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丽的湘江两岸，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鱼。”这句话的起源，说的正是中央红军长征突围以来那场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湘江战役。
1929 年 1 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来到赣南，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于 1930 年 12 月至 1931 年 9 月，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 “围剿”，使中央苏区迅速扩展，中央苏区也成为辖有赣、闽、粤三省 60 个县，总面积为 8. 4 万平方公里，人口450 多万的全国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可惜的是，在中央苏区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左”倾领导的错误也越来越严重。在1934年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左”倾路线被推到了顶点，毛泽东被解除了在党、红军和政府中的领导职务，最终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 “围剿”中的失利，国民党军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01
1934 年 9 月下旬，中央制定了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突围计划。突围的路线和目标是: 在苏区西南方向突破国民党粤军的封锁线，从赣粤边界西进湘南，沿红六军团西征路线渡湘江，再掉头北上，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934 年 10 月 16 日晚，红军主力渡过于都河，开始突破敌人设置的一道道封锁线，踏上战略转移的艰难征程。
红军长征伊始，国民党尚未看清红军的战略意图，粤军仍将主力放在赣粤边界，防止红军进入广东地界；同时湘南地区仅有地方武装把守，因此红军很快沿着赣粤和湘粤边界，顺利向湘南推进。
当红军主力接连突破国民党设置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桂边界后，蒋介石才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意图不是南下，而是西进，进而判断红军“必沿五岭山脉，经兴、全西窜”，于是急忙调兵遣将，企图“于湘、漓两水以东地区”围歼红军。
1934年11月16日，蒋介石电令薛岳：“共军企图西行，强渡湘江入桂转黔。国军应利用湘江地障，一面猛追，一面猛堵，以强有力之一部扼守全州迄灌阳以北四关，沿湘江布防堵截，主力衔尾追击，以防共军取道零陵北进；俟在湘江将其击破后，加以追歼”。
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薛岳令湘军刘建绪部在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周浑元则率中央军，与湘军一道由桂阳、嘉禾、宁远一线追击红军，薛岳本人则亲率中央军5个师沿湘江一线布防，企图凭湘江之险，借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薛岳的这个计划，得到了在南昌督战的蒋介石的赞赏。他一再叮嘱薛岳：“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追剿”。
02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已被排除在中央决策层外的毛泽东向中央提议：湘南地区国民党军兵力不多，应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
遗憾的是，毛泽东的建议被“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拒绝，他们仍然坚持向湘西转移与红2、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命令部队继续向西钻进蒋介石设置好的口袋，与敌人作面对面的硬拼，这就注定了湘江战役的惨烈。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作战命令，命红军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红五军团为后卫，八、九军团等部为侧应，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抢渡湘江。
左翼的红三军团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西渡灌江占领界首，控制了界首渡河点；红一军团的红二师则抢先渡过湘江，以阻击敌人，掩护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渡江。
红军自撤出中央苏区 40 多天来，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再加上当时“左”倾领导者采取错误的大搬家行军方式，更是迟滞了部队前进的速度，使红军后续部队错过了渡江的有利时机，也给敌军重新集结对付红军留下了时间。
此时的红军，仍有最后一个摆脱敌人的机会。当时的桂系出于和蒋介石的矛盾，对红军作战的总方针是“送客”，即不让红军进入广西便可以，以保全桂军的实力，如果红军此时能利用这个缺口直插贵州，是可以将损失就减少到最低限度的。
然而，受博古、李德控制的中央军委对桂军暗中让道“送客”的用意毫不知晓，反而下令以红1军团主力和红3军团、红8军团组成进攻部队，在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转入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
时任红1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曾遗憾地说：“本来白崇禧部已撤走，敌刘建绪部还没有赶到，全州、灌阳、湘江一线空虚得很，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抢渡湘江的。但我们丧失了这个宝贵的时机。”
蒋介石得知桂系撤离湘江防线后大为震怒，再次严令桂军、湘军重新夺回渡河点，对过湘江的红军先头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江的各部进行堵击。一场恶战就此拉来了帷幕。
03
11 月 27 日，红军先头部队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控制了几处渡河点。但先头部队与后卫相距上百公里，后续部队未能及时渡过湘江，敌军于是发动反攻，图夺回渡河点。已渡江的红军先头部队拼死抵抗，战斗十分激烈。
作为红军先头部队的红五师，在师长李天佑的指挥下，奉命在没有坚固工事新圩，阻击敌人的三个师，以保证中央红军左翼的安全。敌人用飞机进行低空扫射，又用重炮对红五师的阵地进行轰击。红五师的工事被敌人摧毁后，战士们从泥土碎石中爬出来重新战斗；子弹打光了，就与敌白刃格斗，前赴后继，反复争夺。
红5师第15团政委罗元发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敌人的炮火打得到处烟雾满天，整营整团的敌人向我前沿冲击，很快就冲到我前沿阵地几十米处。我军抓住机会，步枪机枪一齐向敌人射去。阵前留下遍地尸体，我团也伤亡130余人。
红五师在新圩同敌人苦战两昼夜，师参谋长胡震、十团团长沈述清和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先后在战斗中牺牲。十团政委杨勇杀红了眼，大声呐喊：“为团长报仇！”率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向敌人发起冲锋，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11月30日下午，红五师在得知中央纵队已安全过江，阻击任务完成后，这才撤出新圩，迅速过江。据《红一方面军军史》中记载，此时的红5师已损失大半，自师参谋长胡震以下，营、连干部几乎全部非伤即亡，全师3000多人，损失高达2000多人。
在新圩阻击战进行的同时，红三军团红四师在光华铺，也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惨烈的阻击战。从规模上说，光华铺阻击战的规模比新圩阻击战要小，但却由战场离中央红军的渡江地点界首最近，因此意义重大。
12月1日清晨，湘军 4 个师在飞机狂轰滥炸的配合下，向红四师防守的光华铺扑了过来。红军指战员在1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同装备精良且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拼杀，倒下的红军指战员不计其数，殷红的鲜血将碧绿的湘江变成了“赤水河”，烈士的尸体和遗物浮满江面，顺流而淌。此战过后，湘江两岸群众编了一首民谣：“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鱼！”以纪念这场惨烈的阻击战。
湘江战役中，全州觉山铺阻击战是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红军牺牲最多的一场血战。觉山铺是是通过湘江渡口的咽喉要地。红2师涉水渡过湘江后，由红4团和红5团迅速在觉山铺布置防御阵地，以阻击从全州过来的敌人。
29日上午，敌人3个师15个团从全州倾巢出动，向觉山铺猛扑过来。红4团和红5团的战士们顽强抗击，身患疟疾的团长耿飚亲操马刀率团部人员与敌格杀，政委杨成武也率通信排杀入敌阵。战斗中一颗流弹击中杨成武的右膝盖，在警卫员的拼死掩护下才得以脱险。红5团的阵地也被多次突破，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面对端着刺刀冲过来的敌人，为了不当俘虏而举枪自尽。
12 月 1 日中午时分，红军各渡河点相继落入敌手，殿后阻敌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再也无法渡过湘江，最终全部牺牲。
湘江战役中，红三十四师担负的是断后掩护任务。在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红三十四师在湘江边遭遇桂军两个师的包围，师政委程翠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师长陈树湘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突围到湘南打游击。由韩伟率第100团掩护，陈树湘与师参谋长王光道率第101团和第102团突围去宝盖山。由于寡不敌众，加上接连征战，陈树湘在突围中腹部中弹，身负重伤。
关键时刻，陈树湘命令战友们继续突围，自己负责掩护，最终被敌人俘虏。当敌人押送他至道县石马桥时，他趁敌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抠出肠子绞断，牺牲时年仅 29岁，谱写了长征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04
根据权威党史资料统计，湘江战役中，红军牺牲和失踪约3.5万人，被俘近1000人。这是当时“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人执行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给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这场儿乎把红军葬送的湘江战役的失利，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契机。广大红军指战员从湘江战役惨重的失利中感到，只有毛泽东才能领导红军取得不断的胜利，于是强烈地要求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
多年之后，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广大干部眼看红军几乎濒于绝境，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湘江战役后，达到了顶点。”
时光荏苒，湘江战役已经过去九十年了。当年两军厮杀的硝烟，如今已弥漫成安详的炊烟 ；当年湘江一带的战场，如今成了青青稻田。鱼游碧水留余韵，果缀新枝播远香。这片曾经被烈士们血染过的土地，已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牺牲的烈士们泉下有知，一定也会感到欣慰的吧！
参考资料：
《中华魂》杂志：《中央红军血战湘江》
《新湘评论》杂志：《中央红军悲壮的战略转移和惨烈的湘江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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