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学琳张欣悦｜契丹早期火葬墓研究

学术 2024-10-16 17:56 北京

【摘要】火葬是契丹人的主要丧葬习俗之一，是其丧葬观念的体现。契丹早期火葬墓可分为土坑墓、砖室墓两类，土坑墓依据葬具可分为两型，分别为A型桦树皮火葬墓、B型骨灰罐火葬墓，其中B型火葬墓分为Ba型鼓形罐火葬墓、Bb型双耳罐组合火葬墓及Bc型多类型骨灰罐组合火葬墓三个亚型。契丹早期火葬墓应源于以扎赉诺尔墓群、卓资县石家沟墓群为代表的鲜卑文化，是东胡葬俗的延续。其后，葬具由桦树皮向火葬罐转变，应是受佛教的影响。

契丹是我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10世纪初建立辽朝，对东北亚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契丹源出鲜卑，与库莫奚均是鲜卑宇文别部的一支。“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竄於松漠之间”。“库莫奚国之先，东部宇文之别种也”[1]。东晋永和元年（345年），燕王慕容皝北攻宇文部，“寻又率骑二万亲伐宇文归，以翰及垂为前锋”。“尽俘其众，归远遁漠北”[2]。宇文部单于逸豆归走死漠北，其残部分为契丹和奚（库莫奚）。道武帝登国年间，契丹和奚相继为北魏所破，从此分背[3]。

早期契丹人主要的墓葬形式有土坑墓、石室墓、砖室墓等类型。火葬是最早见于文献的契丹葬俗之一，契丹早期火葬墓多数是土坑墓，葬具或为桦树皮，或为火葬罐。虽然火葬墓在契丹早期墓葬中数量不多，但富有民族特色，是契丹人葬俗及丧葬观念的直接反映，有必要进一步梳理与分析。

一、相关研究

契丹早期墓葬是指分布在契丹人活动范围内的辽建国以前的契丹人墓葬，以及部分沿用早期墓葬形制的辽初墓葬。目前学术界对于契丹早期墓葬的研究相对较少，张柏忠先生的《契丹早期文化探索》[4]最早对契丹早期墓葬进行了类型式分析，并对其进行了族属和时代的讨论。但因发表年代较早，考古资料尚不丰富，仅对乌斯吐墓、乌日根塔拉墓、荷叶哈达墓、呼斯淖土坑墓、三道壕墓、柳条沟砖室火葬墓这六座墓葬所出陶器及秦家沟所出陶器进行了对比分析。双井沟墓、康平县马莲屯、海州乡等墓葬并未被放入讨论范围之内。毕德广、魏坚的《契丹早期墓葬研究》[5]收集材料最为全面，在论文中通过对大口罐、瓜棱壶、束颈壶、长颈壶等随葬的典型陶器进行类型式划分，判定契丹早期墓葬的相对年代。但双井沟墓、半截店墓、康平县火葬墓并未出土这些典型陶器，所以论文中没有给出这些墓葬的相对年代。本文根据墓葬形制的不同将火葬墓划分为土坑墓、砖室墓两类，并根据出土遗物形制，包括骨灰罐形制判定其相对年代。

火葬是契丹原始葬俗之一。《隋书·契丹传》中指出契丹盛行火葬，“其俗与靺鞨同，好为寇盗。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6]。刘江涛的《契丹火葬墓探析》[7]将辽建国前及统治期间的契丹人墓葬由早至晚分为五组，本文所论述的契丹早期火葬墓可归入前三组。刘氏文章重点落在契丹火葬墓的出现缘由与丧葬观念的转变上，本文重点对契丹早期墓葬中的火葬墓进行类别型式划分，确定相对年代，并对契丹火葬的习俗源流进行探讨。

二、墓葬形制

分析目前学术界公认将乌斯吐火葬墓、虎吐路墓、双井沟村MA、MB，康平县火葬墓、柳条沟M1等墓葬归为契丹早期墓葬[8]。契丹早期火葬墓可分为土坑墓、砖室墓两类。

（一）土坑墓

土坑火葬墓按葬具可分为A型桦树皮墓、B型骨灰罐墓。

A型：骨灰上盖桦树皮，以乌斯吐墓[9]为代表。

内蒙古通辽市乌斯吐土坑火葬墓尽管破坏严重，但仍可见墓底堆放骨灰木炭，骨灰之上覆盖桦树皮，无其它葬具。乌斯吐火葬墓在骨灰东北侧放置一件铁刀，一件铁匕，一块磨石。骨灰西北端放置大口凸弦纹夹砂陶罐一件、鼓腹六瓣瓜棱陶壶一件和一件微侈口泥质陶罐。

B型：葬具为骨灰罐。根据骨灰罐形制及组合方式，可以划分出三个亚型（图一）。

图一契丹骨灰罐形制

Ba型　以康平县征集到的3个骨灰罐为代表，它们均以鼓形罐作为骨灰罐[10]。

在胜利乡马莲屯M1东30米处、方家屯乡后旧门墓葬、柳树屯乡泥马窝堡征集到的骨灰罐均为鼓形罐，腹壁并未开孔。

马莲屯鼓形罐，通身施滚轮压印篦齿纹，陶质松脆，夹砂羼少许云母，呈灰褐色。器壁较薄，近底处器壁较厚。发现时，鼓形陶罐显露在挖沙形成的黑沙土断面上，陶罐内盛碎骨，块甚小，多为粉末状，呈乳白色。据调查，后旧门鼓形罐原盖破碎，已被丢掉，内盛骨灰。陶罐为泥质灰陶，素面，圆唇，子母口，圆腹，平底有拉坯纹。泥马窝堡鼓形罐为泥质灰陶，通身施篦齿纹，有盖。据调查，发现时内盛骨灰，出土于泥马窝堡村北大沟中。

Bb型　以海州乡火葬墓[11]为代表，为多件双耳陶罐组合。

3件陶罐做三角形排列，间距1.5米。3件骨灰罐形制相同，唯口沿宽窄大小不一。均泥质灰陶，圆唇外卷，溜肩圆腹，斜壁，平底有拉坯纹。肩上有相对称的桥状双耳，腹上钻圆孔或长孔。发现时，瓷碟盖在陶罐上，内盛骨灰。瓷碟胎呈淡黄褐色，圆唇敞口，上壁微内弧，内壁施凹弦纹一周，腹下圆收。圈足底微外凸。饰乳白釉，泛黄，呈冰裂状。外釉不及底，蜡泪明显。底有4个支钉痕。

Bc型　以双井沟MA、MB和半截店火葬墓群为代表，多为卷口罐、高领罐、陶盒、瓷碗的组合。依据骨灰罐有无开孔分为两式。

Ⅰ式：骨灰罐有孔，以双井沟MA、MB[12]为代表。

双井沟火葬墓保存完好，墓葬形制清晰。

1.用石块垒砌方形茔垣，茔垣中部用石块铺砌方形石堆，墓圹在石堆底部，墓口以石块垒筑。

2.一个墓坑内有多个骨灰罐，应为家族墓葬。墓坑呈方形，骨灰罐分布在四角及中央，腹壁开孔，类型多样。MA出土6件火葬罐，四角各一，中间二个，形制分别为小口广肩罐1件、卷口罐2件、陶盒1件、罐（已残，形状不清）2件。MB出土8件火葬罐，分别为高领罐3件、折口罐1件、陶盒1件、罐（已残，形状不清）3件。

3.中央火葬罐两侧立石块，罐底垫石板。双井沟MA，处于中心位置的3、4号火葬罐两侧立石块，罐底垫石板，MB虽未在发掘简报中看到平面图，但依据MA的例子，可以推定MB1、5、7、8四个火葬罐同样位于墓葬中心位置，它们与 MA∶3、MA∶4一样，旁边砌立有石块，罐下垫一块石板。

4.随葬羊距骨，并集中出土于一个火葬罐中。MA墓中随葬6个羊距骨，均出土于MA∶4罐中。MB墓中随葬18个羊距骨，均出土于MB∶2罐中。

Ⅱ式：骨灰罐无孔，以半截店火葬墓群[13]为代表。

半截店火葬墓群M1西北部和中部被破坏，在其东南边缘出土10个骨灰罐，罐内盛装骨灰，罐口均用灰色陶盆封盖。每个骨灰罐都埋在直径30～50厘米的圆形坑中，墓坑用黑黏土回填。陶罐摆放大体呈东北——西南走向。M2在M1西北部，共出土29个骨灰罐，其埋葬方法与M1基本相同，罐口多用陶盆封盖。M3在M1西南面，西部遭破坏，共出土12个骨灰罐，其葬法与M1相同。此墓群的葬具是陶罐、陶盒及其封盖的陶盆、瓷碗、瓷盘等。根据随葬的唐宋铜钱，半截店墓地下限应至辽圣宗时期，但延续了双井沟墓葬的诸多特征，故仍将其放在契丹早期火葬墓中讨论。

（二）砖室墓

在契丹早期墓葬中，砖室火葬墓目前仅见柳条沟M1[14]，以木匣为葬具，砖筑墓室。

辽宁北票市西官营子乡柳条沟M1，为小型砖筑火葬墓。墓室为长方形，长1.27、宽0.74、高0.43米。四壁用青灰色长方砖侧立砌成，其上叠涩内收成墓顶。墓室中部有一堆火化的骨灰，夹杂有铁钉，推知骨灰原盛放在木匣中。在墓室外北端土圹内出土白瓷碗2件，墓室内出土侈口鼓腹陶壶1件、大口罐1件、矮立领广肩罐1件、白石管珠1件、铁钉5根、铁片2块和马牙1颗。

（三）小结

契丹早期火葬墓以土坑墓为主体，主要以骨灰罐为葬具，少数如乌斯吐墓骨灰之上覆盖桦树皮。骨灰罐或如马莲屯M1东30米处、方家屯乡后旧门墓葬、柳树屯乡泥马窝堡鼓形罐单个出现，或如海州乡火葬墓同一类型骨灰罐成组出现，或如双井沟墓、半截店墓群不同类型骨灰罐组合出现。少数契丹早期火葬墓为小型砖筑墓室，以木匣为葬具。

契丹早期火葬墓随葬品不多，应当主要是平民墓葬。以陶器、珠饰、铁器为主，瓷器与铜饰少见。乌斯吐墓所出的大口罐、瓜棱壶，双井沟墓随葬的羊距骨，柳条沟墓出土的侈口鼓腹陶壶、大口罐、白石管珠，虎吐路墓出土的大口罐、串珠、铜铃等都具有典型的契丹早期民族特色。

三、相对年代分析

在本区域内年代较早的昭乌达盟石棚山墓地[15]已开始用桦树皮覆盖尸身，墓口经火烧，与A型桦树皮火葬墓类似。A型火葬墓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东北地区桦树皮裹尸火葬传统，故出现最早，在下文火葬墓起源探析一节中会展开讨论。目前发现的契丹早期火葬墓以B型骨灰罐火葬墓为主，故本节通过骨灰罐形制、墓葬特征、出土遗物判定双井沟墓、海州乡墓、半截店墓等墓葬的年代序列。砖筑火葬墓出现较晚，因柳条沟M1还保留有大口罐、侈口鼓腹陶壶等契丹早期墓葬典型器物，故仍将其归入契丹早期墓葬中。虎吐路墓因破坏严重，形制不明，未进行型式分析，故依据其随葬器物推定相对年代。

（一）虎吐路墓年代分析

内蒙古巴林右旗虎吐路墓[16]破坏严重，未发现砖、石、木等筑墓材料，亦未发现葬具，故未放在前文的型、式分析中。在对墓葬周围进行调查时，采集到散布于地表的碎烧骨，可能与火葬有关。虎吐路墓出土大口夹砂陶罐1件、侈口束颈陶壶1件、铜铃3件、球形铜饰1件，此外还出土金耳环、石串珠、骨串珠、牙珠饰等。

虎吐路墓大口罐为夹砂褐陶，手制，器表留有黑色烟炱。口沿与腹部分制后套接，内壁有接痕。侈口，口沿外侧制做形成三叠唇，口腹分界明显，鼓腹底略上凹。口沿下压划一周连弧纹，两周凹弦纹，成为组合纹，其下施一周相似的组合纹（图二，1）。口径15.8、腹径16.3、底径10、通高17厘米。柳条沟墓所出大口罐与之相近，胎较粗，色微红，火候不匀，部分呈黑色。口径12.6、腹径10.4、底径6、通高13厘米（图二，2）。它们均为夹砂陶，火候不匀，短颈、鼓腹，底部内凹，口沿三叠唇。依据器物分析，虎吐路墓年代应与柳条沟墓相近。

图二虎吐路墓与柳条沟墓所出大口罐对比

1. 虎吐路墓出土大口罐 2.柳条沟墓出土大口罐

（二）B型火葬墓年代分析

在胜利乡马莲屯、方家屯乡后旧门、柳树屯乡泥马窝堡等地发现的鼓形罐均为单件，发现地附近并未出土其它骨灰罐，推测为单人葬，这点与A型墓是一致的。Bb型、Bc型火葬墓均为多件骨灰罐组合，推测为族葬。

Bb型海州乡火葬墓双耳罐为泥质灰陶，圆唇外卷，溜肩圆腹，斜壁，平底有拉坯纹。肩上有相对称的桥状双耳（图三，1），与偃师杏园唐墓[17]出土的双耳罐M5202∶4相似（图三，2）。双耳罐上盖白釉瓷碗、瓷碟，Bc型Ⅰ式双井沟墓填土中亦有白釉瓷碗出土。双井沟瓷碗（MA∶8）与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18]所出晚唐Ⅲ式瓷碗（T11③∶21）类似，敞口，腹直侈，碗壁外釉不到底，釉色泛青（图三，5、6）。海州乡所出土的瓷碟与河北曲阳涧磁村晚唐墓M3[19]所出土的瓷盘（M3∶2）类似，白釉，折腹，圈足，底微内凹（图三，3、4）。海州乡与双井沟出土瓷碗、碟均釉不及底，釉色泛青泛黄，有支钉痕，说明用支具叠烧，可能是晚唐至五代早期定窑产品。综上所述，Bb型、Bc型火葬墓或晚于Ba型火葬墓，可能为晚唐五代时期。

图三双耳罐及瓷碗、瓷碟对比

Bc型Ⅱ式半截店火葬墓群所用骨灰罐多为子母口罐、卷沿罐、陶盒，上盖陶盆、瓷碗、瓷盘，其中，《内蒙古通辽市半截店辽代火葬墓群》[20]一文划定的B型Ⅳ式子母口罐、B型Ⅱ式外卷沿罐、Ⅱ式瓷碗等器物形制与双井沟墓葬同类器相似，表明二者有一定的承继关系。双井沟墓骨灰罐开孔，半截店火葬墓骨灰罐不开孔。双井沟墓用石块垒砌方形茔垣，茔垣中部用石块铺砌方形石堆，半截店墓群无墓上建筑。双井沟墓葬随葬羊距骨，而半截店墓无羊距骨。可见双井沟墓比半截店墓保留了更多的原始葬俗，应比半截店墓群年代更早。在半截店墓群M1∶9罐中发现11枚唐宋铜钱，下限为“天圣元宝”，即宋仁宗时期，其年代上限可追溯至双井沟墓葬之后，下限至辽中晚期。

B型火葬墓的年代排序应为Ba型马莲屯、后旧门、泥马窝堡火葬墓→Bb型海州乡火葬墓、Bc型Ⅰ式双井沟墓→Bc型Ⅱ式半截店墓群。体现了由单人火葬墓向家族丛葬墓转变。

（三）柳条沟火葬墓年代分析

柳条沟M1出土的侈口鼓腹陶壶为假圈足（图四，4）。不同于典型的早期契丹墓所出的底部内凹的侈口鼓腹陶壶（图四，1-3）。柳条沟出土陶壶口部略呈喇叭形，口颈部线条斜直，底为假圈足。这种圈足喇叭形口陶壶在辽宁阜新县水泉沟墓[21]中也有发现（图四，5），依据水泉沟墓随葬的“真子飞霜”铜镜及花口白釉瓷碗、瓷碟，墓葬年代应在唐末五代时期。考虑到水泉沟墓出土陶壶的圈足是内部下凹，外部平底，柳条沟M1陶壶是外底内凹，水泉沟墓陶壶口部较柳条沟墓陶壶较深较长，水泉沟墓陶壶为黑陶，多数陶壶为灰陶等区别，柳条沟M1应比水泉沟墓略晚。

图四典型的侈口鼓腹陶壶与假圈足陶壶

这种假圈足在契丹陶器中并不多见，主要集中在辽宁省西部及北部地区。在康平县沙金台乡万宝营子墓[22]中也有发现假圈足陶壶（图四，6），它们底部形态相似，均为灰陶，但万宝营子墓陶壶壶身不似柳条沟墓陶壶，口颈部线条舒缓，呈弧形。康平县马莲屯M1出土两件假圈足小罐（图四，7），饰篦纹，应是当时辽西地区流行的陶器装饰风格。

朝阳市林四家子辽墓M2[23]同样为砖筑火葬墓，以木匣为葬具。依据出土铜钱“咸平元宝”，此墓应属辽圣宗时期。林四家子M2为圆形砖筑墓室，墓门砖雕仿木结构，已是成熟的砖室结构。柳条沟墓为方形砖筑墓室，仅1.27米长，墓室简朴。林四家子辽墓虽随葬有大口罐，但其口沿仅有一道凸棱，素面。与乌斯吐墓、荷叶哈达墓、柳条沟墓所出的口沿饰多道凸弦纹或三叠唇、饰篦点纹的典型大口罐不同。依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北票柳条沟M1应早于林四家子M2，年代应为辽早期。

（四）小结

综上所述，契丹早期火葬墓的相对年代关系应为A型桦树皮火葬墓→Ba型鼓形罐火葬墓→Bb型双耳罐火葬墓、Bc型Ⅰ式双井沟墓→砖筑火葬墓→Bc型Ⅱ式半截店墓群。

目前发现的契丹早期火葬墓除半截店墓群出土的铜钱外并未出土有明确纪年的遗物。根据铜钱，Bc型Ⅱ式火葬墓年代当从辽早期延续至辽中期。从火葬罐及墓葬形制来看，Bc型Ⅰ式双井沟墓早于Ⅱ式半截店墓群，年代应为建辽前后。通过与水泉沟墓、林四家子M2的对比，柳条沟墓的年代应为辽早期。

这些契丹早期火葬墓依据葬具的变化可归为三期。一期以桦树皮为葬具，骨灰上盖桦树皮，以乌斯吐墓为代表；二期以骨灰罐为葬具，主要以鼓形罐、双耳罐、高领罐、卷沿罐等器物盛放骨灰，以康平县鼓形罐火葬墓、双井沟墓及海州乡火葬墓为代表；三期出现了砖筑火葬墓，以木匣为葬具。同时，以骨灰罐为葬具的多人葬仍在延续。以柳条沟墓、虎吐路墓及半截店火葬墓群为代表。

四、火葬墓起源探析

契丹、渤海均有火葬习俗，《隋书·契丹传》记载契丹“其俗与靺鞨同”，但更多的考古发现表明，二者火葬墓仍有较大差异。契丹早期火葬墓多以骨灰罐为葬具，而渤海火葬墓多以木棺为葬具，先将尸骨葬入木棺内，再生火将木棺及尸骨一起焚烧。此类墓葬可见于老河深上层墓葬M2、M17、M30、M31[24]等。也有未焚烧木棺，只火化尸骨的墓葬，如六顶山ⅡM111、ⅡM126[25]等。但这类墓葬形制也与契丹墓葬不同，六顶山ⅡM111、M126上都有封土，封土下有两个墓穴或木椁。综上所述，早期契丹的火葬传统并非来源于渤海。

契丹A型火葬墓以桦树皮覆盖骨灰，这种使用桦树皮为葬具的墓葬主要出现在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昭乌达盟石棚山墓地[26]，多数墓底发现有桦树皮，有的尸骨上发现有树枝，说明在埋葬风俗上，习惯用桦树皮做葬具，埋前用树枝和树皮将尸体遮盖好，然后填土。墓口多经火烧，并在填土中普遍发现红烧土块，有的骨架部分烧成黑色。至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葬俗仍在延续。在吉林汪清金城古墓群[27]发掘的40座古墓中，其中5座墓有用桦树皮裹尸火葬的痕迹。从80M18来看，这一时期的火葬墓应是桦树皮裹尸后与尸体一起焚烧。一般认为，东北地区是东胡族系的栖居地，后期的鲜卑、乌桓均属东胡族系，契丹源出鲜卑，虽然后期这种桦树皮火葬的现象较少，但从族源看应有延续。

在本区域内，早于乌斯吐墓并与之类似的墓葬只见于卓资县石家沟墓群、扎赉诺尔墓群，在卓资县石家沟墓群[28]发现烧骨现象，在扎赉诺尔墓群用桦木棺做葬具，并随葬桦树皮制成的器物，与A型火葬墓有相通之处。学者多认为扎赉诺尔墓群、卓资县石家沟墓群都以鲜卑遗存为主体，同时又有中原和匈奴文化因素[29]。《后汉书·乌桓鲜卑传》中记载鲜卑“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而乌桓“敛尸以棺。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烧而送之，言以屬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30]。表明鲜卑起码有焚烧犬、马匹、衣物等随葬品的葬俗。现有的考古材料表明，许多契丹早期随葬品延续了鲜卑文化的发展脉络，如半截店M2出土的一件泥质灰陶骨灰罐，器身较矮，敛口，圆唇，束颈，浅腹，平底，与石家沟出土的一件陶罐形制相似。双井沟墓以羊距骨随葬的现象可见于拉布达林鲜卑墓M2[31]。综上所述，A型火葬墓应是受鲜卑文化影响，是东胡葬俗的延续。

这种用桦树皮制作随葬品或葬具的丧葬习俗也与桦树在东北地区广泛分布有关。桦木可用于建筑，桦树皮可以编织多种器具，桦树在当地日常生活起着重要作用。所以用桦皮器做随葬品，用桦木做棺板，用桦树皮覆盖尸身并火葬。

后来，A型火葬墓逐步演变为B型火葬墓，骨灰罐常见形制有高领罐、卷沿罐、陶盒等，有的罐上盖瓷碗。葬具由桦树皮向骨灰罐转变，与佛教的盛行有关。唐代，除僧侣之外，火葬在居士和普通人群中也极为流行。唐代四川、甘肃等地均发现有火葬墓[32]。在四川西昌市北山白骨塔发现一座火葬墓[33]，火葬墓的陶罐是一个大的陶罐里又装入一个比较小的陶罐。小陶罐的口上覆盖一个瓷质的碗。大罐外表捏有莲瓣纹饰，小罐素面，肩部模印圆形十二生肖。清理中发现陶罐内所盛骨殖上面书写有红色的梵文文字并贴有小块金箔，表明这类墓葬与佛教的流行有关。虽然西昌火葬墓与早期契丹B型骨灰罐火葬墓不尽相同，但罐上盖白瓷碗，罐内盛放骨灰等特征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根据出土遗物分析，双井沟墓葬年代为晚唐五代，即契丹建国前后。此时，契丹人已深受佛教影响，唐天复二年（902年）秋七月，阿保机伐河东河北九郡，“九月，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太祖三年（909年）四月，“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34]。掌权者建寺立碑的一系列措施，表明佛教已对契丹人产生深远影响。

五、结语

火葬墓是契丹人的主要墓葬形式之一。契丹早期火葬墓可分为土坑墓、砖室墓两类，土坑墓依据葬具可分为两型，分别为A型桦树皮火葬墓、B型骨灰罐火葬墓，其中B型火葬墓下分Ba型鼓形罐火葬墓、Bb型双耳罐组合火葬墓及Bc型多类型骨灰罐组合火葬墓。相对年代关系为A型乌斯吐墓→Ba型马莲屯、后旧门、泥马窝堡等鼓形罐火葬墓→Bb型海州乡火葬墓与Bc型Ⅰ式双井沟火葬墓→柳条沟墓及虎吐路墓→Bc型Ⅱ式半截店墓群。

这些契丹早期火葬墓可归为三期，一期为乌斯吐墓，二期为康平县鼓形罐火葬墓、双井沟墓及海州乡火葬墓，三期为柳条沟墓、虎吐路墓及半截店火葬墓群。葬具由桦树皮转变为骨灰罐。文献记载早期契丹葬俗与靺鞨一致，但通过与渤海墓葬的研究对比，发现二者有较大差异。契丹早期火葬墓应源于以扎赉诺尔墓群、卓资县石家沟墓群为代表的鲜卑文化，是东胡葬俗的延续。后期，其葬具由桦树皮向火葬罐转变，这种转变受佛教火葬墓的影响。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3]［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

[2]［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

[4]张柏忠：《契丹早期文化探索》，《考古》1984年2期。

[5][8]毕德广、魏坚：《契丹早期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16年2期。

[6]［唐］魏徵：《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

[7]刘江涛：《契丹火葬墓探析》，《北方文物》2022年2期。

[9]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哲里木盟发现的几座契丹墓》，《考古》1984年2期。

[10][11][22]张少青：《辽宁康平发现的契丹、辽墓概述》，《北方文物》1988年4期。

[1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昭盟巴林左旗双井沟辽火葬墓》，《考古》1963年10期。

[13][20]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通辽市半截店辽代火葬墓群》，《考古》1994年11期。

[14]冯永谦、孙海：《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辽（三）》，北京出版社，1997年。

[15][26]李恭笃：《昭乌达盟石棚山考古新发现》，《文物》1982年3期。

[16]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虎吐路辽墓》，《北方文物》1988年3期。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2001年。

[18]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

[19]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发掘的唐宋墓葬》，《考古》1965年10期。

[21]阜新市博物馆筹备处：《辽宁阜新县契丹辽墓的清理》，《考古》1995年11期。

[2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林四家子辽墓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13年2期。

[24]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

[25]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化市文物管理所：《吉林敦化市六顶山墓群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6期。

[27]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汪清金城古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2期。

[28]内蒙古博物馆：《卓资县石家沟墓群出土资料》，《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2期。

[29]许永杰：《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北方文物》1993年4期。

[30]［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74年。

[31]赵越：《内蒙古额右旗拉布达林发现鲜卑墓》，《考古》1990年10期。

[32]马格侠、王永春：《唐代火葬的流行及其原因》，《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4期。

[3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西昌发现古代火葬墓》，《考古》1984年9期。

[34]［元］脱脱：《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

作者：徐学琳张欣悦（辽宁师范大学）

原文刊于：《草原文物》2024年2期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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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学琳 张欣悦｜契丹早期火葬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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