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tocracy：Democracy Without Elections![]()
Lottocracy：Democracy Without Elections
出版方：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主题介绍：没有政治家的政治，没有选举的民主
在 2024 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通过 Twitter（X） 算法强制向用户推送支持特朗普（Pro Trump）的媒体内容，试图左右选举结果。这一策略非常成功，马斯克因此被一些人称为「造王者」（Kingmaker）。尽管社交媒体算法并未直接控制人们的投票行为，但它通过潜移默化地影响用户信念，间接影响了 Ta 们的选择。正如史蒂芬·卢克斯（Steven Lukes）在《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Power: A Radical View）中所描述的：「A 可以通过让 B 做其本不愿做的事来行使权力，也可以通过影响、塑造甚至决定 B 的欲望来支配 B。」（Power: A Radical View, 3rd Edition, 32）当某个特定信念 x 被植入到个体信念集合 B 中时，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种情况，B 原本就倾向于认同 x，此时 x 进一步强化了 B 的既有认知。• 第二种情况，B 内存在与 x 相对的倾向 y，此时 x 与 y 之间形成竞争关系。• 第三种情况，B 缺乏明显倾向性，x 遂成为 B 未来判断的参考信念。尽管这些情况无法全面涵盖人类信念系统的复杂性，但它们足以揭示权力在塑造偏好时的潜在影响。在第二种情境中，x 使得 B 陷入竞争性的不稳定状态；而第三种情况则类似于大选前未做决定的中间选民。 Ta 们可能对竞选政策缺乏主动了解，但社交媒体算法的推送却能在潜意识中塑造其信念，令其在无意识中倾向于某一候选人。这种权力运作方式，不可谓不高妙。马斯克随后被酬庸为「政府效率部」负责人，这表面上看是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的跨越，实则这一举措打破了未来可能面临的对其旗下公司的监管限制，在现代社会重现了财富的寡头政治，也进一步反映出美国选举体制已经逐渐丧失对权势实体的监督能力。（Lottocracy, 4）这正是《抽选民主：没有选举的民主》（Lottocracy: Democracy Without Elections）一书所关注的核心议题。该书作者亚历克斯·格雷罗（Alex Guerrero）现任罗格斯大学哲学系教授。在书中，格雷罗首先批判了现代选举政治，除了上述寡头政治重现的问题外，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族群分裂和文化冲突等，都表明通过选举选拔代表和政府首脑已无法有效发挥其核心职能。面对这些严峻问题，围绕选举制度进行的局部改进已难以应对挑战，现代民主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核心改革。因此，格雷罗提出以随机抽选制度取代选举制度作为政治制度的核心，并通过与代议民主的对比研究 (Ibid., 4)，展示随机抽选制度在实现民主制度的道德和政治承诺方面更具优势。接下来，笔者将首先阐述格雷罗所指出的代议民主制存在的严重问题，然后简述随机抽选制度如何应对现实挑战，最后做出简短总结。
一、代议民主制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深入理解问题，这需要具备认知能力。在国家层面，尤其是人口超过 5000 万的大国，政治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大幅提升，因此对认知能力的要求也相应提高。格雷罗认为，认知能力涵盖了搜集、生成、审查、评估、权衡、组织和传播证据的能力 (Ibid., 6)。在政治领域，不仅要考虑证据的科学维度，还必须纳入道德维度，因为政治功能应受道德规范的约束 (Ibid., 7)。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例，政府在决策时，既要从科学角度设计社会工业体系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又要从道德层面考虑工业升级过程中如何应对失业问题，这需要专业的科学研究和伦理研究支持。然而，由于政治问题的复杂性，普通人在时间和精力上难以深入研究，这被部分人视为需要代议士代表公民参与政治的原因。但代议士能否真正代表公民参与政治，隐含着一个规范前提，即代议士能对公民关心的问题负责。在政治问题极为复杂的情况下，公民很难了解代议士是否在切实解决问题， Ta 们往往在缺乏全面信息的情况下做出判断，这很可能导致不佳的判断。若代议士依据公民的不佳判断行事，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甚至可能使情况恶化。若代议士忽视公民的判断，选举问责制度就会失效 (Ibid., 8)。代议民主承诺公民在代议士表现不佳时可通过投票将其替换，但公民若缺乏对代议士工作的了解，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投票都可能具有偶然性。此外，正如本文开头的例子所示，鉴于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代议士可能意识到无需让选民真正了解其工作，只需 「让选民以为」其在解决问题即可。为此， Ta 们可能与其 Ta 权力实体勾结，联合操控社群媒体意见领袖，甚至建立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如 Twitter 和 Truth.Social），从而在表面上让选民认为其在解决问题，得以持续当选，实则为其 Ta 权力实体服务，谋求自身利益 (Ibid., 13)。即使代议士不追逐个人利益，在强监管或良好个人品德的约束下试图为选民着想， Ta 们也难以摆脱选举周期带来的短期激励问题。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社会长期协作，远超单个代议士的选举周期 (Ibid., 13)。若代议士专注于长远方案，可能面临下次选举失利的风险；若只关注短期问题，则不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社会需要权衡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但代议士可能会将自己的个人利益代入其中，并以此影响真正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决策。由于代议士所持有的信念在其形成过程中并不能完全符合公共利益的设定，因而在 Ta 们手握权力之时，对规制社会结构的影响是极具偶然性的——即受制于代议士的个人道德和成长环境等难以把控的因素。此外，选举代表可能缺乏全面代表性。格雷罗指出：「在 2015 年，美国国会 535 名成员中，53 人的净资产超过 700 万美元，130 人的净资产超过 200 万美元；80% 为男性，84% 为白人，超过一半是律师或商人。」(Ibid., 13)。一个人的信念，部分取决于其社会地位 (Ibid., 14)，当多数当选代议士来自优势群体，Ta 们可能不了解或无意了解少数群体面临的紧迫问题。虽然少数群体可以有自己的代议士，但在权衡系统性问题时，其意见可能被忽视。选举产生的白人、男性、富有律师或商人组成的精英代表，使政府在结构上失去了获取社会全面信息的认知能力，进而也削弱了民主政治解决问题的行动能力。若大部分公民对政治问题缺乏了解，受短期利益和群体意见左右，且选举产生的代议士缺乏全面代表性，那么代议民主制度的失效就不难理解了。广泛的无知使公民关注切身或本地议题，寻求相似观点的群体意见，并将不同观点的群体视为敌人 (Ibid., 11)，Ta 们联合各方力量以战胜对手。代议士则乐于看到这种局面，因为 Ta 们的目的只是通过主张特定议题获得利益团体支持，为此会通过党派媒体强化选民信念 (Ibid., 10)。群体信念越强化，对外来观点包容度越低，群体冲突可能性越高，政治极化加剧。在当代美国，这种现象尤为明显，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公共讨论空间因此而消失，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共识面临瓦解风险，甚至有人提议将美国分裂成两个国家，这并非毫无道理。尽管代议民主面临诸多严重问题，但这仅表明代议制未能兑现民主理念的核心承诺。实现民主核心理念的制度设计是一项高度技术化的工作，格雷罗提出了政治功能主义的制度理念，即将政治制度视为应对人类共同生活问题的工具。首先，政治制度应解决具有道德意义的问题，如保障和平安全的共同生活、建立有效的合作体系、促进和维护社会平等。其次，政治制度依赖两种普遍的制度能力，即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前者关乎理解世界的真实面貌，后者涉及在理解基础上采取行动。最后，功能主义受道德约束，人们在了解世界后应在道德范围内行动，如平等对待公民、尊重公民的生命、身体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等。值得注意的是，格雷罗并未强调每种政治制度都应遵循普遍的道德排序，政治制度虽旨在解决道德问题，但何种道德考量更重要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些考量，取决于具体的情境 (Ibid., pp.6 - 8)。因此，随机抽选制度针对的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代议民主制度，在此情境下，抽选民主将能更好地满足以下两个标准 (Ibid., 7)：其一，选举代表制民主能尊重的合理政治道德考量，抽选制也应能尊重；其二，抽选制应能良好体现合理的政治道德考量。格雷罗期望随机抽选制度能有效解决无知和选举弊病带来的核心忧虑 (Ibid., 16)，并在实现上述道德考量以及认知和行动能力方面表现优于代议民主制度。下一节将简述随机抽选制度相对于代议民主制的优势特征。二、抽选民主制度
第一部分简要描述了格雷罗提到的代议民主制度的几个问题，分别是复杂的政治决策面前的公民无知、选举利益驱动下的短期行为、代表缺乏全面代表性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体极化和共同体分裂。接下来，笔者将从这几个问题出发，简述抽选民主如何解决这些挑战。复杂的政治问题需要公民提高认知能力和决策质量，但在代议民主制中，公民因缺乏专业知识和全面信息而难以对政治事务做出准确判断，这使得代议士得以操控选民以达成其与其 Ta 权力实体的目的。在抽选民主中，有两种特征可以避免这一问题：一是抽选民主立法机构的性质——单一议题抽选立法结构（SILLs，Single-Issue Lottery-Selected Legislatures），二是通过立法结构在学习阶段、咨询专家、协商和讨论阶段的理性讨论 (Ibid., 160)。SILLs 的建立是针对特定单一议题的，不像代议民主制度中的立法会、国会等处理国家面临的广泛议题。广泛议题会给立法者带来沉重的认知负担，而 SILLs 则随机抽选公民组成立法结构，专注于单一议题，从而减少认知负担 (Ibid., 152)。更重要的是，在 SILLs 成立后，成员要首先进行针对该议题的系统性学习，并听取同样被随机抽选的专家 (Ibid., 205) 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随后，成员将在相对理想的环境中进行协商和讨论，在此共享公民持有的相关证据和经验 (Ibid., 217)。此外，正如前文提到的，代议民主下的代议士往往来自优势群体，缺乏全面代表性。而随机抽选可以广泛从社会各阶层和群体中抽取成员，这些成员的视角可能非常独特。基于随机抽选成员更为全面的生活经验进行的互动和交流，会带来更好的认知收益 (Ibid., 222)。如果回顾代议民主下的国会讨论，我们会发现代议士们往往被迫从党派立场出发发言，讨论前已预设是非对错；而抽选民主的成员不需关注党派利益， Ta 们将以提高认知能力和决策质量为目标进行讨论。正如爱尔兰议会在堕胎问题上的随机抽选会议中的一位公民所言：关键在于公民议会是非党派的，因此它创造了一种由人民主导的议题讨论和理解过程。我认为这也有助于避免政党那种非黑即白的口号式争论，而是进行更细致的讨论。(Ibid.,222)
接下来观察与上一问题相连的另一个问题：在代议民主制下，选举周期带来的连任压力促使代议士关注短期利益，面对气候变化这样的严重且长期的社会问题时往往束手束脚。而抽选民主制度则不然，SILLs 成员没有选举压力， Ta 们不需要筹集选举资源，也不需要大幅度的媒体曝光； Ta 们是你我身边的普通人，偶然被抽选算法选中，成为了立法者。没有这些偶然性质的压力，使得 Ta 们可以深入学习复杂的社会问题，理解短期与长期利益之间的权衡，并能够从更全面的代表性中有效关注到代议制民主中被忽视的少数群体的声音。而在代议制民主中，解决长期问题时，往往会结构性地导致少数群体的利益被牺牲。现在，在没有选举压力的情况下，SILLs 成员可以更加关注政策本身，而这直接关联到抽选民主对公民团结的意义，这可能是最重要的结果之一。代议民主制下的选举竞争往往加剧了群体极化和政治分裂。代议士为了自身和附随者的利益，使用相互竞争的自由概念，将对手描绘为坏人，从而导致共同体分裂 (Lottocracy, 306)。这一现象或许可以通过另一个实验得以验证：在一篇研究意识形态和群体行为的论文中，科学家发现，如果将相同的数据分为以政治问题和非政治问题的形式做抽样调查，人们在非政治问题上展现了良好的计算能力，能够根据问题本身给出答案。但一旦将同样的数据应用于政治问题上，良好的计算能力会陡然下降 (Motivated Numeracy land Enlightened Self-Government)，意识形态会遮蔽问题的真相。这种冲突正是选举竞争人为制造的。相比之下，抽选民主由于脱离了选举环境，成员没有理由与持有不同观念的团体竞争。格雷罗提到，如果社会分裂的部分根源在于人为制造的冲突，即权力精英通过构建对立团队来阻止共同合作，而每个团队被分配了一套符合精英利益的政策立场和候选人，那么抽签制度可能是夺回真正民主控制的一种方式。(Ibid.,306)
通过上述的论述，可以看出抽选民主在认知能力、决策质量、代表性、去除偶然影响和加深公民团结等方面显著优于代议制民主。然而，要证明这一点，仍然需要系统的社会科学研究证据支持 (Ibid., 399)，并且必须通过渐进的方式推动抽选民主的发展 (Ibid., 412)。例如，可以通过现有立法机构设立一次性、临时的抽选结构来决定具体问题 (Ibid., 413)。与此同时，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精英权势者掌握的权力可能会阻碍抽选制度的实现 (Ibid., 411)。这并不是说抽选民主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式思考，而是要意识到政治变革必须包含道德考量，变革需要在尊重这些道德考量的前提下进行。格雷罗指出了两种类型的变革者：开放变革者并不完全坚信自己的变革方案， Ta 们总是怀疑自己的判断，愿意听取 Ta 人的声音并接受 Ta 人关于变革的建议。而与此相对的是封闭变革者， Ta 们坚信自己是对的，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无论是自己的同志还是对手，都采取驳斥的态度。格雷罗指出，封闭变革者首先在认知上是不谦逊的，其次，当 Ta 们认为自己是正确时，往往会失去对 Ta 人的道德关怀 (Ibid., 405)。由于政治制度的核心涉及道德考量，变革本身会对 Ta 人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变革者有责任考虑这些影响 (Ibid., 411)。格雷罗提出了几项可以推动制度变革的建议：首先，必须尊重持不同意见的人——即使 Ta 们不属于自己的团体。不尊重将导致不信任，并引发群体对立。其次，必须培养和维持与其 Ta 团体的良好关系，并保持社会群体之间对话的可能性。第三，避免顺从权威、害怕显得愚蠢或对团体忠诚的现象，这些都会导致群体思维和极端主义。面对持不同意见的人时，应提供发声的平台，避免在激进政治组织中扼杀异议。第四，复杂的政治决策往往存在不同的实现路径，这种情况是可预期的，遇到此种情形时，不能停止决策，而应认识到这是进行小规模实验的良好机会。最后，政治变革需要谨慎和务实，从小规模开始，在切实的科学证据基础上进行试验，并观察其效果，而不是盲目地假设其是正确的，应根据实验决定是否继续推行 (Ibid., pp. 405-410)。三、结语
大众并不愚蠢，Ta 们缺乏的只是必要的组织和资源来有效地参与政治。现代政治的复杂性确实要求特殊的政治智慧和专业能力，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所谓的）普通人应当完全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正如格雷罗所指出的，抽选民主制度的实施并非解决代议制民主问题的灵丹妙药，它并不会自动消除所有问题 (Ibid., 4)，而且它并不适合所有情境 (Ibid., 7)。抽选民主是否能够有效解决特定社会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偶然且具体的情境。即使在合适的环境下，推行抽选制度依然需要务实和谨慎的步骤。格雷罗不同于那些提出激进改革理念的哲学家，他充分意识到政治变革存在道德约束，变革应当在尊重政治道德承诺的前提下发生。因此，尽管抽选民主有其理论上的优势，格雷罗提到，变革应该通过渐进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方式推进，这才是确保其成功与可持续性的路径。并且，这一过程应当以充分的社会科学研究为支持，避免依赖未经验证的理论。最后，本文所做的仅是一个简要的概述和引导，且难免会存在理解上的错误，若要深入理解抽选民主制度的各个方面，仍然需要阅读格雷罗的原作。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报名参加！以下是读书会相关信息。 任知微、ZCY、赵阳、丁文韬、陆晨浩、贾修远、马川越读书会拟于 11 月底开始，线上平台为 Zoom 或腾讯会议。我们将采用「主讲+讨论」的传统模式，每周读一章，先由主讲人讲解文章（半小时以内），随后是提问和讨论环节（不限时），围绕原文论证和相关知识延伸进行交流。我们会向所有参会者提供阅读文本的PDF文件。本次读书会限定在 20 人以内。请有意参与的朋友直接扫下方二维码加编辑微信，或发送邮件至 ZRen25@sheffield.ac.uk（自我介绍+表明想参与本次读书会即可）。
本期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