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始皇帝陵中部分大型陪葬坑遭到过不同程度焚毁，保留有大量炭化木质遗迹。此次研究从其中已发掘面积最大、包含炭化木质遗迹最多的兵马俑一号坑采集了381份木炭样品，开展了非解剖学特征观察及树种鉴定工作，在此基础上对一号坑中的木材利用规律及其指示意义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一号坑中木材的选择根据用途的不同有所区别，其驱动因素不仅包括材性和使用目的，也与文化因素及植被条件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变化有关。此外，这些木材可能来自于同一山区，气候较为适宜，在低海拔区域应当具备温暖潮湿的气候特征，降水充足，山区高程需较高，高海拔山区气候凉润且雨量较多。
木材作为人类最早开始利用且利用时间最长的材料之一，提供了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在不同地区遗留下了大量的木质遗存，是反映自然环境、植被变迁、木材利用策略、木材运输交易、古代林业发展、相关社会文化观念等信息的宝贵资料。其中，被炭化而保存下来的木质遗存，即木炭，相对于干燥、饱水或冰冻木质遗存而言对保存环境的要求更低，因而能够经常出现于不同地区的考古遗址中， 也逐渐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针对木炭的科学分析研究即木炭学（Anthracology），具有其相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论，已经成为环境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1］1-5，［2］248-255，是了解人类与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手段。秦始皇兵马俑坑自被发现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制作精良的陶俑和青铜兵器。相比之下，用于俑坑建造的大量木质类遗存所受到的关注却很少，尚未被系统地研究过。兵马俑坑为土木结构建筑，使用了大量的木构件。由于一号坑遭到过焚毁，大部分木构件已完全炭化。这反而使得更多的木构件被保留下来，从而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能。为了解一号坑中的木材利用规律，从整个俑坑内可安全到达并进行样品采集的区域采集了381份木炭样品开展木炭学分析工作，其中包括俑坑建筑的棚木、枋木、立柱、封门木，还有木车和兵器木制部件残迹。 一、研究区概况
秦始皇兵马俑坑是秦始皇帝陵园外围东侧一组大型陪葬坑，位于渭河南岸三级台地与骊山山地之间的台塬上［3］1 ，行政区划上属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该区域地处秦岭北麓，位于东亚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向内陆干旱气候的过渡带，为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3.5摄氏度，年较差气温27.8摄氏度，年平均降雨量553.5毫米［4］95，［5］18。陵园北临渭水，南距骊山1千米［6］1 ，陵区地势南高北低，海拔在430— 521米之间，俑坑所在位置海拔约484.5米［3］1，［5］18。其靠近的骊山为秦岭支脉，海拔500—1220米，山岭区上覆黄土层薄，现有森林覆盖率低，以人工栽培的刺槐林、侧柏林及两者的混交林为主，兼有少量油松林、杨树林及其他观赏树种［7］39-45，［8］67-71。兵马俑坑由三座大小不一的俑坑组成，其中面积最大、陪葬品数量最多的为一号坑。一号坑面积为14260平方米，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预计全部发掘后可出土陶俑陶马6000余件，于1974年被发现，目前经历三次发掘，已发掘面积占比约40%［3］5 。俑坑为地下坑道式土木结构建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有5个斜坡门道，坑内被10道土隔墙分为11个过洞，俑坑东端开间及过洞内放置有配备兵器的陶俑、陶马与木车。俑坑开间与过洞内有梁柱式木结构建筑，包括棚木、枋木、立柱和地栿，斜坡门道处有封门木。陵园内一些大型陪葬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焚毁，其中兵马俑一号坑全部被焚。关于焚烧的原因目前尚没有定论，但多认为发生在秦末汉初［9］90-95+87，［10］412-420，［11］35-39，［12］146-160。二、研究方法
采用针对性取样法和随发现随取样，从一号坑T3、T6、T7、T12、T13、T21、T22及T23等8个探方采集了381份木炭样本，涵盖棚木、枋木、立柱、封门木、木车和兵器木制部件6种不同类型。对这些样本的非解剖学特征进行观察记录，包括创伤树脂道、伪轮、缺轮和霜轮这4类年轮异常结构、平均年轮宽度、孔洞、植物根系残留和腐朽程度，之后进行树种鉴定，在此基础上初步探讨一号坑中的木材利用规律及其指示意义。 对所取得的大块样品进行表面清理，必要时掰断暴露出新鲜切面，在体式显微镜下进行非解剖学特征观察。平均年轮宽度仅在树轮曲率小的样品中进行测量，在显微镜下获得样块包含年轮数计数后，使用游标卡尺垂直于年轮测量整体宽度，按照“平均年轮宽度=整体宽度/年轮数”计算公式得出最终结果。采用统计分析软件R（版本：4.3.0）绘制平均年轮宽度直方图。对需要鉴定的木炭碎块进行表面清理，辨认出其原本的结构纹理方向，用手术刀切或用手掰断所需鉴定样块，暴露出每个鉴定样新鲜的横切面、径切面和弦切面，在反射光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参照《中国木材志》［13］及《中国木材解剖数据库及图谱》（Anatomical Database and Atlas of Chinese Wood）［14］进行树种鉴定。对于需要进行扫描电子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观察及拍照的样品，在样品台上用导电胶带将其固定好，以保证横切面、径切面和弦切面基本垂直向上，再使用离子溅射仪进行双层金镀膜后观察。各类型构件树种百分比统计图采用生态及古生态数据分析和可视化软件C2（版本：1.8.0）绘制。三、分析结果
对于分析样品的非解剖学特征观察， 有助于了解树木在生长过程中的环境条件及木炭的埋藏过程，进而为最终的结果解读提供多角度信息。在前期试验基础上，最终选择创伤树脂道、伪轮、缺轮、霜轮这4类年轮异常结构以及平均年轮宽度、孔洞、植物根系残留、腐朽程度这几方面特征作为主要观察指标。由于一号坑中的木材绝大多数为亚高山针叶树中的冷杉、云杉和铁杉属，同时大多样品取自于建筑部件，而其他树种数量少，或为加工程度更高的木车或者兵器木制部件，难以得到有效比较结果，因而这部分的分析仅以这三个属的松科木材为具体对象。 平均年轮宽度与树木的生长条件有关，一般来说窄轮对应限制树木生长的条件，而宽轮对应促进树木生长的条件。树木生长速率会 随着树龄的增长出现非线性降低［15］ 3388，靠近心材的树轮会比边材区域更宽，树轮曲率小的、来自较大尺寸树木边材的样本可以获得更加稳定可靠的年轮宽度数据，因此对平均年轮宽度的测量仅限于树轮曲率小的样本。树轮曲率参照Marguerie和Hunot［16］1421-1422的方法，采用定性比对的方式进行评估（图1），进行评估的样块需满足弦向宽度大于4毫米、径向长度大于5毫米的条件。由于建筑木构件自身需要承重，且长久以来被埋藏在地下，许多取自建筑构件的样块经观察都出现了早材区域 (即温带树种在生长季早期形成的木材区域) 管胞变形的情况，为了不影响结果的可靠性，将这些样品剔除出平均年轮宽度分析。最终获得满足条件的木炭样70份104块，包含树轮共计2364圈。结果见图2。冷杉属的平均年轮宽度呈单峰分布（25份样本，35块碎块，534圈年轮），分布于0.41—2.10毫米，大部分分布在0.5—1.0毫米范围内，中位数为0.93毫米，标准偏差为0.36；云杉属平均年轮宽度呈单峰分布 （27份样本，37块碎块，1021圈年轮）分布于0.33—1.86毫米，中位数为0.81毫米，标准偏差为0.45；铁杉属平均年轮宽度呈单峰分布（18份样本，32块碎块，809圈年轮）分布范围最窄，在0.19—0.89毫米之间，中位数为0.59毫米，标准偏差为0.19。对330份保存状况较好且包含年轮数较多的样品进行了年轮异常结构观察统计，包括创伤树脂道、 缺轮、伪轮和霜轮，结果见表1。年轮异常结构通常是由于特殊环境或极端事件造成的，如树木生长季温度骤降和干旱等极端气候可能会造成霜轮，环境条件快速逆转会引发伪轮的形成，缺轮的出现与环境胁迫有关，病虫害或其他机械损伤会诱发创伤树脂道［17］3-4。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所取样本相比于原本的炭化木构件体积大小非常有限， 保存状况或是表面覆盖污染层在不同程度上也会干扰某些特征的观察，这些异常结构所对应的频率只能作为相对参考而非精确计算，并且只能被正向使用（即未发现某异常结构并不代表原本的树木中完全不存在这种现象）。 针叶树生长过程中遭受虫害可能会诱发创伤树脂道的出现，因此对虫洞的观察有助于探讨创伤树脂道产生诱因。然而，木炭中的孔洞或为昆虫蛀蚀形成，或为植物根系生长造成，需要对两者进行辨别。植物根系一般会在木炭中留下部分残余，虫洞中偶尔可观察到昆虫尸体。腐朽程度根据样本管胞内菌丝分布数量及管胞壁完好程度进行考量。除部分富含侵填体的阔叶材心材之外，木材结构内部的菌丝可以反映木材在炭化前的保存状况［16］1419。含水量高的木材更容易遭受微生物侵蚀，在被炭化前埋藏时间越长腐朽程度也会越高。因此，此方面的观察有助于了解木材在使用前的干燥程度和炭化前被埋藏时间的相对长度。由于大部分样本的腐朽程度不高，仅对腐朽现象比较明显的个体进行统计。图1 横切面树轮曲率评估参照
图2 三种亚高山针叶树的平均年轮宽度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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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鉴定，取自一号坑的376份样品中有松科冷杉属(Abies sp.)、云杉属(Picea sp.)、铁杉属(Tsuga sp.)、松属 (Pinus sp.)， 大麻科青檀属青檀(Pteroceltis tatarinowii)， 壳 斗 科 栎 属(Quercus sp.)，榆科榆属(Ulmus sp.)，樟科樟属(Cinnamomum sp.)、楠属(Phoebe sp.)，紫葳科梓属(Catalpa sp.)，楝科香椿属(Toona sp.)以及竹亚科（竹）(Bambusoideae)这12个科属，其余5份样品已丧失实质结构无法鉴定。具体统计结果见表2，显微解剖结构见图3。 根据鉴定结果，一号坑整体分析总数的88.8%为松科树种，其中的冷杉、云杉和铁杉属这三种亚高山针叶林树种所占百分比为88.6%。分类来看，棚木、立柱、枋木和封门木这几类建筑部件中95.9%为松科木材， 其中冷杉属和云杉属的占比最高，分别为38.2%和35.6%，铁杉所占百分比为22.1%；木车用材中有52.2%为阔叶材，其中青檀、栎属和榆属占比最高，而另有43.5%则来自冷杉、云杉和铁杉属，4.3%来自竹亚科；明确为兵器部件的2份样品分别为栎属和榆属。不同类型构件中各树种所占百分比见图4。图3 显微结构解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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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一号坑各类型构件树种百分比统计图
四、讨论
根据平均年轮宽度结果，铁杉属最窄，这与其一般生长速度比较缓慢相吻合。平均年轮宽度呈单峰分布表示样本来自同质种群，而多峰分布则意味着样本来源为异质种群［16］1422。冷杉、云杉及铁杉属的平均年轮宽度均呈单峰分布（图2），应当来自同质种群，生长条件比较一致，可能来自同一山区。值得注意的是，铁杉中过半样本都具有创伤树脂道，且其中大部分是在连续或不连续的多个年份都有此异常结构的出现，这说明相关诱因应当在其生长环境中重复发生。铁杉样本中大多数都具有大小不一的孔洞，出现频率远高于发现植物根系残留的情况，推测大部分是由昆虫蛀蚀形成的虫洞。虫蛀可以发生在树木生长过程中， 也可以发生在死木上， 而生长过程中的虫蛀可能会诱发创伤树脂道。因此，铁杉属的创伤树脂道很有可能就是其生长过程中遭遇的虫害所造成的。至于为何冷杉和云杉与铁杉的孔洞出现频率相近，创伤树脂道却很少，还需要后续进一步探讨。伪轮、缺轮和霜轮在所有样品中所观察到的比例较低，推测这些树木原本的生长环境较为适宜，极端气候事件发生概率小。 木材管胞内的菌丝分布，目前被认为是在木材炭化前微生物侵蚀所产生的、能够反映木材在炭化时腐朽情况的重要参照。根据冷杉、云杉和铁杉等三种木材种属样本观察所得，样本管胞内虽可见菌丝分布，但大多数个体内部的菌丝分布较少，管胞壁保存完好，甚至有部分样本内菌丝仅是偶尔可见，说明木材样本在炭化时未出现严重腐化现象，而冷杉、云杉和铁杉属的耐腐性差，由此可以推断，这些木材在使用前进行了充分的干燥，且从被埋藏到被炭化之间所经历的时间应当比较有限。从鉴定结果来看，俑坑中的建筑部件选择了冷杉、云杉和铁杉这三类亚高山针叶树作为原材料。此前有研究在取自T23方的39个建筑部件样品中鉴定出了铁杉属和云杉属［3］269-275，但结合此次工作及其他已报道的研究结果［18］243-247，［19］555-561，冷杉属在建筑部件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这应当是不同样本量、样品覆盖范围所造成的差异。除封门木数量少，其中未发现铁杉属样本之外，棚木、立柱和枋木这三类建筑部件中均同时存在上述三种亚高山针叶树，三种针叶树的比例在不同类型部件中未表现出明显规律。由此来看，这三种针叶树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应当区别不大，可能统一被认为是松木这一大类，但仍需后期空间分析来进一步验证。此前有研究基于来自俑坑的40个样本提出，建筑构件中只有棚木除针叶材之外还使用了阔叶材［19］559。此次研究发现，棚木、立柱、枋木和封门木中均有零星阔叶材出现，这应当也是不同样本量、样品覆盖范围所带来的差异。如前所述，这些木材在使用前应当经过了干燥，而建筑部件中零星出现的阔叶材（4%）绝大部分都已经在木车用材中出现，在建筑部件中的出现也未体现出特殊规律，因此这些阔叶材很有可能是在干燥储存过程中与建筑用材发生了混淆，而数量更少的松属（1例）应当是在采伐过程中混入。阔叶材与针叶树外形差异大，在采伐时混淆的可能性很小，但松属与这三个属同为松科，外形相似度高，生长环境也有重叠的部分。 值得讨论的是，为何建筑部件的材料要选择这三类亚高山针叶树，而不是生长海拔更低、更易获得的松木如油松、华山松等？首先，从材性角度来看，冷杉、云杉和铁杉这三类亚高山针叶树作为高大乔木，通直部分长，材质较轻软、易加工，固然是优良的建筑用材。然而，符合这一条件的松科植物众多，并非只有这三类亚高山针叶树。如果再考虑到耐腐性，选择油松、华山松等松木似乎更加合理。因此，从材性上难以完全解释为何主要使用了这三类树种。其次，从文化含义上分析，尽管松木在我国文化中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如坚韧、高洁等，也常被用作高等级墓葬用材，但尚未发现冷杉、云杉和铁杉这三类亚高山针叶树与其他松类在文化含义上存在显著差异的确切证据。因此，文化因素可能并非主要驱动力。接下来，从获得的难易程度来考虑，秦陵地区海拔较低，仅在500米左右，而冷杉、云杉和铁杉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的高山地带，在陕西境内所在地海拔大多在2500米以上，巴山地区有时在2000米左右，采运困难［20］246。相比之下，油松、华山松等松属植物生长在海拔更低的山地，更易获取［20］253-257，［21］290。显然，取材的难易程度也无法解释对这三类针叶树的大量使用。进一步地，从统一大规模作业的便利程度来看，虽然冷杉常构成大面积纯林，有利于采伐时统一作业，但铁杉却很少形成纯林。相比之下，油松林分布范围广且常为纯林，似乎更为便利。因此，这一因素同样不足以解释为何特意使用这三类针叶树。最后，从文献资料和历史背景来看，秦汉时期对森林资源的需求巨大，虽然当时的森林覆盖率整体上仍然比较理想，但存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22］8-14。由于大规模的垦殖活动、都城人口的增加、大规模宫殿墓葬的修建，靠近当时都城的山地森林资源明显减少，采伐木材已需要到较远地区进行［23］368-370。中低海拔山地可用之材匮乏，为了满足对松木的需求，人们不得不前往更高海拔的高山地带进行采伐。这也许正是俑坑内建筑部件大量采用了冷杉、云杉和铁杉作为材料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选择这三类亚高山针叶树作为建筑部件的材料，可能是基于材性、使用目的、文化含义和当时森林资源分布情况等多方面因素，而非出于单方面因素的考量。以往所报道的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或祭祀坑出土木车材质多数为强度较高的榆科木材如榆属、榉属，或大麻科青檀、朴属、糙叶树属等，使用针叶树的例子极少见。在此次所取得的46份木车样品中，除了少量的竹材之外，有52.2%采用了青檀、栎属和榆属等强度高、韧性强的阔叶材，与其他地区出土木车所用材质规律相同。然而，还有43.5%的木车样本使用了与建筑部件一样的冷杉、云杉和铁杉属木材。从考古发掘的角度来看，周围建筑部件倒塌与木车遗迹混杂的可能性很小。另外，同属于秦陵的陪葬墓QLCM1北墓道出土的四轮独辀车中也发现了冷杉属和铁杉属的木材①。由此来看，不同于以往所报道的考古出土木车用材，一号坑内的木车也较多地使用了松木。根据能够判别木车部位的样品来看，车轮及辐条使用了青檀和栎属木材，车輢使用了青檀，车辕使用了榆属木材。结合QLCM1的木车分析结果，松木可能是使用在了对强度要求不高的部位。至于木车遗迹中出现的各1例樟属和楠属木材，可能是在其他阔叶材采伐过程中混入，也有可能是使用了其他木制品的边角料。 兵器木制部件的遗迹被炭化后保存下来的很少，此次仅有2份样品能被确定为兵器部件，分别使用了栎属和榆属木材，对应类别分别为长兵器的柲部（木柄）和弩的一部分（具体从属部位不明）。栎属和榆属木材强度高、韧性强、耐磨损，可以满足兵器木质部分对强度的要求。兰德省等［24］447-463在对一号坑后五方出土金属文物进行保护修复的过程中，对来自T11，T12和T22的3件铜镦和1件戟内柲部残留的样品进行了提取，经南京林业大学木材科学研究中心鉴定，其中一件铜镦内木柲芯为壳斗科青冈栎属（Cyclobalanopsis sp.）。青冈栎属在我国一般被看做栎属（Quercus sp.）的亚属，因此，此次鉴定的柲部用材与其基本一致。一号坑在第三次发掘中发现有弩臂残迹，经鉴定为栎属木材［3］183。 由于全新世时期植物气候耐受性基本一致［25］1542，此次所鉴定的12个科属植物的自然生境特征可以反映当时木材来源地区的环境特点，尤其是冷杉属、铁杉属、樟属和楠属。冷杉属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及浙江、台湾各省区高山地带均有分布，耐寒及耐荫性强，所适宜的冷湿环境一般分布在山体的中上部，即海拔较高区域［26］55，［27］577-586。除了东北地区之外，多生长于海拔2000—4000米的山地［13］22-27，［26］55-95。以秦岭北坡为例，只有海拔高于2000米的山峰才有针叶林带的出现，而其中要有冷杉林亚带的分布，则海拔需在2300米以上［20］509-516。铁杉属适宜生长在气候温和、多雨、潮湿、多云、土壤呈酸性、排水好的山地，在我国主要分布于秦岭以南的亚热带、热带山地，西部地区分布密集，而东部为星散状分布［28］9-21。在陕西境内铁杉属成林面积很小，秦岭北坡虽有生长，但基本作为阔叶林带和云杉林亚带的混生树种出现，远不及云杉属和冷杉属分布广［20］252。樟属和楠属适宜在温暖潮湿的亚热带或热带地区生长，在我国主产于长江以南，但陕西南部地区也有分布［29］89+161。如前所述，占比最多的冷杉、云杉和铁杉属木材很可能来自同一山区，青檀、栎属和榆属分布区域较广，需要在特殊地区采集的必要性不强，而零星出现的樟科树种，由于未表现出明确使用规律，特意在其他地区采伐的可能性也很小，总体来看，这些木材来自同一地区的可能性较大。该地区在低海拔区域应当具备温暖潮湿的气候特征，降水充足，山区高程需较高，高海拔山区气候凉润且雨量较多。 基于这些树种指示的环境特征可以进一步探讨木材来源，但需要考虑到气候变化的因素。根据文献资料中的物候学证据和一些亚热带物种的分布北界，许多研究认为从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气候更加温暖湿润［30］20-21，［31］3-19，［32］1-11。有研究结合从山西北部吕梁山上的高山湖泊公海湖中获得的定量降水记录，利用六盘山上的亚高山湖泊北联池中获得的支链甘油二烷基甘油四醚数据定量重建了中国北方过去5000年的温度和降水变化，结果显示，秦汉时期的气候温暖湿润，在此之前的春秋及战国时期虽有百年尺度的寒冷事件发生，但战国时期整体气温及降水仍较如今稍高［33］106819。基于来自多个区域的孢粉数据建立的中国北方相对于现代值的全新世降水异常记录也显示，虽然从距今约3400年起年均降水开始下降，但在距今约2500至2000年前仍高于现代值［34］12477-12486。关于陵园修建中所使用木材的来源，目前尚无定论。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称为“荆地材”［35］卷6《秦始皇本纪第六》，48，即今四川、湖北一带，但并未表明是所有木材均来自蜀荆一带，还是木材来源地最远到达了蜀荆地区。张志军等对兵马俑一、二号坑20块木炭样品进行了鉴定，发现了冷杉属、云杉属、铁杉属和榆科木材，根据此结果认为这些木材应是就地取材［18］243-247。Wang Qing等对另外20块来自一、二号坑的木炭进行了鉴定分析，除冷杉属、云杉属和铁杉属之外，首次发现了楠属木材的使用，基于当时可能更加温暖湿润以及取材便利性的考虑，认为这些木材可能全部来自秦岭北部地区［19］555-561。基于上述树种的自然生境特点，以及战国—秦时期更加温暖湿润的可能性，这些木材的来源地的确有可能为秦岭北坡山地，但显然不会是陵园附近的骊山，也尚不能直接否定为四川、湖北的可能性。铁杉的大量出现值得后续进一步探讨，即便是在现在的秦岭南坡，铁杉林的成林面积也很小，不成带，为何俑坑中铁杉属木材并不在少数？是人为活动影响了铁杉林的再生分布，还是木材来源地为其他地方？这些问题还需要更多证据进一步分析讨论。五、结论
通过对取自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381份来自建筑构件以及木车和兵器木制部件的木炭分析，初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一号坑中木材的选择根据用途的不同有所区别。建筑部件使用了冷杉、云杉和铁杉这三类亚高山针叶树，不同类型部件之间尚未发现选材区别。木车同时使用了青檀、栎属、榆属等阔叶材、冷杉、云杉和铁杉属木材以及竹材，其中受力高的车构件一般选用青檀、栎属、榆属这些强度高、韧性强的木材。保留有实体的兵器遗存数量有限，从仅有的样品来看，选择栎属和榆属木材作为木质部分原材料。其次，结合所获得的样品数据和其他学科资料信息来看，俑坑内木材的选择不仅取决于材性和使用目的，也与文化因素、森林植被条件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变化有关。最后，一号坑内的木材可能来自同一山区，气候较为适宜，极端气候事件发生概率小，在低海拔区域应当具备温暖潮湿的气候特征，降水充足，山区高程需较高，高海拔山区气候凉润且雨量较多。木材来源并非陵园附近的骊山，这说明陵园修建时涉及了远或较远距离的木材运输，具体来源还需更多证据进一步分析探讨。总之，对这些炭化木构件的分析研究为了解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中的木材利用规律提供了基础信息，也为后续进一步探讨整个秦始皇帝陵修建当中的木材利用问题，以及从木材资源利用角度来解析秦始皇帝陵作为秦代大型国家工程的修建与材料供应奠定了工作基础。附记：本文内容为笔者博士课题中所作的一部分工作，该课题由伦敦艺术人文合作组织（London Arts & Humanities Partnership）及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联合资助，攻读学位过程中得到了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傅稻镰（Dorian Q.Fuller）及Andrew Bevan 教授的悉心指导，样品采集分析过程中得到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考古部邵文斌研究馆员的支持和帮助，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①对于秦陵陪葬墓QLCM1北墓道出土的四轮独辀车所用木材的分析鉴定由笔者完成，尚未在公开刊物中发表。 ［1］Eleni A， Ceren K.Anthracology: Charcoal Science in Archaeology and Palaeoecology［J］.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21.［2］Wang S Z， Zhao H T， Chen G L， et al.Anthracological analysis from the Bronze Age site of Erlitou:Henan province，China［J］.Quaternary International，2021［3］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一号兵马俑陪葬坑发掘报告：2009—2011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4］陕西省临潼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临潼县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5］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园相关问题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7.［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7］薛惠锋.骊山风景区植被资源旅游潜力评价与绿化规划［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2，8(2).［8］褚泓阳.骊山风景区旅游环境资源分析［J］.西北林学院学报，1996(4).［9］党世学，张仲立.也谈秦俑坑的洗劫和焚毁［J］.文博，1989(5).［10］申茂盛.秦始皇帝陵大型陪葬坑焚毁情况的探讨［J］.秦文化论丛，2004(0).［11］蒋文孝.秦始皇陵陪葬坑焚烧原因再认识［J］.文博，2009(5).［12］陈治国.秦始皇帝陵园陪葬坑破坏现象解析［J］.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00).［13］成俊卿，杨家驹，刘鹏.中国木材志［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 ［14］Takao I， et al.Anatomical Database and Atlas of Chinese Woods ［DB/OL］.Japan: Kaiseisha Press， 2022.［2023-2024］.https://www.kaiseisha-press.ne.jp/cnwood/v1.0/home.html［15］Feng S， Bao Y， Hans W L， et al.Ensemble standardization constraint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tree growth trends in dendroclimatology［J］.Climate Dynamics， 2020， 54.［16］Marguerie D， Hunot J Y.Charcoal analysis and dendrology:data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north-western France ［J］.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007，34(9).［17］蔡苗，卢杰.年轮异常结构研究进展［J］.四川林业科技，2024，45(2).［18］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第一分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9］Wang Q，Zhang Z L，Ding H，et al.The wood in the pits of terracotta figures and its architectural application［J］.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9， 36(2).［20］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植被志［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11.［21］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地理志 下册［M］.成都：成都地图出版社，1996.［22］王子今.秦汉时期的森林采伐与木材加工［J］.古今农业，1994(4).［23］王利华.中国环境通史：第一卷 史前—秦汉［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19.［24］兰德省，申茂盛，付倩丽，等.秦俑坑出土铜镦的修复保护及相关问题研究［J］.秦文化论丛，2008(00).［25］孙楠，李夏博，尚雪，等.黄土高原南部白水河流域全新世中期植被特征及气候意义［J］.第四纪研究，2022，42(6). ［26］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七卷 裸子植物门［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27］刘增力，方精云，朴世龙.中国冷杉、云杉和落叶松属植物的地理分布［J］.地理学报，2002，57(5).［28］刘伦辉，邱学忠.我国铁杉林的地理分布及垂直带位置的研究［J］.云南植物研究，1980，2(1).［29］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三十一卷 被子植物门［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30］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1).［31］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J］.历史研究，1995(2).［32］朱士光，王元林，呼林贵.历史时期关中地区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J］.第四纪研究，1998(1).［33］Zhang C， Zhao C， Zhou A F， et al.Quantification o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changes in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5000-year” Chinese History ［J］.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2021.［34］Li J Y， Yang H， John D， et al.Regional-Scale Precipitation Anomalies in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Holocene and Possible Impact on Prehistoric Demographic Changes［J］.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2018， 45(22).［35］（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作者：杨莹[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馆员、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Institute of Archaeology,UCL)博士研究生]；李秀珍（伦敦大学学院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项目首席研究员，牛津大学欧盟协同基金项目博士后研究员）；申茂盛（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馆员）；夏寅（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馆员）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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