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 | 立场与立场表达的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

语言具有多种功能，例如表征、指称、人际、交互、主观性以及主体间性等。然而Du Bois(2007:139)指出，语言使用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立场表达(stancetaking)。立场是说话人表达视角、态度、情感和评估的方式(Du Bois 2007;Finegan 1995)，相对于命题内容(主观性)和其他参与者（主体间性）而言，立场表达是说写者定位(position)自己的一种方式。

立场与立场表达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例如话语分析、语料库语言学、会话分析和互动语言学等。立场与立场表达这两个术语体现了同一概念，前者关心的是静态的名词，而后者则关注动态的动词，更加强调说写者与听读者之间的主体间性。方梅和乐耀(2017)采用话语功能语言学和互动语言研究范式，探讨汉语中说写者常用的立场表达形式及其特点，通过个案研究分析了汉语立场表达在话语中的浮现特征、话语条件、语用推理机制以及立场表达构式在规约化过程中的理论问题。然而，这一研究主要探讨汉语口语中的立场表达，没有涉及媒体和政治话语。董素蓉和苗兴伟(2022)融合了Du Bois的立场三角和van Dijk的意识形态方阵模型，提出了定位效应的理论框架，并以《纽约时报》的战争新闻报道为语料，探讨战争新闻语篇如何通过主客体双方展开意义斡旋，通过“评价—定位—结盟”的运作机制，实现建构“敌人”、战争合法化和联盟读者的定位效应。

立场与立场表达是批评认知语言学重要的研究领域。Hart (2024:12-17)提出了认知批评话语分析(Cognitive CDA)或批评认知语言学(Critical Cognitive Linguistics)的七个原则，界定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特征。这七个原则包括：(1)话语的辨证法(dialectics of discourse);(2)对话性；(3)权力、意识形态和合法化(legitimation);(4)普遍性(generalization);(5)符号性论点(the Symbolic Thesis);(6)百科全书性论点(the Encyclopaedic Thesis);(7)涉身性。其中(1)、(2)和(3)与本文讨论的立场与立场表达密切相关。

第一，Hart (2024:13)认为，文本与社会之间的辨证关系是由认知作为媒介的。导致权力滥用、不平等和其他非正义的社会行为取决于我们对世界的心理表征，通过话语我们可以表达这一心理表征(张辉、张天伟2022)。立场和立场表达可以阐明我们对世界的心理表征，是我们表达认知以及对某一现实看法或观点的一种方式。第二，正如我们前面论述的，立场和立场表达强调主观性和主体间性，是批评认知语言学的对话性特征的一种表现。第三，话语服务于建立和维持权力和不平等，其重要手段有二：(1)意识形态及其自然化(naturalization);(2)合法化(Hart 2024:14)。在批评话语分析中，意识形态常由文本呈现出一定的视角或世界观，服务于权力和利益。通过话语，我们可以重新建立一定的社会信念和价值系统，使它们看上去非常自然和不可避免，从而感觉不到是话语操纵的结果，这就是自然化(Fairclough1989)。立场和立场表达是表达意识形态的方式之一，不管使用效果控制立场(effective control stance)还是认识控制立场(epistemic control stance)，其目的是使人们自然地接受某一意识形态，使其自然化。话语的第二个手段是合法化。个体或组群积极争取和寻求其下属或听读者同意和接受某一观点与权力分配，这就是合法化(Hart 2024:15;张辉、张天伟2022)。合法化策略的目的是使某一社会行为和关系符合社会的道德准则。立场和立场表达是合法化策略一种形式，服务于知识、社会行为和目标的合法化。我们在本文后半部分讨论的两种合法化策略(效果立场策略和认识立场策略)都说明，说写者在话语中都试图控制现实的概念和在现实层次上的关系(Langacker 2009,2013)，并使之合法化。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立场语言资源可以服务于合法化策略，使听读者接受既有现实(Chilton 2004;Marin Arrese2011,2013)。综上所述，立场和立场表达是批评认知语言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尝试从批评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讨论立场和立场表达的认知机制及其语言呈现的类型，为今后的实证研究打下理论基础。

本文第二节讨论人类思维、认识警戒与立场表达的关系。第三节界定立场与立场表达。第四节探讨目前学界对立场和立场表达的研究，述介提出的模式。第五节重点探讨立场与立场表达的语言资源和话语策略。最后是本文结论。

Mercier和Sperber (2017:8)指出，人类思维具有两个主要功能：一是为解释自己提供一定理由，二是提供充分论据说服他人。前者为人类交际合作的协调提供了必要的工具，通过给出一定理由，为自己辩解。后者为自己的观点或行为找到充分且正当的理由，使之合法化。而就听读者而言，他们评估他人提供的理由，决定谁可以信任，谁不可以信任，以及如何协调与他人的关系等。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从社会交际中掌握大量的技艺和知识，在收获大量且不可或缺的益处时，也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误导(Mercier&Sperber 2017:8)。作为听读者，我们需要真实的信息，然而说写者常常用错误的信息误导我们，以便获取更大利益，这种误导不一定使用直接的谎言，而是通过扭曲、省略或夸大信息手段影响听读者的观点和行为。

思维的第二个功能是，当听读者对说写者的观点和行为缺乏足够的信任时，后者需要提供一定的证据和理由，让沉默和谨慎的听读者去评估这些证据和理由，以便说服他们接受论据。这一功能也称作为思维的辨论性功能(Mercier&Sperber 2017)。

人类思维一直是演化心理学和辩论关注的焦点。Cosmides (1989)提出了人类思维的两个主要的理论观点：一是思维机制的演化是对环境中反复出现的具体问题的反应；二是在演化的认知适应过程中，存在着解决问题的推理机制，人类交际中的合作产生了这一推理机制。合作是两个或更多的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每个人都会招致损失或得到益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有些个体在分享合作益处的同时却不承受损失。换句话讲，他们会使用欺骗手段获得更多益处，以便减少损失。欺骗有可能招致合作的失败，为了合作得以延续且富有成果，我们必须识别、控制或清除欺骗者(Mercier&Sperber 2017;Sperber et al.2010)。

人类交际不仅发生在亲属或合作者之间，也发生在竞争者和陌生人之间，因此说谎和欺骗是常有的。有些情况下，坦率的交际起不到满足交际目的的作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努力从交际中尽可能获得更多的益处，同时尽量减少被欺骗的危险，这就需要我们努力识别和筛选信息，关注信息的来源和其真实性(Mercier&Sperber 2017:190)。

人类这种识别和筛选错误信息的能力，就是认识警戒(epistemic vigilance)(Sperber et al.2010)。认识警戒涉及两种机制：一是聚焦和关注信息的来源，回答相信谁的问题；二是聚焦和关注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回答相信什么的问题。这两种机制涉及本文中讨论的言据性和认识情态以及相应的立场表达策略，如效果立场策略和认识立场策略等。

针对信息来源的警戒和针对信息内容的警戒有着不同的认知指向。如果我们相信宣称者，改变信念不可避免；如果我们接受他们的宣称，就必须修改被质疑的信念；如果不接受宣称，我们必须修改值得信任的信念(Mercier&Sperber 2017:192)。作为听读者，认识警戒可以让我们根据信息的可靠性，挑选所传递的“真实”信息，并从中获益。作为说写者，听读者的认识警戒减少他们从欺骗中得到的好处，降低了交际成功的机会。如果别人识别出说写者的欺骗，这就会增加他们的损失，失去信任和声誉，从而降低交际成功的可能性。

认识警戒有用且必需，但在信息的传递中，会形成一个瓶颈。对于听读者而言，调节好其认识警戒，使其免于欺骗，益处大于损失。而对于说写者而言，听读者的认识警戒好像会造成较大代价，因为它不仅阻碍了不诚实的交际者，有时也会阻碍诚实的交际者。

立场和立场表达可帮助真实信息跨过认识警戒形成的瓶颈，不仅使听读者可以更好地评估有价值的信息，也可使说写者说服谨慎的听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和行为。因此立场和立场表达对交际双方都有益处(Mercier&Sperber 2017)，值得深入探讨。

作为语言意义系统的一部分，立场和立场表达居于何处？使用立场表达的最重要方式是什么？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探讨以下问题：立场与立场表达如何体现社会语言使用中的变异和说话方式？本文强调立场表达所引起的身份认同以及与身份认同相关联的一整套意识形态特征的立场。身份认同或多或少地与言语风格关联在一起，这些言语风格体现了一整套可辨识的意识形态，以及某一言语社区中传播的语言形式(Kiesling 2022)。

不同的表达手段可以传达不同立场，范围涉及语言手段、副语言手段(声调、时长和声高)和非语言的手段(手势、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对于立场的语言表达，我们常区分为语法、词汇和韵律手段(转引自Kaltenböck et al.2020:2)。语法立场表达包括两个不同的成分：一是表达个人的立场，另一个表达由立场框架化的命题。典型的语法立场表达是表达立场的状语，如例(1)中的unfortunately和例(2)中的补语小句构式that our reserve position is now one of reasonable strength。

(1) Unfortunately,this included their abuse of animal.

(2) I am happy that our reserve position is now one of reasonable strength.(Kaltenböck et al.2020)

然而立场表达既可以使用不同的语法形式，也可以使用语义和语用手段。立场的概念来源于语气的语法范畴，表达说话人对句子内容的某一态度或评估。这一概念从语法语气拓展至其他的语言形式，例如模糊限制语、强度、评注性状语(disjuncts)、情态和主观性或主体间性等(Kaltenböck et al.2020)。

Kaltenböck等(2020)指出，立场与立场表达的研究存在两条主要路径——言据性(evidentiality)与情感(affect)。言据性关注评估知识与命题中所含的知识地位(status of knowledge)，包括四种主要成分：(1)知识的可靠性程度；(2)知识的来源；(3)获取知识的方式以及(4)标记言据义的来源。情感探讨个人情感、感知和态度的语言表达，关注的是与个人和情景相关的情感、语气、情感和态度等。

立场的研究得益于Biber和Finegan (1988,1989)，他们把言据性和情感也纳入立场的范畴。Biber等(1999)提出了一个包括说话风格的拓展框架，说话风格包含了说写者对交际本身的评估。另外，学者们把言据性和情感这两个范畴作进一步分类：认识立场(epistemic stance)标记知识的确定性/怀疑、事实以及来源或视角；态度立场(attitudinal stance)包括态度或评估以及个人情感(Kaltenböck et al.2020:4)。

不同的学者使用了不同的术语，这些术语都与立场与立场表达有许多重合。他们是评估(evaluation)(Hunston&Thompson 2000)、评价(appraisal)(Martin&White 2005)和话语立场(discourse stance)(Berman et al.2002)等。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立场与立场表达的大部分研究都聚焦以下两种不同的立场：一是认识立场；二是说写者的个人评估(态度、评价和价值判断)和情感。具体而言，立场和立场表达主要关注语言的词汇、话语/语用标记、构式的语义—语用和句法分布。大部分研究都聚焦认识性(epistemicity)和言据性,都涉及说写者与言语表征的命题之间的关系。立场与立场表达是语言的核心功能之一(Kiesling 2022:415)。

4.1立场三角

立场理论化的主要目的是解构这个术语的层面，以便更好地探讨其内涵。Du Bois (2007)提出了立场三角(stance triangle)，进一步拓展这一术语的层面与内涵，把其原来的两个层面(说写者评价某一实体)拓展为三个层面，并论述三个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Du Bois (2007)指出，立场应该放在对话的框架中进行讨论。除了主观层面之外，立场还应该包括另一个重要的主体间层面(intersubjective dimension),调节说写者与听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如图1所示，Du Bois (2007)的模式包括对立场对象(stance object)的评估以及对立场行为(the stance act)的创建。立场对象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物体，也有可能是一个话语中的物体或人物。立场行为则构建了一个三角形，包含了评估的两个主体和两个对立场对象的定位。

图1表征以下这些关系：三角形的两个箭头表征了言语，主体1是言语的第一个实施者(animator)，是立场引领，评估对象,对实施者进行定位。主体2发出的言语主要对主体进行定位，评估同一立场对象，是立场跟随。两个言语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个相对的连接(alignment)(或非连接)。整个三角结构的评估、定位和连接构成了一个立场行为。立场三角的三个结点代表了三个关键的实体：两个立场表达的主体和一个被评估的立场对象。立场表达包含了三个相互关联的事件：(1)立场表达者发出主观评论；(2)评估一个立场对象；(3)通过评估连接说写者与听读者连接。下面我们分别论述这三个事件。

4.1.1表达主观性立场

立场是表达说写者的主观意见与评估，反映出其所在社团持有的价值系统。Du Bois(2007:152)指出，不断的定位行为(act of positioning)唤起说写者的主观性，针对的是三角中的立场对象。

立场表达者存在多种声音性(multivocality)。Goffman (1981)把“说写者”的概念分成不同的参与者角色：实施者(animator)、作者(author)和当事者(principal)。实施者是实际说出言语的人，作者是构建、创造或撰写言语的人，当事者是致力于实现言语内容的人。作者不一定是实施者，例如很多政治家说出的言语不一定是他自己撰写的，他的智囊团队撰写演说词，因此他只是实施者，而不是作者。当然政治家有可能是当事者，也可能不是，因为他未必遵守和实现自己言语所表达的承诺。Goffman (1981)把说写者分成不同的参与者角色，对立场的理论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面我们论述Kiesling (2022)提出的立场表达模式时还会提到这一观点。

4.1.2立场对象、主体间性与立场表达

在立场三角中，我们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主体，二是立场对象。立场对象不仅是实体或命题，也是立场焦点(stance focus)。后者是与说写人建立关系的话语图形(discursive figure)，而话语背景则是话语的衬托，话语图形是与话语背景相对的，是话语所要突显的焦点，包括对话人、话语中表征的人物、实施者、话语中表征的观念或其他文本(Kiesling 2020:687)。Kiesling (2018)指出，在话语背景的衬托下，说写者与其他话语图形一起构建了立场。

Lempert (2008)指出，立场必须考虑主体间性与人际功能。立场表达不能仅局限于说写人表达对某一立场对象的主观评估，也包括创建和保持与听读者之间的关系。立场表达应该放在更大的对话性语境下，把它看成具有主体间性的立场行为。立场的主体间性在立场三角中是第三个结点，表征听读者与听读者之间的连接(代表同意)与不连接(代表不同意)。连接与不连接具有不同的程度，是一个梯度概念(Du Bois 2007:162)。连接行为调节说写者与听读者之间隐含的主体间性关系(Kaltenböck et al.2020:6)。

4.2立场表达模式

立场表达模式(Stancetaking Model)的提出主要得益于Goffman (1981)和Jakobson (1990/1957)的观点。一是Goffman的观点。他认为“说写者”的概念汇聚了交际中的三种不同参与者角色：实施者、作者和当事者。正如前面所述，说写者的这三个角色具有不同的作用。多数情况下这三种不同的参与者角色是同一个人，但有些情况下这三个角色是可以分离的(参见4.1.1节)。二是Jakobson的观点。他认为话语、文本或主体间性创建了由“人物”组成的全新的“事件”，立场表达模式是建立在主体间性、话语与文本之上的。

Goffman (1981)指出，人类的交际如同一系列表演，在交际中创建的文本变成了我们“想象的空间”(imaginary space)(Kiesling 2022:419)，这一“想象的空间”充满了说写者通过指称和指示词唤起的人或事(他称为figures)。另外，交际具有层次性，一个言语事件可以嵌入另一个言语事件之中。Kiesling (2022:419)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了言语事件之间的嵌入关系，请见例(3):

(3) To the best of my collection,I think that I said I once lived that sort of life.

例(3)中，第一人称代词可以指代不同的人物。在my collection和I think中所指示的人物是实施者，而I said中指示的人物则是在前一个想象空间中，而I once中的人物则是在更远的想象空间中。如果没有语言，言语中的第一人称I只存在与目前的交际和情景之中，而有了语言第一人称I也可以存在于想象的空间之中。依据心理空间理论(Fauconnier&Turner2002),To the best of my collection、I think和I said可以构建不同的心理空间，一个心理空间可以内嵌在另一个心理空间之中，在不同的心理空间中，第一人称可以指称不同的行为者。

Goffman (1981)区分了言语事件、叙事事件和承诺事件(commitment events)。语言表达可以创建虚构和想象的心理空间，在语言交际中，我们可以反复检查不同心理空间中，这些指称是否可以相互关联，即我们是否可以达到主体间性。即使描写正在发生的事件，语言表达所创建的心理空间也可以模拟事件的发生。心理空间指的是叙事事件(the narrated event)(在会话或文章中表征的世界)，而叙事事件与言语事件(产出会话或文章的事件)是可以分离的，我们可以在真实的言语事件中创建叙事事件。用心理空间的术语，叙事事件可以构建想象的心理空间，而真实的言语事件是基于实际交际情景所构建的心理空间。

我们再来讨论叙事事件和承诺事件的区分。除了言语事件，其他两种事件对阐释立场表达也至关重要。正如前面所述，“说写者”的三种不同参与者角色会引起三种事件：实施者是在言语事件中说出言语的人。作者是创造言语的人，但不一定是说出话语的人。当事者起到了承担责任的角色，为语言表达承担责任。例如，记者招待会上的新闻发言人宣读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是由另一人或另一组人撰写的，在这种情况下发言人只是一个实施者，不是作者，因为发言人只是宣读了声明，而声明的撰写者才是作者。发言人也不完全是当事者，因为他宣读的内容代表了上级领导，而领导是要为声明承担责任的，他才是当事者。

这三种参与者角色的关系是：他们相互作用，共同创建了“想象的”叙事事件，实施者说出的话把当前的言语事件变成了叙事事件。Kockelman (2004)认为，说话人(实施者)对叙事事件的承诺会有不同的程度，也构成了一个事件，即承诺事件(commitment event)。承诺事件也是Kiesling (2020,2022)提出的立场表达的“投入”(investment)。投入指的是说话人把握命题真实性的程度，是说话人表达命题的相信程度。在话语中，我们可以使用各种表达手段来调节投入的程度。投入的程度可以通过立场与立场表达来实现，说写者通过立场表达呈现了与叙事事件的关系。我们认为，这一关系表现了一种知识的刻度——从言据性或认识情态，到更加不确定的知识，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详述。

Kiesling (2020,2022)指出，投入只是立场表达模式的一个层面，其他两个层面是评估(evaluation)和连接。评估是实施者与话语中人物之间的关系，而连接则指的是实施者在交际中与其他说写者之间的关系。总之，立场是关于叙事事件中实施者操纵的人物之间的一系列关系(评估)、操纵言语事件(连接)以及承诺事件(投入)。下面我们在以上立场表达模式基础上，探讨立场表达的合法化和说服性问题。

从批评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合法化和强制的策略取决于立场表达的语言资源。Chilton(2004:117)认为，合法化包含“义务”功能(deontic function)：说写者的宣称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道德上都是“正确的”(Marin-Arrese et al.2024:154)。认识的合法化策略是针对说写者在信念、知识或证据上的定位和支持，以及为其宣称提供解释的理由(Marin-Arrese 2011,2015)。这些策略试图管理话语中听读者对信息和知识接受的程度，试图使听读者相信和接受说写者的宣称，克服和解除其认识警戒(Mercier&Sperber 2017;Sperber et al.2010)。满足和实现说写者的利益是语言操纵的主要目的之一(Maillat&Oswald 2009)。

认识性可以分为言据性和认识情态两个范畴(Marin-Arrese 2011)。Boye (2012:19)认为，言据性提供和呈现命题的不同类型的认识解释与证据。其主要特征表达了信息的来源，以及在证据的基础上说写者做出宣称的理由。认识情态界定了说写者对命题的把握和信任程度。Boye (2012:21)把认识情态看成对命题的认识支持(epistemic support)，认识情态对命题有着不同的支持程度，从“全力支持”(完全确定性)到“部分支持”(可能性)再到“中立支持”(可能性与不确定性)。表达认识立场的资源包括心理状态或认知态度的动词，这些动词描写了说写者对命题的反思态度或信念。通过这些语言资源，说写者努力在话语中进行“认识控制”(epistemic control)(Langacker 2013)。立场表达的语言资源可以管理话语中的信念和知识，具体而言就是管理听读者对信息的接受程度，使说写者的宣称合法化。认识性语言表达的目的是劝说听读者相信其宣称的真实性和有效性(Marin-Arrese 2015:262)。

Chilton (2004)指出，语言交际使人类逐渐发展出一种检查欺骗和语言操纵的能力。Sperber等(2010:359)指出，真诚是人类交际中的基本原则，但总是存在偶然或故意被欺骗的风险，因此人类逐渐拥有了一套认识警戒机制，以避免被欺骗。他们假设，认识警戒的机制与意图交际的能力是一起演化的。因此，在语言交际中，接受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地识别欺骗的认识警戒常常捆绑在一起。

为了在话语中进行认识控制，说写者必须克服或降低听读者的认识警戒，发展出一套认识合法化策略(epistemic legitimization strategies)。Chilton (2004:22)指出，这些认识合法化策略运用言据性呈现信息的来源、证据或权威，以达到说服听读者的目的。Hart (2014)认为，言据性表达是说写者的有效策略，可以克服听读者潜在的认识警戒和批评性辩护，保证其宣称的真实性，信息的真实性取决于说写者如何使用认识合法化策略(Marin-Arrese 2011)。

6.1立场表达策略的分类

Hart (2014)提出了合法化策略的分类：(1)行为的合法化；(2)定位的合法化。前者关注微观层面的策略如识别，框架化和指称定位等，而后者则包括认识定位(epistemic positioning)，其主要特征是为了克服或降低听读者的认知警戒，为说写者宣称的真实性提供一定的保证。认识定位策略说明，说写者试图克服或降低听读者的认识警戒的运作，并努力使他们接受宣称的真实性，使其话语合法化。

Marin-Arrese (2023)提出了立场表达的两个策略：(1)效果立场策略(effective stance strategies);(2)认识立场策略(epistemic stance strategies)。效果立场策略主要管理和控制听读者对行动计划和潜在的事件的接受程度，通过义务、欲望、要求、规范性、意图或承诺实施直接的说服功能(Marin-Arrese 2011)。认识立场策略关注说写者如何努力控制现实的概念。换句话讲，说写者表达他们对事件真实性的评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或信息来源，通过对命题提供一定的解释性支持，实施间接的说服功能(Marin-Arrese 2011,2015,2021)。从批评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效果立场和认识立场是可以相互影响的——共同决定了知识、行动计划和目标的合法化。

效果立场和认识立场是与主观性和主体间性密切相关的,我们可以从前面提到的两个立场理论角度理解这一点(Du Bois 2007;Kiesling 2022)。Finegan (1995)认为，主观性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说写者把自己看作阐明的对象，包括自我表达，说写者在话语中采用的视角，换句话讲，就是说写者在话语中留下的印记。认识立场表达明确或隐含地显露出说写者对宣称真实性的定位，这就是主观性。另外，认识立场表达也透露了说写者与潜在的人物或文本的外在声音之间的连接或不连接，这就是主体间性(Du Bois 2007;Kiesling 2022)。

说写者使用立场表达的语言资源来实施社会控制，管理相互交往中各自的利益。Marin-Arrese (2011)认为，效果立场关注的是事件如何在话语中实现说写者的定位，以及他们采取立场的方式，决定或影响事件实现的路径，因此效果立场策略主要针对说写者对行动计划和事件的控制程度。通过宣布事件的义务和紧迫性，描写事件发生的期待和规范性，表达说写者的承诺和意图性，效果立场策略可以实施直接的说服功能。

6.2效果立场策略的语言资源

效果立场的语言资源包括各种词汇—语法成分，例如义务情态动词、命令的表达、意图的表达、规范性或社会欲望的表达等(Marin-Arrese 2011,2013)。Marin-Arrese等(2024)指出，效果立场策略包括语言表达资源的以下五个范畴：(1)义务性(deonticity)，这一范畴指的是表达事件实现的义务必要性，利用语言资源传达必要性、任务或义务的意义，通过义务情态动词(must)和半情态动词(have to、need to)以及形容词或名词性表达；(2)指向性(directivity)，这一范畴敦促听读者实施一个行为。这主要通过表达常规的言外命令力(如祈使句和命令言语行为等)实现的；(3)意图性(intentionality),这一范畴的语言表达资源包括实现指定事件的意愿、意图、倾向或决心的表达。意图性意义实现的语言表达有具有承诺类言外力的意愿情态动词(will/won’t)和“现的”意图情态动词(I/we want to、I am going to)。英语中的表达资源还包括意图和意愿的词汇动词(intend、aim、seek、determined to do sth.、would like to)等；(4)规范性(normativity),这一范畴包括表达欲求、要求或规范性、关于指定事件的适合性，或符合社会规范等的人称或人称的谓词。典型的实现手段是it is essential或it’s worth等表达；(5)潜在性(potentiality),这一范畴包括相对于指定事件实现的参与者之外，可能性的情态动词或非原型的一般可能性，例如表示可能性的情态动词等(Marin-Arrese et al.2024)。

6.3认识立场策略的语言资源

认识立场关注说写者如何试图控制现实的概念，包括事件的真实性判断及其发生的可能性等。认识立场主要涉及认识情态和言据性，表达说写者的认知态度以及他们对命题的认识评估和承担的责任，例如“我认为……”。指称集体的语言表达，例如“我们都知道……”表明一组人可通达言语的信息共同承担责任。认识情态(例如may或可能等)隐含地表达说写者对评估的个人责任。认识情态也关注说写者关于事件认识地位的评估，表达了他们对命题中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判断。言据性则描写说写者如何提供命题知识和证据的来源，也包括对信息来源可靠度的描写，以及他们对命题的态度(Marin-Arrese 2015)。

认识立场策略的表达通常考察以下三个参数：(1)证据域(经验的、认知的、交际的)；(2)知晓的方式(直接的与间接的)；(3)来源(对说写者是内部的与外部的)。这三个参数可以相互结合，产生以下六个认识立场策略(Marin-Arrese 2013:419):(1)经验的、直接的和外在的。这一策略包括对视角和其他感知证据的通达，但说写者是外在的。例如“我们已经清楚看到……”；(2)经验的、间接的和外在的。这一策略包括在事实证据的基础上作出判断或在外在感知基础上作出一定推理，例如“从目前情况看，他的三个儿子好像都不太争气……”；(3)认知的、直接的和内在的。这一策略包括认知叙实动词(cognitive factive verbs)(例如“我知道”)，主要基于个人或百科知识，例如“我知道你已经失去信心”或“众所周知，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4)认知的、间接的和外在的。这一策略主要包括百科知识、猜想、个人假设和经验基础上说写者作出的一般推理，例如“我判断这一计划肯定能成功”；(5)交际的、直接的和内在的。这一策略中，说写者通过使用施为句(performative)把基本的、无标记的宣告立场转换成为交际和强调的模式，例如“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6)交际的、间接的和外在的。这一策略是在源自外来声音或知识基础上，说写者作出的推理。例如“来自国家质检总局的检测报告清楚地表明，这一产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参考文献略，欢迎查阅《外语与外语教学教学》2024年第4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孙雨 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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