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至11月，辽上京考古队对辽上京皇城南部一号建筑基址（编号2022JZ1，后文简称JZ1）及其院落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取得重要收获〔图一〕[1]。本文试从城址的总体发掘规划、单体建筑基址的发掘思路、探方和解剖沟的发掘设计及其实践成果与学术价值等方面，对辽上京城市考古中建筑基址的发掘与研究方法进行初步探讨与归纳。
〔图一〕 辽上京皇城遗址全景和发掘位置 （西南-东北）
1. 近年辽上京城市考古工作新进展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址平面整体呈“日”字形，北为皇城，南为汉城。1962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对皇城遗址进行勘测[2]。此后考古学者又陆续数次开展考古调查、钻探和试掘工作，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3]。自2011年起，辽上京考古队在以往工作基础上，逐步开展科学系统的都城考古研究，紧密围绕探究城址形制布局及其时代沿革的学术目标，制定并实施考古工作规划与发掘设计方案。所取得的新进展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在城址时代沿革方面取得全新认识。辽上京作为辽代最早营建的都城，延续使用时间长，至金代还在作为地方城市继续沿用。考古发掘可见，辽上京皇城遗址内普遍有辽、金两代多次营建的遗存叠压。辽代都城时期的主要宫殿多为大规模东向建筑；金代时宫城及宫殿被废弃，城内主要建筑改为南向，规模也多有缩减[4]。对于这样多次营建叠压的复杂遗迹，无论是考古勘探还是考古发掘，都有必要在全息记录与遗址保护的前提下，将建筑的关键位置解剖到底，尽可能了解生土始建的早期遗迹及其相关遗物的全面信息。近年来的发掘遵循这一原则，为研究辽代早期都城提供了准确的考古依据。
二是在城址布局朝向、功能分区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考古勘探和发掘首次确认了辽代宫城的四至范围和形制规模，进而证实了辽上京皇城环套宫城的都城格局[5]。城门、街道和主要宫殿的系列发掘成果证实，皇城、宫城在辽代的朝向为东向，且沿东向中轴线对称布局[6]。位于皇城西南部高地的大规模建筑群，经考古发掘确认为塔、殿并列布局的高等级佛寺，寺院朝向在辽、金两代均为东向[7]〔图二〕。
2. 2022年年度发掘目标
文献记载，辽上京皇城西南分布有孔庙、国子监、寺院、道观、衙署、宅邸等重要辽代早期建筑[8]。作为与汉城衔接的重要区域，皇城南部主要建筑的时代沿革、形制规模、布局朝向及性质功能，是目前辽上京城址布局研究的重点。结合考古调查和勘探，位于皇城南门大街以西的JZ1坐北朝南，是皇城南部占地面积最大、地表保存最高的基址〔见图二〕，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辽上京的朝向、布局和规模等级在辽、金两代发生巨大改变，确认JZ1的建筑时代对判断建筑性质和认识都城制度尤为重要。因此，2022年考古队选择JZ1及其相关院落进行考古发掘，目标是了解皇城南部大型基址的建筑形制、院落布局、时代沿革及性质功能等，以推进辽上京城址的考古学研究。
从发掘设计开始，我们就根据中国古代建筑的营造特点，结合地表遗迹和考古勘探资料，充分考虑了遗址可能的保存情况，明确了具体的发掘目标，制定行之有效的布方策略。
1. 中国古代建筑遗迹的营造特点
中国古代单体建筑物的基本组织结构可分为三部分：台基、屋身和屋顶[9]〔图三〕。考古发掘所见的单体建筑基址，常常只残存台基、屋身的局部遗迹和失去原位的建筑构件遗物。只有在掌握建筑整体基本构造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认识建筑基址。贯穿于发掘过程中的建筑考古研究，就是通过寻找台基的平面形制和占地范围、屋身柱网墙体的分布走向及其结构做法的信息，结合出土建筑构件等相关遗物的线索，确认建筑的布局规模、形制结构和营造次第，为进一步探讨建筑的功能等级、工官制度、技术传播等提供可靠翔实的基础资料。
在辽金时期，大型木构建筑的础基普遍使用磉墩结构加强承重，以防止台基夯土由于荷载不同而发生沉降不均的现象。磉墩夯土需要比台基夯土更为致密牢固，其土质、土色、包含物会与台基夯土有所不同，深度一般也会超过台基基槽，直至挖穿生土。因此，即使建筑屋身以上部分保存状况较差，通过对残存夯土基础的仔细清理，仍有很大可能辨认出磉墩等特殊的夯土构造及其分布情况，为建筑遗迹研究提供珍贵的考古学依据。
2. 2022JZ1勘探及遗迹保存情况
JZ1位于皇城西南部，发掘前地表原状为一圆形土丘。勘探资料显示，JZ1是一组大型南向院落的主殿，两侧有廊房。JZ1台基的磉墩结构明确可辨，南北共五排，其中第一、三、五排东西共九个磉墩，第二、四排共三个磉墩〔图四〕。
观察磉墩分布情况可知：第一，九列磉墩构成八开间，不符合中国古代建筑平面构成的一般规律；第二，九列磉墩中，明显左数第五、六列的柱心距最大，且两侧磉墩的大小和间距多以此开间的正中垂直线为轴呈对称分布，此开间或为建筑当心间；第三，第五排的第四至七列磉墩平面形状为长方形，面积明显大于其他磉墩，有可能是不同时期多次营建磉墩的叠加开口形状。由此推测，JZ1可能有涉及柱网布局变化的大规模改建，且较早营建的殿身面阔可能达到九间。
如前所述，辽、金两代对上京城的营建，在建筑朝向和规模体量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仅从地表遗迹无法确切了解始建时期的规划与建置。因此，我们进一步明确发掘要求，采取精细化全面揭露与关键位置局部解剖相结合的方式，尽全力确认JZ1在每一次大规模营建中的形制结构和营造做法。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大规模营建”以屋身柱网布局或台基规模发生改变为标准，即建筑遗迹的“分期”；如果建筑柱网和台基整体沿用不变，仅建筑外地面、台基边壁、台面铺设、墙体或室内设施等处发现具有叠压打破关系的遗迹现象，则要判断是属于同期建筑的不同次修建，还是属于同次建筑的不同营建次第。本次发掘建筑遗迹的核心目标是找到JZ1每一期建筑准确的台基四至范围和殿身柱网的磉墩布局。
1. 按遗迹方向布方
勘探所见的JZ1台基和殿身柱网方向一致，整体坐北朝南，和正北方向有一定夹角。发掘时根据遗迹方向布设探方探沟，并全程用全站仪进行高精度测绘。按遗迹方向布方的可取之处在于：第一，发掘单位与遗迹单位方向一致，符合中国古代建筑群组和单体的规划设计特点，有利于发现重要的线性遗迹现象并进行辨析和判断，提高发掘质量；第二，寻找建筑四至范围时，探方边界可与遗迹方向平行放线，充分利用发掘面积、提高发掘效率，同时获得更好的遗址展示效果；第三，探方隔梁方向与建筑方向平行或垂直，探方壁面所显示的地层、遗迹剖面尺寸就是正方向实际尺寸，无需再求得投影，数据更为直观准确。
2. 布设十字探沟试掘以确认遗址保存情况
首先，选择在居中磉墩的行、列位置各布设一条长探沟，试掘以了解遗址的保存情况〔见图四〕。东西向探沟TG11位于勘探所知第三排磉墩的位置，南北向探沟TG12位于第五列磉墩的位置。布设探沟的长度略长于勘探的夯土范围，以了解与建筑同期的地面及相应的倒塌堆积情况。TG11东部横跨JZ1东侧廊房，以探寻院落布局情况。
探沟试掘揭露到最晚一次营建（编号为JZ1A）的废弃面为止，初步确认了JZ1A夯土台基的东西面阔和南北进深，以及前、后月台的进深。JZ1A的台基夯土面阔范围只包括了勘探所见的东侧八列磉墩宽度；仍以第五、六列间为当心间〔见图四〕。由此可以推定JZ1A当心间的位置，为布方的位置和方向提供了准确的依据。
3. 对JZ1A的东半部进行全面揭露
中国古代建筑通常采用中轴对称的布局方式。在确认建筑中轴线的基础上，揭露建筑基址的一半面积，即可对另一半进行形制复原。为准确定位中轴线，建筑当心间也需要全面揭露。综合主殿JZ1及廊房的保存情况、倒塌堆积的厚度变化及分布范围、发掘区拍照光线方向等多方面的考虑，选定揭露包括当心间在内的JZ1A东半部面积。
4. 设计解剖沟位置
在布设探方和试掘探沟时，我们对隔梁的位置进行了谨慎考虑和反复推算。勘探已知夯土最深处距地表3米余，建筑又经过多次大规模营建，夯土剖面结构势必复杂。因此，有必要在贯穿纵横屋架柱网的关键结构位置设计横纵两条解剖沟，从地表一直解剖发掘到生土为止。如此一来，这座大型建筑从始建到多次改建直至废弃形成的全部堆积及其叠压打破关系，都能生动翔实地体现在解剖沟大剖面上。对于沿用时代较长、古今叠压的城址而言，关键位置完整且清晰的建筑遗迹和地层剖面，最能管窥不同时代对同一选址地点在规划和营建上的继承与变化，是城市考古、建筑考古研究的重要基础资料。
5. 布设探方
布设10米×10米探方15个，10米×8米探方3个，根据遗迹情况局部有未掘或扩方〔图五〕。JZ1地层情况较为简单，地表下即为建筑倒塌堆积。发掘面积均揭露到JZ1A的废弃面暂停〔图六〕。未发掘的另一半遗迹，通过探沟内确认的遗迹现象，验证了对称复原的准确位置。
〔图六〕 JZ1A发掘后全景 （东-西）
JZ1A台基面阔约43米、进深约26米。前出大月台，两侧踏道登临；后出月台，两侧慢道登临。台基、月台地面铺砖，各面边壁包砖，包砖外做单层铺砖散水。根据残存的原位柱础和磉墩布局可知，JZ1A殿身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前金柱减柱造，当心间和两次间减柱；后金柱移柱造，移至后金柱缝与中柱缝的居中位置。殿内中央设坛安置塑像〔图七〕。
了解到该建筑最晚一次营建（JZ1A）的形制结构，只是大型建筑基址发掘任务的第一步骤，后续还有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一是还要全面认识JZ1A的营造做法，综合判断营建时代；二是在尽可能完整保留晚期遗迹的基础上，力求用较少的解剖发掘面积，获取最全面的早期营建遗迹的准确信息。为完成这两方面的发掘要求，有必要采取关键性位置解剖发掘的方法。
1. 对JZ1A的关键位置解剖到底
在对JZ1A进行全面测绘和记录之后，我们发现试掘探沟方向虽然与遗迹略呈角度，但位置正如预期一样，准确落在整排柱网磉墩上，因此决定继续沿探沟解剖发掘，以获取地层和遗迹的完整剖面。解剖沟编号为JPG2和JPG9〔见图五〕。从中可以明显辨析出，JZ1有三次大规模营建的夯土台基及开口于同期台面的磉墩，三次营建的夯土做法各不相同〔图八〕。
〔图八〕 JZ1-TG12和JPG9西壁剖面总图
（1）JZ1A的台基和磉墩夯土土质致密，土色均为杂乱的灰褐色，不规律地夹杂红褐色夯土层，包含物较多〔图九〕。JZ1A的磉墩向下打破了更早的夯土台基（编号为JZ1B）。
（2）JZ1B的台基夯土由一层较厚的黄褐色夯土、一层较薄的灰褐色夯土间隔夯筑而成，黄褐色夯土中含有较多红褐色土块，夯土中含有较多白灰、炭块、动物骨骼和陶瓷器残片〔图十〕。磉墩夯土为较纯净的黄褐色夯土，底部几层采用瓦片和夯土交替夯筑的做法〔图十一〕。JZ1B的台基夯土之下发现了更早一次的夯土台基（编号为JZ1C）。
〔图十〕 JZ1B台基夯土
（3）JZ1C的台基和磉墩夯土非常纯净，是沙性很大的灰褐色致密夯土〔见图十一〕。磉墩由一层灰褐色沙性夯土和一层不规则大石块交替夯筑而成〔图十二〕。台基底部为生土。
从横纵大解剖沟的发掘中，还寻找到一些重要的遗迹线索。首先，确认了JZ1A、B、C三次大规模营建的夯土台基边壁营造做法，从而揭示三期建筑的台基、前后月台及踏道的准确面阔和进深。其次，辨析出A、B、C三期台基外的地面情况，包括每期的始建面、使用面和废弃面，明确台基和同期使用地面的层位关系。根据尚存的原位柱础或台面铺砖，获取了三期台基的准确高度。第三，掌握了无法大面积全面揭露的B、C两期柱网分布情况，结合中国古代建筑的营造规律，初步推定殿身的大木结构。JZ1在三次营建中均为南向大型殿址，中轴线的东西位置始终未变，但建筑规模和柱网布局都有所改动。
非常幸运的是，横、纵两条解剖沟中同时揭露出三期磉墩的重要遗迹现象。南北向JPG9在三期建筑中均落在殿身当心间西侧柱缝上〔见图八〕；东西向JPG2在A、B两期落在殿身前金柱缝上，C期恰好落在殿身中柱缝上。在JPG2解剖发掘到C期台基夯土底部中心位置时，还发现一个浅坑。浅坑平面近方形，边长1米多，开口于JZ1C底层夯土之下，打破生土。坑内填很薄一层土，靠近填土中央放置四个小石块，石块上覆土并夯实，再在其上夯筑JZ1C的台基夯土〔图十三〕。推测是这座大型建筑始建时重要的营造迹象，可能与取正、定向相关。
〔图十三〕 JZ1C始建营造迹象的解剖
2. 探索JZ1B、JZ1C的准确形制结构和营造做法
通过解剖沟可确认JZ1B是台基东西面阔比JZ1A更大的一次营建，就是此前根据勘探线索推测的面阔九间大殿。除横纵大解剖沟之外，还需要通过其他关键位置解剖确认柱网平面构成；还需要继续揭露JZ1A台基之外的地面部分，寻找JZ1B可能残存的平面遗迹，以确认建筑及其前后月台、踏道的形制结构〔图十四，图十五〕。
〔图十五〕 JZ1三次营建的台基东北角 （北-南）
发掘后确认，JZ1B台基面阔约59米、进深约36米。前出大月台，慢道情况不明；后出月台，两侧慢道登临。台基、月台地面铺砖，各面边壁包砖，包砖外不做散水。虽然台基、月台破坏严重，但仍可以根据残存的包砖基槽确认其准确边界。根据残存的一个原位覆盆柱础和磉墩的整体布局可知，JZ1B殿身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当心七间的前外金柱和后内金柱减柱造〔图十六〕。JZ1B柱网布局、尺度与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现存辽代木构高度相似[10]。
在JZ1A东侧地面下寻找JZ1B时，已经在JZ1B夯土范围内发现残存的JZ1C平面遗迹现象〔见图十四，图十五〕。另外，通过关键位置解剖可确认JZ1C的柱网平面和月台、踏道形制结构。
JZ1C台基面阔约53米、进深约27米。前出月台，三面踏道登临；后出慢道。台基地面铺砖，各面边壁包砖，包砖外不做散水。根据磉墩的平面布局可知，台基上的殿身面阔九间、进深四间，身内金厢斗底槽〔图十七〕。
〔图十七〕 JZ1C发掘位置与平面复原示意
3. JZ1的出土遗物和建筑时代
出土遗物主要包括建筑构件、陶瓷器残片、铁器、骨器、泥塑残块、铜钱等。根据遗迹遗物的整理情况可以初步判断，A、B、C三次营建的时代分别对应金代、辽代中晚期和辽代早中期。
4. 探沟试掘初步了解院落布局
在发掘主殿JZ1单体建筑的同时，我们始终关注JZ1所在院落的群组布局和时代沿革。除前文所述JZ1以东的廊房位置之外，还在JZ1以北的东、西两侧回廊配殿柱网位置各布设一条探沟〔见图五〕。试掘可知，廊房及配殿也至少有三次大规模营建，虽然廊房的进深、柱网结构等有所改变，但是南向院落的占地规模和朝向布局始终沿用未变。从解剖到生土的JPG2大剖面中，可以获取主殿台基、廊房台基及相关地面多次营建关系的明确地层学依据。
2022年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基址考古发掘的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增进对辽上京城址布局和时代沿革的认识。本次发掘的JZ1及其院落是辽金两代多次营建重叠的复杂遗迹，建筑朝向在辽金两代均为南向，院落的轴线方向、位置和整体规模、布局在辽金两代沿用未变。这是首次在皇城内确认辽代始建的大型南向建筑。JZ1所处位置重要、规模庞大，辽代营建的JZ1C和JZ1B，其台基规模和开间尺度，均超过目前发掘所见的宫殿建筑。说明这座南向建筑从辽代始建开始，就一直是都城内地位显赫的高等级建筑，可能与文献所载的皇家寺院或孔庙、国子监等礼制建筑相关。辽上京皇城、宫城以东为尊的朝向显示了契丹游牧民族的习俗，中轴对称和多重环套的格局体现了对中原都城传统的继承。皇城、汉城南北并列实行民族分治，且在靠近汉城的皇城南部营设大型南向建置，充分反映了辽代都城制度在促进多民族融合发展方面的创举。
第二，丰富对辽金时期建筑形制结构和营造做法、出土遗物年代序列的了解。本次发掘确认了JZ1三次大规模营建保存下来的夯土台基的结构、四至、柱网布局和相应的地面关系，见证了这座大型建筑在辽、金两代沿用、改建直到废弃的兴衰过程，从构造技术上显示了中国古代建筑结构体系的一脉相承。三次大规模营建的建筑遗迹，在规模体量、形制布局和铺装细部做法等方面均有所差异，体现了建筑在不同时代、不同等级的变化。出土遗迹、遗物均具有准确的叠压关系和明确的地层信息，有助于进一步建立辽上京城址的年代序列，推进辽代都城的考古学研究。
第三，本次发掘是对城市考古、建筑考古发掘理念和方法上进行探索的一次成功实践。在几辈考古学者对中国考古学和城市考古工作积累的深刻认识和丰硕成果基础上，自2011年对辽上京城址开展系统性都城考古工作以来，辽上京考古队一直聚焦于明确的学术目标，结合历史时期都城的特点和辽上京城址的保存现状，制定中长期考古工作规划；同时根据最新的考古勘探、发掘与研究成果，及时调整年度具体发掘方案。随着对辽上京城址地层堆积情况、群组布局方式、建筑形制结构等方面的认识不断深入，在如何用最少的发掘面积、最高效地获取尽可能全息的考古资料方面，持续进行创新思考和积极实践。本次发掘在遗址保护和全面记录的前提下，通过缜密且具有针对性的发掘设计，采取精细化发掘和关键性解剖相结合的方法，以有限的发掘面积，成功揭露出一座大型皇家建筑在辽金两代三次营建的遗存面貌，完整获取了上下叠压的三座大型建筑形制结构和营造做法的几乎全部关键性信息，高精度测量记录了各类堆积和遗迹遗物的全息数据。
在日后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对皇城南部大型建筑的院落布局关系及其时代沿革进行考古勘探与发掘，对出土遗物展开全面整理研究，综合多科学合作研究成果等，进一步明确东向都城南向大型建置的性质，为认识辽上京城的功能分区和都城制度奠定重要基础，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重要资料。
附记：本次发掘领队汪盈，在董新林队长的领导下主持发掘工作。2011年以来，辽上京考古队一直在城市考古和建筑考古的田野发掘、记录、整理和研究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初步形成较为系统的工作思路与方法，并在持续进行的勘探发掘和学员培训工作中得以实践和反思。本文的写作得益于朱岩石老师、董新林老师、李志荣老师的长期指导及所有考古队员在发掘中的不断探讨，在此一并致谢！
原文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4年第8期
责编：韩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