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谢觉哉的夫人，原西路军女战士王定国，以70岁古稀之年在甘肃、青海、宁夏等西路军征战的主要战场，遍访流落于民间的红军西路军失散人员。
王定国老人其后向中央相关部委呈交的统计数据显示——
甘肃、青海和宁夏的西路军失散人员尚存1100余人，其中甘肃800余人，青海200余人、宁夏100余人。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祁连山麓康龙寺石窝山举行师以上干部会议，史称“石窝会议”。
会上，陈昌浩提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失败的情况。
2、剩余部队分散在祁连山去打游击，保存实力，待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过黄河以后，再去会合。
3、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当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联名向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报告了这次会议的决定。
午夜时分，西路军余部开始分散转移。
甘肃河西走廊是红军西路军浴血征战的主要战场，这一地区也是红军失散人数最多的地方。
各部在分散转移途中，连续遭到马家军骑兵追击，大部分红军西路军将士或是壮烈牺牲，或是伤重被俘。
除撤至新疆的余部外，被打散的西路军干部战士，仅有小部分在当地各族群众奋不顾身的掩护下，以各种方式散于民间，幸运地活了下来……
1983年，谢觉哉的夫人，原红军西路军前进剧团女战士王定国，以70岁古稀之年，自费跑遍河西走廊，翻越乌鞘岭，跨过湟水河，顶戈壁烈日，迎祁连朔风，遍访还活着的，流散于民间的红军西路军失散人员。
王定国老人向中央有关部门呈交的统计数据显示：
流落在甘肃、青海和宁夏的西路军失散人员尚存1100余人，其中甘肃800余人，青海200余人、宁夏100余人。
1984年，甘肃省、青海省民政厅、妇联等部门经过调查统计：
散落在甘肃民间，活着的女红军还有231人。青海各地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136人。
每一个活下来的红军战士，他们背后都有着一段被当地群众营救、掩护和帮助的感人故事。
这些群众中包括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土族等众多少数民族，很多群众甚至为了掩护和救助红军战士，被敌人残酷杀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开国上将李聚奎，建国后曾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西征时担任红9军参谋长。
部队被打散后，李聚奎化装成乞丐，一路乞讨上千里，最终回到了延安。
李聚奎在其回忆录《千里跋涉找中央》中写道：
“与红30军三名战士一同渡过黄河时得到了朴实的黄河船夫豁出身家性命的鼎力相助。
渡过黄河后在一个村子里得到一对母子的无私帮助。他们打来热水让我洗浴，又亲手给我做了面条，还炒了菜。从讨饭以来，我第一次用热水洗了脸、烫了脚，第一次吃上了热饭热菜。
第二天早上，母亲又端来一簸箕白面馍馍，塞进干粮袋，那位青年汉子一直把我送到大路上，临别时，我握着他的手，泪花花的在眼眶里转。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能够遇见这样的好人，怎能不使我感动呢？”
开国少将吕仁礼，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15师师长。西征时担任红5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在青海蒙难的时间虽然很短，但青海各族人民帮助我逃出虎口的经过，却使我终身难以忘怀。”
1937年1月，吕仁礼在高台战役中负伤被俘，在押往西宁途经二十里铺宿营时，借着夜色掩护，幸运逃出。
逃亡途中，吕仁礼先是被一位汉族老奶奶带回家中隐藏，避过敌人的追捕后，这位老奶奶将家中剩下的口粮和一件破棉袄、一顶破毡帽都送给了他，还专门用破布为他缝制了一个褡裢讨饭用，用以掩饰身份。
随后，吕仁礼在一座藏族喇嘛寺院里得到一位藏族喇嘛的悉心救治。在寺院藏身的十几天里，伤势逐渐好转，体力也得到了恢复。
吕仁礼离开寺院时，这位藏族喇嘛为他备好了干粮和水，一直送到山下为他指明道路后，还双手合十留在原地为他祈福。
走到甘青交界的一条大河边，桥上驻有马家军一个班，负责盘查来住人员。正在吕仁礼彷徨无计之时，又遇到了一对土族老年夫妇。两位好心的老人让吕仁礼假扮自己的哑巴儿子混过了河，再次避过了敌人的毒手。
1938年4月，吕仁礼经千里辗转，终于回到了延安。
晚年的吕仁礼将军常常对身边人讲道：
“每每回忆起我在青海的那段艰苦历程，就想到那位汉族老阿奶，那位藏族喇嘛和那对土族老夫妇，若不是这些非亲非故的青海百姓，我怎能活到今天……”
开国少将戴克林，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在其著作《河西三个月》中写道：
“途经甘肃、宁夏交界地进入沙漠地带时，倘若没有遇见驼队得到人民的帮助，我必然会渴死在茫茫沙漠中。是好心的当地穷苦老百姓帮助我走出了沙漠，才使我重新走上了革命道路！”
李聚奎将军、吕仁礼将军、戴克林将军等等最终回到延安的西路军将士是幸运的，但更多被俘和失散的红军西路军将士却因伤病等种种原因，在余下的人生岁月里，只能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区……
这些红军西路军失散老战士，他们在长达5个月的浴血奋战中，个个身上都带有枪伤、刀伤和冻伤。西路军余部突围时，这些伤员有的无法随军行动，被迫就地安置。有的则是拖着一身的伤病，在突围中与部队失散。
这些被就地安置和沿途失散的红军西路军将士，大部分都被马家军残忍杀害，仅有小部分幸存下来。
古浪战役中，红9军政治委员陈海松面对百余名身负重伤，实在无法参加突围战斗的重伤员，给他们每人发了三块大洋，集中在几间大屋子里。
红9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留给了马家军，希望马家军不要杀害这些红军伤员。
但主力部队突围后，惨无人道的马家军将这百余名红军伤员全部杀害了，而且手段极其残忍，火烧、刀劈、水淹、活埋，种种暴行令人发指，毫无人性！
红5军、红9军以寡敌众血战高台12天，最终失陷，敌人进到城中挨门逐户搜捕红军伤病员。
高台城内善良的老百姓们冒着生命危险营救红军战士，营长李中荣、战士夏德伟、45团政委张力雄、通讯员陈永禄、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等，都是因此得以幸存。
营长李中荣遭马家军追捕无法脱身之时，藏进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女人是一位盲人，她让李中荣冒充自己的丈夫，扮成哑巴，装成一对残疾夫妇，以此掩护李中荣成功避过搜捕。
战士夏德伟在突围战斗中被炸断了左腿，全身多处受伤。在戈壁滩爬行数天后陷入昏迷，就在生命垂危之时，被高台村民杨延贞发现，趁着夜幕将他救回家中。
夏德伟在杨延贞夫妻的精心照料下，在其家中隐藏了三个多月后最终伤愈。
1966年，老红军贺颜太到青海省海北州和门源县两级政府所在地浩门镇，参加全州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期间，贺颜太去看望把他从马家军屠刀下救出来的宋元春夫妇。当他寻到当年的住处时，才知道两位老人都早已去世。他去到两位老人坟前，整整哭了一天。
贺颜太是红30军兵工厂班长，在其回忆录《青海老乡救了我的命》中写道：
“我十个脚趾五个冻坏，被俘后被押送到门源县城，敌人决定杀掉我们十几个伤病员。晚上拉出去活埋的路上，穷苦出身的警察宋元春把我和另外两名战士藏在路边，之后更把我带回家中像亲生儿子般照顾。”
贺颜太后来在当地结婚生子，从此流落异乡。
红9军政治部宣传干事郭富财在被押往西宁途中，也是趁着夜色藏进路边水渠，押解他的警察瞥见了他，却装作没有看见……
郭富财被当地一对老夫妇收留，养好伤后来到大通县柴家堡，给当地一个地主当长工。地主和附近的村民都知道他是“共产娃”，但没有一个人向马家军告密，还帮他找来了当地人的衣服换上。
郭富财后来改名王金来，为了掩护身份，在好心村民的介绍下结婚生子，就这样一直熬到了青海解放。
失散的大部分红军西路军余部，都得到过当地各族人民的帮助。这些帮助都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用全家老少的身家性命来实施营救和掩护的。
甘肃、青海、宁夏的各族人民信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种信仰在同情的加持下，使得他们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去帮助红军将士们，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地各族人民对军阀统治者的憎恶。
这些被营救出来的西路军将士们，大部分人都从此流落异乡，在当地结婚生子，融入当地成为了农牧民，成为了藏族、蒙古族、回族、撒拉族、土族等各民族中的一员。
作为后人，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与敌浴血搏杀到最后的红军西路军的失散将士们！
红军西路军在15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征战中，将士们在河西走廊血染黄沙，在祁连山麓伏尸盈雪，浓墨重彩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书写下了最为悲壮的一幕！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那悲壮的西征岁月，残酷的战斗生涯，气吞山河的革命精神和甘青各族人民群众对西路军的深情厚谊却永垂青史，与日月同辉！
参考资料：
1、王定国著《后乐先忧斯世事》，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
2、李聚奎著《千里跋涉找中央》，刊载于《人物》杂志，1984年06期。
3、吕仁礼著《回忆高台战斗》，刊载于高台县人民政府县志。
4、红军长征纪念丛书《西路军卷》章节“戴克林：河西三个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16年版。
5、红军长征纪念丛书《西路军卷》章节“贺颜太：青海老乡救了我的命”，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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