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跋涉千里到外面来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是否只想借此弄得一个饭碗，终身做个糊涂虫呢？还是想为我们前途幸福计，去改造社会呢？
这是王稼祥离家求学期间给堂弟写的一封信中的片段。
如今社会学历贬值严重，万千学子都为就业的饭碗发愁，迷茫。
几十年前，那些建党的老前辈们也曾为此思考过。
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王稼祥在信中说明了现今社会的阶层布局，得出的最后结论是：“人是政治的动物，我们应当负改革社会的责。”
青年才俊登高位
王稼祥1906年生人，1931年成为了中央革命军委副主席，即25岁就坐上了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的位置。
这与他深厚的学识背景有关。
王稼祥出生在小地主兼商人家庭，吃喝不愁，但支撑其学业有点苦难。
王稼祥小学毕业后，其父王祖成面临着是支持儿子继续完成学业还是让儿子子承父业的艰难抉择。
王祖成十分喜爱这个与自己很是相像的独生子，也很清楚自己的儿子是一个读书的料，这从王稼祥从学校获得的各种荣誉可以看出，同村人只要是提到王稼祥，没有一个不称赞他学习厉害的。
在某个炎炎夏日，王祖成看着伏案读书的儿子，很是慈爱的走过去为其扇风。
用商量的语气对王稼祥说：“孩子，下个学期你就不要进学堂了，和我学经商的本领。”
这是王祖成深思熟虑后才说出口的话。
村里没有中学，要离家几百外才有一所像样的中学，这么不太平的年岁，让孩子去离自己那么远的地方，怎么放的下心哦！
“不！”王稼祥一脸认真的看着父亲。
“当商人做买卖没出息，我是不愿意学的”。
王稼祥虽然只小学毕业且一直没出过村，可他通过各种课外书认识到外面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不愿意一辈子都待在村里，像爸爸一样过一生，他要读中学，还要读大学！
父亲一开始和蔼可亲的脸色消失了，板着一张脸，十分严肃的说：“你得听我的”。
王稼祥也气了，“我什么都能听你的，唯独学经商我不能听从。
这次谈话两父子不欢而散。
之后父亲又找来了王稼祥的两个姐姐和母亲来当说客，依然没有改变王稼祥读书的决心。
在少吃少喝了几天，把自己弄的消瘦憔悴的模样后，王祖承最终向王稼祥妥协，他实在心疼自己的儿子。
入了中学后王稼祥在这里接触到了《新青年》等进步报刊，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各地罢工罢课潮不断，王稼祥也在圣雅各中学领导了一场罢考运动。
起因是圣雅各中学提前考试，据说考试内容非常难，只要考不过的学生一律留级处理，许多同学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吓住了，有些甚至着急的哭了出来。
王稼祥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的，他虽然不怕这场考试，但他觉得校方不顾学生的实际情况，直接让学生留级的行为很是不可取。
那个年代，供子女上学的人家，很多都是勒紧裤腰带生活的，要是让学生留级或者开除，那这多一年的学费哪里来？
没毕业被退学那之前所有的学费不都打了水漂了？
于是他动员大家向学校请愿延期考试，学校拒绝这一请求。这一拒绝就惹怒了所有的学生，全校学生一致举行了罢课。
学校在这种压力下，终于同意考试延期。
学生得到满意的回答后，欢呼不已，人群中的王稼祥大声说道：“此次罢课虽然胜利，但并不是要不读书，相反我们应该更加努力读书，将来献生于国家！”
这样的话语不禁让人想到周恩来总理中学时期的那句名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925年10月，王稼祥被中共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进入大学后，王稼祥学习更刻苦，在第二年就担任了学校的英语，俄语翻译，并考取了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哲学系研究生。
这是当年苏联学术界的最高学府。
在读研期间，他阅读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担任中山大学的授课老师，讲授中国问题。
1930年，王稼祥被调回国内，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
人不轻狂妄少年，这时的王稼祥才24岁。
同年7月，王稼祥在一次政治讨论会上批评了李立三主持的中央六月决议，被李立三打上“右倾”分子标签，受党处分，撤销了其宣传干部一职，被派到香港当驻地记者。
经过这一次教训后，他格外留意谨慎，不希望自己再走上“右倾”的路线。
1931年1月，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目前有右倾的危险性。
之后又发表多篇文章来宣传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
同年11月，王稼祥出席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任命为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
遵义会议勇发声
王稼祥曾参与领导红军第一至四次的“反围剿”作战胜利，也因为走“左倾”路线而在工作中产生重大失误，但他积极总结经验教训，深刻意识到了“左倾”思想的危害。
1933年，国民党军对江西乐安进行轰炸，正在召开红一方面军总部军委会议的王稼祥被突如其来的弹片击中腹部。
军医检查后发现弹片不仅击穿了他的肠子，还击中了他的胯部和骨盆。
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没办法动手术，只能在无麻醉剂的情况下，切开王稼祥的腹部放出里面的脓液。
这一次的治疗让他下半生都得和病魔对抗。
没办法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严重时，必须脱离工作。但他一直心系党，时刻关注着党和红军。1935年，红军长征。
由于王稼祥的身体原因，他被担架抬着走。
同年6月，王稼祥所在队伍来到了夹金山。
这是一座拥有四千米海拔的雪山，当地居民称它为“神仙山”。
因为这座山终年积雪，严寒无比，只要上午9点和下午3点才能敢去翻越这座山，其他时间去，只有神仙才能翻过此山。
17日清晨，红军启程挑战这座大雪山。
王稼祥骑马到半山腰时，伤处疼痛难忍，只好下马步行。
担架员看他爬的辛苦，想用担架抬他，王稼祥拒绝道：“你们也太累了，还是让我慢慢走吧！”
于是他拖着病体踉踉跄跄的爬到了山顶。
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人数由原来的8.6万锐减到3万。
王稼祥看到红军部队损失如此惨重，日夜忧心。
他意识到德籍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根本就是在瞎指挥，他把他那一套理论思想生搬硬套过来，一点也不考虑中国国情，再这样下去，红军必败！
这时，毛泽东因患疟疾也被担架抬着走。
行军路上，毛，王两难兄难弟在担架上讨论着党未来的发展。
讨论了一段时间后，王稼祥去找了张闻天，提议由毛泽东替换党内总负责人博古和李德两人，让毛泽东同志主持大局。
提议一出，立马得到了党内高层人员的支持。
1934年，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县就红军现阶段战略行动该如何展开进行讨论。
毛泽东提议：“改变行军方向，朝着敌人兵力薄弱得贵州而去，如果按照原路线行军，我们可能全军覆没。”
该提议得到了王稼祥等一众同志的赞同，红军的剩余军事力量也得以保存下来。
博古和李德二人与毛泽东哪一方才能真正救红军于水火也一目了然了起来。
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
会上，博古把红军惨败的原因都归结为客观因素，丝毫不提自己因指挥失误而造成恶劣影响。
周恩来同志主动承担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
张闻天做了反“左倾”错误军事报告。
王稼祥在会议批评了博古和李德二人的错误，提出改换毛泽东为领导人的想法。
会议最终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毛泽东负责军事。
后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指挥小组，领导红军。
他们三人领导红军逃过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拿回了红军在军事战场上的主动权。
智斗土匪
1937年，王稼祥被党送去莫斯科治疗枪伤。
1938年，王稼祥带着一些重要文件和一批物资在一个排的苏军士兵护送下回国。
在离兰州几十里地的荒山突遭袭击。
王稼祥立刻掏出自己的小手枪，苏军士兵也连忙架起两架机关枪严阵以待。
枪声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密集。
听着对方火力，自己这边人恐怕不敌，王稼祥已经做出来就算是牺牲自己也要护住那些重要文件的决定。
双方交火了一会，王稼祥这边就倒下三个苏兵，近身的两个警卫员都被干掉了，机枪手跑了一个，还剩一个吓的打颤。
车里还有一个手无寸铁的司机，在能打的就只有自己了。
王稼祥思考了一番，他们这边不能硬拼，只能智取。
他硬着头皮朝对方喊话：“你们要钱还是要人？”
“要钱，要东西”对面传来回答。
听到这，王稼祥大松了一口气，看来对面只是单纯的土匪，给钱就行。
王稼祥朝对面的人喊话，告诉他们要钱可以当面谈。
三个土匪高兴的跑了过来。
王稼祥递给他们一个箱子，几个土匪用手电筒一照，看着一叠叠的美钞眼冒绿光，贪婪之色尽显。
土匪们又打开了其余几个箱子，见都是些书记文件，嫌弃的丢到一旁。
王稼祥适实开口道：“我们是先头开出的车辆，后面还有大部队，你们再蘑菇下去，待会就跑不了了。”
说着他又动手摘掉了手腕上的表递给他们：“都给你们，这下该信了吧。”
做戏做全套，王稼祥又一脸急切的催促道：“快，大部队要到了，你们快走。！”
几个土匪低头商量起来，商量好后，一土匪抬头让王稼祥举起双手背对他们。
王稼祥照做。
土匪头子发话：“毙了他！”
另一个土匪赶忙说：“别杀了，后面部队听到枪声，加快行军速度，我们没多少子弹了，快走！”
就这样，王稼祥逃过一劫。
王稼祥由于病体原因，缺席了几次重要会议
在后续工作中无法全力施展拳脚，导致其在政治生涯发展受限。
但其为党作出的贡献是无法被磨灭的。
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声明：“如果没有王稼祥同志.....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七大后，王稼祥被任命为候补中央委员。
1946年，王稼祥再次赴莫斯科治病，切除了溃疡。
1959年，王稼祥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1956年，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3年，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可因病情恶化，住院治疗。
1974年，王稼祥因心脏病离世，享年68岁。
参考资料：
《我们读书到底为的什么?&王稼祥》读有所得编辑部
《王稼祥》王健英
《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王稼祥》本书编写组
《王稼祥:无麻醉取弹片，勇斗病魔》蒋海升
《王稼祥智斗土匪》丁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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