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是现在最不需要担心的事

文摘   职场   2024-09-10 20:35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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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过去宏观政策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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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开始承认通缩


近期有两件政策上的转变,一件是有消息说高层正在研究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另一件事是各地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消费购物券”的发放,金额明显高于去年。


这两项政策实际上都是冲着消费来的,第一项看似与消费无关,但现在消费力收缩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居民想提前还房贷,毕竟2%的理财收益,不断下跌的股票基金,对应5%的房贷利率,有钱自然要想办法提前还贷、卖房还贷。


高层扭扭捏捏,最终还是通过退休央行的行长承认“通缩的严重性”,想要达到年初两会定下的5%的增长目标,不激活消费根本不可能,想要激活消费,光有鼓励政策没有财政和银行的真金白银也根本不可能。


上周我转发了去年写的《直接给居民发钱,也许是一个好办法》一文,认为虽然发钱更直接,但现实政策很难180度大转变,消费券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当然目前的消费券发放量,远远不够。


我发现评论中,有很多人仍然不知道经济问题的严峻程度,对财政直接支持消费有很多误解,比如很多人认为“会引发通胀”。



实际上,引发通胀的因素很多,控制通胀的手段也很多,政策就是在各种可能性中寻找性价比最高,今天就再写一些文字,聊聊这个常见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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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大放水的利弊对比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重要的不是通胀,重要的是通胀与收入增长的对比。


很多人喜欢用美国疫情期间的那一轮财政放水带来的严重通胀,来说明发钱万万不能,最近跟着我的圈子一起进行全球配置的读者们都应该了解了,我一直在跟踪的美国通胀数据,7月以来出现了明显的二次回落的拐点信号,CPI同比数据已经回到了这一轮财政大放水之前的水平,环比数据在0附近,这一轮通胀基本已经结束,9月将开启降息周期。



很多人会反驳说,同比并没有变负,毕竟物价上去就下不来了,没错,但问题在于,个人收入也是同比向上的,工资加上去也是下不来的



上面的这张图表明,个人收入先上涨,物价随后上涨,经过一轮通胀后进入稳定状态后,收入同比的数据仍然高于物价的同比数据。


很多人认为,一轮通胀,对底层民众的影响更大,但这一轮“财政大放水”的统计并不支持这一说法。如下图,2019年至今,低收入群体的经调整时薪增速(12%)明显超过高收入群体(0.9%),疫情加财政补贴让很多体力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美国这几年缺的是底层劳动力,自然是低收入群体工资性收入增速快。



而且这个数据是剔除通胀因素后的,也说明收入超过了物价增长。


而2019年以前的四十多年,高收入群体的经调整时薪增速高于低收入群体。



这一变化的原因也很简单,财政平均发钱,当然是收入越低,增速越高。实际上,美国通过这一轮财政发钱,缩短了收入分化程度。


不过,还有人认为,收入分化不代表财富分化,这几年高收入群体财富增长更快,因为还有股票等资产的增值,这我也无话可说,谁也无法阻止有钱人因买股票而更有钱,政策的目标也不能是劫富济贫,只能是让穷人比以前更有钱,相对物价增长更有钱。



总之,再也不能用美国这一轮财政放水后的大通胀,来证明给民众发钱这个政策不对了,这个政策在全球都可以用,怎么偏偏在中国就不行?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是财政负担不起,美国的财政债务已经到了承受不了的地步,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误解,我在《美国债务崩溃之前,我们最应该做什么?》一文中有过详细分析,中国的政府债务率并不亚于美国:


中国的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为60%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83.3%,但这里并不包括数量庞大且不透明的地方政府担保的隐性债务,天风证券宏观分析师测算为60-80万亿,如果也是刚兑,就不能算企业债,那么政府债务与GDP比例就超过了美国的120%。



中美的政府债务率到底谁高?经济学的问题往往很复杂,外行凭直觉很难理解:如果那些以“XX城投公司”名义借的钱,最后刚兑,算政府债,那债务率就超过美国的;如果不刚兑,不算政府债,那么配置它的各种理财产品会立刻暴跌,现在就足以引发一场金融危机。


所以,我大概也能理解高层为什么不直接发钱,其实已经默认了这些钱是刚兑的,财政还没有发力,政府债务率早就超过美国,这确实是财政发力的最大掣肘。


但现代经济都是反直觉的,保守的直接“去杠杆”的财政政策,反而会加重债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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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分母才能解决债务问题


大家可以想一想,过去20年,我国的M2增速高达13%,这是典型的扩张型的货币政策,但为什么没有引发大规模的通胀,CPI的长期增长为2.2%,没有计入CPI的房价年化增速也就是6-8%,远远小于M2的增速?



原因在于,之所以发那么多M2,完全是因为经济体自身的增长动能,要求央行投入相应的货币量,否则就会影响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这里的逻辑是经济增长引发货币增长,而不是相反。


这种经济增长引发的M2上涨,只会造成温和健康正常的通胀,而不会引发恶性通胀。


相反,基于企业正常利润的增长,是通胀的天敌。


一家公司采用超前的经营战略或者技术革新,获得的超额利润并不能持续很久,因为竞争对手很快也会跟上,竞争会导致厂商在技术升级的同时必须降低价格而不是提高利润率,当整个经济体在充分竞争下增长时,通胀反而容易被抑制。


改革开放以来的两次剧烈的通胀,如1988年和1994年,都不是货币超发,而是产能不足下的价格改革。


我国现在的问题刚好相反,是产能过剩,连国外市场都消化不了,在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下,只能竞相压低价格,是造成通缩的重要原因。


一国的债务率,分子是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债务,分母是GDP,学过小学数学的都知道,当分子大于分母时,如果分子分母减少同一个数,分数值反而会增大。


想要控制债务率,做大分母,经济增长是唯一的药方。相反,如果把降低债务净额(分子)当成主要的药方,就会引发通缩,导致经济增长(分母)的下降,导致债务率不降反升,越压越高。


而2023年以来,我们遇到的情况就是企业拼命还债,居民拼命还债。导致了分母的下降,最后反而导致债务率上升。


所以,要应对通缩,实现经济增长的任务,当务之急不是搞工程、做项目,也不能只是搞暂时看不到收益的高新技术,而是直接发钱,如果发钱担心老百姓存起来,那就发消费券,而且不能局限于汽车家电家居一类的大额耐用消费品,还可以扩展到数码电子、旅游娱乐,甚至日用消费品,只有消费复苏,全局才有重新活起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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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的另一面就是财富


很多人认为,债务就是今天欠钱让子孙去还,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不对的地方在于,同样数量的钱,今天的价值一定大于明天,这就是贴现。


关于债务的问题,我的文章《买房的欠了一屁股债,卖房的也欠了一屁股债,钱都到哪里去了?》分析得充分:


远期的“收益”比较不值钱,贴现率更高;远期的“损失”更为值钱,则贴现率更低,所以人们对现在就能拥有的欲望,总是能战胜未来还不起钱的恐惧。


现代社会,债务与财富并不对立,债务就是财富的来源,这是负债的第一个特点。


现代经济,一个人的负债对应着另一个人的资产,债务也成为最隐性的财富转移方式,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在高信用体与低信用体之间,在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在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之间。


近期被批评的一句话,其实很符合这个游戏的规则: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深陷债务游戏,不在餐桌上,就会在菜单上——没有中间状态。


很多人都在等美国的债务崩溃,这当然有可能发生,但在崩溃之前,很可能先把其他国家拖垮了,被拖垮的人,不是债务最高的,而是经济失去了活力的。在大家的债务率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债务就是一个“胆小鬼游戏”,先让开的人先输。


想要全面理解现代社会债务的本质,可以从头到尾看一看这篇文章《买房的欠了一屁股债,卖房的也欠了一屁股债,钱都到哪里去了?》。


还有,从评论中可看出,很多人对经济发展的理解也有问题,有些认为发展就是要搞高科技,有些认为发展要靠政府的政策引导,我在2020年的公众号文章《本次危机会演变成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吗?》,借用了我当时从儿子的童话书里看到的“小熊与小猪”的童话故事,分析了一个宏观经济学的重要问题——经济增长、人口、债务和科技四者的关系,银行家与科学家缺一不可,其中认为:


经济增长的原始驱动力在于人口的增加。人,既是消费者也是劳动者,既创造经济需求,也提供生产供给。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是自然资源的数量和利用能力,还有资本——工业革命之前,人们解决不了这两个制约因素,造成了人口周而复始的增长与毁灭,经济增长水平只能长期停滞。

假设经济增长是一条直线,银行家出现后的增长就变成先向上过度增长的虚假繁荣,又向下过度恐慌的经济危机。经济增长就始终处于过度繁荣和过度萧条的周期性,如钟摆,在正常位置的停留只有一瞬间。

短期而言,世界由能激发需求的营销专家、提供消费信贷的银行家主宰,但长期看,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某人创造了一样划时代的东西,于是整个世界突然向前前进一大步。



这四者的关系,后来被熊彼特总结为康波理论,是现在大类资产宏观投资的重要理论之一,我在另一个公众号思想钢印中有一篇文章《人生发财靠康波,知道我们在哪儿很重要》,从另一个角度又阐述了这四者的关系,对宏观投资感兴趣的读者也可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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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过去宏观政策的窠臼


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印象常常是:喜欢拼命工作、喜欢卷,喜欢创业,但中国人并非天生就风险偏好高,更多的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解放生产力,不断出现的创富神话,让我们拥有了更多追求梦想的勇气。


所以,一旦我们进入不敢消费,不敢投资,不敢负债的资产负债表停止扩张的状态,麻烦比欧美更大。


我记得2022年1月,央行有一次表态“及时回应市场的普遍关切,不能拖,拖久了,市场关切落空了,落空了就不关切了,不关切就‘哀莫大于心死’,后面的事就难办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不幸言中的“哀莫大于心死”的状态。


过去的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很高,所以央行和政府的风险偏好一直不高。今天的消费者和企业的风险偏好形成了一个下降的螺旋,那么政府的风险偏好就一定要提高,要用更激进,更大胆的宏观政策,走出过去宏观政策的窠臼。


——钢大的财富新思维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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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经理,财经专栏作家,虎嗅\x26amp;雪球2020年度十佳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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