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土早期天河石研究

学术 2024-10-10 17:41 北京

摘要：天河石作为一种蓝绿色宝石，在中国有着较长的使用历史。本文通过梳理中国早期天河石制品的发现地点、分布范围、器类、使用与功能等方面的信息，对现有考古发现中天河石制品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发现中国对天河石的使用始于东北,在东北地区集中出土且长期存在，是一种典型的东北区域宝石品种，中国先秦时期天河石存在由东北向西、向南传播的趋势，该研究为探讨东北地区的玉文化内涵，并通过天河石文物窥视不同地区与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提供帮助。

天河石又称“亚马逊石”，是微斜长石的蓝绿色变种，通常颜色呈蓝色或蓝绿色，是一种含钾的硅铝酸盐。笔者在对辽宁于家砣头墓地、新疆亚尔墓地、宁夏姚河塬遗址出土宝玉石进行分析检测时，发现一部分被认定为绿松石的宝石实际上为天河石，可能因为天河石与绿松石接近，两者在地下经过长时间的埋藏后，颜色受到影响，其相似度会大大提高，为鉴定工作带来困难。依据岩石矿物学分类，绿松石为磷酸盐类矿物，与天河石差异巨大；同时，二者在外观上也有所不同，大多数绿松石呈现较纯净的绿色，部分表面会有棕色至黑色的铁线（图一，1），而天河石具有独特的蓝白闪光格子色斑，这是钠长石和钾长石在蓝色、白色区域含量不同造成的，质地较绿松石更为粗糙（图一，2）。

于家砣头墓地出土的天河石珠饰（图一，3[1]）外观呈绿色，与绿松石较为接近，但在XRD分析图谱中（图二[2]），出现了较为典型的钾长石与钠长石衍射峰，经鉴定为天河石。

图一绿松石和天河石

1. 绿松石 2.天河石 3.天河石珠（于家砣头墓地）

图二于家砣头墓地出土天河石珠XRD图谱

李欧首次对中国出土天河石器物进行了整理和初步研究[3]，但其中涉及的许多器物为私人收藏，并非考古发掘出土，其时代与真伪均存疑。国内对天河石文物的研究存在较大的空白，无其他文章再对天河石器物进行系统研究，关注也较少。鉴于此，本文拟对我国出土的先秦时期的天河石制品进行梳理综合和初步研究。

一、先秦时期天河石出土概况

目前公布的材料中，先秦时期出土天河石器物的遗址和墓葬主要分布在黑龙江、辽宁、内蒙古、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山西、安徽、湖北等地区。由于边疆地区的文化发展可能存在不同步性，故将西汉时期的天河石器物也纳入参考。下面依据遗存年代进行介绍。

1.黑龙江伊春桃山遗址

此遗迹年代约为距今10000～9000年，为小型聚落遗址，发现有灰坑、房屋等遗迹。2013和2014年的发掘中各出土2件天河石制品。2013年的2件都出土于遗址堆积第②层，且均有一定磨损，呈扁圆状，表面有磨光痕迹，推测可能为串珠毛坯；2014年的2件均发现于遗址堆积第③层，最大长度分别为1.26、0.94厘米，2件器表见有一些磨光痕迹[4]。

2.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

遗址属红山文化，距今5500～5000年。墓葬中出土1件天河石小坠珠（N2Z4-85M3:2），系多面体、不规则形，体中有一单向钻孔。最长1.1、孔径0.25厘米[5]。

3.辽宁朝阳半拉山墓地

半拉山墓地属红山文化，距今约5300～5045年。一石椁墓中出土有天河石质坠饰，报告者根据其形制特征的不同，分三型。A型平面呈圆形。扁体、围棋子形，边缘薄如刃。对钻一孔。直径1.6、厚0.7厘米。B型平面呈椭圆形。一侧平面，一侧弧面，边缘圆滑。对钻一孔。C型呈不规则形，绿色，微泛白。对钻一孔。长2.8、宽2.4、厚0.54厘米[6]。

4.青海民和喇家遗址

遗址齐家文化遗存中出土2件天河石珠[7]。

5.湖北荆州枣林岗遗址

遗址属石家河文化，出土1件天河石器物。管状，蓝绿色，直径1.2、长2.6厘米[8]。

6.辽宁大连于家砣头墓地

墓地属于双坨子三期文化，距今3000年左右。在M8、M14、M30、M41中共出土5件天河石珠，呈现蓝白色或天蓝色，有蜡状光泽，表面有风化磨损痕迹，孔道内可见螺旋纹[9]。

7.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

遗址为龙山时代晚期的大型遗址，文化层内出土1件天河石珠[10]。

8.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陶寺文化中期偏晚墓葬ⅡM22的被扰随葬品中发现5件天河石器物[11]。

9.甘肃敦煌西土沟遗址

遗址距今3700年左右，地表采集数颗天河石矿料[12]。

10.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

姚河塬遗址是一处大型西周诸侯国都邑城址，高等级墓葬M38填土中出土1件天河石珠饰[13]。

11.陕西扶风强家村一号墓

该墓出土天河石1件，其形似矛尖状，扁平，两面打磨光滑[14]。

12.新疆哈密亚尔墓地

墓地年代为距今3000～2600年，即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早期之间，属焉不拉克文化。墓葬出土6件天河石珠，形状为柱状与管状，与之伴出的还有绿松石珠、玛瑙珠和滑石珠，多采用单面钻孔工艺[15]。

13.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

该墓为钟离国君柏的墓葬，其内出土1件天河石珠[16]。

14.辽宁沈阳郑家洼子遗址

遗址共发掘墓葬14座，年代为春秋战国之际，其中M6512出土天河石大、小串珠各一串。大串珠挂于颈上，由33枚长短不等的石管珠和一个半月形的石佩饰组成。佩饰长6.2、宽3.2、厚1.6厘米。上部两个对穿孔。管珠长者3.9、最短者0.9、孔径0.8厘米。小串珠出于额骨处，环绕至两耳后边，排列整齐，共46枚。小扁圆体，最长0.8、最短0.5厘米，接连后全长约40厘米。可能是前额装饰[17]。

15.宁夏固原杨郎马庄墓地

墓地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玛瑙珠串中夹有天河石1件[18]。

16.内蒙古赤峰林西井沟子墓葬

井沟子文化遗存是战国早中期一种新的考古文化，其族属为东胡。墓地出土玉、石管珠，材质主要有滑石、绿松石、孔雀石、天河石、玛瑙和水晶[19]。

17.黑龙江泰来县平洋砖厂墓地

墓地M107出土2串天河石饰件，另有1件金耳饰，其上穿有天河石管、辉石管和骨珠。墓地的具体年代在学界尚有争论，原发掘报告认为其最晚为战国晚期墓葬[20]，但也有学者依据出土物中单贝型铜泡饰认定其年代应为西汉[21]。

18.黑龙江泰来县战斗村墓地

M219中出土2件天河石珠，1件扁平圆形，中间有圆孔，直径1.05厘米；另1件为方形片状，四边平直，两面平整，两侧各有一小圆孔，边长1.5厘米[22]。

19.辽宁西丰西岔沟墓地

西岔沟墓地为北方民族墓地，出土遗物具有明显的西汉中期的风格，墓地年代不会早过西汉早期，最晚可到西汉中晚期。墓地出土有大量天河石珠[23]。

二、早期天河石器物的形制、分布及性质

1.形制特征

根据上述材料，中国早期天河石器物有石料和制成品两类。制成品中，绝大部分为装饰珠类，仅扶风强家一号墓出土1件天河石石矛。于家砣头墓地出土的天河石珠饰有严重的磨损痕迹（图三，3[24]），说明当时天河石饰品是实用器物，随着墓主下葬。新疆亚尔墓地出土的天河石珠饰上，也有较明显的使用痕迹。从目前的材料看，天河石装饰珠类的形制可分为不规则形、扁圆形和管状三类。

图三不规则、扁圆形天河石

1. 黑龙江伊春桃山遗址 2.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 3.辽宁大连于家砣头墓地 4、5.辽宁大连半拉山墓地（1～4为不规则形，5为扁圆形）

（1）不规则形

目前发现的早期不规则形天河石器物6件。桃山遗址2014年发掘出土的2件天河石文物均呈不规则形，未见穿孔（图三，1[25]）。2013年出土的2件天河石制品形状不详，但发掘报告中提及为串珠毛坯，推测应为不规则形。牛河梁遗址所见为有穿孔的不规则形状（图三，2[26]）。半拉山墓地出土的2件均见穿孔，分别为不规则形（图三，4[27]）与扁圆形（图三，5[28]）。

（2）扁圆形

目前发现9件组。基本为扁圆形珠，有耳饰、额饰和颈饰，额饰与颈饰均出土于郑家洼子遗址。耳饰出土于黑龙江省泰来县平洋砖厂墓地。其余功能不明确的石珠应该也为装饰品。

（3）管状

管状天河石器物出土较多，年代较早的于家砣头墓地（图四，2、4、7[29]）、蚌埠双墩一号墓（图四，5[30]）出土单颗天河石管。年代较晚的郑家洼子遗址和泰来县战斗墓地，管状天河石开始以串珠的形式出现。年代最晚的西丰西岔沟墓地出土大量管状天河石组成的串饰（图四，1、3、6、8[31]）。

图四管状天河石

1、3、6、8.辽宁西丰西岔沟墓地 2、4、7.辽宁大连于家砣头墓地 5. 安徽蚌埠双墩一号墓

石管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石珠同出，为串饰组件；另一种情况是单颗出土，可能为装饰品中核心位置的坠饰。

由此可见，早期天河石器物的形状渐由不规则且不穿孔的天然形状，发展至不规则穿孔的形状以作为装饰品，再逐渐固定为扁圆形石珠和石管两种常用于串珠的形态。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天河石文物的形态又有了一定的变化，其形状演变成更为精美的颈饰、额饰等，还出现与绞扭成型的金丝搭配成耳饰，说明天河石的制作工艺在逐渐的提升，且始终是作为装饰品来进行使用的。

出土的早期天河石最主要的功用就是做装饰器，且通常状况下为人体装饰品。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比对可知有天河石器物出土的地域通常也有绿松石器的出土，不排除其出现有作为绿松石替代的可能性。

2.早期天河石器物的时空分布特征

目前出土天河石制品的遗址中最早的是桃山遗址，处于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早期的过渡阶段。有学者认为兴隆洼文化有天河石石斧的出现，但这一认定缺乏出土器物的佐证。

继桃山遗址后，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等史前考古学文化中均有天河石出土，随后在商、周、春秋战国时期遗存中也有天河石出土。直到唐代天河石才重新在渤海国属地出现。

总体看来，天河石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期为距今10000年左右，出土于桃山遗址，这一时期的天河石器局部磨制，未见穿孔。

第二期为距今5500～4500年，主要出土于辽宁地区，包括牛河梁遗址、半拉山遗址、于家砣头墓地，此外青海地区也有天河石出土，形状仍多为不规则形，开始出现扁圆形、管形，有穿孔。荆州枣林岗遗址出土的天河石成为一个特例，值得思考。

第三期为距今4500～2500年，主要出土于西北地区，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均有天河石出土，此外安徽蚌埠双墩一号墓也有出土，形状已多为管形和扁圆形。

第四期为距今2500～2000年，主要出土于东北地区，这一时期的天河石基本成串出土，此外同时期的朝鲜半岛地区有天河石花岗岩器物出土[32]，不确定是否因受到东北地区影响所致。

从空间上来看，中国天河石器物最早出现于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此后逐渐向西向南扩展至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陕西、安徽、宁夏、湖北等地，在甘肃也有疑似天河石的器物出土。但其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南方地区仅有荆州枣林岗和双墩一号墓两处。

从水文分布的角度来看，天河石在距今10000年的全新世早期旧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在黑龙江—松花江水系，距今5000年前后在辽河水系被发现，在黄河水系出现的时间为距今4900年，传播至淮河水系则已晚至春秋战国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距今4600～4000年的枣林岗遗址属于南方的长江水系，可能是受当时北方地区的影响。

以千年为单位，划分出土天河石器遗址所处的时间段，从早期到晚期可直观地看出天河石器物向南传播的过程（图五）。目前所发现的天河石制品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大致具有由东北向西、南逐渐传播的趋势。

图五出土天河石遗址的时空关系示意

1. 黑龙江桃山遗址 2.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 3.辽宁朝阳半拉山墓地 4.青海民和喇家遗址 5.湖北荆州枣林岗遗址 6.辽宁大连于家砣头墓地 7.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 8.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9.甘肃敦煌西土沟遗址 10.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 11.陕西扶风强家一号墓 12.新疆哈密亚尔墓地 13.宁夏固原杨郎马庄墓地 14.辽宁沈阳郑家洼子遗址 15.安徽蚌埠双墩一号墓 16.内蒙赤峰林西井沟子墓地 17.黑龙江泰来战斗墓地 18.黑龙江泰来平洋砖厂墓地 19. 辽宁西丰西岔沟墓地

无论是器物数量还是遗址数量，东北地区都占有较大的比例，且出土天河石器物的年代最早、数量较多、延续时间最长，可以看出，天河石器物在东北地区是存在一定特殊性的。

3.早期天河石器物的性质

由各地天河石出土情况可知，天河石大多出土于墓葬，少数出土于遗址地层中。

牛河梁遗址中发现天河石的墓葬损毁严重，墓葬等级无法确定，天河石珠出自疑为女性的墓主头骨左侧近于颈部处；半拉山墓地中天河石出自较高等级的M7与M30，M30墓主为男性，两墓中天河石具体位置不详；陶寺遗址中出土天河石的墓葬为大型墓葬，具体佩戴位置不详；宁夏姚河塬遗址的天河石出自中大型墓M38，具体位置不详；亚尔墓地天河石均出自填土中或墓主颈部；杨郎墓地的天河石出自第三地点较高等级的M5，具体位置不详；双墩一号墓为春秋时期钟离君墓葬，天河石珠出土于主墓室，由墓主钟离君柏随身佩戴，具体佩戴位置不详；郑家洼子遗址大型墓葬M6512出土的2串天河石分别为老年男性墓主的额饰和颈饰。

由此可见出土天河石器的墓葬基本上都级别较高、规模较大，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天河石是作为一种珍贵的随葬器物出现的。现已知的在墓葬中佩戴天河石的墓主除牛河梁遗址疑为女性外，其余均为男性，即各墓葬中佩戴天河石的墓主以男性为主。美洲印第安文化中，天河石又被称为“野性之石”，经常被男性佩戴以用于乞求战斗的胜利，这可以为探讨国内天河石的性别偏向提供参考。

三、其他问题

1.天河石与绿松石异同性探讨

天河石与绿松石外观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二者之间是否有使用上的替代关系，现特将天河石与绿松石的伴出情况加以总结。

二者伴出之例最早是在牛河梁遗址，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四号墓出土绿松石坠饰1件，为扁平半圆形；第二地点四号冢二号墓中出土2件形制相同的扁平半圆形有孔坠饰；第二地点一号冢二十三号墓发现梯形绿松石饰品1件。其中，四号冢二号墓与出土天河石的四号冢三号墓距离很近。在枣林岗遗址、于家砣头墓地和陶寺遗址中，也发现有绿松石出土，其中于家砣头墓地和陶寺遗址的绿松石与天河石均有同出于一墓的现象。

天河石与绿松石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以宝玉石器物使用时间早晚、区域分布差异及数量多寡而论，天河石是一种典型的东北文化属性宝石，即东北地区文物出土较多且年代较早，而绿松石则是中原特征较为明显的宝石。目前我国年代最早的绿松石出土于中原地区的贾湖文化一期，据庞小霞研究[33]，新石器时代中期出土的绿松石绝大部分出自中原地区，同时绿松石主产地也主要处于中原周边地区。天河石与绿松石的共出现象一定程度上能反应出中原地区与东北地区的文化交流，即牛河梁遗址极有可能佐证了两个地区的文化交流。

与天河石佩戴者偏男性这一情况不同，绿松石的佩戴者则基本无男女老幼的区别，仅在不同地区存在有性别偏向，如舞阳贾湖遗址更多为男性佩戴绿松石、仰韶文化时期的陕西龙岗寺遗址更多为女性佩戴绿松石。这可能说明天河石在使用上的确有性别偏向。

2.天河石产源问题

目前考古学者所发现的唯一一处古代与天河石开采相关的矿业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浩特，出土了大量的古代采矿石锤，初步判定该遗址属先秦时期。同时比对已知的天河石器出土情况，该遗址有可能为我国天河石器物最初的矿源地之一。

中国新疆、甘肃阿克塞大红山、内蒙古锡林浩特，山西、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均产出天河石。新疆地区的天河石分布于哈密星星峡和阿尔泰等地区，甘肃的天河石分布于酒泉地区，云南的天河石分布于贡山县至泸水县间以及元阳等地，但部分产地的天河石质量能否到达宝石级尚且存疑。

通过对新疆阿勒泰与星星峡两处矿脉的矿样进行微量元素分析和物相分析的结果进行处理，发现不同矿脉的天河石在晶胞参数、衍射图谱等方面差异不大，而在微量元素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对不同矿脉天河石微量元素进行测定分析，再与出土天河石器物的微量元素测定结果进行对比，也许可以达到对天河石器物进行产源探索的目的。

3.世界范围内的天河石器物

亚洲、非洲、美洲范围内都曾发现天河石文物。

时代最早的是以色列，有2处遗址出土天河石，分别是纳吐夫文化（公元前12500～前8000年左右）的Eynan遗址和西亚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8000～前6000年）的Kefarha-Horesh遗址（图六，5、6[34]）。阿曼南部的Hailat Araka分布有一些小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属于阿拉伯地区新石器时代一个独特的亚文化“Trihedral rods”，其中有天河石出土[35]。

图六国外出土天河石器物

1～4.苏丹努比亚新石器中期墓地R12 5、6.以色列Kefar ha-Horesh遗址 7～10.利比亚Fewet遗址

摩亨佐—达罗遗址，又称“死丘”，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重要城市，大约于公元前2600年建成，位于今天巴基斯坦的信德省的拉尔卡纳县南部，该遗址出土有天河石器物[36]。

美国境内存在着时间跨度较大、地域分布较广的多个有天河石出土的印第安文明遗址及墓葬。内布拉斯加州西德尼墓葬（公元前2500～前2300年）发现有5件天河石吊坠，其中4颗有染成赭色的痕迹；科罗拉多州属于公元前2000年～前1000年的早期伍德兰期文化的Aurora墓葬、Lehmen洞穴，年代在公元1000～1300年的堪萨斯中西部Pottorff遗址、西南部Bell遗址也均有天河石出土[37]。

苏丹中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Shaheinab，以及位于苏丹北部东奥拉河以北塞莱姆盆地努比亚新石器中期墓地R12（公元前600～500年），出土有大量天河石珠（图六，1～4[38]）。

利比亚境内位于Murzuq的Edeyen遗址以及其西南部的Fewet遗址出土有天河石。前者时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2件天河石珠，均呈碎片状；后者为Garamantian时代遗址（公元前200～100年），出土有4件天河石珠（图六，7～10[39]）。

可见，天河石早在石器时代就被世界不同地区的人类作为宝石材料广泛使用。国外对天河石产源的研究也有一定的进展，如苏丹R12墓中出土天河石被证明来源于埃塞俄比亚。

对国内天河石器物出土情况进行整理后，发现如下几个问题仍需讨论。

第一，从旧石器时代的桃山遗址到红山文化之间有四千余年的空白时段未见天河石器物出土，而自红山文化至春秋战国时期天河石器物的使用较为连续，因此不排除兴隆洼文化和左家山二期文化有天河石器物出土的可能性，这一时期遗址中出土的蓝绿色珠子的材质鉴定工作应得到重视。

第二，综合分析出土天河石器物的时空分布特征，可以看出天河石的传播路径，使用天河石人群的迁移路径也能随之明晰，对不同文化人群用玉习惯进行比较，应能够对地域或时间上较为接近的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提供佐证。

第三，天河石作为一种典型的北方系宝石，对其进行研究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东北地区人类族群交流情况以及南北方文化的交流过程，要达到这一目的，应结合其他类型的出土器物对已证实出土有天河石器物的墓葬及遗址进行系统研究。

第四，如能判明天河石器物产源，就可在文物出土地与产源地之间建立起贸易路线。目前对于天河石器物的产源探索尚未有突破性的进展，但已建立了以微量元素为突破口的思路，如后续试验中能对天河石器物进行有效的产源判定，则能发现和从旁佐证更多的文化间贸易交流路线，我们应当采用一定的科技手段对已有的天河石器物和各地天河石矿进行分析并寻找产源。

值得注意的是，在产源探索之前，天河石的研究还面临着鉴定这一首要问题。目前应存在着部分被误认为绿松石、软玉、东陵石等材质的天河石器物未被矫正，建立并展开对天河石材质鉴定的工作，是今后天河石器物研究的前提。

附记：感谢潘玲老师与邓聪老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和指导。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家砣头墓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40-143.

[2]同[1].

[3]李欧.中国新石器时期天河石器物审视与研究[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2).

[4]a.常阳,侯亚梅,等.黑龙江省伊春市桃山遗址2013年发掘报告[J].人类学学报,2016(2).b.岳健平,侯亚梅,等.黑龙江省桃山遗址2014年度发掘报告[J].人类学学报,2017(2).

[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207.

[6]熊增珑,樊圣英,等.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发掘[J].考古,2017(2).[7]任晓燕.青海地区齐家文化出土玉器概述[C]∥玉泽陇西—齐家文化玉器[M].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278.

[8]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枣林岗与堆金台荆江大堤荆州马山段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133-134.

[9]同[1].

[10]芦山峁遗址资料未发表，现场目测鉴定认为其为天河石。

[11]何驽,严志斌,宋建忠.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J].考古,2003(09):771-774.

[12]西土沟遗址样品为笔者团队现场调查获得。

[13]马强.宁夏彭阳县姚河塬西周遗址[J].考古,2021(8).本文中提及的天河石珠出土后经鉴定为天河石。

[14]唐启翠.出土玉器再证《周礼》为汉初之书[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15]亚尔墓地相关资料未发表，蒙相关领队惠允得以鉴定。

[16]阚绪杭,周群,钱仁发,王元宏.春秋钟离君柏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13(2).

[17]沈阳故宫博物馆,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座青铜时代墓葬[J].考古学报,1975(1):141156,212-219.

[18]现藏于宁夏固原博物馆。

[19]付琳,等.林西井沟子西区墓葬出土滑石珠的科技分析及相关问题[C]∥边疆考古研究(第18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20]郝思德,杨志军,李陈奇.黑龙江泰来县平洋砖厂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1989(12).

[21]潘玲,林沄.平洋墓葬的年代与文化性质[C]∥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2]李陈奇,郝思德.黑龙江泰来县战斗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1989(12).

[23]辽宁省博物馆.西丰西岔沟—西汉时期东北民族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481-492.

[24]同[1].

[25]同[4].

[26]同[5].

[27]同[6].

[28]同[6].

[29]同[1].

[30]同[16].

[31]同[23].

[32]Jwa Yong Joo,Kim Yuri,Song Young Jin,Cho Hyen Goo. A Study on Amazonite, a Kind of Prehistoric Jade Artefacts in Korea[J].Journal of the Mineralogical Society of Korea,2013(4):319-328.

[33]庞小霞.中国出土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器研究[J].考古学报,2014(2).

[34]Daniella E.Bar-Yosef Mayer,Naomi Porat.Green Stone Beads at the Dawn of Agriculture[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8(25):8548-8551.

[35]Juris Zarins.Hailat Araka and the South Arabian Neolithic[J]. Arabian Archaeology and Epigraphy,2013(1):109-117.

[36]D. H. Gordon.Ancient Amazonite[J].Man,1936,36:104.

[37] Carlson,Bozell,Steinacher,Lovvorn,Gill.The Sidney Burial: A Middle Plains Archaic Mortuary Site from Western Nebraska[J].Plains Anthropologist,1999(168):10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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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年（西北大学中国—中亚人类与环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先怡衡、于春（西北大学中国—中亚人类与环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6期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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