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火青靠边站,每月发60元,给陈锡联写信希望安排工作,不见回音

文化   2024-10-16 10:41   福建  


1977年,共和国刚刚结束了十年动乱,正处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之中。这年10月,鉴于当时“公、检、法”的工作基本瘫痪的现实,中央下达了关于征求修改宪法意见的通知。

1978年3月,叶剑英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并提名由黄火青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重建后的第一任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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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5月,黄火青出生于湖北省枣阳市新市杨庄村一个农民的家庭。1923年在湖北襄樊第十中学读书期间加入党组织,曾被组织上派去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受训,1926年6月又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习,回国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师政委,后升任为红 9 军团政治部主任。

红 9 军团是 党在1933 年,在红 3 师和红 14 师的基础上组建的一支队伍,全军团共9000 余人,由罗炳辉任军团长,蔡树藩任政委,组建伊始便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战役。遗憾的是,在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指挥下,我军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红 9 军团只剩下四千余人。

为打破国民党的“围剿”,中央红军决定进行战略转移。

长征途中,红 9 军团肩负掩护中央机关的重任,与敌人发生多次战斗,到贵州时只剩下不到一千人。遵义会议后,在四渡赤水战役中,黄火青率红9 军团在枫香坝抵挡黔军,以掩护中央。战斗中,红 9 军团与敌王家烈部发生激战,最终打垮了敌人,之后又深入苗族群众居住的滇黔边界,开展打土豪和宣传活动,吸引了1500 余名苗族青年前来参军。

1935年7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蓄意制造分裂,竟率领右路军南下川康边,另立“中央”。黄火青认识到张国焘反对中央、制造分裂的错误,对张的行径予以了坚决抵制,遭到了张国焘的打击报复,被剥夺了指挥权。

当时的黄火青患有严重的伤寒病,张国焘竟然不许军医为其治疗,想让黄火青病死。幸好傅连璋医生偷偷送给黄火表些打土豪时缴获的鹿茸,黄火青吃了后逐渐恢复了健康,这才从死亡线上爬了回来。

张国焘的分裂行为,遭到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反对,张国焘最终不得不被迫取消伪中央。1935年10 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毛泽东拉着黄火青的手说道:“你黄火青是不反中央的!”

长征结束后,中央成立西路军进行西征,黄火青被中央任命为西路军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部长,参加了西进作战。由于种种原因,西路军经过几个月的苦战,最后还是失败了。在徐向前、陈昌浩返回中央汇报后,黄火青与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了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西路军余部深入祁连山,与敌人打起了游击。

1937 年 4 月底,黄火青率领的左支队,终于在甘肃与新疆交界的星星峡附近与前来接应的陈云、滕代远会合。此时的左支队,只剩下了 400 余人。经中央批准,黄火青带着这400余人进入新疆。直到1940年,黄火青才克服种种困难,回到了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一职。

解放战争期间,黄火青历任冀热辽分局副书记、热河省委书记,热河军区政委等职,协助徐帅将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组成华北军区,并将这一模范抗日根据地建成了模范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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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黄火青在天津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于1955年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958年又被调到辽宁,担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

黄火青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恰逢“大跃进”的高潮时期。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黄火青,一方面坚决贯彻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另一方面又以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和长期形成的实事求是作风,就全国各地出现的“城市人民公社”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城市是一个统一体,不能分割成几个公社,那容易造成大家合起来吃国家状况,在经济上造成损失。

当时的全国各地,都在大办在公共食堂,辽宁也不例外。黄火青通过调查,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认为办公共食堂,造成了很大浪费,并向中央反遇说:“在目前这种条件下,食堂还是以散了为好”,。

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黄火青在多数人头脑发热的情况下,仍然保持清醒,勇于向中央提出自己的看法,是非常难能可费的一件事。在他的推动下,辽宁也成了全国首批取消公共食堂的省份。

黄火青没有想到,他的这种仗义直言,会在几年后让他吃尽了苦头。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那场政治风暴中,黄火青也成了被“打倒”的对象,遭受了种种迫害。他曾被揪人到万人体育场进行批斗,也曾被送进“牛棚”反省,每月只发60元生活费,日子过得很是艰难。

有一次,黄火青作为辽宁省“最大的走资派”,被人抓去批斗。当时他刚刚做过手术不久,需要随时进食,因此在批斗时,手里一直捧着一个装白粥的暖瓶。

批斗中,有人“揭发”说,某次中央开会,毛主席点名批评中央某领导同志,黄火青回辽宁后却不向下传达,这是有意“封锁毛主席的声音”。黄火青不慌不忙地喝了一口白粥,回答说:“什么传达,什么不传达,中央有规定。我是按中央指示办的。”又有人问:“你指的是哪个中央?”回答斩钉截铁:“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顶得造反派无言以对。

困难吓不倒黄火青,可长时间脱离工作,更让他无法忍受。为了尽早回到工作岗位,他也曾给自己当年在太行山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陈锡联等人,想请陈锡联出面向中央反映自己的问题,好让自己尽快返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没想到的是,他写的信都被人扣了下来,陈锡联一封都没有收到,因此黄火青等了好久,也没等到回音。

直到1978年以后,黄火青才等来了出来工作的机会。在这年举行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黄火青经叶帅提名,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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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检院工作后,黄火青这才发现当时的最高检,只剩下了一个所谓三人留守支部,其他一切都是空白。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中央选调了五十人来到最高检工作,这些人大多都是其他行业调来的,对法律工作根本不熟悉,因此很多人都担心:黄火青能把最高检的工作抓起来吗?

面对当时的情况,黄火青抓的第一件事,便是起草一部新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有些同志对到底有没有必要设置检察机关还有不同意见;在检察机关内部,对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工作方法、领导原则等问题,大家的认识也很不一致。

在新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起草工作中,黄火青多次亲自参加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比如他提出我国的检察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实行群众路线。在检察机关管辖的范围上,既不是一般监督,也不是面面俱到,应限于违犯刑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也应限于法院是否依法办案,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一部新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终于出台了。谈起这部新法,黄火青禁不住要发出感慨:“真不容易啊!”

黄火青来最高检后,还面临一个难题:十年动乱结束后,全国各地都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最高检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的大批申诉信件,平均每月就有七、八万件之多。

黄火青对这些申诉信非常重视,在组织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进行复核的同时,又从各省检察部门借调来的大量干部,共同处理这些申诉信。另外他还亲自带队,就人民来信反映的主要问题深入各省,进行调查研究。之后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向中央写了专题报告,推动了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

黄火青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后,还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诉讼工作。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篡国的罪行,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不仅全国各族人民关心,世界各国人民也都在翘首关注。

1979年,在胡耀邦的建议下,黄火青担任了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领导小组副组长。在此后的一年时间中,年近八旬的黄火青天天守着案头高达一米的“两案”资料,逐件亲自翻阅研究,终于在1980年9月拿出了《关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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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20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被押上了庄严的法庭,开始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公开审理。

黄火青的女儿黄易宇回忆说:“法庭上,最难对付的是江青,耍赖、狡辩、胡搅蛮缠。黄火青早在红军时期与贺子珍很熟,延安时期也与江青认识,所以当江青在法庭上胡搅蛮缠时,被黄火青驳得哑口无言,成为当时电视观众瞩目的一件新闻。”

在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特别法庭上,黄火青作为公诉人,代表国家,以翔实的证据,义正词严地起诉了两个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他理直气壮慷慨激昂的诉讼,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和情感。法院最终依法作出判决,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两案”结束后,黄火青鉴于自己年事已高,为了给年轻的同志让路,于是给中央写信,提出辞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请求。之后,黄火青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常委。

黄火青虽然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仍时刻关心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离开最高人民检察院后不久,他同中顾委委员王从吾、宋时轮、郭述申一起,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撰写了题为《回顾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的文章,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整党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98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召开纪念检察机关重建20周年座谈会。98岁高龄的黄火青不顾年事已高,参加座谈会并讲了话。当他看到检察事业在新时期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时,情不自禁地赋诗一首:“衰老当解甲,思想莫偷闲。流年匆匆过,思想尚如丹!”

1999年11月9日2,为新中国检察事业奋斗了一生的黄火青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参考资料:

《人民检察》杂志:《检察长黄火青》

赵信:《夕阳无限好黄昏更辉煌——黄火青同志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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