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观察丨蔡昉：应关注大龄劳动者的需求，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资料图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严峻，供需不匹配，青年就业群体和大龄就业群体面临更大困难。”日前，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经济学年会秘书处主办的第二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北京举办。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研究员蔡昉在开幕式主旨演讲时作出上述判断。近50分钟时间里，他围绕劳动力市场的“一老一小”问题，就人口新趋势、就业新矛盾和教育新要求作了详细分析。他建议通过多种政策工具、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增加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改革户籍制度增强社会流动等多种途径来解决这一突出问题。

蔡昉表示，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中，从长期看包括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压力。当前，我国人口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这导致了就业的一些新矛盾，突出表现为总量矛盾相对缓解，但新增了结构性矛盾。这两个矛盾的消长，与我们人口的年龄结构，特别是16-64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分布是有关系的。

如何理解结构性矛盾？蔡昉提出了U字形的人口结构和倒U字形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的理论设想，二者的错配反映了我们的结构性就业矛盾。

提起人口结构，我们熟悉的有人口金字塔结构、倒金字塔结构等，这反映了不同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蔡昉设想，中国处于人口转变的中间状态，又加上未富先老的特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分布会呈现“U字形”的理论特征，即青年就业人群占比较高，大龄就业人群占比逐渐增加，相对而言中间年龄的人群有所减少。

他表示，当前2023年的人口结构中，中年群体占比较高，而到了2035年，随着大龄劳动人群越来越多，中年偏大群体的比重更高。目前少年儿童人口占比还比较大，到时候他们也会成长为年轻的就业群体。

一般来说，中年是主要的、关键的就业人群，但如果把16-24岁的青年群体和55岁以上的大龄群体加起来，能占到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1/3以上。“未来，这个比重在一定时间内会更高，他们的就业问题也就可能更突出，这也是我们就业优先政策应该关注的人群。”

尽管“一老一小”劳动群体的比重在上升，但与就业市场对他们的需求却并不一致。

蔡昉以“求人倍率”（岗位数与寻职人数的比例，求人倍率越高，说明这部分就业群体受欢迎，更容易满足市场需求）为例，从2001-2014年的数据可看出，求人倍率总体上升，但不同年龄段的表现不尽相同。总的来看，中年劳动群体受欢迎程度最高，求人倍率越来越高；年轻人不太理想，趋于减弱；老年人、大龄劳动者曾经改善过，但又逐渐回到相对不那么受欢迎的程度。可以看到，“一老一小”就业群体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蔡昉提出一个假说，劳动力市场的匹配度是一个“倒U字形”曲线，中间年龄群体的市场匹配最好。他以人力资本的两个代表性指标，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指出中国人力资本呈现出新的特征。

人均受教育年限是就业技能、就业回报最主要的表现。而工作经验长，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提高，也会带来更多的人力资本。青年就业人群受教育程度高，因此人均受教育年限比较高，但在中国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4岁受教育程度达到最高之后，随着年龄的提高，受教育程度下降的，而发达国家并没有这个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赶超非常快，因此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受教育程度高。

在中国，受教育年限随着年龄提高而下降，但工作经历越多，工作经验越丰富。两者是反过来的，即青年人群受教育年限高，但没有多少工作经历；大龄劳动者工作经历足够长，但受教育程度处在较低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间年龄劳动者可能在两者之间取得比较好的平衡，能把两者之间结合起来产生更好的人力资本。”

蔡昉表示，从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城镇居民就业率呈现“倒U字形”的曲线。分年龄来看，青年时期就业率偏低，到了中年的时候就业率达到最高点，随后继续下降，到大龄的时候就降到比较低了。

他提及，这个现象在发达国家也比较明显。一项国际研究表明，最可能签订“零时合同”的人群，首先是16-24岁的青年，其次是65岁以上的大龄人群，这些合同的条件很苛刻，意味着就业是不充分的。与此同时，50岁以上的人群，一旦失业了，他们再就业的难度比其他人群要增加一倍。因此青年就业群体和大龄就业群体面临更大的困难。

那么，在U字形的人口结构和倒U字形的人力资源市场匹配的矛盾之下，我们该如何解决？蔡昉提出，人力资本的培养和公共就业的服务是结构性调整的一个政策建议。

他指出，过去通过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加需求，应对周期性失业，使宏观经济回归充分就业。然而在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口负增长、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现实下，仅仅着眼于原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够的。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降低自然失业率还要用到公共就业服务和提高匹配效率等一系列体制改革和其他的长期政策工具。

其次，劳动力总量短缺也是一个难题。劳动年龄人口加快减少，在缓解就业总量矛盾的同时也必然使结构性矛盾严峻。如何应对“成长中的烦恼”？蔡昉认为，基本路径中，一是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通过改善劳动参与水平，有效动员新的劳动力来实现城乡就业的正增长。其次，是转向依靠生产率的新动能。劳动力终究是短缺的，靠投入劳动力、投入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终究要下降，而创新驱动和生产力驱动，是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此外，是以人力资本质量代替数量。

这其中，怎么释放总量潜力？蔡昉认为，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乡转移、区域流动和重新配置，无论是劳动力数量还是人力资本，都将助力重点青年人群应该结构性困难，开发更多的人力资源。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全部城镇常住居民中，37%的人没有当地县乡镇街道户籍。分年龄来看，十几岁到40岁没有户口的比重还高于平均水平。此外，相当多的农民工过了40岁或者再晚一点，还没有到法定退休年龄就返乡了，因为他们在就业市场不再受到欢迎，返乡以后他们就退回到生产率更低的部门，比如说务农，在家里做小买卖等，因此资源配置在退化。

对于城镇居民来说，他们也面临着老龄化以后，要实行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蔡昉指出，延迟退休政策不能“一延了之”，不是延了一两年让劳动者自己去应对，否则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会遭遇冲击。应该关注大龄劳动者的需求，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

以人力资本质量改善填补劳动力数量缺口，有什么解决思路呢？蔡昉提出，如同卫星发射需要有不同的火箭往上推，现在人力资本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也要看新的“火箭”。如果说第一级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第二级是高校扩招，这些都曾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效果，但效率在递减，未来迫切需要第三级火箭来推动。

一是以劳动力质量、创业能力、创新力新要素形成来促进要素新组合，形成新质生产力。二是人力资本竞争从个人之间变为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他指出，这是未来人力资本新特征。

具体来说，人力资本和教育的关系在发生变化，早期教育、正规教育带来的受教育年限，不再能预测全部的受教育回报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工作经历、再学习、终身学习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此外，什么样的人力资本，什么的教育也会越来越重要。它表现在，我们的体力和一般的脑力和智力，都可能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替代，但我们的智商、情商和交易能力，以及我们随着实践变化产生的新反应，这些可能越来越体现在特殊人力资本上。这些培养都在人类的早期开始，因此教育要提前，同时越来越注重终身学习。这意味着教育的公共属性越来越强，要求政府承担更大的支出责任，应该大幅度提高教育投资，从娃娃抓起培养通识能力，也要帮助大龄群体跟上科技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