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是在上船的第七天左右意识到我好像可以掌控在船上的工作和生活的，在合理运转的情况下，我在完成每天的任务之余，还可以留出两个小时写日记或者读paper，日语虽然还是磕磕绊绊，但是硬着头皮也能够说几句。和家里有过几次通信之后，我也不再那么需要网络了，只是有时候担心会错过重要的邮件，但这个时候就要感谢欧洲效率，虽然超过一周的失联有些离谱，但是两三天一般不会出大问题。
和海上航行不同，船在靠港的时候，乘客是可以自选参与在地旅行团的。有的时候，作为志愿者，我们就要加入到这些团里去充当辅助角色。在印尼伯诺阿的寺庙观光是我参与的第一个旅行团。因为一些语言安排的问题，我并没有加入到中文团，而是跟着日本团出发。我是很喜欢这个团的行程的，尽管太阳像是一把利剑悬在每个人头顶，大家都挣扎着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我此前不理解气候如何影响产业或者当地劳动力的发展，这次连续在两个热带城市的大晴天出门，心里总算有了些概念。我们去印尼的那天正好是斋月刚结束，路上要比平时拥堵。印尼的物价很便宜，钞票面值却很大，和人民币大概是2000：1，我手持10000面额大钞，实际上也不过是5块人民币。猜想这种巨大面值的纸币是某个阶段通货膨胀的遗留产物，应该没有人会享受使用数额巨大但购买力低的货币的快感。疫情期间印尼工作少、工资低，年轻人都在往外跑。年轻人的选择是风向标，他们的地理移动背后有着多种社会因素，职业发展必定是其中之一。我紧接着开始好奇船上的那些志愿者，他们每个人至少熟练掌握两种语言，不少人名字就看得出是混血，那他们曾经在哪里生活过，现在在哪里生活，又是为了什么在这个世界上跑来跑去？我想问，但我还没有机会。
船在伯诺阿只停留一天，我们早上入港 ，晚上就又离开了。巴厘岛这匆匆一瞥给我留下了许多神像的影子，但它们都被包裹在炎热的宗教氛围里，我总是很难纯粹欣赏它们的建筑之美而不考虑这些充满象征意义的建筑如何构造和支撑这个社会的等级、规则和秩序。大量印度教人口，少量穆斯林人口，这就是伯诺阿。我有时候觉得森严的制度，无论是以宗教或者道德之名，其实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在一个制度里，越是有人被钉在底下，越是有细碎严格的要求，身处其中的人就越不可能想要改变什么，因为他们忙着服从。或许最有效的制度不是营造某种向心力，以幻想或者信念为底，因为那样的制度会充满狂热，而这种狂热可能最终会引来自焚；最有效的制度可能是把每个人分化开，拆成散落在这个集体中的微不足道的一分子，然后用规则框住他们，使他们疲于应付各种向上向下三百六十度的秩序，偶尔用奖励和惩罚训练他们。这将使他们永远失去从中逃脱出来的可能，因为他们的视线永远只能在那些具体的执行细则上。这套制度狡猾地将所有针对规则的质疑都导向了人自身。我走在路上看到蒙面的女人的时候想到我的马来西亚朋友，不知道她还好吗。
我在贝诺阿买了两条裤子、三件T恤和两个帆布袋，总共花了不到280,000印尼币，折合大概20美元。买回来的裤子一洗就开始褪色，我紧接着洗的T恤上也显而易见地染上了几块花花绿绿。帆布袋我倒是很喜欢。我想起马尼拉上船的时候听到有上海的客人说觉得这艘船太小气，设备也少，吨位也小。但就是这艘“太小气”的船，如果不是作为工作人员或者志愿者上船的话，平均每个人要花费20万人民币，是20美元的一千五百倍。而我读的那些paper里，20美元的补助常常就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家庭一个月大部分的支出。
你看，这就是我生活的这个割裂的、无情的世界。之前和室友以及她朋友吃过一顿午饭，期间我说我觉得社会学研究者本质上就是some people who are cynical about the problems in the society but can do nothing，对面尴尬笑笑说，I'm not sure this is what I know about sociology。好心的过来人以柔和的方式告诉我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劝诫我不要做无用功，他们说，you cannot change it，比如你要适应，比如yeah that's it。他们说，再耀眼的光燃烧尽之后也只会剩下一把污秽的灰。但我又偏不想听，我还是想要不断说、不断问、不断质疑、不断谋求改变，直至最后变成那把灰飘进大海。夕阳下，指不定也好看得很。
2023.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