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内托，这个姓很罕见（内托祖上来自意大利）。有天一个狱友问我伊戈尔.内托是不是我家亲戚，我说那是我亲弟弟。他拿出本画报给我看，封面就是我弟弟伊戈尔：“你弟弟现在是足球大明星呢！”我有八年没见过弟弟了，几乎认不出他长大后的样子。
我还认识了萨拉托夫的内多罗斯特科夫，知识渊博的工程师和经济学家，拜他所赐我开始学习知识。
1953 年3月初，我们带着难以掩饰的喜悦听到了斯大林死去的消息。那魔头死了！对于这里的很多人来说，他们的悲剧都拜这魔头所赐，现在他终于死了！我们开始有了回家的希望。
当然很少有人敢公开表达他们的欣喜若狂，只有两个魔头的同乡格鲁吉亚人毫不掩饰。斯大林死后的兴奋很快被焦虑所取代，大赦没有政治犯的份。1953年春天守卫变得严厉起来，朝囚犯随意开枪的事情频繁。
高加索人、哥萨克，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变得紧张起来，各种小道消息疯传。反抗的怒火已经在积攒，在反抗者同盟的努力下，激进的行为被制止了，但是囚犯们显然已经越来越冲动。
1953 年 5 月 25 日，我像往常一样在生产车间工作，忽然传来警笛的长鸣，我跑出去看到大群的囚犯在奔跑，大家在传5号营地守卫开枪打伤了7人，他们决定开始抗议。我们营区的代表命令：“大家等待指示，保持警戒。“
一个乌克兰人站出来说“我们需要起来支持他们！我们受够了，我们停止工作起义吧！”这次爆发的抗议火花引爆了囚犯们心中燃烧的火焰。每个营区都有像他这样的起义火炬手站出来，人们开始高喊："不自由毋宁死！“
在营地里囚犯开始自治，我们立即组织了自己巡逻队。俄国、乌克兰、立陶宛囚犯的代表，和白俄罗斯、德裔俄国人还有哥萨克代表达成协议，停止内部争斗一致对外，这是营地最团结的时刻。每个营区都选出了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和代表，每天开例会协调问题，那是古拉格最美好的时光。
六月的阳光全天照耀没有黑夜，我清楚地记得，在离瞭望塔五十米的地方摆放了一张大桌子用红布蒙着，莫斯科来的内务部将军、上校们坐下来和代表们谈判。囚犯们的部分要被平静地接受了：营房的铁栏杆和锁被拆除，衣服上的编号被取消， 允许和亲属通信不受每年两封的限制，允许亲属探视，工作时间休息日也做了规定，残疾人将被转移到内地，其余条件则等待莫斯科答复。
年长的囚犯看到了希望，他们认为必须向当局表明我们的要求是和平的。但是一些年轻的囚犯们则在做武装起义的准备，他们说：”宁愿在斗争中死，也不愿再做奴隶”。
对莫斯科的不信任感与期待的焦虑交织在一起，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提前收到消息：莫斯科已经下令对囚犯使用武力以终结起义 。6 月底在5号营地看守们试图在消防水龙头的帮助下冲进营区驱散人群，但被犯人们打退了。
1953 年7月1日我们在营地里听到自动步枪和机枪的枪声，这个暴力系统从来没有考虑过放弃恐怖， 最后用武力以最残酷的样子表现出来。7 月 2 日我们得到消息：他们在第五营开枪有多人死伤。
夏天的极昼像白天一样明亮，我们谁也没睡。昨天第5营开枪了，我们这边会发生什么？在这样的紧张情绪下，所有人都没睡觉，我们成群结队地聚在一起议论，乌克兰人和立陶宛人唱着他们的民歌，然后俄国人也开始唱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接着我们的内部消息传过来：他们会要求我们转移营地，不听从就开枪。1953年7月4日我们每100人一组带到营地外甄别，狱友告诉我跟随人多的一组迅速趴下，不要往人少的那边走。一些人被揪出队伍，那边成群的看守拿着棍子殴打他们并拖进惩戒室。
“内托，记得过球门线后，立即跑到最近的一组防守，否则可能会被进球。加油！”
感谢球星狱友用暗语帮我逃脱了许多人被毒打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