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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落叶与春天的落叶
劈叉的收入
从来没有一年有过这么多“劈叉”的经济数据，关联的一对数据，一升一降，从善意的角度理解，这可能就是胡锡进说的“复杂中国”吧——
一边是财政收入下降，1—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2.6%，税收收入同比下降5.4%，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8.5%，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2.3%；而另一边是GDP继续稳中有升，上半年实际GDP同比增长5.0%。
一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5%，另一边是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5.5%;
一边是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3%，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5.8%；另一边是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5.7%。
矛盾的数据有一个特点，通过层层上报汇总统计出来的数据大多是增长的，能看到实际钱款的数据大多是减少的。
当然，矛盾归矛盾，这些数据也都是可以解释的：
相对比较好解释的是，GDP与财政收入的矛盾，企业收入与利润的矛盾。
GDP本身就有很多可吐槽的点：如果一家公司通过优化管理，每年节省一万元的办公用品费用，这些钱往年都是要买办公用品公司的产品的，按照我国的计算方法，GDP就比去年减少了一万元。
但这同时意味着这家公司的利润多出一万元，这一万元的动向无非是4种：分配给股东，奖励给员工，留存企业，缴税，这四种都不产生新的GDP，但都意味着个人、社会、国家财富共增加了一万。
所以这个矛盾很好理解，生产了大量商品，卖不掉变库存，或低价卖掉变亏损。
这个解释还可以通过发电量验证，上半年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6.9%（虽然发电量也是个统计数据，但电力企业的收入增长是实实在在的钱），其中上游企业的用电量增幅更高，有色、黑金、建材用电增速均高于平均水平，说明GDP制造的产品以库存的形式在中下游积累或者出口。
至于企业利润与所得税的背离，以前也多次发生，统计局的官方解释是统计样本的问题，一些规模以上企业亏损了掉到了规模以下，不计入统计，一些规模以下企业赚钱了升到了规模以上，新计入统计，导致利润数据好于税收数据。
不过，最后一个数据“工资收入与个税”的矛盾比较难解释，一般专家的解释有几种：
1、减税政策，去年9月我国提高了对“一老一小”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标准；
2、结构性下降，今年高收入群体收入下降幅度比较大。
但这两个解释都有一定问题，减税政策实际上2023年就开始执行了，不会影响24年的同比数；
结构性的解释看上去有道理，实际上只要动笔计算几种高低收入的组合就知道，如果高收入下降程度足以引发个税下降5.7%这么大的幅度，平均工资不可能不下降，现在两者实在差距太大，无法用结构性变化去解释。
不过，收入结构性变化倒是确实被很多数据验证，又导致了一系列消费数据劈叉。
劈叉的消费
消费最大的怪现象是高线城市消费下滑，低线城市消费增长。
2024年1-6月的消费数据，深圳上涨1%（含港人消费），广州持平，北京和上海分别下降0.3%和2.3%，6月单月全部下跌。
31个二线城市好一些，上半年23个城市社零总额同比呈现增长，3个下降（5个无数据）。
35个三线城市就更好了，26个上涨，3个下降（6个无数据），其中22个涨幅达到或高于全国均值3.7%。
还有中西部地区消费增长的持续性强于东部，湖南、河南、湖北、贵州、四川的社会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全部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增速水平。
消费怪数据刚好验证了前面的收入结构性变化，但又生出很多新问题。
第一个原因是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变化，低线城市收入增速超过高线城市，中西部地区收入增长超过东部地区。
不过，这个趋势实际上近几年一直如此，也是消费下沉趋势的主要原因，消费降级实为低线城市的消费升级，但为什么今年对消费的影响这么大呢？
因为今年不是一高一低，而是劈叉。
第二个原因是商务消费的下降，一二线城市的商务消费占比高于低线城市，导致受损更严重。
下面是上海1-7月的消费数据，商务消费的重点是住宿餐饮，而吃的和穿的主要是个人消费，前者降幅明显超过后者。
北京的商务消费占比更高，数据也更明显，2024年上半年，北京限额以上餐饮企业营收同比下降2.9%，其中商务消费为主的正餐下降10%，而以居民消费为主的快餐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营收均有所增长。
第三个原因是这几年投资主体的变化。
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财政或国企投资，民间和外商投资是下降的，前者相对而言更加算“政治账”而不是“经济账”，导致主要投资在传统意义上的不发达地区。
第四个原因是收入来源的不同。
高线城市的收入更依赖于工商业发展，低线城市的收入更依赖于财政开支，这个原因值得注意。
有一个“体制内强度指数”的统计，用一个地方“体制内单位”拥有住房公积金的人数，占全部拥有住房公积金人数的比重，来代表一个城市的“体制内”程度。因为一般来说，体制内单位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比例远远高于体制外的单位。
这个体制内强度指数表明，三四线城市“体制内人员”占比远高于一线城市。
吃财政饭的不仅仅是“体制内”，只要你的生意依赖体制内消费者，你的项目最终来源于财政资金，都与地方财政有关。
地方财政不仅仅来源于税收、土地拍卖，还有财政转移的收入，地方政府即上缴中央财政的收入中，相当一部分要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下面是各地区财政转运的依赖度：
列表还有五个计划单列市，都是典型的二线，其转移支付依存度在山东和天津之间，可以推测，一二线城市的财政转移收入依赖度远低于三四城市。
要知道，转移支付都是用于预算内的支出，三四线城市很多都是“吃饭财政”，刚刚够发工资和维持政府机构的基本运转，跟地方消费的关系更密切了。比如。上半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5%，而其中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4.3%，城乡社区支出同比增长7.2%，都与居民收入直接相关。
以往虽然低线城市增速快于高线城市，但高线城市本身也是增长的，才能提供足够的转移支付，可当一二线城市的财政开始紧张后，高度依赖财政转移支付的三四线城市的收入与消费还能增长多久，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而与此验证的另一份消费研究报告，就更值得玩味了。
劈叉的信心
近期还有一份《麦肯锡2024消费趋势报告》，因为对中国各类人群按年龄、城市级别和收入水平分为若干个类别，从中能看出“复杂中国”的很多答案：
对未来最乐观的是两类没有交集的群体：一类是没毕业的年轻人（图中的G3），第二类是一到三线城市的退休老人（图中的G1和G2）；
对未来最悲观的也是两类没有交集的群体：一类是一二线城市的白领上班族（图中的G4），第二类是农村老人（图中的G5）。
从中可以看到三个怪现象：
现象一：赚钱的不乐观，不赚钱的乐观，乐观的人要靠不乐观的人养活
18-25岁的群体，不但一二三线城市乐观，而且四线和农村也乐观，而且很多级别的高中低收入都乐观。
事实上，这个群体部分或完全依靠父母的收入，对未来的乐观更多来自于媒体信息层面。
另一个最乐观的群体58-65岁的退休老人，非常明显的出现了“城乡信心差”，一线>二三线>四线>农村，由于这个群体大多有房产，生活成本差别并不大，信心完全与养老金相关，而养老金又与城市级别有关。
这就是提出一个跟前面“财政转移支付”类似的问题，有信心的群体的收入来源都是间接的，如果未来没信心的群体的收入停滞，这个“转移支付”的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现象二，消费占比高的群体没有信心，有信心的群体消费占比低
信心最高的18-25岁的群体，消费占比15%，其次高信心的是58-65岁群体，占比16%，而信心比较低的两个群体分别占比35%和34%，消费主体失去了消费信心，这个消费的趋势也难言乐观。
现象三、工薪族，低线高信心，高线低信心
26-41岁这个群体是所有年龄段中最分裂的，从一线到四线城市越来越高，跟老年组基本相反，其原因还是消费劈叉中说的，经济感受的时间前后差异。
这些数据让我想起了一个老笑话，广东孩子看了教科书上“秋天到了，叶子落了”，疑惑地问妈妈：“妈妈，树叶明明是春天才落啊？”
——钢大的财富新思维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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