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波｜大理国铜镜初探

学术 2024-10-12 17:37 北京

摘要：大理国铜镜大部分应是北宋中晚期和南宋时期从中原地区传入，主要通过四川和广西地区，是市马贸易的产物，成都地区应是大理国铜镜的重要来源地之一。同时可能有一些金朝铜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传入，也有大理国本地铸造的铜镜，反映了大理国与周边地区密切的交往与交流。从出土特征、铭文、镜面装饰来看，这些铜镜很可能是作为珍贵的佛塔供养品或墓葬随葬品，部分或许被用作法器，与佛教关系密切。

大理国（937—1254年）是与宋、辽、金、西夏并存的西南地方政权，辖境与南诏后期略似，主要包括今云南全境、四川南部、贵州西部、缅甸北部、老挝及越南北部的广大地区［1］。大理国与宋朝存在密切交流，尤其是南宋建立后，因战争需求向大理国大量购买战马，双方贸易频繁。大理国遗物中有很多来自中原地区，铜镜便是其中之一。目前关于大理国铜镜的研究，主要在发掘报告、塔藏文物和文化交流等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研究者多指出这些铜镜主要来自中原地区，但未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2］。本文尝试对大理国铜镜的类型、年代、来源、反映的文化交流以及性质与功用等进行一些探讨。

本文共收集到的大理国铜镜31件，包括大理千寻塔14件、弘圣寺塔10件、佛图塔1件，以及火葬墓等出土6件［3］。同时，云南各地博物馆藏有大量宋代铜镜［4］，但很多缺乏明确出土信息，不排除大理国以后传入的可能［5］。而大理千寻塔出土的少量魏晋、唐代等早期铜镜［6］，可能为大理国之前传入，故这些材料都暂不纳入讨论范畴。

一　大理国铜镜的类型与年代

大理国铜镜以圆形为主，另有少量方形、葵花形和菱花形等［7］。考虑到这些铜镜的装饰纹样更能体现其时代和地域特征，本文依据镜背纹饰，将其分为13类，部分根据具体特征再进行分型。

人物故事镜　1件。四川西昌西郊火葬墓出土，圆形。桥形鼻钮，镜面有薄水银层团痕。钮周边浮雕一位踞坐河边的老者，面向河水下游，另一人站立下游岸边，右手牵一水牛，二人似在交谈。立像后为山石、农舍、树木等。直径11.5、厚0.4厘米。有学者考证其表现的是“许由巢父”的故事，镜上铸有铭文“严家”二字（图一∶1）［8］。

钱纹镜　1件。云南大理千寻塔TD下∶33，圆形。小圆钮，平沿素地。内晕饰圆点纹，为浅浮雕。直径10.9厘米（图一∶2）［9］。

图一　大理国铜镜

八卦纹镜　2件。根据组合内容分为两型。

A型　1件。八卦四神镜。云南大理弘圣寺塔HT∶122，六瓣葵花形。圆形钮，窄边缘。镜背饰四神和八卦图案。直径11厘米［10］（图一∶3）。

B型　1件。八卦十二生肖镜。云南大理佛图塔出土，圆形。龟钮，八边形钮座。以弦纹划分为四区，最内一区为阳文楷书八卦名，其外为八卦图形，第三区为浅浮雕十二生肖，外区饰篆体汉字“水银是阴精，百炼得此镜，八卦气象备，卫神保永命”。直径29、厚0.6厘米（图一∶4）［11］。

图二　大理国铜镜

双鱼纹镜　1件。云南大理千寻塔TD外∶2，圆形。银锭式钮。内区素地饰双鱼，鱼身瘦小，鱼纹图案化，外区饰草叶纹。直径14.7厘米（图二∶1）［12］。

四兽纹镜　1件。四川西昌经久乡出土，圆形。圆钮。内区四兽绕钮呈奔跑状，兽间饰以葡萄纹，外区有铭文一圈，“承安三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造，监造录事任（画押），提控运使高（画押）”。直径8.9厘米（图二∶2）［13］。

摩羯纹镜　2件。均为浅浮雕，圆形。四川会理老街乡出土，半圆形钮，内边八连弧，镜区内凹。镜区纹饰为一绕钮盘曲的摩羯，龙首鲤鱼身，鱼身有鳞，尾部有火焰纹，龙口对向镜钮。直径8厘米［14］。云南泸西和尚塔M3∶3，圆钮，镜面略凸，八连弧缘。镜背饰摩羯纹。直径8.6、厚0.3厘米（图二∶3）。与其伴出有“崇宁通宝”一枚［15］。

瑞兽纹镜　1件。云南泸西和尚塔M90∶2，圆形。桥形钮，浅浮雕，镜面略凸。内区饰瑞兽图案，外区饰卷草纹。直径9.2、厚0.5厘米（图二∶4）［16］。

花鸟纹镜　1件。云南大理弘圣寺塔HT∶121，圆形。圆钮，葵花形钮座。镜背满饰飞鸟与花枝纹。直径20.5厘米［17］（图三∶1）。

宝相花纹镜　2件。云南大理千寻塔TD上∶73、TD下∶34，圆形，形制、大小相同。小圆钮，平沿素地，浅浮雕。内晕饰六瓣宝相花纹。直径11.9厘米（图三∶2）。其中TD下∶34镜面朱书佛字［18］。

菊花纹镜　2件。均为云南大理弘圣寺塔出土，圆形。边缘细窄明显。镜背内区饰旋菊纹，外区饰连弧纹。标本HT∶126，镜面有一尊金佛坐像，纹饰清晰。直径12.3厘米（图三∶3）［19］。

四叶花草镜　1件。云南大理弘圣寺塔HT∶130，方形。小圆钮，宽缘。镜背满饰四叶花草。边长9.8厘米（图三∶4）［20］。

图三　大理国铜镜

素面铭文镜　5件。根据铭文种类可分为两型。

A型　4件。商品铭文镜，包括湖州镜和成都镜。云南大理千寻塔TD上∶74，八瓣菱花形。素地平沿，半球形钮。刻有“湖州念三叔家镜子”字样。直径13厘米（图四∶1）［21］。云南大理弘圣寺塔HT∶128，八瓣葵花形。小圆钮。边缘隆起明显，呈连弧状。镜背有阳文题记“湖州石念二叔照子”。直径12.8厘米［22］（图四∶2）。云南大理千寻塔TD中∶43，八瓣菱花形。素地平沿，小圆钮。钮右侧刻有“成都刘家青铜镜子”。直径15厘米（图四∶3）［23］。云南洱源火葬墓出土，桥形钮。镜背有两条幅铭文，左为“湖洲徐家造”，右为“无比炼铜镜”，直径8.1、厚0.3厘米［24］。

B型　1件。宗教铭文镜。云南大理弘圣寺塔HT∶129，圆形。小圆钮，边缘不显。有阳文“仏镜”铭文。直径7.6厘米［25］（图四∶4）。

此外，1984年前后从云南废铜仓库拣选出来的宋镜中，有“湖州仪凤桥南石家”“湖州薛家造，真正铜照子”“成都刘家”“成都龚家”等铭款［26］，说明大理国时期可能有更多类型的湖州镜与成都镜。

图四　大理国素面铭文镜

素面镜　11件。平面形制除四菱形和方形各1件外，其余皆为圆形。标本云南大理千寻塔TD中∶42，四菱形。小钮，素地。直径14.3厘米。标本云南大理千寻塔TD下∶36，方形。圆钮，平沿。直径10.7厘米。标本云南大理千寻塔TD中∶69，圆形。小圆钮，无沿。镜面光洁，用朱砂绘乘字图形。直径8.4厘米［27］。标本云南大理弘圣寺塔HT∶123，圆形。半球形钮。为铜锡合金，镜面泛青光。直径17厘米［28］。

上述铜镜主要出土于佛塔中，千寻塔出土的3件刻文铜片年代分别为大理国明治四年（1000年）、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大理国大宝六年（1154年）［29］；佛图塔的造型、细部处理、建筑材料和出土文物均与千寻塔类似［30］；弘圣寺塔从造型结构和用料上看，应建于大理国早期［31］。而泸西和尚塔M3、M90年代为宋中后期至元初［32］，西昌经久乡出土四兽纹镜铭文中有金代承安三年（1198年）。

从铜镜特征来看，部分通过与周边地区比较，其年代也较为明确。杨玉彬对宋、金时期“许由巢父”故事镜进行过专门研究，西昌西郊火葬墓出土的“许由巢父”镜属于其所划分的A型Ⅰ式，年代偏早，流行于北宋晚期至金代［33］，同时镜上的“严家”铭文，与江西吉州窑瓷枕上的“严家记”铭文类似，这类铭文在北宋中晚期就有出现［34］，因此该铜镜的年代可能早至北宋晚期。史策对金代铜镜纹饰进行了系统研究，大理国摩羯镜属于其所划分的二型Ⅱ式，流行于金代中期［35］。袁宏磊对湖州石家镜镜铭的分期进行过详细讨论，参考其分期，“湖州石念二叔照子”镜流行于北宋中晚期；“湖洲徐家造，无比炼铜镜”镜流行于南宋早中期［36］。同时杨夏薇在宋代湖州镜的研究中指出，北宋时期由于避赵匡胤祖父赵敬的讳，“镜子”多称为“照子”，镜铭中出现“镜”字，其时代应在南宋稍晚一些，这与当时政府监管松弛有关［37］，故“湖州念三叔家镜子”镜和“成都刘家青铜镜子”镜的年代应在南宋初期以后。此外，陈章龙对宋代铜镜的分期进行了梳理［38］，参考宋镜的分期，大理国钱纹镜、花鸟纹镜、花草纹镜、八卦纹镜的年代应在北宋中晚期。

综合来看，这些大理国铜镜的年代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相当于北宋中晚期，包括钱纹镜、“许由巢父”镜、花鸟纹镜、菊花纹镜、八卦纹镜、湖州石家镜等；晚期相当于南宋时期，主要有四兽纹镜、摩羯纹镜、宝相花纹镜、湖州徐家镜、成都刘家镜等。

二　大理国铜镜的来源及其反映的文化交流

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杨佐奉命到大理国买马，途中看到如下场景：“王馆佐于大云南驿，驿前有里堠，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审询其里堠多有完葺者。”［39］从杨佐所见的交通路线图来看，大理国对外文化交流广泛，而大理国铜镜也反映出其与周边地区的密切文化交流。

（一）大理国与两宋的文化交流

大理国铜镜很多为宋镜中的常见类型，在其周边的四川、广西等地都有发现。从纹饰来看，广西兴安发现有四神八卦纹镜，虽为八瓣菱花形，但八卦、四神的组合与大理国A型八卦纹镜相似（图五∶1）［40］；与B型八卦纹镜形制、纹饰和铭文类似的铜镜在四川仁寿、德阳、大邑窖藏中也有发现（图五∶2）［41］。同时云南泸西和尚塔火葬墓出土的摩羯纹镜，在广西梧州也有类似发现，二者摩羯的形态特征较为接近（图五∶3）［42］。至于大理国宝相花纹镜、花草纹镜等，在四川地区也有较多发现（图五∶4）［43］。

图五　四川、广西地区出土宋代铜镜

从铭文内容来看，四川南宋宋兴仁夫妇墓出土成都刘家镜铭文为“成都刘家百炼清铜□此照子”［44］，应与大理千寻塔出土刘家镜为同一商家生产。同时，在四川、广西地区发现大量湖州镜，四川出土湖州镜中有作坊名号的仅见石家，未见薛家、陆家、方家等其他商家［45］，而广西地区除湖州石家镜外，还发现有湖州陆家镜［46］。从这些铭文镜的特征来看，大理国湖州镜很多也与在四川、广西地区发现的类似。

值得注意的是，大理千寻塔出土湖州镜铭文为“湖州念三叔家镜子”［47］，段玉明指出四川泸县喻寺镇石室墓M1出土的湖州镜镜铭与此类似［48］，该镜背部铸有“湖州念二淑家照子”（图六），字反书，墓葬年代为南宋中期［49］。这两件湖州镜从铭文内容、形式看都应属湖州石家镜，但二者都未注明“石”或“石家”，且泸县湖州镜“叔”误写为“淑”，千寻塔湖州镜“念三叔”的铭文也不多见［50］。岳亚莉指出这类反铸镜文的湖州镜可能为四川本地仿造［51］，考虑到成都是两宋时期的铸镜中心之一，这两件湖州镜很可能是成都本地的仿造品，千寻塔出土的湖州镜或许来源于四川地区。

图六　泸县喻寺镇石室墓铜镜（M1∶1）

（采自《泸县宋墓》，第70页）

大理国与宋朝交流较多，尤其是南宋时期，大理国成为其战马的主要来源地。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大理国“天明六年”的马市铜牌（图七）［52］，类似的马市铜牌在江西也有发现［53］，说明当时大理国与宋朝市马贸易兴盛。同时正如宋人周去非所说，“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齎，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贾所齎，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54］，铜镜应属其中“诸奇巧之物”，随马市贸易进入大理国。

图七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大理国马市铜牌

（采自《文物天地》1996年第3期，第28页）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大理国和宋朝的市马贸易，方国瑜认为“北宋时以西北蕃马最多，次为川西蕃马。……自南渡后，陕马来路断绝，所依赖者川马、广马为主要。……此两路马大都产于大理，而川路不盛，以广路为重要”［55］。而段玉明通过文献考证认为，大理国与宋朝马市贸易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大理国东北、东面的宋朝边沿州军，在黎州、叙州、泸州、邕州等地都有贸易往来，并非“川路不盛”［56］，本文所论大理国铜镜的特征也佐证了这一观点。

（二）大理国与金朝的文化交流

大理国四兽纹镜从铭文看属于金朝“陕西东路”的官铸铜镜，与之形制、纹饰、铭文一致的铜镜在江苏、湖南、宁夏、陕西等地都有出土［57］（图八∶1）。同时双鱼纹镜是典型的金代铜镜，在金朝各地多有发现，虽然云南省博物馆、大理市博物馆也藏有类似的双鱼纹镜［58］，但因其出土信息不明，难以判断是否为大理国时期传入。大理国双鱼纹镜鱼身较小，鱼纹图案化，类似的铜镜在金朝晚期也有发现（图八∶2），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联系。而摩羯纹镜也是金代常见的铜镜类型，如前所述，与大理国摩羯纹镜类似的铜镜流行于金代中期，但在广西梧州也发现近似的摩羯纹镜，说明这些金镜可能是通过南宋流通到大理国的。

图八　金代铜镜

1. 湖南出土四兽纹镜　2.河北保定市拣选双鱼纹镜（1采自《铜镜图案：湖南出土历代铜镜》，第214页；2 采自《历代铜镜纹饰》，图242）

此外，考虑到当时金朝占据了大部分北方中原地区，部分金镜也可能直接传入大理国，虽然大理国与金朝互不接壤，但从前引杨佐的记录来看，大理国时期对外交流广泛。在甘肃榆林第19窟甬道北壁第二身女像上部，有“大礼平定四年四月初八日，清信重佛弟子四人巡礼诸贤圣迎，僧康惠光、白惠登，男弟子刘添敬、刘克敬”的题记，有学者考证“大礼国”即“大理国”，“平定四年”为大理国“安定四年”之误，即1198年，并由此探讨大理国与西夏的交流和途经路线问题［59］。若如此，则大理国与西夏存在直接文化往来，故金朝与大理国也可能有直接交往，尤其是在佛教方面。

（三）大理国本地制造铜镜及其反映的文化交流

大理千寻塔的发掘者指出，千寻塔出土的宝相花纹镜和钱纹镜，胎薄，纹样不明显，似属当地铸造［60］，但这两种铜镜都是中原地区的常见类型，其可能为大理国的仿造品。而B型素面铭文镜，尺寸偏小，镜背有“仏镜”铭文（图四∶4），“仏”即“佛”，在大理国时期的写经、绘画、碑刻中比较常见，应为当地制造。

从其他方面来看，大理国也存在本地铸造铜镜的可能。一是大理挖色乡发现有古代大型采矿和冶炼遗址，其年代很可能早至南诏大理国时期［61］。二是佛塔出土有大量大理国时期的佛像、塔模、金刚杵等，很多具有地方特色，如阿嵯耶观音、指戴式金刚杵，这些金属制品应为本地铸造［62］。三是清代陆增祥在《八琼室金石补正》中记载有“文安开国”镜，“圆径四寸二分，背镌龙凤形，有柄长四寸，四字在柄，字径三分余，篆书‘文安开国’”，并考证为大理国文安皇帝段正淳复国时所制，年代在宋元符年间［63］（1098—1100年），方国瑜对此也有专门考释［64］。

需要指出的是，大理国菊花纹镜，镜面有金佛坐像；宝相花纹镜，镜面朱书佛字；另有一素面镜，镜面用朱砂绘乘字图形，这些说明大理国也存在对外来铜镜进行改造利用的情况。

三　大理国铜镜的性质与功用

大理国时期佛教兴盛，被称为“妙香佛国”，元初郭松年到云南时，对当地佛教盛况有如下记载：“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纪。”［65］而这一时期的铜镜主要发现于佛塔和火葬墓之中，这些佛塔集中在当时的政治中心附近，其中千寻塔所在的崇圣寺是皇家寺院，同时火葬墓出土铜镜相对较少。从这些集中出土的铜镜来看，其在当时较为珍贵，很可能是通过市马贸易的官方渠道流入大理国，在佛塔中作为宝物供养，在火葬墓中则可能是墓主生前的珍贵用品随葬。将铜镜作为佛塔供养物在这一时期较为常见，如苏州虎丘塔第三层发现的铜镜，其中1件背面用毛笔写有“女弟子陆七娘，敬舍大鉴一面，入武丘山塔上，保佑自身清吉……”，年代为建隆二年，即961年［66］。当然也存在将早期铜镜作为佛塔供养物的情况，如南京大报恩寺塔基地宫出土铜镜，镜背近边缘处墨书“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六月二十七日……佛弟子印文义舍古镜”［67］，千寻塔出土的早期铜镜可能有同样的寓意。

很多学者对铜镜与佛教的关系进行过探讨，刘艺指出铜镜不仅在坐禅、供养献祭、佛教坛场中具有实用和科仪功能，还具有“业镜”含义和阐发佛教玄理的功能［68］。李彦平认为佛塔出土的铜镜，既具有世俗的实用功能，又可作为佛教法器［69］。从出土特征来看，大理国发现的铜镜，也与佛教关系密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具有明确佛教用途的铜镜，如弘圣寺塔出土的1件铜镜自铭为“仏镜”（图四∶4），这类铜镜应是作为法器使用。千寻塔就出土有持镜的造像，如TD中∶20，为鎏金铜质立佛像，双手持镜（图九∶1）；TD中∶50（3），为阿修罗像，三头六臂，其中一手持镜［70］（图九∶2）。同时，在大理国时期的写经《通用启请仪轨》中，也有宝镜偈［71］，偈语为“寂照凡圣网一镜，咒曰：沙陁？波耶莎。印申右掌？前，如照镜势”［72］，其中“沙陁？波耶莎”为咒语，“印申右掌？前，如照镜势”为手印。

图九　大理千寻塔出土持镜造像

1.TD 中∶20　2.TD中∶50（3）（1采自《大理崇圣寺三塔》，图版一〇二；2采自《南诏大理国雕刻绘画艺术》，第261页）

二是镜面绘有佛像的铜镜，如大理弘圣寺塔出土菊花纹镜（HT∶126），镜面绘有金佛坐像（图一〇）。类似绘制佛像的情况，在同出的金属片上也有发现，如弘圣寺塔HT∶142铜片上刻有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等［73］。有学者指出，这类在镜面上线刻佛像的情况，在五代至北宋初、辽金时期比较流行，大多出土于佛塔和墓葬，与佛教关系密切，具有宗教供奉或辟邪驱鬼的作用［74］。也有学者认为这类镜面线刻佛像、菩萨像及护法天王像的做法，与供养佛舍利有关［75］。

图一〇　大理弘圣寺塔出土铜镜上的绘制佛像（采自《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精粹》，图211）

三是镜面朱书符箓，如大理千寻塔出土宝相花纹镜（TD下∶34），镜面朱书佛字；素面镜镜面用朱砂绘乘字图形（TD中∶69）。类似的朱书符箓在千寻塔中多有发现，如TD中∶49为八角形木质经幢，其上通体朱书梵文，此外有很多朱书梵文砖和不同形制的朱书绢质陀罗尼符咒［76］。这些本地铸造或外来的铜镜，镜面朱书文字很可能具有宗教含义，应是在宗教仪式中被使用。

此外，从伴出物来看，大理国佛塔铜镜主要出土于塔刹中心柱基座内，同出有各类金属造像、塔模、金刚杵、佛经等佛教遗物。而在火葬墓中，铜镜常与卍形金属片、金刚杵等伴出，烧骨上也多贴金箔、朱书梵文经咒，这也进一步说明大理国时期铜镜与佛教关系密切。

总体而言，从出土特征看，大理国发现的铜镜深受佛教文化影响，作为外来传入的珍贵品，被供奉在当时都城附近的佛塔中，与舍利瘗埋和供养密切相关［77］。同时从铭文内容、镜面装饰看，既有本地铸造的佛教用镜，也存在对外来铜镜的改造，通过在镜面绘制佛像或朱书符箓，使其具有宗教功能。这些安放在佛塔或随葬在墓葬中的铜镜，除作为宝物入藏外，也可能作为法器在宗教活动中使用，具有辟邪镇护的功能。从镜面书写的梵文咒语来看，很可能与大理国时期流行的密教有关。

四　结语

大理国与南宋交往频繁，中原内地的影青瓷、佛经、铜钱、铜镜等在大理国遗存中多有发现，其中铜镜较好地反映了二者之间的交往交流。从形制、纹饰及铭文内容来看，大理国铜镜大部分应是北宋中晚期和南宋时期从中原的四川和广西地区传入，是市马贸易的产物，也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成都地区作为当时的铸镜中心之一，应是大理国铜镜的重要来源地之一，大理国“成都镜”也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大理国可能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传入一些金朝铜镜，反映出大理国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的广泛性，但目前所见材料有限，尚难进一步探讨。此外，从其中一些铜镜的制作工艺、铭文和镜面装饰来看，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说明也存在大理国本地铸造铜镜的情况。

大理国时期佛教兴盛，其出土铜镜也与佛教密切相关。这些铜镜作为珍贵的供养物集中出土于都城附近的佛塔中，同时一些铜镜很可能也具有宗教功能，或可作为法器在宗教活动中使用。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段玉明著：《大理国史》，第80～8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2］a.葛季芳：《从千寻塔文物看大理国与中原文化的联系》，《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b.邱宣充：《南诏大理的塔藏文物》，云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诏大理文物》，第128～139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3］云南和凉山地区火葬墓发现众多，但主要集中在元明时期，大理国时期较少，本文仅对年代明确、资料公布完整的火葬墓出土铜镜进行探讨。

［4］a.王丽明：《我馆收藏的一批宋代铜镜》，《云南文物》总第29期，1991年；b.杨益清：《大理市博物馆馆藏铜镜》，《云南文物》总第34期，1992年；c.谯慧：《云南省博物馆馆藏传世铜镜概述》，《云南文物》1998年第2期；d.葛季芳：《从千寻塔文物看大理国与中原文化的联系》，《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文中介绍，仅1984年前后从省废铜仓库拣选出来的宋镜就有100多件，其中铸有铭款的40多件。

［5］本文对这些铜镜的断代，主要与同时期的宋镜、金镜进行比对。参见：a.陈章龙：《宋代铜镜分期初探》，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8集，第254～301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b.史策：《金代铜镜纹饰研究——以上京地区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2017年。

［6］主要包括千寻塔出土的神兽镜、龙虎镜、竹林七贤镜。参见云南省文化厅文物处、中国文物研究所编著：《大理崇圣寺三塔》，第97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7］千寻塔出土四菱镜未公布图片，洱源火葬墓出土湖州镜未介绍形制，故未计算在内。

［8］黄承宗：《西昌出土宋“高士”图铜镜》，《四川文物》1995年第1期。

［9］云南省文化厅文物处、中国文物研究所编著：《大理崇圣寺三塔》，第97页。

［10］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弘圣寺塔清理报告》，《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8集，第129～130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11］发掘者认为该铜镜出土于塔心柱之外，应是元明重修时放入，但考虑到类似的铜镜在四川地区宋代窖藏中有发现，同时佛图塔结构、出土遗物多与千寻塔基本一致，本文仍将其纳入讨论范围。此外，铜镜铭文为笔者根据拓片释读校对。参见：a.大理州文管所、下关市文化馆：《下关市佛图塔实测和清理报告》，《文物》1986年第7期；b.同［4］b。

［12］云南省文化厅文物处、中国文物研究所编著：《大理崇圣寺三塔》，第83～84、97～98页。

［13］原报告铭文释读中，“提运使高”缺一字，对照拓片，应为“提控运使高”。参见王兆祺：《西昌发现的金代四鼠葡萄铜镜》，《四川文物》1989年第6期。

［14］唐翔：《会理发现金代摩羯镜》，《四川文物》1993年第2期。

［15］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泸西县和尚塔火葬墓的清理》，《考古》2001年第12期。

［16］同［15］。

［17］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弘圣寺塔清理报告》，《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8集，第129～130页。

［18］a.云南省文化厅文物处、中国文物研究所编著：《大理崇圣寺三塔》，第97页；b.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19］a.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弘圣寺塔清理报告》，《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8集，第129～130页；b.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编：《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精粹》，图211，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

［20］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弘圣寺塔清理报告》，《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8集，第129～130页。

［21］报告中铭文释为“湖州念三叔字镜子”，对照公布的铜镜图片来看，“字”应为“家”，这也符合宋代湖州镜的铭文特征。参见云南省文化厅文物处、中国文物研究所编著：《大理崇圣寺三塔》，第97页。

［22］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弘圣寺塔清理报告》，《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8集，第129～130页。

［23］云南省文化厅文物处、中国文物研究所编著：《大理崇圣寺三塔》，第97页。

［24］出土该湖州镜的火葬墓年代未见介绍，但从铭文内容看属于典型的湖州镜，故纳入本文讨论范围。参见袁显宗：《洱源县三营公社菜园村发现火葬墓群》，杨政业主编：《火葬墓研究与考古资料集》，第23～24页，大理州文化局，2003年。原载于《大理文化》1981年第2期。

［25］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弘圣寺塔清理报告》，《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8集，第129～130页。

［26］同［2］a。

［27］云南省文化厅文物处、中国文物研究所编著：《大理崇圣寺三塔》，第98页。

［28］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弘圣寺塔清理报告》，《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8集，第129页。

［29］云南省文化厅文物处、中国文物研究所编著：《大理崇圣寺三塔》，第83～84页。

［30］大理州文管所、下关市文化馆：《下关市佛图塔实测和清理报告》，《文物》1986年第7期。

［31］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弘圣寺塔清理报告》，《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8集，第122～136页。

［32］同［15］。

［33］杨玉彬：《宋、金许由巢父故事镜的初步研究》，《文物鉴定与鉴赏》2012年第9期。

［34］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吉安县窑门岭南侧吉州窑遗址调查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6期。

［35］史策：《金代铜镜纹饰研究——以上京地区为中心》，第72～74页。

［36］袁宏磊：《宋代湖州石家镜研究》，第27～29页，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3年。

［37］杨夏薇：《宋代湖州镜的研究》，第27页，硕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2012年。

［38］陈章龙：《宋代铜镜分期初探》，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8集，第254～301页。

［39］〔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七《神宗》，第6540～6541页，中华书局，1993年。

［40］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铜镜》，第205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此外，长沙市博物馆收藏有1件与大理国A型八卦纹镜接近的铜镜。参见长沙市博物馆编著：《楚风汉韵：长沙市博物馆藏镜》，第208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41］a.大邑县文化馆：《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出土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第7期；b.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德阳县文物管理所：《四川德阳县发现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第7期；c.王德友：《仁寿出土宋代八卦铜镜》，《四川文物》1996年第3期。

［42］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铜镜》，第185页。此外，会理出土的摩羯纹镜，从描述看与和尚塔火葬墓出土铜镜相近，但未公布照片，此处暂不讨论。

［43］a.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石羊乡新加坡工业园区宋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b.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合编：《四川省出土铜镜》，第116～118、128～129页，文物出版社，1960年。

［4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驿区文管所：《成都市龙泉驿区南宋宋兴仁夫妇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汉唐考古”增刊。

［45］岳亚莉：《略论四川出土的宋代湖州镜》，《四川文物》2016年第3期。

［46］于凤芝：《广西出土古代铜镜选介》，《文物》1997年第5期。

［47］发掘者在《大理三塔史话》一书中曾称该镜铭为反文，但从后来报告公布的图片来看，该镜铭并非反文。参见：a.姜怀英、邱宣充著：《大理三塔史话》，第7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b.云南省文化厅文物处、中国文物研究所编著：《大理崇圣寺三塔》，第97页、图版二〇〇。

［48］段玉明著：《南诏大理文化史》，第23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4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泸县宋墓》，第70、175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50］袁宏磊：《宋代湖州石家镜研究》，第19～24、40页。

［51］同［45］。

［52］宋兆麟：《马市铜牌与大理名马》，《文物天地》1996年第3期。

［53］a.黄长椿：《天明六年马市铜牌考》，《云南文物》2000年第1期；b.彭适凡、刘茜：《天明六年“南部马市”铜牌的再发现》，《东南文化》2002年第5期。

［54］〔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193～194页，中华书局，1999年。

［55］方国瑜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第144页，中华书局，1984年。

［56］段玉明著：《大理国史》，第156～166页。

［57］李兆星：《金代铜镜初步研究》，第35～36、95～96页，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9年。

［58］a.同4［a］；b.同4［b］。

［59］a.陆离：《安西榆林窟第19窟大礼平定四年题记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1期；b.陈玮：《瓜州榆林窟题记所见大理国与西夏关系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二辑，第127～139页，商务印书馆，2018年。录文依据此文。

［60］同［18］b。

［61］李晓岑著：《南诏大理国科学技术史》，第95～96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62］李晓岑著：《南诏大理国科学技术史》，第97～104页。

［63］〔清〕陆增祥撰：《八琼室金石补正》，第912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64］方国瑜：《文安开国铜镜概说》，《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第432～434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

［65］〔元〕郭松年撰，王叔武校注：《大理行记校注》，第22～23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

［66］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第35页，文物出版社，1958年。

［67］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塔基与地宫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5期。

［68］刘艺著：《镜与中国传统文化》，第201～280页，巴蜀书社，2004年。

［69］李彦平：《佛塔出土铜镜及其来源》，《法音》2019年第1期。

［70］云南省文化厅文物处、中国文物研究所编著：《大理崇圣寺三塔》，第73～74页。

［71］侯冲著：《“白密”何在：云南汉传佛教经典文献研究》，第140～14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72］偈语原文参见：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大理丛书·大藏经篇》卷一，第508页，民族出版社，2008年。本偈语的释读承蒙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董华锋教授教示，特此致谢。

［73］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弘圣寺塔清理报告》，《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8集，第122～136页。

［74］a.王牧：《中国境内所出的线刻铜镜及相关问题（上）》，《收藏家》2007年第5期；b.王牧：《中国境内所出的线刻铜镜及相关问题（下）》，《收藏家》2007年第6期。

［75］冉万里著：《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研究》，第353～355页，文物出版社，2013年。

［76］云南省文化厅文物处、中国文物研究所编著：《大理崇圣寺三塔》，第84、96、102页。

［77］冉万里：《略论云南大理崇圣寺主塔发现的舍利容器及其瘗埋方式》，《文博》2017年第5期。

作者：王文波（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原文刊于：《四川文物》2024年第4期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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