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AS｜通过生态文化管理实现气候韧性

转自：城市生态系统韧性研究组

【摘要】

        气候危机加剧了许多生态和文化问题，包括野火和干旱的脆弱性、生物多样性下降、社会正义与公平等。虽然社会和生态韧性有多种概念，但原住民的管理实践因其在千百年来、以及应对过去的气候变化事件中，维持了原住民及其国家的生存，而受到认可。加利福尼亚州正处于这些问题的交汇点，原住民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历史和当前的贡献，为研究原住民通过生态文化管理实现气候韧性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

【研究背景】

        气候危机带来野火、干旱、洪水、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问题，这些并非新问题。掌握应对这些变化的知识，对社会和生态韧性至关重要。必须立即行动，抑制人为导致的变暖，以避免严重后果。原住民在气候韧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贡献逐渐受到重视。他们管理的土地虽然仅占全球陆地的24%，却涵盖了约80%的生物多样性。殖民化带来的不公和自然联系的减少，导致了生态文化系统的破裂。

        “土地”是一个越来越多由原住民使用的术语，指代与地点的联系，这一单一术语涵盖了土地与水域，以及更广泛的故事景观，连接了广阔地区内的人民及其亲缘关系（如生物群）。原住民与土地保持着独特的关系，原住民文化（如语言、物品、知识、管理实践和生活方式）通常反映了其起源的环境。然而，在原住民之间通常存在几乎普遍的管理实践和方法，如使用火的做法。管理是一种跨世代的生活责任，现今这一代人承担着对过去和未来祖先的义务。土地管理重现并补充了其他自然关键过程，并以整体系统理解为指导。

        加利福尼亚州在气候、火、水和生态文化过程的交汇点上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焦点。与世界其他地区类似，加利福尼亚州近几十年来经历了野火和烧毁面积的加剧影响和脆弱性，特别是在森林中，由燃料堆积、极端和长期干旱、植被中的虫害和疾病爆发、以及包括温度升高和蒸汽压亏缺增加在内的气候条件变化共同作用下，导致了严重的火灾。这些野火的关键影响之一是它们进一步导致了生物多样性下降和陆地及水生系统生态功能的退化，威胁到生态系统和社区的综合社会生态健康、经济影响和排放增加（见图1）。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也是气候、火、水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调节因素。加利福尼亚州的生物多样性下降主要源于土地利用变化（即因转为农业和城市化而导致的栖息地丧失），气候驱动的影响正在引发生态转变，导致栖息地类型的转变、总体适宜性下降和范围变化。加利福尼亚州被公认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和原住民文化多样性热点地区。数千年来，原住民对加州文化区域内土地的管理，体现了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的适应，以满足包括对火、水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在内的多样化生态文化目标，并确保社会和生态的韧性。原住民的火管理或许是最重要的关键过程，因为它在景观中的广泛使用，而水管理往往更具地方性，除非是涉及火与水之间的景观规模互动。原住民管理在历史上大规模地增强了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异质性。殖民化大大扰乱了这些过程。早期欧洲访问者和殖民者经常注意到由于原住民有意的管理行动而产生的鱼类和野生动物的惊人丰富，但往往未能将这种丰富与原住民的贡献联系起来。这种忽视以牺牲原住民和整个土地为代价。

        最终，每个受火灾、洪水和干旱压力的景观都存在于原住民的土地上。殖民定居者政府的法律并未建立在与原住民传统法律（即自然法）同样承认自然的基础上。这种差异在遵循传统法律与自然共生的能力之间产生了冲突。原住民知识的悠久视角和利益提供了独特的教训和机会，通过生态文化框架解决这些问题，以进一步推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现更广泛的韧性。

图1. 土著火灾和野火的空间范围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生态和社会组织

【研究结果】

1、气候危机的殖民主义根源

        北美洲的人口减少、强制迁徙以及殖民者的压迫改变了原住民与土地的关系。原住民社区常将殖民化视为气候危机的开端。自1492年以来，美洲大约5500万原住民的大规模减少和随之而来的植被再生，促成了中世纪的气候冷却。尽管早期征服过程中可能已经发生了人口减少，但加利福尼亚的大规模人口减少主要发生在1542年初次探险到1769年传教站建立期间，以及1830年代的疟疾和天花疫情之后。1850年，加州成为州时，首任州长彼得·伯内特和立法机构对原住民发起了持续到20世纪初的战争。

        在此期间，新的物种被引入。西班牙、墨西哥和美国政府制定了允许私人拥有土地的政策，并禁止原住民点火，往往伴随着极端的惩罚（如死刑）。由于原住民管理的减少、牲畜放牧、伐木、灭火政策等因素，火灾模式开始偏离原有状态。加州生态文化系统的断裂在火灾历史和其他证据中尤为明显。人口减少、政策变化以及土地使用和所有权的改变，最终导致了生态系统的退化和消失，并抑制了原住民对土地的管理，造成了物种减少和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状态。

2、构建健康的生态文化框架

        加利福尼亚州大约24%的土地和16%的沿海水域受到保护。然而，这些保护区主要集中在内陆和山区，而一些稀有、受影响最严重且历史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则位于沿海和低地地区。这些大幅减少的生态系统包括原生草原（剩余不到2%）、山谷橡树林（不到2%）、中央谷地河岸森林（不到2%）和湿地（不到5%）。显然，这些生态系统需要保护、修复和管理。

        健康的土地支持健康的社区，体现了原住民与地方的关系。几乎每个生态系统都有文化意义的物种，它们是该地健康与文化联系的指示物。例如，加利福尼亚中部的羽毛腰带是用丝绵纤维制成的天鹅绒状纺织品，编织了文化意义重大的鸟类物种的羽毛，形成几何图案。生产这些物品所需的健康土地条件在今天的景观中稀少，但在殖民前的时代却很丰富。

        对土地的管理，包括湿地、草原、灌木丛、林地和森林，是根据自然周期和文化理解进行的。美国定居之前，加州大面积的土地每年都被烧毁。原住民燃烧与雷击共同作用，每年大约烧毁180万到480万公顷的土地。原住民的燃烧模式和频率确保了野火大多能自我限制。如果不了解燃烧目标的文化背景，很难认识到燃烧的必要性。火的管理目标多种多样，包括减少燃料、生产食物和纤维。虽然大多数原住民的火灾强度较低到中等，但有时也需要更高温、更剧烈的燃烧，以实现特定目的，如生态重置或类型转变。经验丰富的文化火灾实践者拥有在不同生态系统中进行燃烧的知识，包括物种自生态学、季节和特定地点条件，以及物种对火类型的耐受性，这些知识有助于实现文化所决定的目标。

        火灾管理的目标往往包括降低植被密度，如当植被过于茂密、不生产力或积累过多的枯枝落叶时。传统上，干旱季节后期的“清理”燃烧通常在降水到来之前或同时进行，以保持景观美感。然而，不同季节的管理确保了不同阶段的栖息地，支持多样化的植物和动物及其年龄群体。火灾管理也是保护社区和神圣场所免受野火侵害的重要手段，同时维持交通走廊、水资源管理等多种用途。

        短期和长期的气候变异影响了火灾活动、物种分布和其他自然地理因素。湿润年份通常会减少燃烧面积，但会为未来的火灾提供更多燃料，而干旱年份则可能增加燃烧面积。千百年来的气候变异导致物种在景观中的流动性增加或减少，同时也影响了火灾活动。在此期间，原住民的火灾管理协同作用，使物种能够响应这些文化和物理驱动因素。文化上重要的物种的存在和健康通常取决于它们与火灾的进化关系。通过管理行动，可以调节火灾的规模、行为及其影响，包括排放和碳封存。

        原住民认识到火与当地天气的关系，例如在温度逆温下产生的烟雾可以冷却溪流温度；在区域范围内，烟尘作为凝结核可以增强降水。在景观尺度上，燃烧也是水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增强渗透、储存并调节植被组成变化后的溪流流量。这些管理行动增强了水资源的可用性，并可与具体地点的活动相结合，将水积聚、减缓并分散到土地上，即使在干旱的沙漠生态系统中，也可创造渗透区或饱和区。火与水的关系是原住民知识和管理的基础，并且在过去的气候变异中对韧性至关重要。然而，在过去250年间，随着殖民者对原住民生态文化进程的突然转变，景观状况变得不健康，包括森林密度和同质性增加导致的火灾风险增加，以及水供应的可靠性降低。

         对原住民、物种和土地的暴行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战争不仅限于原住民，还延伸到土地，例如湿地的排干、农业和城市扩张所导致的高地被耕作，以及因过度开发和不兼容管理而消失的物种。植物、动物和土地之间的多物种亲属关系是原住民所认可的生命之网的基础；它根植于创造故事中，确立了角色、责任、道德和责任感。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依赖性已被彻底认识和尊重。考虑到生命之网的广度和深度，有许多具有生态文化意义的物种，但其中大多数由于其在创造中的角色而特别重要的物种也遭受了巨大损失。这些物种中最广泛被认可的包括加州秃鹫、灰熊、狼、春季洄游的奇努克鲑鱼、加州红腿蛙、河狸、乳草、鲸鱼、鲍鱼等生态系统，包括山谷橡树林、河岸森林和其他湿地。这些物种和它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通过前人的管理得以维持。对这些关系的精心管理在土地上持续了数千年。然而，在当前的土地状况下，许多物种已经在变化压力下灭绝。许多原住民自己也面临着灭绝，物种的灭绝和衰退与人类通过亲属关系密切相连。最终，物种的丧失进一步反映了文化实践和异质性的丧失。

         人与物种和土地的同时丧失，造成了代际创伤，至今仍在损害原住民社区。随着生态健康的恶化，原住民文化也因失去仪式、语言、由于土地所有权变化而失去土地通道以及其他有害影响而恶化。由于原住民文化源于土地，从土地上被驱逐和排除，对维护文化造成了破坏，并进一步导致一些人出现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在这些影响持续的地方，往往会进一步加剧。

3、促进生态文化韧性发展的概念

3.1景观解读（ʔElelte）

         景观解读指代基于对环境与文化互动的整体理解。例如，可以通过“解读景观”来评估易燃生态系统的管理需求。在Miwkoʔ（平原Miwok）语言中，ʔelelte-（未变位）一词指的是“解读”。除了文化物品中的传统图案和图形外，Miwkoʔ语言一直是口头语言，直到上个世纪才出现了文字系统。ʔelelte-的概念并不涉及文本，而是感官的。这种“解读”的能力源自于视觉、嗅觉、听觉、触觉、味觉以及第六感——精神或生命力的直觉的整合。尽管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探索第六感的概念，原住民的视角则认为这是超越心灵的重要认知和存在方式。精神的感知不一定基于信仰系统（如宗教信仰），而是与所有互动的内在联系，因此与创造中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精神感知创造了责任感和道德关系，阐明了西方科学中常常缺乏的对创造的生态相互依赖的整体理解。精神感知也与传统法律相关。在识别万物关系并解释国家需求时，传统法律变得直观。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这种过程和感官方法保持敏感。然而，这种意识在非原住民的知识系统（如西方科学）中并不一定能够理解。解读环境是一个多层面的评估反馈过程，解读国家的能力对于满足管理需求至关重要。尽管有许多评估和建模环境条件的好工具，但没有什么可以替代亲自到场并与景观互动的过程。在现代，诸如遥感数据和环境模型等新工具在制定或安排现场活动时可能会有所帮助，并且可以为ʔelelte-提供另一种考虑因素。在跨文化或跨学科工作中，ʔelelte-也可以作为一种框架，例如双向学习，但这种学习不必成为一种强制要求。

         通过评估生态系统健康和文化目标来解读国家以满足管理需求，要求我们理解与地点相关的基本问题，如在哪里、何时、何事、为何以及由谁进行，同时还需考虑物种级别的自生态学、物候学和季节变化等因素。在许多情况下，管理行动仅限于物种或系统“休息”期间（例如，不在植物的生长季节或动物的繁殖期进行）。协同地，整个生态系统或其内的某些元素可能会同步“休息”，使其适合进行景观尺度的行动。例如，在鸟类筑巢或换羽季节，或者在本土草药或其他文化植物的开花期进行烧荒活动，通常在文化上是不可接受的。

3.2指标（表征因子）

         解读环境也是识别表征因子的问题。虽然在解读景观时可以参考许多表征因子，但物种的存在及其相对丰度通常用于评估环境的健康。平衡的丰度是成功管理的标志，例如，当国家内部能维持较高密度的捕食者时。加利福尼亚的物质文化财富是健康生态文化系统的典型指标。North Fork Mono 的领导人 Ron Goode 问道：“你能在那里生活吗？”这是评估管理措施是否成功的一种方式。考虑加州的任何一块野地，并将其与一些在接触前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进行比较，这些地区超过了每259公顷十人的人口密度，并与灰熊等物种共同生存，这些物种当时的密度也很高。一个繁荣的生态文化系统是国家各地丰度的产物。如今，州内的任何259公顷野地都能支持这种平衡的丰度吗？类似地，“适当的数量”是另一种框架，可以用来反映一种物种的丰度，特别是稀有的生态文化物种，它们需要以足够的数量存在，以便在不导致物种衰退的情况下持续采集。前面提到的用鸟类羽毛制作仪式服饰的例子，展示了在制作仪式服饰时，鸟类物种的重要性。在加利福尼亚州，原住民的仪式服饰与环境提供的资源紧密相连。鸟类的羽毛和部位是许多仪式和礼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解读并管理健康的环境确保了种群的平衡，并代表了支持这些物种所需的群落状态的存在。

         稀有性通常是当代保护管理的标准之一。虽然这些物种的保护非常重要，但单一物种保护方法可能会对其他物种和生态系统造成不利影响。为此，多物种公正或生态文化平等的概念重新定义了保护，以确保满足功能性生态系统和文化需求，从而恢复和维持物种并创造健康的环境。重构的一部分包括承认物种在环境中的生态文化民族志。认识到这些物种的管理需求与文化关系，是恰当管理的基础。

        通过生态文化视角，每个生态系统都包含一组文化上重要的物种，可以用作表征因子。识别生态文化物种对监测和规划等多方面都有用处。生态文化物种清单可以针对特定物种群体作为伞物种，或者根据西方科学和/或原住民理解进行分类编排，也可以包括跨越广泛地区的生态文化物种，如加利福尼亚秃鹰和灰熊，或是生态系统伴生物种的综合清单。生态文化物种记录的开发方式可以与《濒危物种法》下用于跟踪物种影响的物种记录相似，从而在与机构和其他实体的监管和规划过程中，成为原住民知识沟通的桥梁。多种证据，包括原住民故事和语言，可能提供了特定地域知识，指出物种应该在国家的哪个地方出现，而它们在这些地方的存在或缺失可能反映出管理需求。总的来说，生态文化物种是健康环境的表征因子，如识别原住民火管理的生态文化表征因子。

        火灾会在景观矩阵中产生植被马赛克（如火灾后形成的年龄等级）。通过解读环境，管理者可以根据物种的状态、存在或缺失来识别特定生态系统中的物种需求。从概念上讲，成功的景观管理确保早期到晚期演替物种的表征因子在景观中以适当的分布和丰度存在。一个具体的物种例子是酸浆（Rhus trilobata），这种植物的枝条用于编织篮子材料，并在加利福尼亚及其他地区作为食品。用于编织的枝条通常采集自火灾后第一年到第二年内再生的幼芽。而作为食品的浆果通常在火灾后几年生长较成熟的灌木上生产，但随着火灾后时间的推移，产量往往会减少。为了确保枝条和浆果的供应，需要有火灾再生的斑块，这也是历史上灌木群落中存在精细纹理马赛克的原因之一，以确保文化从业者获得合适的材料。

3.3生态文化保护规划

        生物多样性保护常常以牺牲原住民的利益为代价，他们往往被驱逐出自己的土地，失去了管理生态系统的能力。在许多被保护的地区，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如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园区建立后包括南部内华达山脉米沃克族在内的部落被排除在外。全球范围内的土地管理者忽视了原住民作为生态系统管理者的贡献和权利。近几十年制定的多项国际协议，如《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原住民权利宣言》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保护区指定，都承认原住民对其土地的访问、管理及可持续利用的权利。虽然在公园等机构合作的土地上有许多应用原住民科学的机会，但也有由原住民拥有和管理的不同保护模式，如土地信托基金。随着人们对土地承认的关注日益增加，公众对原住民的认识也在提高。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认识推动了关于通过产权交换、地役权等机制进行保护收购或转让的对话。同样，“土地回归”和“水资源回归”运动也开启了对话，使原住民能够重新获得土地和水资源的访问权和所有权，但同时必须认识到原住民与其土地及彼此之间的复杂历史关系，避免产生新的不公平。

         从生态文化保护的角度来看，历史上原住民在保护规划中的缺席显而易见。例如，原住民的规划视野和保护区的优先次序可能与严格的生态优先次序不同。原住民的规划是跨代的，通常考虑三到七代的时间框架，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保护行动应当顾及这些时间框架，以理解一个系统的过去状态及其未来潜力。这种规划的指导原则是将土地留给后代时，条件至少不逊于当前世代所继承的。因此，基于这种方法的原住民优先次序可能在保护价值、机制和持久性方面与当代保护优先次序存在显著差异。考虑到自创世以来的深远继承时间，优先考虑神圣地理是一个好的起点，因为这些地区连接了所有世代的责任。生态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并非偶然。许多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也是文化多样性热点地区。原住民故事和传统法律所承认的故事景观不仅是文化的起源中心，也是物种的起源地。有时，保护行动恰好与保护这些重要地区的目标一致。例如，许多保护区包括国家和州立公园都位于原住民的故事景观内，但这些地区的保护行动往往未考虑其文化价值，也未包含原住民的管理。以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为例，该公园位于多个原住民族群的故事景观内。其自然美景及标志性物种，如巨杉，不仅吸引了约翰·缪尔和罗斯福等环保主义者的精神共鸣，但气候危机，尤其是野火，因缺少原住民科学的应用而对这些价值构成了重大威胁。最近与原住民群体及公园合作的伙伴关系，显示了对文化管理的兴趣和行动。

        由原住民开发或包含原住民的保护规划工具和流程是保护生物学的新兴领域。虽然原住民已使用传统的保护规划方法来建立保护区，但通过原住民为中心的方法使保护规划本土化，代表了一种实现生态文化保护优先次序的全面途径。常用的保护方法，如“五项S框架”和“保护开放标准”，已被应用于一些原住民的倡议，最终演变为“健康国家规划”。在新西兰，原住民科学家开发了“Mauri-o-meter”作为启发式模型，用于环境影响评估工具。该模型基于对问题的回应，评估对环境、文化福祉（包括形而上学方面）、社会福祉和经济福祉的影响。该模型已被原住民用于规划、应对环境影响，并展示项目实现生态文化目标的能力。这些工具的整合为保护规划带来了新的视角，并赋予了原住民应对历史上保护规划不足之处的必要声音。原住民的保护规划视角可以提供在其他规划系统中未能体现的宝贵方法。

3.4生态文化修复与管理

          在气候危机逐渐加剧的情况下，加州许多保护区域正面临脆弱状态。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保护区域，其内部的保护属性（即栖息地条件）如果没有积极的管理，可能会恶化。在加州，许多保护土地的管理需求显而易见——从过度拥挤和单一的针叶林，到受到外来物种影响的许多生态系统，再到山坡上的侵蚀沟壑。脆弱性广泛存在，并且因原住民在管理和修复工作中被排除而加剧。该州历史上大多数保护、规划和管理行动的开展都是在排除原住民的情况下进行的，除非是通过更近期的政府间咨询政策要求。即便存在咨询，这些努力也很少包括与原住民的前期接触，以共同开发规划或项目实施。

        生态文化修复与生态修复有几个不同之处，主要集中在原住民与其土地作为生态文化系统的关系上。生态文化系统的完整性根植于多物种的亲缘关系。生态文化修复的过程重振与土地的关系，同时支持文化实践和知识传承。生态文化修复通过整合原住民知识来重振适当的结构、组成、功能和过程，从而创建健康的土地。健康的生态文化系统在结构多样性、功能和韧性方面表现出生态和社会组件的平衡。

        核心在于，生态文化修复和管理体现了原住民的主权。联邦和州政策承认原住民的主权权利，但在落实这些权利方面不够灵活。作为一种主权权利的管理不仅仅是国家的集体治理问题，还包括传统文化从业者作为知识持有者的个人权利，维护其对土地的责任和关系。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关系可能是特定地点的，管理权由个人或家庭维护。随着土地通过生态文化框架得到修复，管理责任也可以根据涉及的传统文化从业者或人民进行重振。从一个原住民经常被忽视、排除或仅在政府政策要求下被咨询的时期过渡到现在，原住民的参与对于实现生态文化公正和公平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振兴民族，也有助于实现社会生态韧性。恢复或振兴健康土地的条件支持可持续生计，从而确保持续的管理承诺。

4、生态文化韧性相关行动

         原住民对土地的承诺从未动摇。在许多地方，管理责任主要由个人文化从业者和家庭维持。在整个加州，原住民及其合作伙伴正积极参与恢复生态文化关系和韧性的行动。这些行动包括原住民主导、指导、共同开发、共同管理和共同维护的工作。利用阅读土地、识别指标、规划、修复和管理提供的整体理解，对于应对气候危机和土地的总体关系至关重要。原住民及其合作伙伴正在以多种方式带来对生态文化系统的有意义变化。以下是一些通过已发布材料或其他公开信息认可的努力的例子。虽然这些例子有限，但应注意全州范围内都有支持和推动原住民知识的努力。

                Ross等人描述了位于加州伍德兰的Cache Creek自然保护区的照料和采集花园的形成。自创办以来，这个花园成为了跨文化交流和教育的场所，涉及篮子植物的原住民知识。它继续支持这些活动，包括关于原住民火管理的研讨会，最近得到了加州消防部门的支持。类似的文化管理场所也在其他地区出现，用于篮子植物和促进食品主权，同时也作为公共区域展示管理工作。

        在加州，原住民对土地的保护形式多种多样。这些形式包括通过私人基金会、政府资助等多种资金机制支持的土地获取的非正式协议，有时还包括部落企业的收入。各种原住民土地信托存在，以满足特定原住民群体的保护需求，如Amah Mutsun土地信托、Sogorea Te'土地信托，以及Kumeyaay Digueño土地保护协会和Mountain Maidu峰会联盟等多个原住民群体之间的合作，这些合作重振了与土地的联系。这些努力尤其强大，因为其中一些是由原住民发起的，无论联邦或州政府是否承认其地位。这体现了原住民与土地之间的强大纽带。

         全州范围内有许多火灾管理的努力。2015年，原住民火灾网络（IPBN）在克拉马斯河沿岸，包括Yurok、Karuk和Hupa的传统文化从业者之间成立，大家共同致力于将火恢复到土地上。原住民代表集体制定了Yurok-Hupa-Karuk健康土地计划。IPBN的核心领导者成立了包括文化火管理委员会和原住民管理网络在内的额外组织，以支持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合作伙伴之间的火灾管理和能力建设，部落生态文化恢复联盟等组织也通过地区部落的共同兴趣应运而生。教育和研究机会为全州及不同生态系统的原住民火灾管理提供了支持基础。

        原住民与水的关系同样活跃，对湿地修复和渔业非常关注。州内许多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水坝、堤坝等，已对生态文化系统造成了负面影响，随着这些设施的老化和恶化，它们提供了通过拆除和修复来解决长期环境影响的机会。通过Karuk、Yurok、Klamath部落及其盟友的强大努力，正在进行水坝拆除，以减少有害藻类的影响和鱼类通行障碍，同时恢复包括大麻哈鱼在内的生态文化关键物种的栖息地和通道。加州水基础设施的多个组成部分汇聚在萨克拉门托-圣华金三角洲，并对生态文化系统产生了长期影响。目前在三角洲的规划和修复工作中，包括Delta Islands适应项目中识别的生态文化修复框架，旨在实现包括生态文化物种、沉降逆转和碳封存等多样的保护目标。这些框架目前正被纳入该地区的更多规划和修复工作中。

        恢复生态文化物种以实现平等和公正是恢复和振兴土地的关键部分。一些原住民积极参与生态文化物种的监测、人工繁殖和重新引入。Big Valley Pomo部落积极参与清湖鳍鱼（Lavinia exilicauda chi，"chi"指的是Pomo对该鱼的称谓）的水质监测。经过多年规划，Yurok部落在他们的土地上释放了加州秃鹰。将生态文化物种带回加州的土地、水域和天空，代表了一些在履行对这些物种的责任以及作为生态系统健康指标方面的成功例子。

        原住民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广泛和多样化沟通是确保未来成功适应的一种方式。这种沟通可能历史上通过横跨北美的贸易和仪式网络发生。为了保护生态文化关系和识别新的挑战，气候科学联盟-部落工作组在圣地亚哥县成立，召集了18个部落。工作组成员合作处理影响其土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外来物种和原住民火灾管理。

        通过原住民生态文化管理实现气候韧性，正通过许多草根努力实现，这些努力有时是非正式的，但许多已发展为正式的组织和网络。在草根层面，传统文化从业者通过与管理和采集食物、药物和纤维相关的活动参与土地和未来规划。这些活动主要由个人和家庭进行，但也包括组织和政府。然而，由于殖民对原住民的历史影响，一些知识未得到近期实践，或者需要支持以扩大管理。在这些情况下，通过非正式和正式的指导或培训，重新连接知识和支持行动，建立从业者网络，正在振兴生态文化管理和社区。一个可能的做法是成立管理培训中心，以支持原住民以及适当的私人和公共部门的学习需求，或通过分级学习模块。例如，文化火灾管理可以与其他类型的火灾学习相结合，提供或利用双向学习的机会。

        这些努力的协同效应对原住民和土地都有益，并带来更广泛的整体利益。近年来，加州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寻求与原住民在环境规划和气候行动方面的合作机会。这与州政府历史上对部落实体的待遇形成鲜明对比，并最终影响了生态状态。应对气候危机的迫切需要和对原住民在应对野火、干旱和洪水、以及生物多样性下降中关键作用的认识，促使了政策倡议、投资和其他支持原住民的行动。这些努力在全州范围内催生了机会，尽管一些可能需要随着新问题的出现而进行调整。原住民在该州作为人口群体严重不足。认识到这一点，落实必要的变革需要通过与联邦、州、私人组织、其他原住民实体及盟友的广泛合作来实现。同样，进一步的政策协调也需要接触政策制定者、相关的制度知识，并参与包括所有原住民知识、治理和主权在内的前瞻性改革，无论其政治地位或机构如何。

         生态文化保护和管理可能是减少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和社区影响的关键。这不仅仅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还包括在适当的时间、地点和人员中以适当的规模在景观中行动。生态文化管理是在适当的季节和频率下进行的，以实现目标。这包括对地点特定因素的认识，如风的模式、土壤湿度和物种互动。正确的地方意味着能在需要的地方工作。许多项目需要多年才能开发并付诸行动。曾经的优先事项可能会被更紧急的新优先事项取代。这意味着需要重新考虑和重新框定项目特定的资金和行动角色，并鼓励在需要的地方进行适应性方法。比如，在无计划点火、疾病或昆虫损害爆发以及风暴损害之后，维持景观的能力。这种方法还使管理更容易地扩展到土地上。正确的人是多方面的。在土地认可的时代，需要更深入的参与来带来有意义的变化。认识到提升原住民领导力的需求，正确的人包括识别适当的从业者和领导者。具体来说，并非所有部落个体或实体都是文化从业者，也并非都遵循或维护原住民知识或生态文化关系到土地及其管理需求。正确的人还认识到在土地上进行更广泛的参与是必要的。机构通常没有足够的人员或资金来采取必要行动，私人实体包括个人私人土地所有者也可能没有。生态文化管理作为一种基于自然的方法具有许多效率，并提供附加的社会生态投资回报。跨越边界与多样化伙伴合作是适时行动的一种方式。同样，利用更广泛的私人和公共参与机会，在某些地方实现规模化可能是合适的。西部克拉马斯恢复伙伴关系展示了这一方法，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合作伙伴在加州西北部的组织和土地管理中共同工作。地方性参与建立了一个公民网络，支持社区，努力实现和解。一个具有生态文化素养和跨代投资的社会提出了成为地方原住民的概念。要实现这一点而不盗用原住民身份，需要以符合管理原则和行动的方式生活在景观中，同时处理历史和当前的被剥夺感因素。此外，这些原则和行动应根植于传统法律和原住民领导力，同时通过尊重和互惠的方式与土地及彼此之间进行关系的和解。

5、面向韧性未来的健康国家

        虽然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变化是常态。对从殖民开始以来土地变化过于严重的怀疑，毫无疑问会阻碍本文所提出的建议。然而，原住民知识和管理的适应性本质为当前的状态提供了经过时间验证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应当被考虑和应用，因为它们至今被不公正地拒绝了。上述例子展示了当前和创新的应用，这些应用正在塑造未来的结果。尽管在扩大原住民管理方面面临许多障碍，这些障碍大多源于社会和政治系统，虽然这些系统可能最具挑战性，但并非不可克服。决定管理土地赋予了改变和实现韧性的权力。在火灾方面，国外的原住民管理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规定火灾中。

         传承千年的原住民实际知识通过以原住民主导、指导、共同开发或共同管理的生态文化实践为中心，为应对气候危机的一些重大环境挑战提供了指导。以原住民为中心的努力提供了通过生态文化意图重新审视土地和人民关系的机会。对原住民而言，管理的行为及其结果或缺乏管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使得这些努力中的领导包容性更加重要。目前原住民管理和一般管理的缺乏在许多生态系统对气候危机的脆弱性上显而易见，因此，必须以生态文化框架的方式采取行动来应对这一危机。在火灾易发的土地上，更有效的政策和实践将来源于整合本文所描述的框架。没有深刻的生态文化意识，很难理解原住民管理的复杂反馈关系。生态文化管理的视角提供了一种将人们与土地及彼此联系起来以实现韧性的方法，并为应对持续的环境变化带来了丰富的思想和背景。

        生态文化管理显然为生态系统的健康和韧性提供了许多可能的好处。在公众与自然联系减少的时代——至少在自然消失之前——生态文化管理为个人和社区健康提供了许多益处。孤乡症已在原住民社区和受自然灾害影响的社区中成为常用语。通过管理主动解决脆弱性并在土地上创造韧性，是减少孤乡症及其伴随的代际创伤影响的一种方法。Soliphilia是孤乡症的反义词，它通过基于地点的关系建立对土地的热爱，并为与环境的共生未来发展社会责任。短语“健康的土地支持健康的社区”体现了管理的整体健康益处。管理涉及身体、心理和精神的参与。澳大利亚北领地阿尔内姆地的原住民管理活动展示了原住民管理对参与者健康的某些益处。与自然的联系带来了许多好处。例如，管理活动需要更高的认知功能，并对身体提出要求，通过支持全身思维来促进身体健康。

         加州作为一个整体覆盖近4240万公顷，拥有广泛的管理需求，以实现气候韧性目标和健康的土地。通过生态文化框架，原住民及全州近3900万人可以采取行动，重振与火灾和水的平衡关系，同时努力保护其惊人的生物多样性。通过跨代规划合作，我们可以减少排放、固碳，并通过包括原住民火灾实践和其他经过验证的方法在内的过程改善水质和水资源的可用性，从而让现世一代为未来的未出生的后代提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无论如何，采取不行动的替代方案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图2）。

图2. 土著火灾与严重野火的概念反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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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Hankins, D. L. Climate resilience through ecocultural stewardship. PNAS 121 (32), e2310072121 (2024).

整理：吴博萌

审核：郑拴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