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斌 | 外语教育学的建构历程、意义与学科特点

共建“一带一路”、践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已成为我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繁荣、实现天下大同的重要理念、方案和举措。实施这些理念、方案和举措，离不开具有铺路通世界民心作用的外语，更需要具有整体效应的国家外语能力。然而，国家外语能力强的前提是具有高效和高质量外语教育的能力。因应国家外语教育能力提升之需，教育部下属的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于2024年1月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确定将新兴学科“外语教育学”增列为外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这是外语教育界的大事和喜事，已引发高度关注和热议。但是，外语界相当一部分教师尚不十分了解外语教育学的建构历程、意义及其学科特点。本文就这三点关切，作一较为详细的陈述、分析和阐释。

关于外语教育学，据我们所知目前至少有四部含有“外语教育学”之名的专著，即《外语教育学》(章兼中 1997)、《外语教育学》(张正东 1999)、《外语教育学纲要》(舒白梅 2005)和《现代外语教育学》(舒白梅 2009)。魏立明等(1998)早已呼吁我国需要确立外语教育学的学科地位，王圣和乌兰娜仁(2015)等也围绕“外语教育学”通过学术期刊论文发表了意见和观点。这些研究成果对“外语教育学”学科名称的诞生贡献巨大，但总体上尚未摆脱“pedagogy”的思维定式，基本是从“教”的层面思考问题，还未真正跃升到“育”的层面，并且侧重中小学“教学法”探究。需指出的是，以往即便有外语教育学相关研究，通常也是顾重听说读写译视等外语基本技能训练，重外在探究而轻内在审察。本文探讨的外语教育学不仅注重外语基本技能训练，而且凸显外语的涵养和熏陶，更看重语言、文学、哲学等内在素质培养，与以往外语教育学研究具有本质的不同。

国际上目前尚无明确的外语教育学学科，一般是将外语教育研究置于应用语言学范畴。但是，根据我国的国情、教情和学情，我们倡议并力主建构外语教育学，其初衷是以问题为导向，回应外语界的许多重要关切，其中关键的有五个：一是为提升我国整体外语教育能力，破解我国外语教育存在的诸种难题，透视诸种真问题；二是为解决我国外语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学科归属问题，也是为我国大中小学外语教师谋求学科之家和学术之家；三是为真正聚焦外语教育本身的研究和实践，摆脱应用语言学研究内涵过于宽泛的松散局面；四是为打造外语教育各维度研究的同心圆，锤破外语教育碎片化研究的困境；五是为增强理论自信和学科自觉，立足现实，强化国家意识，建构中国的外语教育学，办中国的外语教育。

出于以上五个主要因素的考虑，笔者与南开大学李民教授一道于2015年开始思考建构外语教育学，力图检视我国外语教育的过去和现在，一致认为在我国建构外语教育学实属必要。次年，我们在《光明日报》合作发表了“创建外语教育学学科时机已成熟”一文，阐发创建外语教育学学科的必要性、可能性与意义(王文斌，李民 2016),引起学界的初步关注。同年，笔者明确提出，我们须提升理论研究自觉和自信，放眼国际，立足我国，促进高校英语专业教学理论的本土化，将英语专业教学大国发展成为英语专业教学强国(王文斌 2016)。此后，笔者、李民教授等或是独立撰文，或是合作撰文，陆续在国内外语界期刊和相关报纸上发表外语教育学研究论文，迄今我们研究团队已发表20余篇论文或文章(如王文斌，李民 2017a, 2017b, 2018;李民，王文斌 2018a, 2018b, 2019,2021;王文斌 2018,2021a, 2021b, 2022a, 2022b, 2023a, 2023b; 李民 2021,2023,2024;王文斌，柳鑫淼 2021)。这些论文或文章各有侧重，其着力点主要有七：其一，加强调研，挖掘、剖析我国当下外语教育存在的真问题，探求有效解决方案，进一步促进外语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如李民，王文斌 2021;王文斌 2021b; 王文斌，柳鑫淼 2021)。其二，提升外语教育能力，提高外语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如王文斌 2022a, 2022b)。其三，促进外语教育中“教”与“育”的融通，牢记有教无育，止于教，而有育无教，教尚可求，即教止于技，育行于魂(如王文斌 2018,2023a)。其四，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兼顾，综合施治，建构外语教育学学科，力避“外语课程研究”、“外语教材研究”、“外语测评研究”、“外语教师发展研究”、“外语教学研究”、“外语教育技术研究”等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的碎片化研究态势(如王文斌，李民 2017a, 2017b; 李民，王文斌 2018a, 2021;李民 2021,2023,2024)。其五，回归外语教育本色，守正创新，全心全意培养兼具扎实母语与外语功底、深厚母语文学和外语文学修养，具有家国情怀，善于包容文化，视野开阔，为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和提升国际传播力铺路和通民心的高质量外语人才(如王文斌，柳鑫淼 2021;王文斌 2022a, 2022b)。其六，探寻中国外语教育与他国外语教育的共性与差异，加强外语师资队伍的系统培养，打造一支外语教育的卓越创新者、计划的高明实施者、教学的高超设计者、技术的有效开发者、资源的精湛整合者、数据的精妙分析者的教师队伍，使他们成为经师、能师和人师(如李民，王文斌 2018b; 王文斌，柳鑫淼 2021)。其七，需以现实国情、教情、学情为依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化理论创新，注重我国外语教育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自主创生，研发属于中国的外语教育“核心技术”,彰显中国外语教育的主体性和原创性，筑塑中国外语教育发展新格局(如王文斌 2021a; 李民 2023,2024)。

上述观点得到学界诸多同仁的关注、真诚的鼓励和认同，尤其是得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的护惜和扶持，使得“外语教育学”于今年1月正式增列为外国语言文学下设的二级学科。外语教育学属于学科教育研究，是一门旨在系统性地探究外语教育全过程及其诸种影响因素，研判其活动，揭示其规律和本质，并以此为基础提升外语教育能力的学科，其最终目标是提高国家外语能力。外语教育学给予我国外语学科和外语教育事业新的活力、新的优势和新的机遇。如何乘势而上启新程、砥砺奋进拓新局，这是摆在外语教育学面前的新使命和新担当。

建构外语教育学学科的主要意义是在力促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今天，国家需要提升外语能力，而提升外语能力，首要的是提高外语教育能力。细而述之，我们至少可从八大方面阐析外语教育学的学科意义。

(1) 我国目前有近170万大中小学外语教师，他们不一定是语言学理论家、文学评论家、翻译理论家或应用语言学家，但他们的第一身份无疑是外语教育工作者，可这一身份却没有直接对应的学科名称，不像数学教师就属于数学学科等，致使外语教师处于学术身份不明、学科身份模糊的窘境。正因如此，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轻视甚至否定外语教师的教育工作，对我们所做的一些研究工作不屑一顾，误认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无多少价值可言。现在有了外语教育学学科，我国所有外语教师身份有了明确归属，拥有自己的学科之家和学术之家，学科和学术上就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有利于修正或消解社会上长期存在的相关谬见。

(2) 长期以来，外语教育常被认为属于应用语言学学科，但是应用语言学不等于外语教育学，它包括语言教学、话语语言学、实验语音学、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翻译学等学科。即便外语教育学与应用语言学中的“语言教学”最为接近，也只是涉及“教学”层面而不是“教育”层面。外语教育学从应用语言学中独立出来之后，能见其名而思其义，学科属性更为清晰，其重要性由此得到极大提升。外语教育以前好比是跟语言教学、话语语言学、实验语音学、数理语言学等合租或群居于一栋房子，而现在终于有了独立的居所，其学科独立性和特殊性得到明确彰显。再者，外语教育附庸于应用语言学之时，学术边界和学科边界模糊不清，如同瞎子摸象，瞎打盲冲。外语教育学设立之后，学科的内涵和外延更加聚焦、明确，边界更加清晰，即凡是与外语人才培养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均属于外语教育学范畴。外国语言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学研究、跨文化研究、区域国别研究等只要关涉外语人才培养，就成为外语教育学的一部分。简言之，举凡与外语人才培养有关的，均是外语教育学研究和实践的对象。

(3) 外语教育研究领域虽有外语教师发展研究，但其往往与外语课程研究、外语教材研究、外语测评研究等维度的研究被等而视之，教师研究的重要性未能得到充分显现。尽管各种类型的外语师资培训日渐增多，但相当一部分外语教师依然是拿过去的知识、方法来教现在的学生，再让现在的学生去面对未来。外语教育学能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外语教师是外语教育的第一驱动力、第一生产力和第一资源，对外语教育工作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作用。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强则教育强，教育强则国强。没有创新力和创造力的教师，培育不出具有创新力和创造力的学生。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应是知识的创造者。外语教师要教知识，更要育新思想，要有教育家的精神和能力。外语教师需要提升专业素养和思想素养，成为明理之师、慧人之师、育才之师，带给国家外语教育新的未来。

(4) 外语教育各维度的研究常常彼此割裂，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至今尚未形成合力。外语教育是一个有机的自成系统，不是单靠某一维度的研究就能解决自身所有问题，而是亟须构筑各维度研究的“同心圆”,形成有效的关联和互动。外语教育学将强化学科的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外语教育目标研究、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外语课程研究、外语教材研究、外语教与学研究、外语测评研究、外语教师发展研究、外语教育技术研究、翻译教育研究、语言本体知识与外语教育的关系研究等不同维度研究的层次性、逻辑性、互动性和开放性，促使外语教育研究更完整、更系统，形成“共振”效应(参见李民，王文斌 2018b)。

(5) 外语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在过去严重脱节，并且在诸多方面出现理论茧化现象，往往唯一家理论而独尊，陷于某一理论研究而难以自拔，置其他理论于不顾。外语教育是一个复杂过程，要求我们谙熟各家理论，将不同理论灵活、适时地应用于外语教育各个不同阶段或过程，达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操曲观剑”境界。外语教育学设立之后，我们就可纵览全局，强调理论包容性，拓宽学术胸怀，从学科整体的角度强化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合，方能取得外语教育研究和实践的成效。以往的外语教育研究常常忘却外语教育的根本属性是外国语言和文学教育，外语学界存在的“倒挂”或“逆差”现象就是明证，比如语言学理论家多于语言大师、文学评论家多于文学家、翻译理论家多于翻译家等。之所以会出现此类现象，极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犯了“着相”病，未能恪守外语教育的根本属性，往往是理论一大套，实际做不到。外语教育学能凸显外语教育之“姓”,即属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擦亮外语教育的本色和底色，筑牢语言与文学之基，包括母语语言和文学的根基。新时代我们需做到既守正又创新，不能为了创新而抛弃守正，离家于千里之外而忘了回家的路；即便是提倡学科交叉或跨学科发展，也需立足本家，再与他家交叉或跨至他家，如同共建排屋，共享公共墙，而绝非拆除自家之墙以并入他家，彻底忘“姓”。

(6) 学界谈及外语教育时，多半是指高等外语教育，不大关注基础外语教育，而且往往是谈英语教育，不大关切非通用语外语教育，在很多情况下造成唯高等外语教育是瞻及英语教育独大的局面。外语教育学强调深化对于“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认知，视基础外语教育为我国外语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重头；外语教育不单单是英语教育，而是世界不同外语语种的教育。我国若要真正走向世界，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但需要英语，还需要以其他不同外语为舟车联系世界，联通世界人民的心灵。外语教育学学科建设应加强大中小学外语教育“一条龙”整体研究，集我国所有外语语种教育于一体，通盘规划，全面施策，坚信“一语独放不是春，百语齐育春满园”。

(7) 外语教育研究在以往多半是指外语教学研究，外语教学的重点通常停滞于听说读写译视“六会”能力，强调外语基本技能教学，而轻视了外语背后隐含的文化、政治、价值观、世界观等。学习一种外语，其实就是学习和掌握这些潜隐的内容。我们常说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而不是培训共产主义接班人，其道理就在于此，即“培养”与“培训”的意义之别对应“教育”与“教学”之别，教重于外在，育则重于内在，关乎思维、品格、视野、格局、价值取向等。外语教育和外语教学的关系属于逻辑上的上下位关系，有外语教育，必有外语教学，但有外语教学，不一定有外语教育。教是手段，育则是旨归，能使外语学生深入知晓语言是思想的表达形式，透过语言认识和了解外国民族的思想，更便捷地与外国民族开展交流与沟通。如若外语教育停滞于“教”的层面，那么必然会窄化、浅化甚至矮化外语教育中“育”的功效，外语人才难以真正使用外语向世界讲好讲通讲响中国故事，难以深入人心地宣传中国的国情和民情。把准并实施外语教育学的理念之后，关于外语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结论也就不言自明。

(8) 近年来，我国大力倡导“一带一路”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参与全球治理、增强国际传播能力等理念与方针，而所有这些理念与方针的落实都需由外语铺路。目前，虽然我国国民的外语水平已普遍提高，但高端外语人才依然稀缺，难以有效满足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求。外语教育学增设为二级学科之前，学界尚未充分从国家综合国力视角考量外语教育，即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不足。外语教育的具体对象是个体公民，但其终极目标是提高国家外语能力，包括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形塑国家形象、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正确引导国际舆论、加强国防安全、助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等，事关国家整体利益。设立外语教育学之后，外语教育研究和实践将更加凸显增强国家意识的大格局。格局大，外语教育思想境界就高，视野就广，教育行为就能克服狭隘，走出困局与危局。我们需要培养具有中国心的外语人才，外语说在口、写在手，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由此，外语发展战略规划制定需顾及国际趋势、语言需求、主体目标、重要方法、主要途径等核心要素；外语语种建设需合理布局，特别是非通用语种设置等都需充分论证，不能以人设语种，而是以科学规划为前提，以总体布局、综合施治、协调推进新时代外语教育中国化为总体指导思想，力求结合中国外语教育的国情、教情和学情，建构中国特色外语教育知识体系，做到既满足国家需求，又避免盲目跟风。

外语教育学有其自身学科定位和属性，归纳起来主要有八大特点，具体如下所述。

(1) 外语教育学具有系统性。外语教育学的内在语义切分是“外语教育+学”而非“外语+教育学”,聚焦外语教育本身，视外语教育为一个系统工程而非某单一维度的研究与实践，凸显外语教育的大格局观和整体观。外语教育学将外语教育研究视为独立于其他学科的领域而成为一种本体论，具有专门的理论研究系统，强化理论抽象和实践提炼，为学科研究、决策和实践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撑及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引。

(2) 外语教育学属于学科教育。外语教育学和教育学存在特殊与普遍、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前者聚焦外语教育相关议题，或者但凡是关于外语人才培养的理论、知识、能力、方法、手段和实践等，都属外语教育学研究的对象，具有明显的外语教育特殊性、个别性和个性；后者研究人类一切教育活动、规律和本质，揭示人类教育的普遍性、一般性和共性。教育学对外语教育学具有统摄和指引意义。从哲学原理来看，外语教育学与教育学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因为普遍性、一般性和共性往往寓于特殊性、个别性和个性，而特殊性、个别性和个性包含普遍性、一般性和共性。然而，外语教育学与教育学又不能相互替代，因为普遍性区别于特殊性，一般性和共性比个别性和个性更普遍、更深刻，而个别性和个性比一般性和共性更丰富、更具体。

(3) 外语教育学具有综合性。外语教育学需结合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语言学、文学、哲学等多种学科，以使外语教育研究的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研究深度得到进一步延展，研究高度得到进一步提升，研究广度得到进一步拓宽。

(4) 外语教育学具有学术性。学术性是一门学科的基本特征。外语教育学学科必然需要对相关知识和能力进行全面和深入的检视，对相关理论进行建设、应用和验证等，以此内生成熟完善的学术体系。

(5) 外语教育学具有创新性和创造性。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外语教育学本身就蕴含创新性和创造性。创新和创造是学科地位提升的管钥。一个没有创新力和创造力的学科，必然是短暂的，无拓路前行的可能。外语教育学只有不断创新和创造，才能提升学科的活力、生命力和竞争力，实现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6) 外语教育学具有应用性。应用性是众多学科的生命氧气，外语教育研究也概莫能外。外语教育学的直接目标指向就是为外语教育实践服务、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高效培养高质量外语大才。增强应用性也是外语教育学学科提升学科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的必然之路，以免因缺氧而亡。

(7) 外语教育学具有发展性。任何学科始终都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发展性是学科建设的根本特性。随着相关研究和实践的深化、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国际形势的日新月异、学科认知的不断丰富，外语教育学需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

(8) 外语教育学具有实践性。外语教育学迄今各相关维度的研究基本上只是提供一个菜单(参见王文斌，李民 2017a, 2017b, 2018),各校可根据高校类型、校本特色优势、特定人才培养目标等要素，践行“因校施策、因地制宜、因靶而异、因材施教”的“四因”理念，强化分类指导，制定开放、弹性、动态的人才培养方案，以此捶破同质化的人才培养方式，破除“千地一策、千校一面、千靶一方、千生一案”的“四千”现象，寻求差异化、个性化和特色化人才培养方略。比如，师范类院校在外语教育学的本科生培养阶段需充实“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心理学”等课程，而不必开设“元外语教育研究”、“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等。研究生阶段可将这些课程设为选修课，也可将“外语学习研究”和“外语传授研究”合并为“外语育与学研究”,将“外语课程研究”和“外语测评研究”合并为“外语课程与测评研究”。换言之，各校可根据校情和学情对相关维度进行合理的拆分和组合，避免结构要素的模式化和刻板化。若是综合性院校的外语专业，以上大部分课程均可不开设，然而“汉外语言修养研究”、“汉外文学修养研究”、“哲学与外语教育的关系研究”、“翻译教育研究”和“人工智能与外语教育的关系研究”应均是必修课，是基底性和兜底性课程。学生具备这些维度的知识和能力，就能通过外语专业与其他专业的复合或交叉成为“外语+X”复合型人才。当然，课程的名称可以微调。需要强调的是，成年人学习外语的顺序不应是听说读写译视，而应是读视听在前，尤其是读应置于首位，然后才是说写译。目前，我国外语教育最大的痛点是学生普遍缺失阅读目的语文学作品的习惯，连教师都难以保证阅读时间。教外语、学外语、育人才，如若没有大量阅读输入，不具备扎实的语言文学知识和能力基础，不具备哲学思维等基本人文素养，纵使通晓和掌握千种理论或方法，也是忘记了外语教育学的“外国语言文学”基本属性，即忘记了学科之“姓”。与此同时，当今时代外语教育学也应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各种长处与便利，与时代同频共振、同向前行。

无论什么样的外语人才培养目标，外语教育学都需顾及基底性和兜底性维度，即“汉外语言修养研究”、“汉外文学修养研究”、“哲学与外语教育的关系研究”和“翻译教育研究”四个维度，外加因时之需的“人工智能与外语教育的关系研究”。我们应依归初心，临在当下，授以未来，回归语言文学教育本身，强化汉外语言文学的基底性和兜底性地位，增强“核心力量”,进而拓展学科的交叉和复合。

本文阐述了外语教育学的建构历程、意义及其学科特点。外语教育学是一门新兴学科，而任何学科的建设和成熟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艰难探索过程，才能在学术水平、领军人物、标志性成果、知识体系、创新力和创造力、学术研究能力、社会影响力等七个方面达到学科成熟。目前外语教育学在这七个方面都较为欠缺，需要外语界同仁的同心奋进。我们坚信，外语教师一旦拥有自己的学科和学术之家，一定能把握时机谋发展，勇往直前求突破，奋发图强开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