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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商代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并非铁板一块，它的内部演变更在区域之间基本同步。本报告初步梳理了商时期中原与周边地区铅料资源的演变情况，将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归纳为HRL（A）、HRL（B）两组类型，HRL（A）组以郑州商城等为代表，HRL（B）组主要包括洹北商城，安阳、晋西、四川等地同时包含这两组类型。商文化都邑、四土、四方的青铜器在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的使用和变迁上基本保持同音共律的现象，暗示这一特殊资源有着共同来源。简单的中心—边缘模型无法解释商与远方青铜文明间的复杂互动，似乎不存在一个仅受商文化核心区单一影响的模型。尤其晚商时期，一些商文化的半边缘或边缘地区崛起成为新的区域中心。以上的初步分析揭示出了早商时期“二里岗风格”背后的地区特色以及晚商时期“区域风格”背后的内在关联。
一 商代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性成因铅
1984年，金正耀在第三届中国科学技术史国际讨论会上公布了殷墟青铜器中发现高放射成因铅的成果，标志着铅同位素考古在国内的诞生[1]。自此以后，大量检测的商时期的铜器和冶铸遗物中常发现有高放射性成因铅（图一）。商代的高放射性成因铅同时具有较高的铀铅和钍铅含量，具有这一特征的遗物中既有高铅器物如铅锭、铅锡青铜，也有铅含量很低的红铜、锡青铜和孔雀石，表明高放射性成因铅指征的很可能是一类具有变化铅含量的铜铅共生矿[2]。对于这一地质上罕见的金属资源的溯源研究代表了40余年来商代青铜器铅同位素考古的整体走向，然而其中涵盖的商代金属资源的流通模式却少有论及。![]()
图一 具有高放射性成因铅特征铜器的主要出土地点（红色）
目前来看，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的使用具有极强的时代和地域特征。二里头时期的铜器基本全为普通铅，二里岗时期的铜器中大量发现有高放射性成因铅，超过一半的郑州商城、盘龙城等地铜器中具有这一特征。在晚商时期的殷墟遗址，其使用比例在殷墟二期增加到70%左右，至殷墟三期已不到40%，在殷墟四期基本不见[3]。高放射性成因铅的广泛使用也对商文化以外的铜器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随着西周王朝的兴起，它在所有地区的使用几乎停止。虽然这种高放射性成因铅的来源尚未确定，但这种历时性模式至少说明中国早期的铅资源供应网络不断变化，从资源角度的研究会极大地拓展商代政治地理研究的视野。二 商代高放射性成因铅的研究简况
长期以来，高放射性成因铅的溯源研究业已形成了“单一来源说”和“多地来源说”并列的局面，其中“单一来源说”在具体产地上聚讼不已，除了盛行一时的“西南说”[4]之外，还相继形成了“秦岭说”“非洲说”“中原说”等观点。具有高放射性成因铅特征的矿石和文物实际上在国内很多地区都有发现，特别是东周以来出土的铜器[5]、玻璃[6]、釉陶[7]中不断有高放射性成因铅的报道，使得不少学者秉持高放射性成因铅多地来源的观点[8]。其中牛津大学团队延续和发展了相关认识，刘睿良系统总结了中国古代高放射性成因铅的发现情况，指出商代高放射性成因铅可能有多个来源[9]。商代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的利用虽有地域差异但是不可忽视时代共性，这一资源的存续时间在区域之间基本同步，使大多数学者主张其只有单一来源。斋藤努等人认为商代的普通铅和异常铅应来自同一矿山，又鉴于秦岭地区恰好位于这些重要遗址的地理中心，故倡导商代高放射性成因铅矿料来自秦岭的观点[10]。陈坤龙在对汉中商代铜器群深入研究后，综合地质数据以及汉中本地风格铜器利用高放射性成因铅的现象，进一步完善了“秦岭说”的观点[11]。另有学者指出“秦岭说”还缺乏有力证据，甚至难以证明汉中青铜器使用本地金属资源[12]。孙卫东等人猜想商代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来自非洲南部的锡矿[13]。这样的观点迅速受到了考古学家的回击，他们指出商代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应当来自于铜铅矿床，中非青铜器的元素组成差异明显，更不必提及文化交流方面的缺环[14]。实际上，南非锡矿和中国商代铜器的铅同位素组成明显有别，前者的铅同位素比值异常分散，具有更强的放射性地质背景，与中国商代铜器的比值范围几乎没有重合[15]。不少学者将商代高放射性成因铅的产地锁定在商代邑土之内，但是均缺乏完整证据链。金正耀在南阳盆地以北、郑州以西的河南西部山区采集到了高放射性成因铅铅锭以及铅矿，转而将这一地区视作商代高放射性成因铅矿料的来源地[16]。秦颍认为商代低铅青铜器中的放射性铅由铜矿床贡献，对应的铜料可能来源于中条山铜矿床，而普遍使用的铅料更倾向于来自华北克拉通南缘[17]。金锐等人指出商代高放射成因铅很可能来自豫西地区的铅锌矿[18]，但其报道的矿石样品的铅同位素模式年龄明显偏低。王庆铸等人新近公布了山东半岛赢城遗址出土炉渣的分析结果，首次在商代冶炼渣中发现了高放射性成因铅，推测莱芜可能是商代高放射成因铅的产地[19]。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多限于对具有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铜器的检测和识别的个案研究，而缺乏综合性的相关研究。同时以往的研究过分强调了铅同位素比值的示踪特性，而忽略了地区之间资源面貌同步变化背后的诸多时代意涵。本文初步梳理商时期广域范围内金属资源的利用情形。目前看来不同地区之间青铜资源网络的历时变化存在较高一致性，凝练背后体现的商代金属物料开发与流动的关键信息，不仅能厘清商代广域范围内金属物料获取与流通的机制，对于揭示商代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治理模式也有重要意义。三 商代都邑青铜器的铅料资源特征
商时期流行的铅料资源大致呈现出高比值铅、高放射性成因铅、普通铅的相继更替情形，近期发现更是表明商代大规模流行的高放射性成因铅并非铁板一块，更惊喜的是高放射性成因铅内部的变化在区域之间基本同步。本文参考王庆铸等学者对于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演变情形的相关认识[20]，但更关注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在不同空间地理范围背景下的使用差异。特别聚焦于商代都邑铜器利用的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梳理其历时性变化特征，初步将商代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重新分为HRL（A）和HRL（B）两组类型（图二）[21]。HRL（A）组高放射性成因铅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以及殷墟三期铜器数据为代表，207Pb/204Pb大多数小于16.1，HRL（B）组高放射性成因铅主要包括洹北商城铜器，206Pb/204Pb时常大于22.5，207Pb/204Pb时常大于16.1。两组高放射性成因铅分别满足以下线性方程，R2分别达到0.9738和0.9659。需要注意的是，如铅同位素比值三元图所示（图二），二里岗时期和殷墟三期流行的HRL（A）组高放射性成因铅似乎并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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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商代都邑青铜器所使用的 HRL（A）组和 HRL（B）组高放射性成因铅具体而言，二里岗上层时期以来，以郑州商城等为代表，包括长江流域的盘龙城遗址，商文化中心地区出土铜器所用铅料资源一直以 HRL（A）组高放射性成因铅为典型特征。紧随其后的洹北花园庄时期，铜器和冶铸遗物的数据显示HRL（A）组铅料几乎不再使用，基本全部转变为HRL（B）组铅料 [22]。中晚商时期的安阳地区，殷墟一期之时沿用洹北花园庄时期流行的HRL（B）组铅料，基本不见HRL（A）组铅料。殷墟二期，以小屯 M5 等为代表，开始出现具有高206Pb/204Pb比值（22.5-23.5）的HRL（B）组铅料以及重新使用 HRL（A）组铅料。至殷墟三期，以郭家庄M160、63PNM172、GM2508 等为代表，HRL（A）组铅料迅速回归主流（图三）。至殷墟四期，一类新流行的普通铅成为安阳铜器的主要铅料来源[23]。![]()
图三 商代都邑出土铜器所含高放射性成因铅分组情况
（二）非高放射性成因铅
实际上，二里岗和殷墟时期的铜器生产利用的高比值铅和普通铅也有明显区别（图四）。二里岗时期的铜器生产沿用了二里头时期的高比值铅铅料，在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出土的二里岗下层时期的铜器中均有大量发现[24]。同时，偃师商城较之郑州商城、盘龙城铜器还大量使用一类新的普通铅铅料。目前已分析的偃师商城容器均为高放射性成因铅，而工具和兵器利用的铅料资源种类更加多样，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似乎主要用于容器的生产 [25]。大量使用普通铅的情况确认了偃师商城还存在不同于郑州商城，较为独立的铅料来源。而自殷墟二期以来大量出现的普通铅铅料以及主要流行于殷墟三期的高比值铅铅料都不同于二里岗时期的同类资源，为殷墟时期新开发的金属资源。参考以上高放射性成因铅的分组情形，这里将流行于二里岗时期和殷墟三期的高比值铅铅料分别定义为 HL（A）型和 HL（B）型。同时，本文将分别流行于二里岗时期、殷墟二至三期、殷墟四期的普通铅资源定义为 CL（A）型、CL（B）型、CL（C）型，其中的CL（A）型、CL（B）型铅料的铅同位素比值范围宽泛，可能对应多个源头，但已显现出了一定的时代演化规律，而其中的CL（C）型铅料资源的铅同位素比值狭小，集中流行于殷墟四期。特别的是，小双桥遗址出土的白家庄时期铜器所利用的普通铅资源呈现出早中商过渡时期的特征，同时显现白家庄时期前后阶段的特征。前述曾及，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在白家庄至洹北花园庄时期之间、殷墟一二期之际存在两次明显的使用更替。而在铅料资源的更替阶段，都出现了普通铅资源频繁使用的情形，如在第一次更替过程中，白家庄时期铜器和冶铸遗物中出现较多普通铅，而在第二次更替过程中，殷墟二期至殷墟三期的成组容器中常见“同型异料”的情形，即普通铅和高放射性成因铅共存于同组铜器中的现象，如小屯M18出土的2件铜甗、大司空 M663 出土的2件铜鼎、郭家庄M160出土的两组觚、角（图五）等。这些铅料资源更替时期的“同型异料”现象启示未来对于高放射性成因铅的溯源研究可以聚焦于这些使用场景相似的普通铅中。这样的现象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高放射性成因铅更替阶段，铅料资源的供应不及时导致的，同时也由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的地质背景决定，可通过普通铅资源的产源信息为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的溯源研究提供一定方向。
图四 商代都邑出土铜器所含非高放射性成因铅分组情况图五 殷墟铜器中的“同型异料”现象（黑色为普通铅；红色为高放射性成因铅）四 商代四土青铜器的铅料资源特征
商文化四土地区出土的二里岗时期的青铜器已有相当数量，但分析工作开展不多。张吉分析的汉淮流域的平氏五里墩爵[26]，国外博物馆报道的二里岗风格容器[27] 均兼有 HL（A）型高比值铅和HRL（A）型高放射性成因铅的特征。晋南盆地的垣曲商城出土的铜器中同样可见二里岗时期流行的两类铅料资源并存的情况 [28]。实际上，这样的资源利用特征伴随着二里岗文化的强势扩张存在于一个广域范围内，例如南方地区的岳阳铜鼓山遗址发现的二里岗时期的铜泡、铜镞等也符合这一时期的铅料资源特征 [29]。商文化四土地区出土的洹北花园庄时期的青铜器也已积攒不少数量，相关科技分析工作以鲁南滕州地区以及皖北阜南地区最为全面。其中鲁南地区发现的此阶段铜器主要出土于薛河下游[30]。张东峰等人的研究明确了鲁南地区中商青铜器的年代大致为白家庄期至洹北花园庄期，铜器合金材质以铅锡青铜为主，与同时期郑州、安阳等地青铜容器的成份特征一致 [31]。铅同位素比值分析结果显示（图六）[32]，鲁南地区中商铜器群的铅料资源面貌并不一致，除了使用时兴的HRL（B）组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还出现了HRL（A）组高放射性成因铅以及较多普通铅资源，同时显现与郑州、安阳等地白家庄时期至洹北花园庄时期青铜器铅料面貌的相似性，特别是鲁南铜器群中观察到的普通铅资源特征尤其符合小双桥等地发现的早中商过渡阶段铜器群的普通铅资源特征。晚商时期的商文化四土地区发现了大量文化面貌趋同于安阳地区的铜器墓。这些铜器墓的年代大多处于殷墟二期以后，并延续至商周之际，结合铜器铅料资源的变迁情况可以对墓葬分期问题做出补充。南土地区的罗山天湖墓地出土的铜器大多具有高放射性成因铅的特征[33]。关于该墓地分期问题的基本共识是其主体年代属于殷墟三、四期 [34]，但是对于墓葬年代的上下限分歧较大。天湖铜器主要显示HRL（A）组高放射性成因铅的特征（图八），表明这些铜器利用的铅料资源应具备殷墟二期以后的特征，同时天湖M41、M47 具备的普通铅特征显示其年代应晚至殷墟四期以后。以下结合器物风格特征补充几点认识，关于罗山天湖 M1 的年代，此前多基于鼎（M1 ：44，图七 ：2）具蹄足的特征将 M1 的年代定为殷墟四期，岳洪彬建议将 M1 的年代定为殷墟三期早段 [35]。从铅料类型来看，鼎（M1 ：1）为普通铅，觚（M1 ：14）为 HRL（A）组高放射性成因铅，二者均显示殷墟三期的特征，故 M1 的年代应更接近殷墟三期。关于 M6 的年代也存在殷墟四期和西周早期的争议 [36]。鼎（M6 ：14）在商末周初比较常见 [37]，这件鼎本体和补铸区域均为普通铅，接近殷墟三期普通铅的特征，此外尊（M6 ：12）利用的铅料资源也具殷墟四期普通铅特征，故 M6 的埋藏年代应为殷墟四期。此前研究显示，罗山天湖墓地出土铜器的合金类型与殷墟铜器十分相似。天湖铜器的合金配比并不稳定，合金成分大致呈现出锡含量逐渐下降，铅含量逐渐升高的历史性变化，这与殷墟晚期阶段安阳青铜器中大量使用高铅合金的情形类似。在铅料资源利用层面，罗山天湖墓地甚至较之殷墟三期安阳墓葬更加依赖HRL（A）组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与晚商东土地区刘家庄墓地 [38] 反映的情形类似。而至殷墟四期之时，天湖铜器的资源面貌与技术特征又进一步与安阳地区保持同步变化，反映了此一阶段南土地区与安阳地区的互动仍旧紧密。不过天湖墓地出土陶器的器型、组合、乃至纹饰、陶质都显示一定的地方特征 [39]，这正体现了商代边域政治形态的复杂性，也透露出商王朝给予边地某种程度的自由。位于南土的“息”族很可能是一支与商人关系友好的异族，才会在主流商文化之外显现异族自身的文化习俗。定州北庄子商墓是位于殷墟北部邻境地区的一处重要墓地[40]，墓葬年代集中于殷墟三至四期 [41]。相关科技分析显示，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普通铅资源在该墓地铜器中都占据较大比重，不过尚未发现殷墟四期安阳地区流行的同类普通铅（图九）。北庄子铜器的铅料特征符合墓地时代背景，以殷墟三期的 M13 为代表，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基本全部处于 HRL（A）组。M5 出土的部分铜器明显具有殷墟二期至三期的风格，如鼎（M5 ：23），形制接近图七 ：7，铅料资源也沿用殷墟二期流行的 HRL（B）组铅料。M61 出土的铜鼎（M61 ：3，形制接近图七 ：8）处于 HRL（A）组铅料范围，这类简化兽面纹鼎被认为是李家崖文化铜鼎中的主流器形 [42]，流行的年代为殷墟文化二期至三期，器物风格与铅料资源的特征也十分一致。此外，M65 铜鬲（M65 ：16，图七 ：6）为耳足四点配列式，透底空足，三分范法铸成，具有二里岗时期铜器的铸造工艺特征 [43]。这件铜鬲的铅料类型亦属于二里岗时期流行的高比值铅 [HL（A）]，证实这件铜鬲的年代确为二里岗时期。简而言之，青铜器形制风格和铅料资源的分析揭示了北庄子墓地存在较多随葬早期铜器的现象，如北庄子M5、M13 等出土的部分铜器的形制风格和铅料类型均显示了殷墟二三期之际安阳青铜器的特征，特别是 M65 出土的一件铜鬲可以确定为二里岗时期之器，这些现象都说明对于北庄子墓地的年代界定需要十分慎重。北庄子铜器中虽大量利用普通铅资源但是完全不同于殷墟四期的安阳青铜器，这一现象或许源于目前未对北庄子墓地出土的典型的殷墟四期铜器进行取样分析，但是更可能表明晚商时期安阳以外地区青铜器的铅料资源更替情形较以往认识更为复杂，未来有必要补充安阳以外的殷墟晚期铜器墓材料再做综合论述。图六 鲁南地区洹北花园庄时期铜器群的铅同位素比值分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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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罗山天湖墓地（1-4）、定州北庄子墓地（5-6）等出土的部分铜容器
1.鼎M1 : 1 2.鼎M1 : 44 3.夔龙纹鼎M6 : 14 4.息尊M6 : 12 5.斝M5 : 25 6.鬲M65 : 16 7.鼎（台北故宫博物院） 8. 鼎（绥德沟口）图八 罗山天湖墓地出土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分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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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定州北庄子墓地出土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分组情况以下着重从商文化四方地区出土的中原风格铜器入手明确这些地区铅料资源的历时性变化情形，并尝试识别出共存的地方风格器物的资源特征，在此基础上观察各地区金属资源的演变趋势。一些具有二里岗文化因素的地方文化，甚至包括一些相距甚远的土著文化，在青铜器生产中利用的铅料资源也常具备二里岗时期的资源特征。有学者指出，二里岗时期，燕山北麓的辽北地区已利用了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如高台山文化湾柳遗址出土的铜器[44]，不过该批铜器的年代实际为商末 [45]。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一件年代相当于二里岗时期的铜牌饰利用了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各组铅同位素比值特征均与商代铜器一致，很可能是目前所知的二里岗时期金属资源网络的最西边界 [46]。夏商之际的冀北地区的地方文化中可以观察到较多的商文化因素。昌平张营遗址发现有一定数量的商式陶器，出土的高截锥足鬲、十字镂空豆等陶器与藁城台西、济南大辛庄早商时期遗存较为相近，无疑是早商文化北进浪潮的产物[47]。张营遗址出土的地方风格铜器大部分为锡青铜，铸造锻造兼用，铜器制作技术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似性更高 [48]。张营遗址还发现了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的陶范，与商式鬲同出，不排除张营遗址的范铸技术是由商文化扩张至燕山南麓而引入的。在金属资源方面，我们分析的张营铜器兼具HL（A）组高比值铅和HRL（A）组高放射性成因铅的特征，符合这一时期中原核心区的资源特征（图一〇）。甘青地区的临潭磨沟遗址发现了大量齐家文化晚期的铜器，铜器材质以锡青铜为主，遗址三期之时出土的部分土著风格铜器兼具HRL（A）组高放射性成因铅和高比值铅的特征，进一步确证磨沟遗址三期之时可能已经进入二里岗文化的纪年 [49]，这与碳十四测年结果一致 [50]。陕北地区的石峁遗址出土的朱开沟文化时期的铜器中也发现有HRL（A）组高放射性成因铅的使用迹象 [51]。相信对于二里岗时期广域范围内青铜器生产背景的研究中会揭示出更多时代印记。图一〇 二里岗文化周边地区出土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分组情况
（二）晚商时期
殷墟二至四期是商文化大规模退缩的阶段[52]，给四方地区的地方文化带来了充足发展空间，各地方文明强势崛起。诸如黄土高原 [53]、汉中盆地 [54]、四川盆地 [55]、赣江流域 [56] 等地出土的晚商时期铜器的生产背景研究均已充分展开，清晰的展现了地方青铜文明的独特所在。晚商时期的中心与周邻地区存在明显不同的互动模式，以下重点以黄土高原和四川盆地为例，初步介绍晚商时期极具复杂性与多样性的青铜资源流通网络。
黄土高原的晋西地区发现了数百件商时期的青铜器（图一一），反映出与商文化之间的密切互动。晋西铜器群的年代跨度较大，除忻府区连寺沟地点年代较早以外，其余各铜器群的埋藏年代大多集中于殷墟二至三期。晋西铜器群对于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的使用比例显著高于殷墟同时期铜器，并以HRL（B）组高放射性成因铅占据主要比例[57]。晋西地区出土的安阳风格铜器的铅料类型随器物风格的演变发生同步变迁，多见HRL（B）组高放射性成因铅，本地风格铜器的铅料类型同样集中展现HRL（B）组高放射性成因铅的特征，而草原风格铜器的铅料类型则以普通铅为主，偶见HRL（A）组高放射性成因铅。据此可以明确晋西地区安阳风格和本地风格铜器的年代均集中于殷墟二期，部分晚至殷墟三期，而草原风格铜器的生产背景有待明晰，从特殊类型铅料 [HRL（A）+CL（C）] 的使用情况来看，草原风格铜器的出现年代已晚至殷墟三至四期。既往研究普遍认同晋西铜器群的年代大致相当于殷墟时期，但学界对于各铜器群的埋藏年代仍存分歧[58]。有学者建议将晋西铜器群分为保德与石楼两个早晚不同的类型[59]，回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新审视这两个铜器群的埋藏年代。保德林遮峪出土的铜容器，主要包括圆鼎、铃豆、提梁卣，风格分析业已明确这些容器的年代集中于殷墟三期 [60]。石楼地区部分地点出土铜器的年代虽可至殷墟一期[61]，结合1959 年石楼桃花者村出土铜器的风格特征来看，虽然这批铜器的年代跨度较大，但其埋藏时间也应处于殷墟二三期之际。对于铜器铅料资源面貌的观察可以为铜器群的断代研究提供更为直接的佐证（图一二）。保德林遮峪出土的铜器中高放射性成因铅的使用比例达到了52%，包括普通铅在内，主要显示殷墟三期的铅料特征，确认该地点的主体年代应属于殷墟三期。石楼桃花者村出土的夔纹鼎、直线纹簋、龙首提梁卣符合殷墟一期至二期铜器的风格和资源特征，而三足涡纹盘、龙形觥、夔纹铃觚等的年代稍晚，铅料资源面貌单一显示HRL（A）组高放射性成因铅的特征。此外，桃花者村出土的大部分装饰品、兵器亦普遍使用HRL（A）组高放射性成因铅，据此推测桃花者村地点的埋藏年代应处于殷墟二三期之际。综合以上分析，晋西保德和石楼地区出土铜器群的主体年代重合，两处铜器群的埋藏年代都处于殷墟三期左右。如若纳入黄河西岸一并考量，可知两地的铜器群在晚商时期的出现时间大体相当，延续时间较长，年代互有重合，下限尚未进入西周。正如大多数学者所言，黄河两岸晚商时期的铜器群实际仍然是一个文化系统，其归属仍应与晚商时期的李家崖文化系统有关[62]。鼎（1-3、5.忻府区羊圈坡 S36、60E1005、石楼桃花者 60E1146、保德林遮峪 S39） 瓿（4. 石楼兰家沟南 883、9. 保德林遮峪 S42） 卣（6. 石楼桃花者 60E1158、8. 石楼二郎坡村 南 865、10. 保德林遮峪 S41） 觥（7. 石楼桃花者 60E1159） 觚（11. 石楼桃花者 60E1155）![]()
图一二 保德和石楼地区出土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分组情况西南地区商时期的青铜器集中出土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63]，近年来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又相继发现6个器物坑[64]，新出土了大量中原风格的青铜容器和本地风格的青铜神树、神兽、面具，显现了晚商时期西南地区青铜文明的独特色彩。年代问题是认识三星堆青铜文明独特内涵的关键所在。目前的普遍认识是，三星堆容器的风格特征多样、年代跨度较大，部分容器的年代较早，容器主体属于殷墟中期之物[65]，这一年代可以作为三星堆器物坑埋藏年代的上限。亦有学者从青铜器矿料特征的角度，讨论三星堆器物坑之间的年代关系，金正耀指出K1、K2铜器采用了同一产地的金属原料，铸造年代不会太远，同时注意到 K1容器的铅料资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66]。崔剑锋则进一步明确，三星堆K1、K2出土的铜器很可能来自同一铸造地或由同一批工匠铸造，甚至使用了同一批矿料，推测两个器物坑的掩埋时间相同 [67]。结合前述总结的商时期中原与周边地区以高放射性成因铅为代表的铅料资源的演变规律来看，金正耀先生提及的三星堆K1容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的特殊性实际上具有年代意味。三星堆青铜器中主要使用的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与殷墟时期普遍流行的铅料资源属于同类，而与年代更早的郑州商城等地的铅料资源存在明显差异。三星堆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绝大多数处于HRL（B）组高放射性成因铅之中，并主要集中在HRL（B）组的高206Pb/204Pb 比值（22.5-23.5）区域（图一三）。前述曾及，在殷墟一期之时，黄土高原地区即已短暂使用这类铅料，而安阳地区差不多同时出现这类铅料，但是大量使用的情况仅仅局限于殷墟二期。总之，三星堆 K1、K2 出土铜器几乎只单一利用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这些铜器具有共同的铅料来源以及十分相近的铸造年代，三星堆铜器利用的铅料资源主要流行于洹北花园庄时期至殷墟二期，特别集中于殷墟二期，这也很可能是三星堆大部分青铜器的集中铸造年代。图一三 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分组情况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为数不多使用HRL（A）组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的情形十分值得关注，尤以 K1 出土容器为代表。特别是 K1 出土的龙虎尊，尊体不同部位的铅同位素比值差异较大，兼具 HRL（A）组和 HRL（B）组高放射性成因铅的特征（图一四）。孙华先生指出三星堆龙虎尊与阜南龙虎尊关系密切，年代应当属于殷墟早期或者更早 [68]，这件龙虎尊具有的 HRL（A）组铅料特征也具有更接近二里岗时期而非殷墟三期以后的特征。龙虎尊中观察到的两组高放射性成因铅共存的现象很可能是由于后期使用 HRL（B）组铅料资源补铸导致的，反映铅料资源过渡阶段的情形。三星堆 K1 铜器中具有 A 组高放射性成因铅特征的还见于青铜器盖（K1 ：135）、青铜盘（K1 ：53）。其中青铜盘与城固龙头铜盘（1980CHLTT ：6）较为接近 [69]。城固龙头铜器的资源面貌主要符合白家庄时期铜器的特征，故三星堆 K1 青铜盘的铸造年代亦可至早中商之际。碳十四测年结果表明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年代处于商末周初之时[70]，与金沙铜器群的年代较为接近，但是三星堆铜器的铅料资源面貌却与金沙铜器差异明显。最新的研究指出，四川盆地的金沙遗址出土容器的年代跨度很大，上限实际上可以早至三星堆器物坑同时期[71]，金沙遗址出土的部分非容器类器物的年代或许可以同样提前至这一时期。就铅料资源面貌而言，目前已分析的金沙铜器中同时可见三星堆铜器中的HRL（B）组高放射性成因铅，也还存在着殷墟三期的HRL（A）组高放射性成因铅以及殷墟四期中原地区的CL（C）型普通铅。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说明殷墟时期，四川盆地的青铜手工业与商文化地区存在持续的资源互动。三星堆人群应该也有能力持续接触到外来金属资源，并且保持同步更替，是故三星堆青铜器较为单一的铅料资源面貌实际上确证了三星堆各类器物的铸造年代十分集中，基本都不会晚至殷墟三期，三星堆文化的青铜手工业很可能在殷墟二期以后逐步衰落了，这对观察晚商时期三星堆文化的发展变迁具有重要启示。![]()
图一四 三星堆 K1出土青铜容器的铅同位素比值
如若纳入铸铜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72]，可知商时期南方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以及金属资源方面似乎都主要体现殷墟早期阶段的特征，包括大洋洲、三星堆等地在内，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中存在很多早中商时期的工艺特征，铅料资源也几乎完全符合殷墟一至二期的资源特征，这就暗示了南方青铜器区域风格的形成背景，对于探讨商代青铜文化的内涵及其传播具有重要价值。青铜资源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相比高放射性成因铅直接溯源引发的困境，将研究重点转向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背后的流通模式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商文化都邑、四土、四方青铜器在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的使用上保持同音共律的现象，恰恰说明这一特殊资源有着共同的来源。配合针对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空间分布、时代演变、社会层级、技术路径的深入解析，相信会揭示出更多高放射性成因铅背后的考古意义。二里岗文化时期，无论是商文化区域中心乃至一些远方边地，都共享着都邑青铜器的铅料资源网络并且协同变化。支撑和维持这一资源网络的动力很可能根植于二里岗文化时期商代国家的政治扩张[73]。由于商时期中心与周边地区青铜文明发展程度以及互动模式的差异，金属资源面貌宏观一致性的背后呈现出不同的意涵和模式。在一些商文化区域中心，如岳阳铜鼓山，陶器面貌与二里岗文化盘龙城类型十分一致，工具类铜器的资源面貌与盘龙城十分相似。在一些商文化外围地区，如燕山南麓的地方风格青铜器中仍同时显现中原地区青铜资源和技术的双重影响。总之，伴随二里岗文化时期商人的强势扩张，商人主导的以 HL（A）型高比值铅铅料和 HRL（A）型高放射性成因铅铅料为代表的铅料资源网络在广域范围内形成了一定的垄断格局，强势波及至商文化四土地区，更在商文化的四方边地荡起了阵阵涟漪。殷墟文化时期，商王朝势力范围从东方以外的地区急剧收缩，然而高放射性成因铅铜器的分布范围却空前扩大。西北至陕北，西南至滇中，东南至闽南、东北至辽中，这些商文化四方边地的青铜器中都发现了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晚商时期的四土地区青铜器在金属资源的利用上虽然基本与安阳同步，但是也呈现出很多新的面貌，这些地区较之安阳同时期大量使用高放射性成因铅，而至殷墟四期又少见殷墟青铜器中流行的普通铅资源。这些商文化的四方地区很可能通过贸易交换等非直接的方式获得青铜器或者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有些地区的青铜器甚至可能直接是安阳工匠去当地制作的[74]，在各具特色的本地风格器物中留下了浓厚的中原印记，这些都暗示晚商时期金属资源和铸铜技术的广域流通市场已初步形成。简单的“中心—边缘”模型无法解释商与远方铜器群呈现出的复杂互动情形，似乎不存在一个仅受商文化核心地区单一影响的模型，一些区域文明中心逐渐崛起成为了广泛网络系统中的重要节点。二里岗时期青铜礼器的生产和分工确立了较为垄断的模式，遵循着固有的周期和趋向，也即“中心—边缘”的发展模式。中商时期，一度出现去中心化趋势，商文化核心区以外的四方地区出现了很多地方青铜生产中心。殷墟时期，核心区产品对地方的吸引力下降时，一些半边缘或边缘地区崛起成为新的区域中心，此前以商文化为单一中心的合作模式发生了破裂和重组，符合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互动模式逐步确立[75]。本文初步梳理了商时期中原与远方地区之间铅料资源演变的整体情况，将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归纳为A、B 两组类型，HRL（A）组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铜器为代表，HRL（B）组主要包括洹北商城铜器。安阳、晋西、四川等地同时包含 A、B 两组类型。商代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流通与利用的背后揭示了商时期广域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之间形成了密切关联以及同步变化，展现了商代青铜器造型装饰、技术功能、金属资源等方面的强大辐射能力。商代都邑、四土、四方青铜器在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的使用和更替上基本保持同音共律的现象，恰恰暗示这一特殊资源有着共同来源。二里岗时期广域范围内青铜器的铅料资源网络具备相对单一的互动模式，随着殷墟时期商文化核心区影响力的下降，此前的区域互动模式逐渐破裂和重组。殷墟时期远方地区的一些重要地区中心，由于固有的地缘格局、文化进程、认知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共同构建出了极具复杂性与多样性的青铜资源流通网络。未来针对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的空间分布、时间演变和使用制度等方面的剖析，相信会揭示出更多商代金属物料开发与流动的关键信息，对于商代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治理模式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附记：本项研究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国古代铅锡金属物料溯源指标及其变化规律研究”（项目批准号：2022YFF090370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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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仁杰 崔剑锋（通讯作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原文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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