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桃李面包发布公告：
“桃李新生产的所有产品都将不再添加脱氢乙酸钠。”
好像是行业的共同意愿。
同一天，三只松鼠、良品铺子、盐津铺子、达利园、盼盼等品牌均有发声，称产品配料正在更替中。
其实，早在今年2月，国家卫健委发布新版国标GB 2760-2024，重新规定了脱氢乙酸钠的使用要求。
8个月后，终于慢慢落地。
而作为消费者，我们还有更多期待。
人人喊打的民生产业
中国人对食品添加剂，打心底有顾虑，甚至是恐惧。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全中国所有添加剂加起来只有几十种。
而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目前中国已经有2400多种食品添加剂。
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4-2029年中国食品添加剂市场深度调查及投资风险研究报告》显示，2019-2023年，中国食品添加剂的主要品种总产量，从1269万吨增长到1611万吨，年均复合增长率为6.15%。
而食品添加剂的市场规模，在2021年就已经达到1399亿元。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根据德勤中国发布的《中国宠物食品行业白皮书》数据，预计到2026年，中国宠物食品的市场规模，也只有1140亿元。
相比之下，食品添加剂产业历史悠久，早已经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某调料店一角，排骨增香粉25元/罐，猪骨高汤30元/罐
但它的安全属性却仿佛一个玄学：不断被讨论，却难以被解决。
比如防腐剂，虽有一定毒性，却也肩负着防止食物腐坏的重任，究竟安全不安全，还得看剂量。
开头提到的“脱氢乙酸钠”，就属于这一类。
早先，像面包、糕点、烘烤食品、腌渍菜等十二种食品，都有脱氢乙酸钠。
只要不长期吃，它的危害并不大。
但如果反复食用，就容易形成肝肾损伤，甚至危及中枢神经。
如果是996、007的打工人，自然就可能越来越“神经”。
如果说防腐剂还有很多优点，算是亦正亦邪，那么，调味剂就大多属于妖媚惑主的一类。
其中代表，包括但不限于：代糖、肉食保水剂，面粉改良剂等等。
因为主打提升口味，且很多都是剂量与口感成正比，很多商家都会超标使用。
比如，我们日常在熟食店买的酱肉，一个酱肘可以炖几个小时不脱形，靠的就是著名的肉食保水剂，磷酸盐。
好吃、方便。
但也可能让人骨头变松，血管变硬。
食品添加剂的产业上，最大的潜规则就是保密。
只要保密，商家就能用极低的成本，哪怕影响了食客们的健康，也还能掏空他们的钱包。
而添加剂的使用，往往能帮食品商家将价格降到更低，吸引到更多消费者。
一个蛋挞一元钱。
街边点心，买一斤送半斤。
越是爱在吃上占便宜的人，就越容易掉入这个精密策划的陷阱。
无论是商家，还是消费者，都被拿捏得准准的，狠狠的。
罪恶之源
人造产品的过剩，总是源于天然物质的紧缺。
在德国工业革命后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工人们每天的主食是口感粗糙的裸麦面包。
所以当时德国就制造出大量的人工食品，以提升天然食品口味，让餐桌看起来丰富一些。
比如人造黄油、代糖、代咖啡。
黄油是牛脂肪混合牛乳头肉做的，代咖啡也跟咖啡豆没有一点关系。
糖精更是从煤焦油中提取，毫无营养可言。
但这却让工人们觉得自己“仍有生活”，在流水线上继续安分工作。
1918年，一个普通德国家庭一天的食物
所有人造食品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糖精，被德国的工厂垄断生产了约20年。
随后，虽然在美国以及欧洲的德、法等国，都有很多糖精、人造黄油的生产企业。
但几乎没人能像孟山都一样，刚成立就收获了极大的经济效益。
孟山都成立于1901年，正好就是在食品短缺，人造食品需求量巨大的时代。
而它之所以能“成功”，还要感谢命运帮他先后进入了两个资源极度优越的利益链条。
第一个利益链条，主角是当时世界顶尖的跨国巨头，可口可乐。
二十世纪初，可口可乐公司一年的含税收入已接近100万美元，一年的广告预算就有10万美元。
而当时它原料中的糖精、香草、咖啡因，就是孟山都提供。
为了将成本压到最低，孟山都的咖啡因，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废弃茶叶渣中提取。
而可口可乐公司则将工厂建在了美墨边境，把可乐以低于饮用水的价格卖给墨西哥人。
现在，每四个墨西哥人里就可能有一个是糖尿病患者。
墨西哥，圣克里斯托瓦尔市附近的Tenejapa镇，以消费可乐而闻名
作为一家化工企业，孟山都不仅生产食品添加剂，也生产工业原料。
所以它很快就进入了另一条更有实力的利益链条，其中主角是美国军方。
1961年越战期间，美国曾用飞机向越南战场喷洒2.1万加仑含有剧毒物质“二噁英”的除草剂“橙剂”，导致越南14%的国土寸草不生，污染持续了几十年。
向美国军方提供橙剂的，就是孟山都。
化工企业沦为战争武器，结局本该是灰暗的。
然而截止到2018年，孟山都在被德国拜耳收购之前，仍有相当高的地位：
2006年，《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杂志授予孟山都“2006 CIO 100强”称号；
2007年，《Wired》杂志评选孟山都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公司之一；
2014年《财富Fortune》杂志评选为“全球最受钦佩企业”榜单第二名；
2014年《科学SCIENCE》杂志评选为2014最佳雇主，位居第6名。
也正因如此，无数类似的企业会去模仿他们。
而到现在，添加剂早已成为人类食品工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产业本身的短板
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食品添加剂产业发展相对较晚。
但从监管端来看，中国对食品添加剂的态度，却更加严格和克制。
对于一般的欧洲国家来说，包装食品中的添加剂只需要标注大类。
法国食品的“Nutri-score”标识，A最健康，E最差
美国包装食品的配料表中，可以省略安全添加剂和营养型添加剂。
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所有预包装的食品，配料表一定要写全所有配料。
只要是单独添加并起作用的添加剂，就一个也不能少。
但现实的例子是，有很多海归父母，在国内超市不敢给孩子买零食。
却不得不咽下欧洲朋友晚餐桌上含有硼砂的鱼子酱。
硼砂是一种只要3克就能杀死婴儿的有毒物质，在中国作为添加剂使用是违法的。
各国间能用不同的标准，体现出添加剂产业的一个特点：生产、使用、消费，角色不统一，信息相对闭塞。
这为监管制造了困难，风险易向下游消费者集中。
比如，在地下小吃街和大排档，使用复合腌肉料来腌制烧烤肉，已经是基本操作。
一公斤含有“肉弹素+羊肉精+猪肉精+乙基麦芽+亚硝酸盐”的腌肉料，能腌100公斤肉。
如果加入“碳味”添加剂，还能模仿出碳烤的味道。
可怕的是，这其中每一种单独的添加剂都是合法且安全的。
但肉弹素的主要成分，就是前面提到的磷酸盐。
羊肉精也有致癌风险。
放到一起，威力翻倍。
消费者即使知道，也没得选。
因为不加这些调料的肉，不仅不那么好吃，还可能会腐坏。
在这背后，是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从技术角度讲，食品添加剂是一个极其专业的领域。
然而到目前为止，食品添加剂这门学科都没有在大学里建立独立专业，只能作为课程，附属于食品科学、食品化工等相关专业中。
不仅中国如此，美国、日本的大学中，也都没有独立的食品添加剂专业。
可是到了产业一线，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和使用，却需要生化、制造、监管等专业和技术的支撑。
从业人员只能带着残缺的技术到岗位上学习，而学到的是只适用于本企业的能力。
当教育起不到引领和指导作用，产业上隐患就多。
加之消费者对添加剂的使用终究没有决定权，恐惧难以消除。
舆论场就容易变得缺乏正能量。
解决之道？
多年前，就曾有人提出：“中国人饮食不比健康，就比谁命大。”
悲观论调背后，有着很深的误解。
那就是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远比西方国家更大。
但实际上，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使用的添加剂都比中国多。
他们的食品安全问题也一点都不少。
比如近20年来，日本食品安全事件最少的2021年，全国仍有717起食物中毒，学校和养老院也不例外。
而中国已经禁止使用的瘦肉精，至今仍在美国养殖业中被合法添加。
所以我们没必要向别国讨教。
反倒是更该从自己的产业源头想办法。
比如，鼓励更多企业，生产天然、健康的食品添加剂。
另一个办法，就是在行业中卷出有引领作用的头部大哥。
数据显示，到2022年，中国近百家生产柠檬酸的企业中，产能超过万吨级的，只有不到20家。
而香料香精的生产企业有近700家，但销售收入超亿元的也只有20余家。
大家都在埋头苦干，一些企业还将自己的产品出口到了发达国家。
但这些头部企业对同行的影响力不强，也几乎从不站在社交媒体上发声。不骄傲，不表态，不愤怒，就在食品工业和餐饮业的背后默默运作。
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下，添加剂企业保持低调当然无可厚非。
然而没有舆论引领，腰腿部选手连给大佬点赞的机会都没有。
小微型企业及商贩，就更容易被经济利益牵着鼻子走。
可是换一种思路，如果有人能站出来主动交流，给企业一些指引，也帮消费者做一做“嘴替”。至少能帮大众识别友军，避免拔刀。
也让下一次的升级，变得更加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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