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庆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了两件青铜豆形器，简报分别将其定名为灯台和俎，亦有学者专文论证其为俎。通过对实物和文献记载的梳理发现，小田溪豆形器与铜俎在形态和功能上区别较大，俎一般用于承载牲肉，而小田溪豆形器出土时承载的却是铜豆，因此小田溪豆形器应该不是俎。小田溪豆形器盘面的圆芯与铜禁表面圆圈的设计思路相同，二者均用于固定所承载器物的圈足。参考安徽屯溪 M3 的原始青瓷禁，可基本证明小田溪豆形器应是禁而非俎。
1972年涪陵小田溪清理了3座巴人墓葬，其中M1出土一件青铜豆形器，简报将其定名为“灯台”［1］。2002年发掘的小田溪墓群M12出土一件同样形制的青铜豆形器，简报将其定名为俎［2］。彭学斌、方刚从文献与出土情境出发，对俎这一定名的合理性进行了讨论（以下简称“彭文”）［3］。两墓出土的豆形器造型巨大，M1∶63通高43、盘径33.7厘米（图一∶1），M12∶65通高42、盘径35.2厘米（图一∶2），且两者盘面均过浅，将其命名为“灯台”不太合适。梳理青铜俎材料发现，豆形器和传统定义上的俎区别较大，将其定名为俎似亦不合适。随着对比材料的增多，有必要对其性质重新进行讨论。1. 小田溪 M1 豆形器 2. 小田溪 M12 豆形器（1采自《中国青铜器全集》13《巴蜀》，第 113 页；2采自《文物》2016 年第 9 期，封面）
一 豆形器非俎亦非笾
M12的豆形器盘面中心有一个大圆芯，围绕大圆芯有4个等距分布的小圆芯。每个小圆芯上各放1件铜豆可形成一组规则稳定的铜豆排列（图二∶1）。M12的8件铜豆出土时放置在豆形器上或散布于豆形器周围（图二∶2）。M1的4件铜豆出土时散布于豆形器周围，推测其铜豆在使用时也放在豆形器盘面上。1.M12 豆形器、豆、夹组合 2.M12 豆形器出土情况（采自《长江文明》2019年第3期，第10～11页）彭文论证豆形器为俎的一个关键证据是，在小田溪墓中俎和豆共出，配套使用。传世文献中俎和豆常并称，如《论语·卫灵公》“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4］。两墓中豆的形制可以确定，由此推出和豆配套使用的豆形器为俎。这个论证默认的前提是俎只和豆形成组合，配套使用。事实上礼器组合十分复杂，俎在文献中不仅和豆并称，还和鼎并称，如《周礼·内饔》“王举，则陈其鼎俎，以牲体实之”［5］。豆亦和其他器物并称，如《论语·泰伯》“笾豆之事，则有司存”［6］。所以传世文献的并称不能成为有效的硬证据，并不能证明共出的豆形器和豆为俎豆。关于俎的使用功能，传世文献有丰富的记载，如《周礼·外饔》“陈其鼎俎，实之牲体、鱼、腊”［7］；《左传·隐公五年》“鸟兽之肉不登于俎”［8］。《仪礼·士冠礼》：“载合升”，郑玄注：“煮于镬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载”［9］。所有文献均指明俎用于载陈牲体，并不载承器物。考古发掘的铜、石、陶、漆木俎总数在百件以上，其上可见承载物的目前仅一例，即曾侯乙墓漆木俎。曾侯乙墓出土漆木俎10件，俎C.54出土于中室，出土时上置猪骨［10］，其原初载承应为豕牲，未发现牲体遗痕的俎上均未承载其他器物。小田溪豆形器载承铜豆而非牲体，与俎的功能区别较大。早期文献关于俎的记载十分丰富，但出土的商周时期铜俎极少。广博如罗振玉，见过日本鸟尾氏所藏一件铜俎（现藏日本泉屋博古馆）后曾感慨“此器平生仅一见，惜已归海外矣”［11］。近年来新材料不断增多，铜俎数量增加到8件。小田溪墓葬年代为战国晚期至汉初，与其年代接近的东周时期铜俎有5件，分别为淅川下寺M2铜俎［12］（图三∶1）、王子臣铜俎［13］（图三∶2）、无![]()
俎［14］、枣阳九连墩M1铜俎［15］（图三∶3）和寿县李三孤堆铜俎（图三∶4）［16］。以上5件俎年代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主要流行于南方楚文化区，俎面呈长方形，有镂孔，微凹束腰，下接四足，个别俎有铭文。一般认为镂孔是为了切肉时使挤压出来的肉汁流走［17］。其他材质的俎与铜俎的形态接近，均为长方形俎面。小田溪豆形器盘面为圆形，下接高柄足，且盘面无镂孔，与已知铜俎区别较大。从形态上分析，小田溪豆形器亦不是俎。
1. 淅川下寺 M2 铜俎 2. 王子臣俎 3. 九连墩 M1 铜俎 4. 寿县李三孤堆铜俎（1 采自《大象中原：河南历史文化》，第 53 页；2 采自《近藏集萃：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文物》，第 148 页；3 采自《平天下：秦的统一》，第 96 页；4 采自《安徽文明史陈列》（上），第 173 页）小田溪豆形器形制上最接近的铜器类型是铺，浅平盘，下承高圈足。铺见于铜器自铭，而鲜见于文献记载，笾见于文献记载，而不见于铜器自铭。高亨考证铺即文献记载的笾［18］，陈梦家从其说，将安徽寿县蔡侯申墓出土的铺定名为笾［19］。《仪礼·乡射礼》记载：“荐，脯用笾，……醢以豆”，郑玄注：“脯用笾，笾宜干物也。醢以豆，豆宜濡物也。”［20］脯、醢为笾和豆的承载物，文献中也常用脯、醢代指笾、豆，笾可能因承载脯而得名铺。由以上文献同时可知，跟俎一样，笾亦用于承载祭品，不载器物。小田溪M12出土的一件豆中还残留少量植物茎叶类遗存，这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醢。文献中笾和豆常并称，墓葬中亦见有笾、豆共出。小田溪豆形器与笾形制接近，且与豆共出，豆形器是不是就是文献中的笾？1955年发掘的安徽寿县蔡侯申墓为解决这一疑问提供了绝佳参考。蔡侯申墓出土笾2件（图四）、豆2件，1件笾和2件豆由民工取出，发掘人员据民工回忆做了出土位置复原，笾、豆相邻放置［21］。进一步考虑笾和豆的尺寸可确定豆不会放置在笾盘上。可见，小田溪豆形器虽与铜笾形制接近，且与豆共出，但并不是笾。综上，根据和豆的共出关系判断豆形器为俎不太可靠。豆形器承载铜豆与俎载陈牲体的功能不符，从功能上不应将其归为俎。豆形器的形制与已知铜俎区别较大，且无东周铜俎共有的镂孔，形制上其亦不是俎。豆形器虽与笾形制接近，且常与豆共出，但也并不是笾。（采自《中国青铜器全集》7《东周 1》，第 70 页）二 豆形器应为禁
小田溪豆形器不是俎，亦不是笾，之前研究涉及较少的形制细节当是一个值得考虑的突破口。小田溪M12豆形器盘面有5个圆芯，模拟实验表明4个小圆芯可能是用于安放铜豆的圈足，且在清理M12时，发现8件铜豆中尚有3件置于豆形器上，其中2件正放置于豆形器盘面的小圆芯上［22］。常见器类中，仅禁有类似功能。与铜俎类似，铜禁亦是青铜器中的罕见器类。目前所见铜禁5件/套，分别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柉禁、天津博物馆藏龙纹禁、宝鸡石鼓山M3龙纹禁、淅川下寺M2云纹铜禁和曾侯乙墓铜禁。石鼓山M3龙纹禁出土时其上放置户方彝1件，大小户卣2件，小户卣配套小龙纹禁1件，兽首纹斗1件。小禁顶部正中椭圆形凸起，与小户卣圈足相套接［23］（图五∶1）。柉禁为端方旧藏，1901年出土于宝鸡戴家湾，从铭文和表面痕迹判断其上原应放置1件尊和大小2件卣，小卣圈足下有1小禁，小禁中央隆起，固定其上器物［24］。天津博物馆藏龙纹禁1926年出土于宝鸡戴家湾，禁面上有3个凸起的椭圆形子口，用于嵌套铜器圈足（图五∶2）［25］。惜同出器物流散，其上所置器物已无法确知。下寺M2∶65云纹铜禁，禁面长方形，由底部加强筋知禁面分成左中右三块区域，用于承载器物（图五∶3）。惜出土时碎裂为数百块，且恰好位于扰坑边缘，无法确知其上所置何物［26］。曾侯乙墓铜禁保存较好，出土时上置2件大壶，禁面长方形，有2个并列凹下的圆圈，中空，此即承大壶圈足的位置［27］（图五∶4）。![]()
1. 石鼓山 M3 禁卣彝组合 2. 天津博物馆藏铜禁 3. 淅川下寺M2∶65铜禁 4. 曾侯乙墓禁壶组合（1、2分别采自《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第229、275页；3 采自《大象中原：河南古代文明之光》，第 97 页；4 采自《随州出土文物精粹》，第54页）由此可见，禁多用于承接带圈足器物，在禁面上用方框划定承载器物的位置，凸起或凹下的圆圈将器物圈足固定。这种设计在漆木禁上亦得到验证，如信阳长台关M1∶246禁（原报告称I式案），禁面上浮雕凹下的两个方框，框内有两个微凸的圆圈。在禁附近发现高足彩绘方盒，其假圈足与此圆圈可以重合［28］。望山WM1∶T195禁（原报告称棜），在禁面以陶纹构成两个方框，框内又各绘一个大圆圈。出土时两个方框上分别放置1件陶方壶［29］。小田溪M12豆形器盘面的圆芯和铜豆圈足有明显对应关系，这和禁与其上承载器物圈足的契合类似，推测小田溪豆形器也应属于禁类。禁承载的物体有多种类别，常见的是酒器，亦见有盒、壶等器物，用禁承载铜豆理论上亦不违背礼制。小田溪M1豆形器盘面无圆圈，但其形制与M12豆形器基本相同，也应属禁类。此外，安徽屯溪3号土墩墓出土2套原始青瓷圆座，其中一套（M3∶018）座面有中心有圆孔，高圈足，四个盂粘在器座上，中间一个悬空凸起，粘在四个盂的口沿上（图六）。另一套圆座形制相似，座面上有七个盂。屯溪报告按照形制将其命名为圆座［30］，《安徽馆藏珍宝》将其重新命名为禁［31］，通过前文对禁的分析，将屯溪圆座命名为禁是合理的。屯溪M3圆座的圆孔与小田溪M12铜豆形器的圆芯设置十分接近，盘面上瓷盂和铜豆的摆放方式亦十分相似。通过与屯溪M3原始青瓷禁的类比，可进一步证明小田溪豆形器确实为禁。（采自《安徽馆藏珍宝》，第 166 页）
三 结语
俎用于承载牲体，笾和豆用于承载肉酱和腌菜，均不承载器物。且已知的铜俎与小田溪豆形器形制区别较大，二者应是出于不同使用目的而制作的。禁一般用于承载礼器，小田溪M12盘面的圆芯与禁面常见的圆圈有着相同的设计思路，均用于固定承载器物的圈足。参考安徽屯溪M3原始青瓷禁上的器物摆放，可基本证明，承载青铜小豆的小田溪豆形器不是俎也不是笾，而是禁。［1］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2］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9期。［3］彭学斌、方刚：《试论重庆涪陵小田溪M12出土的青铜俎与豆》，《文物》2016年第9期。［4］〔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卷一八《卫灵公》，第609页，中华书局，1990年。［5］〔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卷八《天官·内饔》，第269页，中华书局，2013年。［6］〔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卷九《泰伯》，第292页。［7］〔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卷八《天官·外饔》，第277页。［8］〔清〕洪亮吉撰，李解民点校：《春秋左传诂》卷五《传·隐公五年》，第196页，中华书局，1987年。［9］〔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王辉整理：《仪礼注疏》卷三《士冠礼》，第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第377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11］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七），第2845～2846页，台湾大通书局，1968年。［1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126～127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13］田率：《国家博物馆新入藏的两周青铜器管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5期。［14］张光裕：《跋新见无![]()
俎铭》，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第17～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1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枣阳九连墩M1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16］安徽博物馆编：《安徽文明史陈列》（上），第173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17］朱凤瀚著：《中国青铜器综论》，第1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8］高亨：《说铺》，《河南博物馆馆刊》1936年第五集。［19］陈梦家：《寿县蔡侯墓铜器》，《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20］〔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王辉整理：《仪礼注疏》卷一三《乡射礼》，第364页。［21］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第5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23］石鼓山考古队：《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2期。［24］〔清〕端方辑：《陶斋吉金录》，第27～38页，朝华出版社，2018年。［2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第274～275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2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126页。［27］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第219～222页。［2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第41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2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第91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30］李国梁主编：《安徽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第28～2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31］安徽省文物事业管理局编：《安徽馆藏珍宝》，第166页，中华书局，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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