也促使陈毅在许多问题上思想得到飞跃提升。
多年以后，陈毅回忆起这段时光时，常常感慨，在上海那两个月，简直像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
“九月来信”这一封重要的信函，是在周恩来主持下，由三人小组集体讨论，最终委托陈毅亲自执笔起草。
陈毅在这一个月的深思熟虑与反复斟酌中，愈加感受到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的独到见解和果敢决断，远胜其他同辈。
于是，陈毅在“九月来信”中，毫不避讳地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上出现的诸多问题，实际上，这是一次对自己的深刻剖析。
他不仅毫无抵触，反而主动参与决定“仍为前委书记”的决议，从路线的高度认可了毛泽东的领导。
中央的决策一出，陈毅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党中央的委托，重返红四军，准备向相关同志解释并说服他们。
9月28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这份 “九月来信”。
1929年10月中旬，陈毅历经周折，终于回到了红四军。
抵达之后，第一件事便是派人将“九月来信”送往皎洋，亲手交给毛泽东。
陈毅还两次致信毛泽东，诚恳地邀请他回前委工作。
11月26日，毛泽东终于从皎洋启程，前往红军占领的汀州。
面对朱德、陈毅等前委委员，毛泽东诚恳地接受了党中央的批评，并明确表示愿意按照中央的指示，回到前委继续工作。
陈毅也在毛泽东面前坦诚地检讨了自己的不足。
11月28日，前委扩大会在热烈而融洽的氛围中召开，这是半年多来红四军第一次如此团结和谐的会议。
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共坐一堂，气氛难得的融洽，仿佛此前的纷争从未存在。
毛泽东更是在同一天写给党中央和李立三的信中，满怀信心地说道：“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
他坦然表明，红四军党内的团结，已在中央的正确指导下不再是问题。
他还在致李立三的信中，充满友情地写道：“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月，现全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
字里行间，既有对中央的感激，也透出了对陈毅的深厚情谊，二人之间的隔阂已然消弭于无形。
这次党中央之行，不仅让陈毅对毛泽东的非凡才干有了更深的体悟，也让他成为促成毛泽东重返前委的关键力量。
反复敦请毛泽东复出，并协助毛泽东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终于迎来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为红四军乃至全国红军的发展方向定下基调。
若说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黯然退职，陈毅的态度未免有些原因，但毛泽东重回前委书记的荣誉与责任，陈毅却居功至伟。
晚年时，陈毅偶然翻阅党中央文件，看到那句“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不由得老泪纵横。
这泪水，不仅为过往的艰辛和情谊，更为他们共同走过的漫漫革命长路。
参考资料：
试析古田会议前朱德与毛泽东之争
窦春芳 苗体君
毛泽东三赞陈毅_苏振兰
英雄所见略同——毛泽东和朱德在革命征程中的惺惺相惜_刘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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