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基于历史存在论的考察
〔摘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马克思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展开范畴批判、廓清社会科学研究具体路径的基础上确立起来。范畴的逻辑次序与历史进程相统一的知性科学的阐释遮蔽了这一方法的真实内涵。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前提的“劳动一般”范畴，其理论和现实的产生过程生动地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作为感性活动的劳动即实践是建构人类世界的根基，从实践出发发现抽象范畴及其所表达的社会存在的起源，并由此说明知识的形成是马克思历史存在论视域的基本观点，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这一视域观照下的产物。从历史存在论视域看，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强调的是“历史”的基础性地位；在人们的实践中建构而来的生活世界才是历史的真实内涵；“相统一”意味着逻辑植根于生活世界并能动地再现它。达成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具体路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现象学经验的观察。
〔关键词〕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历史存在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实践，生活世界，现象学
作者简介：夏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剑桥大学访问学者。先后于山东大学和复旦大学获得哲学学士、外国哲学硕士、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外马克思主义比较与融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兼任国家级重大人才计划、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执行编委，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等职。荣获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年度影响力人物、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政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全国首届高校思政课教学骨干等荣誉称号，入围国家级重大人才计划、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招标选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级、部级重大项目等二十多项。著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新探》等专合著十多部。在权威核心期报刊独撰论文九十余篇，部分成果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马克思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展开深入批判、廓清社会科学研究具体路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在当今社会科学研究中被广泛运用。然而一直以来，学界仍然存在着对“逻辑”与“历史”究竟如何统一、“历史”的真实内涵等问题的认识蔽而不明的状况。从本质上来看，这与对马克思思想的知性科学的阐释方式有密切关联。鉴于此，本文将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所开创的历史存在论视域下力图澄清和还原“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真实内涵，阐明社会科学研究中遵循这一方法论原则的重要性。
一、错误的知性阐释：范畴的逻辑次序与历史进程相统一
谈到“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一方法论原则，可能通常人们会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即“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来加以阐释，认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含义就是范畴的逻辑次序与历史进程相统一而已。在这种阐释当中，历史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进程的次序性，逻辑是关于历史认识的范畴运动的规律，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就表现为范畴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的这一顺序都保持了与历史发展进程次序性的一致。这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从知性科学的角度作出的阐释。因为首先他们将人类历史视作是线性的、必然的、前进的发展，这就具有了历史客观主义的倾向。其次，逻辑与历史的“相统一”仅仅意味着次序性意义上的符合是一种实证主义式的阐释。倘若陷入以上的思路，就无法领会到“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真正要义。因为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根本不是从任何诸如经济学、政治学之类的知性科学研究的路径中获得的成果，他恰恰是在对这类研究路径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这一方法论原则。因此，当然不能从知性科学的视角揣测他的原意。
即便是顺着这种知性阐释的思路考察下去，我们也会发现它的明显的漏洞。回到上文提到的恩格斯的那段话，他的确涉及过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问题，但是他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评中， 而不是在介绍《资本论》的文章中讲了如上一段话。我们也知道，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仅仅考察了商品和货币，而没考察资本。商品和货币所体现的是简单的流通领域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远比历史上的一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关系要简单得多” ，不仅如此，恩格斯的另一段话更不容忽视：“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表面上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 也就是说，恩格斯说范畴的逻辑次序与历史进程保持了一致性只是为了表达更为通俗易懂罢了，他认为这还不能恰当地阐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真正的含义。
那么，就范畴的逻辑次序与历史进程是否保持一致性这一问题而言，马克思自己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在他看来，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会保持这种一致性。简单的范畴是否一定会在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还需要依情况而定。以货币为例，他阐明了这一观点：“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 而且，他还指出，范畴的逻辑次序未必要与历史进程保持一致性，往往还会出现不一致的状况。在查阅了历史学家的相关文献后，马克思发现在那些经济形式已经很发达、但在历史上还不成熟的社会形式那里，存在着最高级的经济形式例如发达的分工，但是货币却并不存在。秘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另外，尽管在历史发展的较早阶段货币就已经展现了它的全面功能，但是它也还仅仅是在商业民族中才作为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因素发挥作用。甚至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当它们处于解体的时期，货币才得到了充分发展。然而，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当中，货币却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马克思认为，货币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并未经历所有的经济关系，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之下它才释放出其最充分的力量。经过这番深入地考察之后，马克思得出以下的结论：“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 就这一结论而言，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用农业劳动、手工业劳动这些具体的劳动来加以说明。农业劳动、手工业劳动要比“劳动一般”或“抽象劳动”更为具体和复杂，但是他们是在较早的不发达社会得到充分地发展，而“劳动一般”或“抽象劳动”则是在较晚的发达社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最后的判断是：“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
另外，我们通过更为全面的考察还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是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共时性结构的角度研究事物之间的横向关系。因此，如果将表达这些关系的逻辑顺序就直接等同于历史进程的次序性显然是以偏概全的作法。
至此，我们可以作出判断，不能从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进程的次序性意义上来理解“历史”，因而也就不能从范畴的逻辑次序与历史进程相统一的角度来谈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也就是说，这种知性科学的阐释方式是站不住脚的。当然，在这一问题上的确仍然存在着其他的知性阐释方式。例如，逻辑与历史的相统一在于与历史发展趁势的一致性等，在此不再赘述。因为在马克思这里，只要是在知性科学的阐释视域下，都无法道出其思想的真意，反而这些阐释正是他要加以批判的。
二、历史存在论阐释：逻辑与实践建构的生活世界相统一
马克思又是从什么角度谈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呢？他是从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开启的有别于一切知性科学的历史存在论视域当中提出并阐发这一观点。
我们接下来选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劳动”范畴，以此为例对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历史存在论的真实内涵加以说明。
马克思说：“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 在上述论述当中，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研究的“劳动”范畴事实上是已经经过了他们思想上的抽象，也就是“从这种简单性上”获得的“劳动一般”或者“抽象劳动”范畴。换言之，这里的“劳动”已不再是与自然打交道的自然状态的劳动，而是异化了的劳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探求社会财富的本质和源泉中发现了这个现代社会的产物，马克思将他们的这一发现过程呈现出来。他说：“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于货币中。同这个观点相比，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局限于取得货币的活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 。这样，人类劳动的感性特质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思维抽象当中被剔除出去，从而获得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当中劳动的同质化特点。感性的活生生的人与自然打交道的劳动不复存在，最后剩下的这个抽象的“劳动一般”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建构其理论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在阐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何在头脑中获得了“劳动一般”这一范畴后，又进一步指出：“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的结果” 也就是说，它从本源上不是现代头脑的产物，而是有其更为深刻的历史起源，概言之，“劳动”转变为“劳动一般”是在“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 中出现的，“劳动一般”这个转变的结果并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归纳了各种具体劳动的基础上，对其加以抽象而获得的思维的结果，而是社会生存条件中孕育了“劳动一般”产生的各种关系和因素，使得一切劳动都表现为某种抽象物——货币之后，抽象思维才据此确定了“劳动一般”的存在。
而且马克思还指出，即使经济学家再进一步运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过程的这一“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从劳动、需要、交换价值这些简单的范畴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这些具体的再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也“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因此，有必要再具体分析一下“劳动一般”所产生的这个深刻的历史起源。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随着社会分工的逐步发展，人们必须通过交换来获得生存资料和生活资料，社会共同体的再生产也必须借助于它，这样交换就渐渐成为人类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形式和广泛基础。而交换本身要求一个具有社会性意义上的共同标尺。因此，只有剔除劳动本来具有的感性特征，才能转化为作为交换的共同尺度的“劳动一般”。所以马克思说：“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是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 在生产商品的这个过程之中，商品的价值表征的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这一关系意味着人要服从于外在的尺度，个体的劳动要转变为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劳动一般”。在这种状况下，个体的感性劳动就被强行纳入到了整体性的社会劳动机制当中。随之而来的一种后果是，人的特质与自身相剥离而转变成商品的东西与自身相对立，“劳动一般”取得了无条件的主体的地位，因此马克思感叹道：“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 。一般来说，“劳动一般”已经是抽离了其感性特征而成为抽象之物，不再具有现实性，可是在现代资本社会当中，它却又真实地发挥着作用，这看起来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件，然而正是这种匪夷所思道出了社会现实的本质：资本原则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普遍的支配原则，人类深深地陷入到普遍异化的社会状况当中而无法解脱。
以上事例的分析，说明逻辑与历史的相统一是与深刻的历史起源相统一。马克思指出：“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证实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具有充分的适用性。” 因此，他认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在马克思这里，生产关系不是作为知性科学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关系，而是全部社会关系意义上的生产关系” ，它是由生产实践所建构起来的那个生活世界，即便马克思没有使用“生活世界”这个术语，在他的历史存在论视域中，生产关系都“是人的理性前的社会存在，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是个人原始地身处于其中的‘社会生活条件’” 。正是这个生活世界决定了理论的逻辑理路和架构。就“劳动一般”这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起点而言，它是对“劳动”本身所发生的现实异化的能动再现，倘若没有社会现实这一异化过程，根本不会出现“劳动一般”这个抽象范畴。而“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 。不仅如此，我们还由此可以回应上文中范畴的逻辑次序与历史进程不一致的问题。具体的、复杂的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等范畴之所以充分发展于较早的简单的不发达社会，正是因为这一历史阶段还未出现现实生活的劳动的异化状况。而抽象的、简单的“劳动一般”范畴之所以会在较晚的发达的社会得到充分的发展，这都是现实生活发生了劳动的异化而导致的结果。因此，这里并没有违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倒是恰恰印证了它。
那么，如何进一步将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一方法论原则的历史存在论内涵完整准确地揭示出来呢？
从马克思建立的这一崭新视域来审视，其一，他首先强调作为感性活动的劳动即“实践”是建构人类世界的根基。其二，只有从实践出发而不是从意识本身的辩证运动出发去阐明观念和知识的形成过程，才能揭开思辨范畴对生活世界的形而上学的遮蔽，使建立在理性法则基础之上所构建起来的科学研究的真正基础即本真生活真正呈现出来，从而阐明事物的本质，形成真正的知识。马克思这样阐释自己的这一立场和观点：“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形态。” 卡尔·洛维特对马克思的这一视域的评价极为贴切，他说：“要像马克思那样把握‘现实的生活过程’和并非无条件、而是恰恰相反也是思维方式的前提条件的‘一定生活方式’。……恰恰是任何历史实存的这种有条件性，被马克思宣布为惟一无条件的东西。”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正是这一思想视域的产物，它高度凝练并彰显了其核心精神。首先，马克思强调的是“历史”的首要地位。他视历史为逻辑的根基，只能从历史当中获得逻辑，而不是彼此颠倒过来，否则就是重新回到了黑格尔的“逻辑就是历史”的思想当中，那种认为马克思就是将范畴的逻辑在现实生活中的次序展开视作是历史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作了黑格尔式的歪曲。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批判过黑格尔的观点，他说：“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 因此，将马克思所反对和批判的再加到马克思身上当然是错误的。其次，领会“历史”概念的真正含义尤为重要。在马克思的阐释中，“历史条件”“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相互关系”这些相近的用词，都在指向历史不能指称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次序性，它应是人类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生活世界，这才是逻辑的真实来历。再次，“相统一”的根本含义一方面是逻辑植根于生活世界。没有人们在生活世界中的生产实践活动及其展开过程，就没有人们头脑中逻辑的再现；逻辑是对历史能动地再现，而不是直接地、消极地反映，否则范畴的逻辑次序应该是始终保持着与历史进程的一致性。
三、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路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现象学经验的观察
“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 在他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属于这种“独立的哲学”，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以既定的未经批判性考察的理论前提作为出发点，以抽象的形式推演现实的社会生活的运动的轨迹，而那些使前提得以成立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根本没有被纳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论域，因而在其理论建构中必然生成了难以解决的痼疾，无法深入到现实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当中。
上文中提到的“劳动一般”这一抽象的范畴即是古典政治经学的理论前提，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没有对这一事实的历史起源展开探究，进一步说，即对劳动如何转变为劳动一般或者说劳动如何发生异化的这个问题的探讨在他们这里是缺失的。马克思洞悉了这一研究路径本质性的缺陷并对其进行了深入地剖析，他说：“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 马克思在上面这段话中提及的“私有财产的事实”，也就是经过了劳动异化过程的这个“劳动一般”的主体化，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去考察“劳动一般”如何而来以及其之所以主体化的过程，因而现代私有财产是由劳动的异化所建构而来的这一客观事实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视域当中是始终处在被遮蔽的状态，这充分暴露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路径在其根基上的问题。运用抽象范畴表述社会现象和事件仅仅意味着迈出了科学抽象这一步，而这些现象和事件背后的生活世界更需要加以探讨，因为抽象范畴及其推演所表达的内容起源于此，而且“现实的每一抽象因素只有在它由以产生的各种条件的具体系统中才能得到真正的解释，并且只有通过这种系统才能得到正确理解” 。只有完成这一步，才能达到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真正把握，从而对社会问题作出正确的诊断，并由此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超拔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处即是他能“在科学的历史抽象中找到原有的关系（简单关系），再一步步再现今天真实的复杂关系和颠倒了的社会结构。”
对抽象范畴及其所表达的社会存在，都要从人们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去发现它的起源，并据此说明知识的形成，这是马克思在历史存在论视域下为我们提供的不同于其他一切传统知性科学研究的崭新路径，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是达到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根本路径。马克思所作的即是对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的理性的“范畴”展开批判性研究，这一“批判”的真实含义是探究既成的社会事实的起源，因而这一批判真正深入到了历史的本质维度当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批判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西方并未得到其追随者和阐释者的足够重视和认真对待，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影响之下，德国年轻一代学者踏上了回归马克思思想的历程，以巴克豪斯、赖希尔特为代表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独树一帜地将其视域集中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上，深度诠释其理论内涵。在这一研究当中，巴克豪斯提出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十分贴切和中肯的评价。他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首先是一种对范畴的实在体系的批判，对作为‘现实的颠倒借以表现的歪曲形式’的批判。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即范畴不再仅仅是‘思维的形式’，而且同时也是‘现实的’” 。从这一表述中，我们看到巴克豪斯的确领会了马克思思想的精髓。他所指出的“范畴不再仅仅是‘思维的形式’，而且同时也是‘现实的’” 〔。准确地表达了马克思的观点：在现代社会当中，未经范畴批判而表现为思想异化的科学理论和在现实生活中作为现实生活异化的资本统治事实上保持了一致性，批判异化了的思想就是批判现实生活状况的异化。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正确的研究路径中，马克思才能做到思想与现实的一致，逻辑与历史的相统一。
批判坚持要从理性范畴规定之前的实践出发，那么，怎样才能逐步接近这个现实的生活世界呢？马克思认为，需要借助于“经验”的观察。“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 马克思在此处提及的经验特指的是现象学的经验。观察的开展，首先要做的是将遮蔽生活世界的那些理性范畴、意识形态祛除，那么，回到事实本身、运用现象学的原则就是必经的步骤，然后从生产实践出发，观察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如何被生产出来。
事实证明，马克思的这一研究路径发掘了现实之所在，洞察了社会问题的真相，由此达到了逻辑与历史的相统一，正是在这一研究中，马克思为其建立理想中的新知识形态——历史科学作出了最初的尝试。
文章来源：《理论探索》201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