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个人的“失去的30年”

13个人中，相对容易引发共鸣的是直树，出身在典型的公司职员家庭，独生子，7岁生日收到的礼物是游戏机。14岁每周要上三天实习班，渐渐放弃所有的兴趣爱好为了能考上一所好大学，21岁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学法学专业，希望毕业后通过检察官考试，实现人生社会阶层的跃迁。

大学毕业后，直树经历了检察官考试的失败，不得不放弃这个理想，在一家餐饮店打工，最后升到了店长的位置。

回想七年前，他觉得自己并不是喜欢检察官这个职业，只是想受人尊敬，现在他管理的店在全国1000家分店中排名第一，而全店只有他一个人是正式员工，他为此感到自豪。

这13个人的7岁是1992年，正值日本经济的巅峰期，处于巅峰期的人当然不会知道未来的社会发展将冻结30年，整个社会充满着乐观，相信明天还能更好。

第二个7年，到了1999年，这群人已经14岁，正值初中。经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大部分日本人也认清了形势，但整体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日本国力是从全球最顶尖的位置掉下来，到1995年时的人均GDP还是美国的1.5倍。他们生活中唯一的目标就是考上好高中，再考上好大学。

再到第三个7年，2006年，日本已经进入第二个失去的10年，这13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寻找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这些孩子上大学期间，正是日本就业率的历史低谷期，能找到的工作也有近一半是非正式雇佣机会，这也是直树为什么执念要考检察官。

跟直树有相同遭遇的是优子，她大学学的是营养学专业，目标是进入出版行业，但在大学毕业时只能找到营养师的工作，只是，她没有放弃，终于在几年后得到了一份出版社的工作。

从时间上看，直树在咖啡店做到店长和优子找到心怡工作的时间，刚好是日本两个“就业低谷”之间的景气周期，被称为“小泉景气”，因为小泉内阁在任期内进行了一系列结构改革，以“小政府大市场”的指导思想，不同于以往对应经济下滑时常用的加大财政支出的传统对策，通过放宽政府经济管制，实现国企民营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事件是日本邮政的民营化。

同样在这段时间找到工作的还有贵子。

跟直树类似，贵子7岁就奔波于各种兴趣班之间，渴望有另一个“我”，就可以同时兼顾学习和玩了，然而努力和家庭的投入并没有回报，初中、高中和大学，没有一次是自己的第一志愿。

好不容易找工作时，终于中了一个大彩——进入首选的航空公司，在当时日本最大、世界第三的世界五百强企业的航空公司当了空姐，结果三年后，这家航空公司竟然破产了。

从时间上看，贵子应该是遇到了“日航破产事件”，这是日本经济衰退下大公司破产的又一个经典案例，日航一直以航空路线的“大而全”而自豪，但在“911”之后，遭遇航空市场急剧收缩，规模越大则受到的冲击越大，加上人力成本高，效率低下，无力与“全日空”竞争，最终宣告破产重整。

为什么日航要开这么多不赚钱的航线呢？这仍然是日本经济泡沫惹的祸，根据日航破产事件改编的《半泽直树》中揭示了问题的原因。

日航的大量路线都是飞往国内的二三线城市机场，这些机场都是之前政客为了拉拢选票而新建的，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有航空公司开辟航线，而时值经济泡沫鼎盛时期，这些航线也有大量商务客流的支持，双方一拍即合。

但到了日本经济衰退期，日本地方经济遭遇重挫，人口向东京等大城市聚集，航线客流一落千丈，但航线本身涉及大量官僚利益而无法精简，最终拖垮了日航。

日航在破产重组后，日本政府请来了“经营之神”稻盛和夫出山，两年后扭亏为盈，重新上市，再次回到世界五百强。

其实，“经营之神”的主要作用是稳定信心，恢复信用，日航重生与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经济的刺激有关，2013年后，日本经济慢慢走出了困境，只是长期的停滞，影响了整整一代日本人对生活的态度。

贵子在遭遇事业变故后，对工作和生活的看法有了改变，到了35岁影片第五次拍摄时，已经结婚生子辞职专心做家庭主妇；而优子在生了两个孩子后，计划重回出版业。

最令人感慨的是直树，由于咖啡店管理优秀，萌生了自己开一家店的想法——创业在当时的日本年轻人中并不多见，可以看出这一代人和后面的“觉醒世代”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但35岁时，直树没有参加拍摄，到底有没有开店，不得而知，但联系到2020年的大事，我们大概也能猜到发生了什么。

想要不躺平的人生，就要有迎接各种意外的心理准备。

日本是全球长寿企业最多的国家，又都是中小企业，背后都有家族传承的问题，这在古代不是问题，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也问题不大，但到了“失落的30年”，经济不景气，父辈的事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这些家庭中的年轻人，特别是长子，都面对着要不要继承父业的问题。 

14人中最被中国人熟悉的是松也，他曾在《半泽直树2》中出演一位互联网企业CEO。

松也的父亲是日本歌舞伎小有名气的配角，松也5岁登台表演，展示了天赋，不过他在14岁的采访中，对歌舞伎没什么兴趣，更想去好莱坞当演员。

21岁的采访中，松也的父亲去世，父亲的三个徒弟成为了他的徒弟，他需要承担指导的责任。歌舞伎行业都是世代传承，松屋的父亲并非出身歌舞伎，所以一辈子也就是一个有名的配角，而松屋算是有了“血统”，所以在24岁就得到了主角。

但松屋面临着父辈没有的困难，这个行业已经没落了，他需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吸引行业外的人加入——松也可能是14个人中，大时代叙事痕迹最明显的，拿来拍一部电视剧也没问题。

第二个焦虑“要不要继承父亲的事业”的人是康平，出身于日本陶器之乡的制陶世家，家里的陶器作坊已经传承了15代（其实最鼎盛时也就是十几个人的小作坊）。

7岁时的康平，想当然的认为自己未来就是要传承父亲的手艺与家族生意，然而到了14岁拍摄时，由于经济不景气，陶器工厂被关闭，康平就表达了对制陶的厌倦，不想再重复父亲的事业。

不过到了21岁，没有考上大学的康平只能跟着父亲制陶，没想到此后，康平却开始真正体会到这门技艺背后的魅力，他的目标不再是传承，而是超过父亲，做出不一样的属于自己风格的陶器。

在“失去的30年”中，日本失去的不仅仅是经济繁荣，还有互联网的时代机遇，但仍然有很多普通人看到了通过互联网超越父辈的机会。

过去，康平父亲的陶器只能通过传统的销售渠道售卖，也造成了家庭企业倒闭，而28岁的康平，已经开始在网上售卖自己的作品；同样，2020年疫情下的歌舞伎团长期停业，松也也要想办法让歌舞伎“下乡”“上网”。

第三个关于传承的主角是健太，是日本稻米之乡宫城县的一个世代稻农家庭的长子。

由于日本对农民的保护，城乡收入差别不像中国那么大，所以7岁的时候，健太也和康平一样，认为自己长大后要子承父业当农民。同样到了14岁那年，他改变了想法，认为种田的压力太大。

不同的是，他始终对种田没有兴趣，高中毕业后在家乡的工厂当了工人，通过努力成为正式职工（在日本意味着更高的收入和稳定的工作），但家庭从来没有放弃让他回来继承土地的想法，健太每年农忙时都要回来帮忙。

在健太成长的二十多年，日本经济衰退也影响到了农业，大米需求和产量都逐年减少，现在健太一家人种水稻的收入，只有他7岁时的一半。

此外，在农业现代化的同时，日本也面临着农民人口的逐年减少和农村老龄化的问题，家乡只有健太一个年轻人，由于添加了大型联合收割机，更多无继承人的家庭都想要把田地交给健太管理。

到35岁的第五次拍摄时，这个关于继承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

很多人在面对人生的一地鸡毛时，都产生过一个念头，“如果当初作出不一样的选择，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更好呢？”这部纪录片给了我们大量关于“人生选择的无悔与后悔”的样本。

良男是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遗孤的后代，6岁随父母来到大阪，住在拥挤的公租房里，这个人生的变化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惑：他不懂日语，听得懂汉语，却看不懂中文汉字，自己究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21岁拍摄时，良男在高中毕业后，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他的父母和哥哥因为不适应日本的生活而决定回国，他要不要一起回国呢？

良男最终的选择是一个人留在日本，白天在拉面店打工挣学费，晚上上大学夜校，毕业后成为吉野家旗下“花丸乌东面”连锁店的正式职员，是这13个人中最努力的一个。

良男7岁的理想是当老板，28岁时，他已经成为了大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负责管理八家分店的日常巡查，35岁被公司外派到上海，在疫情期间负责管理这里的分店，算是这部纪录片中标准的逆袭样本。

记者问21岁的他，为什么选择一个人留下来，他给出的理由是自己中文都忘了，回中国也不知道怎么生活。片中还有一个细节，他说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到小伙伴家去玩，看到他家吃饭用的都是一个个精致小碗，其实是日本人的家常饭，却让他很羡慕，也想过上这样的生活。

良男选择的真正意义是为了自己的人生归属问题，他说希望像这里所有的人一样，拥有一席之地。

另一个生活在大阪的外国人三重，从小随父母从韩国移居日本，他是这13个人中唯一7、14和21岁的人生目标都很清晰，且没有变化的人——他是校棒球队主力，未来想当一名职业棒球手，但大四那年，他却放弃了这个梦想，甚至从大学退学，而原因仅仅是他的朋友都已经找到了工作。

当28岁的第四次拍摄，记者问他有没有后悔，他说自己当初太蠢了，如果不退学，毕业后就算当不上棒球手，至少可以到学校当棒球教练。

是什么导致三重轻易放弃了从小的梦想，甚至大学也不上了呢？35岁的第五次拍摄隐约给出了答案，我觉得跟他的“身份认同”有关。

三重有另一个姓——金，他说自己更喜欢这个姓，他从小生活在韩国人社区，家庭是韩式大家族，朋友都是韩国人，所以他在采访时强调“他的朋友都已经找到了工作”，他虽然棒球打得很好，但潜意识中仍然觉得棒球是一个典型的日本人的圈子，虽然观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想必这个运动加剧了他身份认同危机。

28岁时，三重在他父亲的包装工厂打工，此时工厂已经由他的哥哥管理，他强调的也是一个非常韩国的理由，“父母希望把生意做大，几个兄弟一起努力，这个是我们的事业。”

相比之下，实现了社会阶层跃迁的良男，心态就平衡了很多，已经娶了一位日本太太的他，在分析自己的身份认同时说：“如果日本人问我，我会说自己是日本人，但平心而论，我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这13个人在日本代际研究中被称为“压力世代”（プレッシャー世代：1983年~1987年），这是两个大世代之间的过渡人群。

之前的“冰河期世代”，这一代人没有任何准备就进入经济冰河期，整体迷茫，相比之下，“压力世代”的人，小学时接受的仍然是日本第一的教育，但到了中学后明显感受到生活的压力，整个大学期间，学长学姐找不到工作的经历，让他们放低期望，反而能在一个较低的起点开始自己的职场生活。

之后的“宽松世代”，从小接受“宽松教育”，完全接受了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事实，从更注重事业转向更注重个人内心生活的一代，相比之下，“压力世代”仍然保留着对个人事业发展较高的期望。

这30多年，对于日本经济发展而言，是停滞的30多年，但人生的时间不会停止，无论如何都要咬牙向前，人无法选择时代，只能选择如何过好自己的一生。

当然，客观的说，日本是从全球最富裕的国家的位置上出现停滞的，才能30年不增长也不至于让大部分人的生活过得太艰辛，如果是在中等收入国家的位置上停滞下来，甚至发生了巨大的波动，对普遍人的影响，那就真是“时代的一粒沙，普通人的一座山”，这就是前苏联版的《人生七年》中呈现的生活，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可考虑再给大家解读这个与日本版完全相反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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