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我习惯了总有几天要刮风下雨的

作为一位五十多年笔耕不辍的作家，虽然19岁就离开家乡，但贾平凹一辈子没离开过秦岭。秦岭给予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他以赤子之心描绘着秦岭的一草一木。无论小说还是散文，贾平凹所写故事，都发生在文学地理意义上的秦岭，从秦岭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到沧桑巨变，从山水草木到飞禽走兽，从秦岭里的商州到整个秦岭，秦岭的形象在贾平凹的笔下愈发丰满，成为一个与现实相映照的文学世界。

近日，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贾平凹的中短篇小说集《平凹秦岭故事集》，包括《蚁神》《赤日》两册，各精选贾平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作的中短篇小说10篇。

《蚁神》聚焦的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他们虽然生活在尘埃之中，却始终坚守自我，以蝼蚁之身，谱写了命运的神迹。

《赤日》刻画的是那些不服输不认命的人，赞颂的是蓬勃的欲望与生命力。无论境遇沉浮，前途明暗，当欲望之焰升腾之际，命运根本无从绑缚你我。

20个秦岭故事，也是20个中国故事；这是贾平凹的秦岭，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秦岭。

下面这篇文章节选自贾平凹在“大美秦岭”主题活动上的演讲《秦岭和秦岭中的我》，让我们走近作家贾平凹的文学故乡，聆听他的创作心路，从文学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

我曾经在长篇小说《山本》里写过，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这就是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也是最中国的山。 

之所以说秦岭是中国最伟大的山，是它的地理决定了中国的位置，而它的存在又改变了这块大陆的气候。之所以说秦岭是最中国的山，首先它是中国的龙脉，龙脉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是皇权、社稷、正统、主流的堪舆象征，再是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过的宗教和文艺经典，又完全左右着中国文化属性。

秦岭的庞大和丰富是没有形容词的，我们只能说“其深如海”。在里面无数的奇峦异峰，有的半截戳在云中，有的终年冰雪覆盖，有的则顶端之上是湖泊海子。在里边无数的河水，向北流的到了黄河，向南流的到了长江，西高东低地统统地朝东去，竟也有倒流的河。在错综复杂的山沟岔里，有的沟岔住着大动物，虽然大象、老虎已经没有了，仍有着黑熊、花豹、羚牛、野猪、黄羊和狼。它们孤独寂寞，不动声色，慵懒从容，不怒自威。有的沟岔住着小爬虫、穿山甲、蝎子、刺猬、马蜂、蜈蚣或者蛇，它们机警，身上有毒，变声变色，各有独门绝技。有的沟岔则住着各种各样的鸟类，飞起来遮天蔽日，落下来则占据了所有的枝头，叽叽喳喳，却轰然为雷。它的里边千年古木，形状如塔如楼，也有菟丝藤萝，纠缠半亩，山鼠都难以钻过。有白鸽似的玉兰，有烈焰似的杜鹃，有代表夜的黑色的墨花，有象征着死亡的蓝色的冥花。 

远昔的岁月，秦岭里行进过金戈铁马，他们或是朝廷的官兵，或是起义的队伍，或是匪乱的乌合之众，至今有些地方，每有风雨，出现的不是海市蜃楼的战争场景，而听到了号角鼓音、马嘶人喊的声响。秦岭从来被认为是上天神祇在地上的都府，那曾经诸神充满，现在仍有着无法掌握的寺院、庙宇、禅房、草庵、洞穴，有着道教、佛教、儒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信徒和修行的人，以及那些山鬼、水魅、树精、蛇妖、石怪，以及巫汉巫婆、阴阳师、测卦先生和再生人。 

我就是秦岭的，老家在商洛，商洛属于秦岭的东南部，距关中大平原仅一百多公里，就因商洛在秦岭深处，长期以来它成了闭塞偏远的代名词。但是，关中大平原号称八百里，而商洛也有着沿着丹江的六百里商於道。历史上的战国时期，秦楚争霸，秦的势力大了，边界就定在了现今商洛东边的武关，楚的势力大了，边界又定在了现今商洛西边的蓝关。中国文化里有中原文化和楚文化之分，而商洛正处于两种文化的交汇区，也就是说，商洛属于中原文化，又属于楚文化，既有中原文化的宽博雄沉，也有着楚文化的秀美和浪漫。 

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出生和长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兵荒马乱已经结束，一切凋敝才开始恢复，但经济落后，交通闭塞，被一座山一座山层层包围的小镇上，我度过了我苦涩的童年，知道了世界并不就是深山，知道了山外还有西安，还有北京，知道了中国之外更还有欧洲和美洲。抬头望着天空上飞过的飞机，我开始蠢蠢欲动，向往着挣脱掉绳索和穿在身上的树皮兽皮，走出秦岭到城市去。

1972年，以偶然的机会终于来到了西安求学，从秦岭到西安那是多么不容易的路程啊，那时全县每天往西安只发一趟班车，要半夜起来，赶30里路，先到县城买票坐车，然后车像甲壳虫一样翻山越沟，颠颠簸簸，哼哼唧唧，下午六点才能到西安。记得有一年的腊月，大家都穿着棉衣棉裤，臃肿不堪地在车里挤着坐下，坐下时不能再站起来，站起来后就不可能再能坐下去。一路上又饥又冷又腿脚发麻。当我看到有人在吃软柿子，担心柿子汁会滴在我身上，便努力地把一条腿拽起来，侧身，当我把腿拽起来了，旁边一个妇女在说：“你干啥，干啥，那是我的腿。 ”

童年的缺吃少穿，以至于使我长大后个头矮小，相貌丑陋。少年时经受的政治压力又直接导致了我胆怯、恐惧、寡言少语。秦岭给我按上了困顿、屈辱、痛苦的胎记，但是秦岭又给了我生命中好多好多另外的特质，让我之所以成为了我，而不是别人。 

所以我说，我这一生或许不能成为一名战士，但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隐士。我只是一名作家，文学写作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清楚我存在的意义，那就是用我的笔在记录当下的中国，在思考黑暗与光明，在叙述我和我的上辈和我的儿女的这么几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 

四十多年来，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写秦岭，写秦岭里的商洛，那是我的根本，是我的能量源，是我文学根据地。从商洛到了西安我才更理解了商洛，在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大规模地回商洛采风考察，到后来从未断过与商洛的联系，极力想把我的书房建在秦岭的山间。越是对中国有深入的认识，越是觉得秦岭和商洛的重要。反过来站在秦岭和商洛再看中国，再看世界，这就是我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一直试探着到至今。当然随着社会发展，时间推移，我的父母去世了，生我的那个土屋也倒塌了，祖坟也因修铁路和高速路迁埋了，当年一个生产队劳动的上辈人剩下不到三位。村子变成旅游小镇，插秧割麦的田地现在已经是一条街市。祠堂没有了，最后一页还写有我名字的族谱早都丢失，重新去写也再不可能。因为后辈们都分散去了各个大城市打工，情况无法了解清楚。

我有时想，从真正意义上来讲，我没有了故乡。没有了故乡，我要再失败受挫，不知道还能往哪儿逃遁。我即便发达了，衣锦也没了还乡的必要。我现在每次回到商洛，商洛人把我当一个名人，没人理会我是那个地方的儿子，他们越是热情，我越觉得我是一个来客。当年的石磨，一扇一扇铺出的路成了具有乡村特色的旅游通道，我像一条鱼从河里捞起，再也回不到河里。二十岁时当我逃离出了秦岭和商洛，我只说是一生最大的荣幸，快七十岁了，却失去了故乡，才明白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怆。 

世事在天翻地覆地变化着，我对秦岭和秦岭中的商洛感情始终不变。当今，保护秦岭，安顿家园，这开始成为社会的共识，人民的向往，而我，有责任做的也只能做的就是以笔为旗，摇旗呐喊。中国有秦岭，商洛又在秦岭中，这是上天的恩赐。这种恩赐不仅是给我们的祖辈和我们，更是给我们绵绵不绝的后代的，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现在的一切利用都是在向后代租赁，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了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拒绝什么，应该守卫什么，应该反对什么。

祈祷着秦岭土石坚固，不要崩坍，不要泥石流，不要堰塞湖，草木常青，绿水常在，空气不再污染，日月永远清明。河水随处掬起来就能喝饮，白云像棉花朵子一样，伸手都能摸到。祈祷着商洛人和秦岭里所有人告别贫困，远离慌张，心里无忧愁，脸上有笑容，对老人敬重，对孩子怜惜，热情地从事工作，爱情上也洋溢着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