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再次和解，留在南方的红军被改编为新四军，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以来。叶挺和项英一正一副，带着新四军在苏皖豫赣一带活动，
新四军在这一时期深入到日伪军势力相对薄弱的皖南，赣北和苏中地区，接连取得了庐州-无为战役，马家园战斗，繁昌保卫战等一系列胜利，沉重打击了当地的日伪军活动，在长江流域建立了稳固的抗日根据地。
到1940年10月皖南事变前夕，新四军的人马也从一开始的数千人发展到了2万多人，让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感到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本应该继续努力，在抗战中打出更好的战绩，但此时的新四军内外都存在严重的危机。在内部，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关系不睦，在外部，新四军的敌人不仅有日伪军，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非常担心新四军威胁到他以前发家的江南地区，因此新四军周边的国民党韩德勤部，上官云相部等都与新四军发生了一系列摩擦。
而这些内外问题最终都在1941年1月全面引爆，产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那么，新四军时期的项英和叶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项英其人
叶挺是早早就追随孙中山参加东征陈炯明的黄埔军校学生，也是中共早期党员，还在北伐战争中打出了响亮名声，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颇受外界瞩目。
正因为如此，新四军组建后，叶挺虽然当时已经党组织十多年了，但他依旧受到了党组织的信任担任新四军军长。
相比早早就名声在外的叶挺，项英的个人经历知道的人要少一些。要想明白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先了解项英在成为副军长之前发生了什么。
项英于1898年出生在湖北武昌府的一个农民家庭，小叶挺两岁。
项英读过中学，年轻时是武昌的纺织工人，1920年参加了父亲项德隆组织的罢工活动，此后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并在1922年4月加入了共产党。
1924年至1930年期间，项英在武汉，上海一带领导工人运动和特科活动，期间还曾去苏联单独见到了斯大林，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华总共会委员长，长江局书记等重要职务。
1930年至1934年期间，项英在中央苏区工作，和朱德，毛泽东一起组建了红军总政治部，担任过中央苏区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等职务。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主力长征，项英和陈毅留守南方，开展了艰苦的南方游击战。并在此期间执行了遵义会议后带苏区力量向赣粤边界突围的决定，为保存革命力量立下功勋。
1936年至137年，项英又在西安事变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情况下，积极推动合作，组建新四军的事宜。
从项英的经历来看，他确实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工干部，也有过艰苦的游击战经验，在新四军之中有很强的威望。但他和叶挺之间的关系却不怎么融洽，以至于二人之间的分歧给新四军后来的遭遇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2、叶项关系
叶，项二人在新四军共事期间有不少分歧，双方矛盾主要可以分为以下这么几种。
第一，叶挺虽然是军长，但他当时并不是中共党员，项英当时虽然是副军长，但他是党组织在新四军最主要的政工干部，二人的权责问题有分歧。
因为，新四军毕竟和八路军一样是中共领导的军队，讲究的是党指挥枪。叶挺不是党员，他指挥新四军的决策权自然也就没那么大。
而项英虽然是副军长，但全军就只有1个副军长，且他实际上在人事，党务工作上发挥的作用最为重要。而且，许多涉及党组织的机密信息他也没办法毫无保留的告诉叶挺，这无疑会让叶挺有些尴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项英更多的将叶挺视为“党外统战人士”。
在这种情况下，叶挺理论上是主管指挥作战，以及去武汉，重庆讨要军费的活儿。项英主要管政工工作。但时间一长，大家权责重叠不分，发生的问题也就多了起来。
1938年6月，新四军曾组建了一个新四军委员会，由项英担任主任，叶挺担任副主任，意在加强制衡，理清权责，但最终也没有发挥理想中的作用。
第二，两人的经历和生活习惯不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但脾气却都很强硬。
叶挺毕竟很早就是高级军官，他很注重个人形象和仪表，见人都喜欢穿的周正齐全，他还有一台德国相机，喜欢拍照，出门视察也喜欢骑马代步。而这些习惯，在项英等人看来，仿佛与艰苦朴素的精神有些不符，甚至被误解为有“小资情调”。
第三，在新四军的战略发展问题上，项英的意见偏保守，叶挺则比较激进。
当时，新四军最主要的活动中心是皖南地区，1939年2月，党组织制定了新四军应该“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即向处于敌占区的苏北，苏南地区派出部队作战。叶挺很认可这个战略方针，觉得这样可以扩大抗日根据地的纵深，吸收更多兵员壮大实力。
而项英的意见比较保守，他认为皖南多山，新四军在这里待着利于防守，而如果出兵东进，北进，则主要是平原地形，不利于防守，因此坚决不同意北进，东进的策略，为此和叶挺发生了很多争执。
不仅如此，在对待国民党顽固派的问题上，项英的表现也被叶挺认为有些软弱，不分彼我。
正因为项英和叶挺之间存在这么多分歧，双方脾气又一样强硬，因此，叶挺在新四军工作期间，曾多次提出了辞职不干的要求。
叶挺在1938年6月提了一次辞职。当时，他去武汉找蒋介石要新四军的经费，事情不大理想，再加上军中的一系列问题，他表示要辞职。当时项英正在延安开会，听闻消息后回来和叶挺进行攀谈，试图挽留。
但叶挺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他先去香港，然后又到惠州，东莞一带指挥东江游击队抗击入侵广东的日军，成为了东江游击队总指挥。但最后考虑到留在新四军的更有价值，且周恩来等人多次做工作，叶挺还是选择了回新四军。
1939年10月，叶挺在前往重庆向蒋讨要新四军经费时又不顺利，再加上此时项英依然没有处理好和他的关系，因此叶挺再次提出了辞职的要求。所幸周恩来耐心劝导，这才让叶挺回心转意。
事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多次发电发信告诉项英，让他一定要处理好与叶挺的关系，不能把叶挺简单的当成一个党外统战对象，并指出叶挺暂时不加入党是有原因的。
但事情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于是，1940年5月，毛主席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信，信中有很多劝谏项英的内容。项英觉得自己被误解了，感到委屈，他便和先前的叶挺一样，发出了辞职的请求。
看到叶挺发来请辞的电报，毛主席当然没有同意，并且又发了一份电报安慰项英，项英见状，却再次提交了辞职电报。这一次，毛主席有些生气了，他告诉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说：“袁国平同志，你回去告诉项英，如果他真的不想干了就算了，新四军不是离不开他”。
袁国平听后，表示回去一定会好好做项英的思想工作。而他回去后，果然经过一番努力打消了项英的想法。
就这样，时间到了1940年与1941年相交的那个冬季。
此时，国民党顽固派集结了第三战区上官云相，韩德勤等9个师八万多人的兵力，准备包围，消灭皖南的新四军。面对包围网，中央建议新四军要么选择跳出包围圈，要么固守。叶挺主张尽快出击打破包围圈，项英却一直犹豫不决，最终到12月才决定了撤出皖南的决定。
在决定撤退的三条路线上，项英又选择了从皖南东走到天目山，然后到南京溧阳再寻机北渡长江的路线，而这条路迂回太多，路程太长，变数也多。
决定路线后，叶，项率领9000多人于1941年1月离开皖南。结果在泾县云岭地区突然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围攻，新四军又在犹豫不决中错失了从星潭突围的机会，只好原路返回。
1月9日，项英又和袁国平等人脱离了大部队突围，没有成功，只好折返。1月14日，叶挺在去和国民党军谈判的途中被诱骗扣留，袁国平也在当天突围时阵亡。而项英本人则在尔后的突围中被叛徒刘厚总杀害，新四军也因此遭受了惨重损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参考资料：
1，2017.5.12-海外网-叶挺被逼出走新四军：与项英关系紧张 丧失领导权
2，2021.8.23-《党史博览》杂志-回顾皖南事变：新四军将领突围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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