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我们所学习的鸟类学涉及到系统发育，种群动态，群落结构，地理分化等方方面面。然而在鸟类学的发展历史上，这个学科曾经严重割裂为了两部分，最后又通过科学家们的努力，使其逐步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涵盖鸟类的各方面的综合学科。今天希望通过一篇文章向大家简单的介绍这段过去的历史，本文大部分内容从尤尔根·哈弗(Jürgen Haffer)于2008年发表在《自然史档案》(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上的同名文章翻译、整理而来。
割裂的鸟类学
在十九世纪，鸟类学被分割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分类学(systematic ornithology)和野外鸟类学(field ornithology)。一方面，身居博物馆内的研究者们遵循分类原则对来自世界各地的鸟类进行分类和命名，另一方面，热衷于野外观察的爱好者们不断在野外开展关于鸟类的繁殖、鸣唱、生境等生活史相关的观察活动。
在博物馆内工作的人是当时科学研究的真正代言人。他们主导着学术社团和期刊的重要职位，在各大鸟类学期刊上发表最新的分类文章，制定分类标准和研讨理论。在他们看来，博物馆内进行的分类学才是真正的鸟类学，野外观察则只属于那些钻研鸟类生活史的业余爱好者。同一时期的鸟类学家穆伦斯(Mullens William Herbert)在他的文章《早期英国鸟类学家及相关工作》(Some early British ornithologists and their works)中就描述了两个不同领域鸟类学家之间的关系，分类学家普遍对在野外开展研究工作的爱好者有着敌对和轻视的倾向。尽管博物馆内的大部分标本都来源于爱好者，但他们的工作从来都不被认可，分类学家轻蔑地认为爱好者的工作微不足道。但有时候，分类学家和爱好者会有一些学术出版上的简单合作。例如，克里斯蒂安·尼采（Christian LudwigNitzsch）在1820年至1830年间参与约翰·诺曼(Johann Friedrich Naumann)的著作《德国鸟类自然史》(Naturgeschichteder Vögel Deutschlands)的解剖部分章节。然而类似的合作并未推动两个领域的融合。分类和野外观察的长期分歧对双方有弊无利。野外研究者需要将他们的观察和相应的物种联系起来，分类学家则需要去了解不同物种在野外的区别会有何种表现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曙光出现在1910年在柏林召开的第五届国际鸟类学大会上。德国鸟类学家奥斯卡·海因洛特(OskarHeinroth)提出了鸟类的行为模式可以作为研究系统发育关系线索的想法，两个领域之间的鸿沟开始弥合。然而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爆发，两个领域的相互融合又被迫推迟到了1920年。1914年，德国动物学家威利·库肯塔尔(Willy Kükenthal)在寻找一位鸟类学家负责由他主编的《动物学手册》(Handbuch Der Zoologie)中鸟类卷的内容撰写。在接二连三被安东·赖奇诺(Anton Reichenow)和瓦伦丁·海克(Valentin Haecker)拒绝后，有人向他推荐了年仅24岁的艾尔温·斯泽曼（Erwin Stresemann）。1914年以前，斯泽曼就已经作为鸟类学家参与了到亚洲马鲁古群岛的鸟类考察并且发表相关文章，回到欧洲后又在英国特灵的私人博物馆从事鸟类学研究，并且遇到了他的导师恩斯特·哈特(Ernst Hartert)。在斯泽曼答应接手《动物学手册》工作的几个星期后，一战爆发。突如其来的战争使得斯泽曼不得不搁置《动物学手册》的工作，直到1920年才完成鸟类卷的所有内容，期间他还作为一名炮兵参与了一战。在准备手稿时，斯泽曼认为鸟类学作为生命科学的一个分支应该包括系统学和鸟类生活史以及生理学，形态学，生态学和行为学等。从描述鸟类的身体结构开始，该书中涵盖鸟类的解剖，生活史，行为，种群，物种形成和分类等鸟类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总结了其中的大部分知识。《动物学手册》是斯泽曼新鸟类学思想的第一份著作，也成为了后续几十年鸟类学研究的参考标准，或许是有史以来出版的最重要单卷鸟类学著作。在《动物学手册》中的突出表现为斯泽曼后续的学术道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在学界也由此获得了高度认可。1921年，斯泽曼担任德国柏林自然博物馆鸟类馆的馆长，同年成为《德国鸟类学期刊》(Journal für Ornithologie)和《鸟类学月报》(Ornithologische Monatsberichte)的编辑。掌握期刊的编辑权限后，斯泽曼大量录用鸟类生物学主题的文章，包括繁殖生态学，生活史，行为，功能形态以及单个鸟种的野外研究。美国鸟类学家玛格丽特·尼斯(Margaret Morse Nice)关于歌带鵐种群研究的文章就是在斯泽曼的邀请下发表于《鸟类学杂志》。比较了同时期英德两国的鸟类学期刊内容后，后来的《英国鸟类学会会刊》(Ibis)编辑雷金纳德·莫罗(Reginald Ernest Moreau)认为，在1930年-1940年期间，《德国鸟类学杂志》对鸟类学的贡献程度远远超过同期的《英国鸟类学会会刊》。除了转变录用策略外，斯泽曼也积极帮助年轻鸟类学者开展研究工作，包括洛伦兹(Konrad Lorenz)、奥斯卡·海因罗斯(Oskar Heinroth)等在内的科学家均受到斯泽曼的启发。1927年，在海因罗斯和斯泽曼的鼓励下，年轻的洛伦兹开始在奥地利开展他的研究工作，并于1930年在《德国鸟类学期刊》上发表了鸟类行为学方面的开创性文章。通过斯泽曼的不断努力，德国鸟类学的两大不同分支开始整合为具有现代意义的鸟类学，科学家们很快意识到鸟类非常适合用于研究动物的形态学、生理学、生态学和行为学，历史上将这一变化称为“斯泽曼变革”。“斯泽曼变革”的一个重要的变化还体现在鸟类学研究从博物馆走向高校和独立研究机构。英语世界的鸟类学变革则由著名鸟类学家大卫·拉克主导。1933年，拉克大学毕业后到英国德文郡南部的达廷顿当一名教师，并利用闲暇时间对欧亚鸲开展生活史研究。通过四年的研究工作，拉克将研究成果集结出版，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欧亚鸲的四季》(The Life of the Robin)一书。今年该书也有了中文版，点开这篇文章的人都推荐买一本啊。1938年，拉克在他的人生导师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建议和帮助下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开展达尔文雀的研究工作。回国后，拉克将关于达尔文雀的文章投到《英国鸟类学会会刊》，结果编辑看都没看就让他吃了闭门羹。最终是大西洋对岸的加利福尼亚州科学院向拉克伸来了橄榄枝，文章得以面世。在从加拉帕戈斯返回英国的途中，拉克还到纽约的美国自然博物馆短暂停留，结识了曾在柏林自然博物馆工作过的恩斯特·迈尔(Ernst·Mayr)。迈尔受斯泽曼思想的启发，影响了纽约的一大批爱好者。拉克回国后给迈尔的信中讲述了英国科学家对《英国鸟类学会会刊》收稿方式的不满，迈尔鼓励拉克号召更多的人，推动学界的改变。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初，《英国鸟类学会会刊》主要发表探险报告和详细的物种记录，几乎没有任何生物学相关的文章。发生在德国的变革对英国似乎毫无影响。但在当时的英国，已经有不少科学家在野外研究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将观鸟作为鸟类学研究途径之一的先驱埃德加·钱斯(Edgar Chance)，开展了大杜鹃巢寄生的工作。艾略特·霍华德(Eliot Howard)对鸟类的领域行为开展研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则关注凤头䴙䴘，红喉潜鸟和反嘴鹬的求偶行为。詹姆斯·伯基特(James Burkitt)通过环志在爱尔兰对欧亚鸲开展研究。这些在当时不被认为主流的工作，在今天看来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群星璀璨。1941年，《英国鸟类学会会刊》的编辑克劳德·蒂斯赫斯特(Claud Buchanan Ticehurst)去世， 克劳德·格兰特(Claude Henry Baxter Grant)接任该职位。次年，拉克被格兰特提名为生物学助理编辑，负责生物学相关的文章审稿工作。此后，大量的生物学文章开始发表在《英国鸟类学会会刊》上面。1945年，拉克被任命为爱德华·格雷鸟类学研究所(EdwardGrey Institute of Field Ornithology，EGI)所长。在拉克的带领下，EGI开展了大量关于鸟类演化，生态和行为的研究。山雀属的鸟类成为了长期开展种群生态学的“小白鼠”，EGI在此后的年代里成为英国鸟类学研究的中心。至上世纪90年代，EGI一共培养了130名博士，包括研究大山雀开奶瓶的罗伯特·欣德(Robert Hinde)，专注于山雀属鸟类种群生态学的克里斯·佩尔斯(Chris Perrins)，剑桥大学行为生态学教授尼古拉斯·戴维斯(Nicholas Barry Davies)，科普佳作《鸟的感官》的作者蒂姆·伯克海德(Tim Birkhead)教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