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书籍翻译】《反思历史认识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的法语和英语风格》-第一章：引言

本书探讨了科学和科学知识的历史性质，以及哲学如何才能最好地解释这种性质。人们普遍认为，20世纪下半叶的英语“历史的科学哲学”（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Kuhn 1992; Marcum 2005）已经抛弃了所谓的“发现的语境”和“辩护的语境”之间的鸿沟，这种鸿沟曾使科学哲学家无法更深入地研究科学在历史上是如何发生的。因此，人们认为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转向”提供的见解为科学带来了“新形象”：强调科学知识和实践的历史性、物质性和多元性的历史转向、实践转向，以及最近的多元主义转向。其中第一个概念转变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关，并通常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的出版联系在一起（Kuhn 1962; 另见Bird 2008和Reck 2013）。第二个概念转变涉及理论、观察和实验之间的关系，通常由两个主要主张支撑：一个是关于观察的“理论负载性”，另一个是关于实验（相对于理论）工作的相对自主性（Soler et al. 2014）。第三个多元主义转向强调科学在方法和结果上的不统一性（Suppes 1978; Kellert et al 2006）。然而，这些转向所产生的所谓“后实证主义”科学形象却包含了各种有时相互冲突、甚至完全矛盾的科学观点。尤其是后两种转向，似乎受到二元论的困扰，例如实在论与建构主义之间的二分法，或者对多元主义的温和态度与激进态度之间的二分法。一方面，我们可能会怀疑坚持对科学的历史视角和成为一名科学实在论者是否相容（Arabatzis 2001），或者实验实体的物质性和事实性是否一定有利于非实在论（Hacking 1988）。另一方面，温和形式的多元主义仅限于承认科学的多元性仍然可以容纳一定程度的一元论，因此很难与更激进的多元主义观点相协调，后者将科学的多元性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积极承诺”（Chang 2012）。削弱实践转向和多元主义转向的脆弱性可以追溯到历史转向所隐含的尚未解决的紧张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历史转向可以被理解为带来了其他两个转向，并且是其他两个转向的基础。[1]

[1] 科学的物质性（实践转向）和多样性（多元转向）的明确化可以被认为符合历史转向的总体目标，即通过将“发现的语境”的有关要素应用到“辩护的语境”的具体方面来克服二者之间的鸿沟。

这些紧张关系与科学和科学知识的历史叙述的形式和含义有关。主要问题是如何构想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关系的确切术语：这种历史兼（cum）哲学事业的形式应该是什么？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应该是被整合成一种新的综合方法，还是应该继续作为独立但又结合的学科，在具体问题上相互影响？如果前一种观点占上风，那么二者应该是平等的合作，还是两个学科中的一个应该比另一个更突出？哲学应该“指导”历史重建，选择和解释历史案例研究，并根据历史经验证据得出一般结论吗？科学史与科学哲学（H&PS）领域的不稳定性是建立在历史转向时期首次产生的“对抗模式”基础上的结果，根据这一模式，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只能作为预先给定的积木块从“外部”组装起来（Schickore 2012）。遵循这种模式最多可以实现学科之间的结合和对话，而不是历史和哲学观点的混合。因此，一些人认为整个H&PS事业是一种“形式婚姻”，而不是亲密关系（Giere 1973）。从历史上看，这一事业出现于1950年代末，但直到1960年代，随着新的H&PS部门、项目和中心的成立——尤其是在美国——这一事业的发展势头才有所增强。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它似乎至少失去了部分最初的吸引力，部分原因可能是更多社会学方法在科技领域的兴起——但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它又经历了第二次青春。然而，科学史学者共同体与科学哲学家共同体从未融合在一起，虽然哲学家们经常试图将他们的观点历史化，但历史学家们对H&PS这一合作努力的兴趣却越来越小（Weingart 2015）。[2] 然而，自2000年代初以来，由于综合科学史与哲学（&HPS）等新倡议、国际科学技术史与科学技术哲学联合会（IUHPST, 成立于1950年代，至今仍在活跃）的持续活动，以及科学实践哲学学会（SPSP）和国际科学哲学史学会（HOPOS）等新盟友的努力，H&PS日益受到关注。对H&PS的这种新兴趣也反映在一些继续研究将科学的历史和哲学理解结合起来的概念意义的出版物中（例如Domski & Dickinson 2010; Mauskopf & Schmaltz 2012; Stadler 2017; Herring et al. 2019）。这场持续的讨论表明，历史转向并非是一个仅限于1960年代并以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代表的现象，如何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以最合理和最富有成效的方式结合起来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迄今为止提到的问题并阐明将科学哲学历史化的不同方式的含义需要我们将所谓的“历史转向”置于更大的背景之中。基于这一假设，本书试图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结合描绘成一个复杂、多面且仍在展开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突然且同质的变化。

[2] H&PS并没有改变科学哲学的整个面貌，其中非历史和形式方法仍然占据中心地位。相反，它应该被理解为科学哲学大领域中的一个子共同体，在科学哲学协会（PSA）的双年会中长期存在。关于历史学家回归本系的问题，请参阅Gillispie（1999）。

这一历史轨迹的典型表现是H&PS对“历史认识论”概念的处理。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的不同时间和地点，这一概念被认为是对科学研究进行哲学和历史方法整合的例子。[3] 1994年，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MPIWG）在历史认识论的旗帜下成立，激发了人们对这一术语及其所指的探究形式的兴趣。然而，随后“历史认识论”的激增却导致了一个复杂而支离破碎的全景，有时甚至出现了不连贯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自1990年以来，历史认识论被分割成了各种相去甚远的主题和方法，这使人们对其方法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甚至使一些人将其称为一个转瞬即逝的“思想市场上的品牌“（Gingras 2010: 441）。[4] 批评者强调，不同背景和兴趣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呼吁“历史认识论”，但这并不总是伴随着对历史认识论所隐含的性质、对象和方法的批判性反思。对历史认识论本身进行反思的必要性后来在2010年代初变得非常明显，当时一系列事件和出版物使这一术语的含义变得复杂。这场关于“历史认识论”这一表述的意义和用法的激烈讨论并没有质疑其作为“转瞬即逝的品牌”的地位，而是指出，在概念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最富有成效的互动方面存在着持久的困难。批评者认为，把历史认识论的观念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科学研究方法，认为其既是哲学的又是历史的，是一种不加反思的假设，它阻碍了对历史认识论形成清晰的理解和定义，尤其是关于如何精确地结合对科学的历史和哲学反思。

[3] 有时，人们会误以为这一术语是对过去认识论的研究，或者将其理解为对认识论观点的历史的阐述（例如Goldman 1986; Tiles & Tiles 1993）。虽然科学哲学史在历史认识论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后者的主要意义在于用一种结合或整合历史和哲学方法来研究科学。

[4] 历史认识论与欧洲科学哲学（Minazzi 2022）、中医（Chiang 2015）和生态经济学（Fragio 2022）是历史认识论的三个近期讨论。它们不仅在主题层面少有交集，而且在方法和参考文献层面也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尽管仍有研究网络、研究项目和大学课程致力于研究和延续历史认识论，这种相对持久的兴趣和公众关注尚未在百科全书或词典中得到相应的体现，人们几乎找不到对“历史认识论”或“认识论史”的具体提及，即使作为“认识论”或“科学史”的子词条也是如此。与其方法论上的竞争对手（如社会或自然化认识论，它们通常被包含在词典的条目中）不同，历史认识论仍然是一个有点难以界定的领域。部分原因是历史认识论的制度化仍然局限于MPIWG。然而，该研究所两位创始所长的退休引发了人们对该研究所未来发展方向的质疑。

作为一个探究领域，历史认识论需要情境化——这有望让我们更好地评估它想要应用于认识论的历史化类型。这种评估最好通过更广泛地审视20世纪的科学哲学史，并考察英语“历史的科学哲学”以外的传统。事实上，除了缺乏明确和统一的定义之外，许多批评家反对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原因还在于它们相对忽视了以前的同名传统。虽然“历史的科学哲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和“整合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几乎都是英语术语，但“历史认识论”（以及其他语言中的对应词）已经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和不同的学术环境中存在过。因此，历史认识论这一术语以及它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拓宽分析范围。因此，本书的目的是研究当代历史认识论（由一些英语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实践）与其最重要的前身之间的概念转变：法国历史认识论（épistémologie historique），即一种本质上运用理性和合理性的概念对科学的历史性和批判性反思。法国的历史认识论由复杂多样的方法论构成：它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考古学方法为前提，而福柯又借鉴并改造了加斯东·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和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的见解。在当代围绕历史认识论的辩论中，对法国历史认识论的了解和详细讨论仍然少得令人吃惊。[5] 然而，法国历史认识论并不是“历史化认识论”项目的唯一前身，正如学者们所表明的那样，这一项目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以多种形式出现。莱因伯格的《历史化认识论》（Historicizing Epistemology）（Rheinberger 2010）最初于2007年以德文出版，这本书也许是试图理解历史认识论历史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他对这一历史的重构反映了这些不同的起源，第一章专门介绍了各种人物的工作，包括生理学家埃米尔·杜布瓦-雷蒙（Emile du Bois-Reymond）、医生和哲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狄尔泰（William Dilthey）以及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莱因伯格的书中很好地体现了法国历史认识论，但书中还出现了其他理论思潮，例如生物学家和认识论家路德维克·弗莱克（Ludwik Fleck）、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提出的理论，以及托马斯·库恩、史蒂芬·托尔明（Stephen Toulmin）和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提出的理论。莱因伯格的最后一章主要围绕伊恩·哈金（Ian Hacking）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著作，介绍了历史认识论的最新发展。因此，莱因伯格对历史认识论史的论述主要是法国和德国的事情，后来也有一些英语国家的介入。[6] 除了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主题和作者与历史认识论的相关性之外，学者们也强调了一个意大利的分支——从数学家费代里戈·恩里克斯（Federigo Enriques）开始，到哲学家朱利奥·普雷蒂（Giulio Preti）、卢多维科·盖莫纳特（Ludovico Geymonat）、阿尔多·乔治奥·加尔加尼（Aldo Giorgio Gargani）和保罗·罗西（Paolo Rossi）。[7] 因此，很明显的是，如果将“历史认识论”视为一种冲动而不是特定的传统，那么在其成为1990年代到2010年代的一种普遍的英语现象之前，涉及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几个欧陆项目。在本书中，我将重点介绍法国历史认识论，因为这一传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认识论的“风格”）与历史认识论这一术语联系最为紧密。我特别关注巴舍拉、康吉莱姆和福柯的方法——不仅因为他们发展了20世纪法国最具影响力的史学观点，还因为他们的许多主张和论点与英美的辩论产生了有益的共鸣，而这些共鸣方式尚未得到学者的充分探索。对法国历史认识论的深入研究有助于阐明其与当代历史认识论领域的深刻差异，以及意想不到的一致形式，例如伊恩·哈金的作品及其对“科学推理风格”的哲学和历史分析。我希望，更好地认识到巴舍拉、康吉莱姆和福柯等人的认识论反思与当代英语国家的大部分H&PS辩论之间的距离和交集，将鼓励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更持久地阅读这些法国作家的作品。

[5] 这种忽视或许是（尤其是法语）历史认识论和分析科学哲学之间存在的更大的“文化障碍”的结果（Brenner 2015）。根据Brenner的说法，这种在冷战时期巩固的障碍是由制度、政治和社会因素构成的。这些因素与哲学在不同教育体系中的表现方式有关，并且它与多个分界线保持一致，例如欧洲大陆/英美、南方/北方、天主教/新教以及理性主义/经验主义。

[6] Badino et al.（2022）最近发表了一本同样全面的关于历史认识论的潮流、主题和问题的综述，该书以讨论马赫和卡西尔的批判历史方法作为开篇。除了法国认识论（§7-8）外，它还包括关于唯物主义（§3）和葛兰西主义认识论（§4）、关于赫森、格罗斯曼、齐尔塞尔和伯纳尔的外在主义历史和科学社会学（§5）的章节，以及关于弗莱克和库恩（§6）和意大利历史认识论（§9）的章节。最后几章致力于更当代的发展，涵盖从英语H&PS（§11）到1960年代至1970年代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辩论（§12）以及MPIWG所做的工作（§13、15）。这本书的主旨是“政治认识论”的概念设计，旨在强调科学的社会和实践基础及其含义（§16）。关于“政治认识论”，另请参阅Omodeo（2019）。

[7] 关于意大利的历史认识论，另请参阅Revue de synthèse的特刊（Cavazzini 2011）。

因此，本书的目的是通过为英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领域的辩论提供来自法国历史认识论的概念资源，从而扩展我们对科学哲学史的理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第2章和第3章旨在复杂化英美科学哲学中“历史转向”的叙述，并对旨在使科学哲学历史化的不同项目进行比较概述（第3.1节）。第2章讨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科学哲学家试图将他们的学科历史化？将科学哲学历史化的不同方式的基础和含义是什么？在本章中，我首先概述了H&PS最初出现和蓬勃发展的制度背景（第2.1.1节），然后概述了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姻”的长期争论，其中涉及诺伍德·R·汉森（Norwood R. Hanson）、托马斯·库恩、罗纳德·吉尔（Ronald Giere）、埃尔南·麦克马林（Ernan McMullin）、拉里·劳丹（Larry Laudan）和洛伦兹·克鲁格（Lorenz Krüger）等学者（第2.2节）。我强调了这场争论中可察觉的经验主义-自然化方法，并阐述了其关键的实验室隐喻，它将历史作为哲学概括的经验数据来源（第2.2.1节）。我还讨论了一些最近的现在主义史学实例，这是这种经验主义-自然化方法的一个子集，我特别关注了张夏硕（Hasok Chang）的工作。这一潮流有助于与后续章节中讨论的法国辩论进行对话（第2.2.1.1节）。然后，我将这种经验主义-自然化立场和与之竞争的历史主义-诠释学方法进行对比，后者通过将过去的科学理论重新置于其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并确定其作者最初想要表达的概念含义，来理解这些理论（第2.2.2节）。正如我所强调的，历史现在主义的特征也出现在这种历史主义-诠释学方法的某些版本中。最终，我认为，经验主义-自然化和历史主义-诠释学方法都存在缺陷，而这些缺陷非但没有带来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最终融合，反而使得它们变得不匹配。在第3章中，我将解释“历史认识论”概念在越来越多的以英语为主的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作品中的出现——尤其是自1990年代和MPWIG成立以来（第3.1和3.2节）。我强调了这个总括术语中经常提到的项目的多样性，并回溯了它们的一些紧张关系和不一致之处，这可以归因于在概念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关系方面所面临的持久挑战（第3.3节）。

在第4、5、6和7章中，本书的重点转移到法国哲学背景。在第4章中，我讨论了法国历史认识论：尽管它既不是一种哲学传统，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流派，但它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或认识论“风格”，这种风格浮现于20世纪初到至少1960年代末在法国盛行的哲学和史学辩论中。为了区分这种方法论的发展，我将其与20世纪头几十年法国关于哲学与历史关系的讨论中出现的一种平行的经验主义趋势进行对比，这种趋势与上述经验主义-自然化方法一样，也利用实验室隐喻来表达哲学家如何将科学史作为哲学概括的“心理显微镜”（第4.2节）。另一方面，法国历史认识论（尤其是巴舍拉和康吉莱姆）所体现的“规范转向”则采用了法庭的比喻——将科学史呈现为一个法庭，认识论家扮演法官的角色，根据当前的科学发展对过去的科学作出裁决。在第5章中，我重点介绍了巴舍拉的认识论，主要关注他对数学物理的论述，这种论述的特点是双重不连续性，一方面强调科学知识与常识经验之间的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ruptures），另一方面强调新理论与它们所取代的理论之间的认识论断裂。巴舍拉提出的规范科学史也必然反复出现，因为它认为当代科学是一种规范，允许历史学家从更近期发展的角度来反向解读某一学科的过去（第5.1、5.2、5.3和5.4节）。在第6章中，我重构了康吉莱姆对巴舍拉史学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改造（第6.1、6.2、6.3和6.4节）。尽管巴舍拉和康吉莱姆在重要的问题上存在分歧——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把自己方法论应用在了不同的目标科学上——但他们都将认识论家视为法官，并将科学史学视为一项规范性事业。我在本章中的分析以第1章中讨论的关于辉格史（Whig history）和现在主义的英语争论为框架，这使我能够将康吉莱姆的方法作为“批判现在主义”的一种形式放在首位。在第7章中，我阐述了福柯的考古学方法论，并研究了他的陈述、档案、话语实践和知识型概念。特别是，我强调了福柯的史学既旨在解释认识论断裂或不连续时刻，也旨在解释连续性。我概述了为什么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经常被误解为一种纯粹的描述性方法，对科学规范和陈述的真假程度漠不关心。与这种解读相反，我认为福柯的考古学集中讨论并诉诸科学规范，它通过研究在福柯所谓的实证性（即一组在某一历史时刻能够承载真值的陈述）的背景下真和假的陈述是如何可能的，扩大和具体化了巴舍拉和康吉莱姆的历史认识论的范围（第7.1、7.2和7.3节）。然而，如果我们回顾巴舍拉和康吉莱姆对当下的共同关注（第7.4节），他们的规范性历史认识论与福柯对话语形成的考古学分析之间的明显冲突就会得到解决。事实上，正如我所强调的，福柯将写作视为“当下的历史”的想法有效地重现了巴舍拉和康吉莱姆的复现历史这一概念的基本方面（第7.4.1节）。

本书的这一部分通过更当代和英语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巴舍拉、康吉莱姆和福柯的作品。为此，我分析了英语读者仍未获得的资源，如未翻译的作品。从我对法文资料的讨论中得出的历史认识论观点认为，历史认识论是一种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相结合的反经验主义和现在主义方法：反经验主义是因为它拒绝将认识论视为“科学的科学”，而是坚持认识论工作的哲学性质；现在主义是因为它构成了辉格史的一种特殊形式，可以与胜利主义（triumphalism），或者说与颂扬传统的科学“胜者”或“英雄”的科学史形式明确区分开来。如此定义的历史认识论与大多数现有的结合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英语方法都不同，因为后者更支持反现在主义。反现在主义方法论旨在对事件进行描述，只要这些描述被视为是客观的和非视角的（即非现在主义），它们就会被认为是真实的。正如我在第1章中指出的那样，这些方法论在英语国家试图将科学哲学历史化的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它们也倾向于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视为两个独立的学科或构成要素。相反，法国的历史认识论要求科学史学家承认他或她相对于特定科学当前组织的基础规范的定位。这样，该科学过去的偶然性和进步性都得到了突出强调。这种特殊形式的现在主义有规律地使用时代错置，使历史认识论能够作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内在的、完全成熟的混合体发挥作用——从而克服了H&PS的局限性。

在第8章中，我回到最近的英语语境，以展示这种“法语”观点如何在伊恩·哈金（Ian Hacking）的作品中得到部分实施。我研究了哈金的科学推理风格理论及其对科学研究中哲学和历史观点融合的影响。哈金的风格项目始于1982年，历时30多年，提出了科学风格的概念，旨在解释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的历史性、情境性以及它们的客观和进步特征（第8.1节）。我特别关注了哈金的认识论风格概念，这既是考虑到他的理论对当代历史认识论家的影响，也是因为它借鉴了本书前几节分析过的分析和欧陆概念框架的方式。特别是，本章突出了哈金的推理风格概念的福柯式基础，并展示了哈金如何利用福柯发展自己对概率和语言的看法（第8.2节）。澄清科学推理风格的概念有助于阐明从历史认识论的法语阶段向“当代”英语阶段的转变过程中发生的概念转变的一些特征（第8.3节）。我对哈金哲学的分析不仅借鉴了主要的知名文本，还借鉴了哈金最近在多伦多大学建立的档案馆中可查阅的未发表的著作。

在结论中，我认为法语和当代英语的历史认识论最好被理解为科学哲学中的两种不同的“风格”。这些风格是可以识别的，它们的特征就在于其有助于提出的问题领域（field of questions）。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认识论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动态的、持续的讨论，即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整合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我强调历史认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哲学努力，因为它本质上关注的是作为规范系统的科学，以及作为制定支配人类经验的规范活动的理性和合理性。然而，历史认识论认为这些规范的历史出现和展开与它们的有效性有直接关系。因此，哲学项目具有固有的历史构造，不可能通过分工来剥离或构想。事实上，历史维度在作为哲学分析形式的历史认识论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没有历史维度就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工作。因此，历史认识论的哲学性并不在于它对过去的描述受到了哲学考量的“偏见”——因为它的考量来自科学本身——而是在于它通过历史来解决哲学问题。[8] 以这种方式对认识论进行历史化的尝试应该使我们能够表明，科学理性的历史性和动态不会就此削弱或推翻其主张。相反，将科学知识历史化是解释科学客观性的最佳方法之一，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可以解释其进步性或稳定性。正如第8章所示，风格的概念是这一讨论的关键。科学风格的历史性和多元性并不意味着认识论相对主义，而且——与风格和认识论无政府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联系相反——对“科学风格”的研究实际上可以强调科学的客观性、实在性和进步性。通过指出风格类别对哲学史的递归适用性，并阐述历史认识论作为一种独特的认识论推理风格的观念，本书的分析更好地展现了风格概念对H&PS和HOPOS的分析潜力。

[8] Arabatzis将两者的区别描述为“哲学的科学史（history）”（旨在讲述由概念和哲学考量所形成的科学历史故事）和“历史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之间的区别。虽然我同意他对哈金的描述（“他阐明了回应哲学问题的哲学立场，并从历史的角度为之辩护”）是后一种方法的例子，但我认为这也是库恩从根本上开辟的同一条研究路线（Arabatzis & Simos 2021: 147–148）。关于我对库恩的不同看法，请见下文第2.2节。

本书的目的不是为历史认识论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建立一个最终的定义标准，也不是为一种或另一种探究形式颁发真实性专利。相反，本书试图确定历史认识论这一术语的某些用法所面临的概念性、主题性和制度性挑战，以便为这一分散的领域提供一个初步的地图。[9] 如果本书还能根据对历史认识论过去的调查和讨论，为读者指明历史认识论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那将是不容忽视的成就。

[9] 在这个意义上，我试图接受Braunstein的建议，他写道，我们应该“对历史认识论概念的长期历史感兴趣。在我看来，自诩为历史的认识论至少可以做的是研究其自身产生的历史条件。我们不会满足于问历史认识论是什么或它的价值是什么。我们还会想知道它的历史是什么”。（Braunstein 2022: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