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兰克福到上海是十个小时的飞机，我几次想要打开电脑写点什么，以记录从一种生活翻越到另一种生活的心情，但都失败，临下飞机前要了杯咖啡，可还是在浑浑噩噩中落的地。我在地下车库里坐在堆着箱子的手推车上发呆，想要把这种不知所措归结给一趟长途旅行带来的时差综合征。
我的身体比我的脑更抗拒这次转变，回家之后我在欧洲时间的五点多毫无反抗能力地昏迷，又八点多在反复的闹铃里挣扎着醒来。在克罗地亚的晚上我也是在同样的时间点被抽空，趴在酒杯散乱的桌上听身边的人的声音变远变模糊。或许这也是一件好事，至少在生活的断裂之处，顽固的作息是两者之间尚存的连续，靠着这种连续我可以小心确认两边都不是虚而空的梦，那我要做的就只是连接起现实。
我并没有离开太久，但是我好像遗忘了很多东西，连扫码付款都带着犹疑。我不知道我还忘了什么，我需要重新把它们找出来，像是找出那张贴满了卡贴的交通卡，尽管连交通卡本身都已经是过去的残留了。
我的目光也是陌生的。我又一次看见这座城市，看见高架，看见街道，看见头顶的天空。路上行人不多，但是爸妈说“看来大家都阳康了，所以出来了”。我一路数过去，只看到两三个没有戴口罩的人。窗外掠过带着口罩慢步行走的老人的身影，我想问，他们是已经熬过了这个冬天，还是考验尚未开始呢。过去一年半里我只能隔着屏幕知晓的现实突然只隔着这薄薄一层车窗，我发现我并没有做好准备。我把视线收回，重新落到那些紧闭的店门和灰蓝色的天空上。
这已然是变得温和了的版本。我意识到如果没有身处其中，可能就不该说任何话，不要假装理解，不要假装共情，好像也没有立场指责他人的想法太过激烈。现实的荒诞若是离得远了，就会蒙上一层故事的纱，听故事的人站在了安全距离外，好歹得学会适时闭嘴。我于是沉默地注视着。
白天爸妈来接我的时候我正因为他们跟我指错了停车场而变得异常暴躁。我知道这暴躁毫无缘由，不如说那是对我自己的不满，他们只是被动的承受者，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因为他们是我回来最重要的理由。他们要帮我拿箱子和书包，我挡了回去，我自己把箱子取下来，背上书包，然后跑去还手推车。这是一次想要彰显独立性的尝试，但不过是一场赌气行为，我知道无论如何，我都将很快适应吃住都不必自己操心的生活。然后退化，然后懦弱，直至我再也受不了空虚啃噬内里的声音而选择一些别的什么。也或许没有那样一天，那我将平静地接受我的生活。
但这话是不公平的，它隐含的对立是不公平的，它的偏向是不公平的。我清楚地看到爸妈见到我时的欣喜，看到他们为我回来所做的准备，和希望我安稳留下的强烈愿望，我可以害怕辜负这些，可我不能假装看不见。我于是挣扎在他们和我之间，但这也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选择我要面对的命题。即使这命题可能也只是虚晃一枪，因为在两种生活之间的我并没有选择，哪一边都不能真正接纳我，我只能在缝隙里存在。
或许我乐得在缝隙里存在，因为我变得害怕安稳、害怕规矩、害怕完整、害怕生活把答案摆在我面前而我只需要去做，那样人生又导向了结果，又变成了选择最优解的策略游戏，但我已经不相信最终的意义了。或许夹缝里的人只能踏上一艘疯人船，游荡，听已然破碎的现实被反复碾过的声音，然后为碎片上偶然映照出的彩色光点而快乐，螳臂当车般用瞬间和此刻对抗意义的消解。虚无底下只能做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