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奴隶制是开历史倒车吗？

其实，如果只说南方奴隶制种植园的效率高，大家应该不会太意外，毕竟当时美国南方的棉花产业拥有全球竞争力，成了当时著名的“三角贸易”的一部分——把南方的棉花运到英国，把英国的工业品运到非洲换奴隶，再把奴隶运到美国南方。

福格尔也用数据证明了这一点，他比较了南方奴隶庄园和北方自由农场的棉花产量，显示南方的单位劳动力的棉花产量显著高于北方，利润率更高，整体效率高出35%。

很多人可能要反驳说，奴隶制农业的效率高，还不是靠剥削奴隶的劳动？

确实福格尔的分析也指出，南方奴隶庄园奴隶的工作时间更长，但更多研究都表明了，奴隶受到的经济上的剥削并不像小说和历史书上那么夸张，一个奴隶从出生到老死获得的回报是其劳动成果的90%，远远高于北方自由工人。

根据那时一份奴隶主与奴隶的劳动协议，奴隶可以获得他负责的那片土地收成的三分之二，再扣除监工的工资以及农具的修理费后，就是他今年的收益；而奴隶主获利三分之一的收成后，还要负责提供奴隶住房、医疗、食物、服装和交政府的税。

生活待遇上，医疗、住宿和养老条件都比北方工人更好，福格尔根据数据计算了1860年美国黑奴的年度人均肉类消费量为每年150磅（同期意大利产业工人的年度人均肉类消费量仅为9磅），黑奴的营养水平甚至高于美国人在1964年的平均水平。

福格尔指出奴隶的劳动强度虽大，但工作时间和休息安排有一定的规律性，并不如后来宣传的那么残酷，奴隶的预期寿命虽较低，但与当时的南方白人贫民相比，差距并不显著。

一位奴隶主交流自己管理奴隶的方法时说:“为我的黑人盖了几栋舒服的房子……有一间大屋子是托儿所，孩子们白天被送到这里来，由一位心地细腻、经验丰富的女性照顾，她唯一的职责就是……确保孩子们得到适当的饮食和照顾……还有一间宽敞又舒适的医院，医生在黑人患病时为他们治疗……”

应该说，这本书里的相关黑人生活的内容很难让人接受，但如果从管理学的角度，这其实也很合理。

如果用现代企业进行对照，企业管理员工的方法无非是四类：

1、管理制度进行监督

2、扣薪、降级、开除等威胁

3、薪酬体系物质激励

4、晋升、事业前景的精神激励，公司文化潜移默化

采用何种管理方法，取决于该方法带来的收益是否高于监督管理成本，而这四类的管理成本是递增的，如果光靠管理监督就可以了，那自然不需要后三者，如果光威胁就可以，那加薪就不需要的，如果前三类都失效，而利润又很高，那么第四种就是必需的。

员工不好好干活，老板可以直接开除换一批听话的，但奴隶如果不好好干活，奴隶主其实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像小说影视剧里那种对奴隶严酷的惩罚，一方面用处不大，痛了可以求饶，但干活照样一不留神就偷懒；另一方面，折磨太过容易落下伤残，也是在损坏自己的“财产”。

所以，有管理头脑的奴隶主，在管理奴隶时，都尽可能使用后两种手段，特别是第四种。

很多反映奴隶生活的文学作品，都描绘了奴隶被迫与其妻子儿女分开的悲惨，但实际上，大部分奴隶主都尽可能鼓励奴隶以家庭的方式生活在一起，这并不完全是人道主义，而是从劳动积极性的角度考虑，因为有家庭的奴隶一般都会比单身的奴隶更有责任感。

从奴隶主的管理角度，奴隶实际上是介于员工和机器之间，是有思想的机器，是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员工。奴隶表面上是奴隶主的财产，但它与一般的财产区别很大，奴隶是人，有主观性，可以不断地欺骗主人，也可以无条件地信任主人，其管理成本相差巨大，所以更接近于员工而不是机器。

最典型的是养老问题，这也戳中了北方“废奴派”的痛处，当时的美国没有养老金制度，工人只能靠自己的积蓄，但大部分其实很难做到，一旦年老或伤残，只能靠儿女的接济。

而在南方种植园，奴隶的养老是由奴隶主负责的，年老的奴隶可以分派较轻的工作或直接休息，奴隶主这么做当然不是出于仁慈，而是让壮年奴隶安心工作。

这么说，简直是把奴隶制夸到天上去了，想想又有很多不合理之处：

如果奴隶制真是一种高效的生产方式，南方被打败后，其他采用奴隶种植园的国家为什么没有承接这个产业？

如果奴隶主对奴隶真的这么人道，为什么只有奴隶往北方逃，没有北方失业的自由黑人到南方当奴隶？

原因很简单，奴隶制的效率优势，当时只在棉花种植这个特定产业中存在，而奴隶主对奴隶权益的保护，也只能靠棉花种植的高利润来维持。

首先，棉花是一种规模效应很强的农作物，而南方地广人稀，如果能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其产出效率必然高于北方和英国的家庭农场，放在其他行业或者农产品上就未必高效；

事实上，工业化生产也是有规模效应的，为什么北方的工厂也没有大规模蓄奴呢？这就涉及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的差别了。

其次，农业是一个看天吃饭的行业，棉花生产不同阶段所投入的劳动力受到天气制约，有时候劳动强度极大，有时候又没有太多事可做，很难进行准确的劳动力安排。而工业生产计划性很强，可以相对准确地预测工人数量。

最后，北方工业一般集中在大城市，劳动力供给充足，企业在订单波动的时候，可以随意解雇员工或找到合适的大量员工；而南方地广人稀，如果临时需要大量劳动力再去招人，根本不现实，不如按土地所需的最大劳动力投入，蓄养奴隶，建立稳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再去考虑如何最大化奴隶的劳动价值。

为了最大化奴隶的价值，奴隶主会对农作物进行精细化的安排，通常会把棉花与玉米生产结合起来，玉米可以比棉花早播种，也可以灵活地选择收获期，填平棉花劳动力需求的波动。

同时，如果建立了稳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奴隶主就有足够的时间观察评价每个奴隶的能力，将不同的奴隶分配到更合适的工种中，同时，将种植的步骤进行拆分，把奴隶分成若干组进行协作，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劳动效率。

所以不应该脱离具体的产业特点，泛泛而谈生产关系的先进与落后。总体上而言，奴隶制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但是在棉花这种特殊的行业里他反而更具优势，只要棉花生产中维持奴隶制的成本低于奴隶制带来的好处，这个制度就有更强的自我延续的动力。

但正是这一点，给了南方奴隶制庄园走向灭亡的最后一击。

当时的美国共同存在着两种生产关系，必然存在对劳动力和资本的争夺，南方的奴隶主的财富远远超过北方的企业家，但他们的财富又被重新投入到开垦新的土地上，或者购买昂贵的欧洲工业产品，无法向工业输入资本。

黑人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合法的获得自由，来到北方，也有越来越多的逃奴到北方，跟自由黑人混在一起。奴隶制的成本包括抓逃奴，当自由黑人越来越多，成本就会越来越高，当南方无法承受时，就产生了不如分成两个国家的想法——如果一个国家所有的黑人都是奴隶，那么监督成本就会大大降低。

站在历史的洪流之上，我们可以看到南方奴隶制生产的局限性，之后各种农业机械被发明后，奴隶制生产关系也不再先进，而它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时候，吸收了过多的劳动力和资本，对于整个美国经济发展又是不利的。

1861年，南部的工业投资只占全国的9.5%，工业生产总量只占全国的8%，假设一下，如果北方输掉了南北战争，美国南方无疑可以把奴隶庄园延续更久，错过资本工业化的黄金时期，最后很可能成为拉美国家中的一员。

但这种历史后视镜在当时并不成立，南方的生产效率更高，更有钱，而且处于“保家卫国”的正义感中，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认为给奴隶们吃穿住用，奴隶们不会相信“北方佬”的谎言。

可他们错了。

前面说，从理性的角度，管理奴隶最好的方法不是滥用惩罚，而是合理的利益分配、良好的生活条件、建立家庭责任感、形成良好的主仆关系。

但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奴隶主都是理性的，都懂得经营，《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汤姆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主人的道德品质和经济状态。而当一个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对另一个人滥用刑罚，人性之恶很容易被激发，虽然用体罚去恐吓奴隶是很差劲的管理方式，但仍然是当时南方普遍的现象。

福格尔本人也说，奴隶制虽然有效率，但还是被废除，这是因为还“有比效率更重要的东西”，即“追求自由与平等的道德”

可以类比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佃农和雇农，佃农租地主的地，但有自己的生活资料和家庭，雇农（即长工）收入最低，是农村社会最底层，没有自己的任何财产，无法娶妻生子，但因为吃住都在地主家，不用操心，反而生活水平相对佃农较高，因为吃得差就没有力气干活了。

但只要有可能，正经人宁可降低生活水平做佃农，拥有自己的财产和家庭，也不愿做雇农。

在《飘》中，尽管奴隶们的生活水平总体上不错，但当北方军队高呼“解放奴隶”的口号打过来，宣布了他们的自由后，奴隶们还是背弃了他们昔日如同一家人的白人主人。

许多南方奴隶抓住战争的机会逃离种植园，加入北方军队，大约有18万黑人士兵和水手为北方军队服役，大多数都是前奴隶；留在南方的奴隶为北方军队提供了宝贵的情报，充当向导、间谍和提供后勤支援等。

自由，永远闪耀着光芒，即便有时并不真实。一方面，生而为奴的黑人，没有任何比较，不知道他们的北方的黑人兄弟们过着比他们更困难的生活，他们更记得监工打在他们身边的皮鞭；另一方面，他们的直觉是，如果自己可以100%的占有劳动成果，应该会更幸福，所以本能地认为解放黑人有利于自己。

只是，自由的代价，他们要到后来才知道。

战后，许多南方黑人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却还是无法获得土地，被迫成为契约工人或佃农，此时黑人佃农们发现，自己还是给以前的奴隶主干活，但生产效率却大大下降，所以向地主缴纳的收成远远高于以前；契约工更惨，工资则低得根本不足以养家糊口，需要向白人地主借贷，最终陷入无法摆脱的债务。

南北战争之前，南方黑人男性的预期寿命为30-35岁，可30多年后，黑人的预期寿命仍然停留在33岁。

评价一个制度，不能用概念推理代替实证分析，不能用政治正确来掩饰现实的复杂，也不能为了崇高理想而无视普通人对生活的要求。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所以需要解除封建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主要还是因为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但自由都是有代价的，自由的代价就是自食其力，所以在一个社会保障不健全的社会里，自由有时候反而更悲惨。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描述的英国工人，其生活远比美国南方奴隶悲惨，在19世纪30年代的伦敦工人阶级预期寿命只有22岁，而同期黑人奴隶是30-35岁。

政治口号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们相信人生而自由，但有了自由就有了选择，有了选择就会有“机会成本”——你放弃的东西，都没有真正的放弃，而是变成了“机会成本”，作为日后衡量利益得失的基石。

奴隶制之恶，并不在于奴隶制本身的不符合道德，而在于能不能建立全方面超越它的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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