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推 | 《秩序的理由》
赵汀阳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24-09）
文 | 聂博闻
对赵汀阳来说，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是关注「做」和「事」的哲学。然而，人类生活最麻烦的地方，在于除了「我」之外还有「他人」。我有我想做的事，他人有他人想做的事。如果一致同意，那么事情就做成了；如果他人不同意，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由此可见，「同意」是人类想做的所有事情的存在论基础（前言，VII）。同意问题的困境证明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如何从分歧走向合作」。赵汀阳认为，不管是分歧还是合作，关乎的都是利益问题。如果我们秉持「从伦理学之外看伦理学」的方法，就会发现伦理规范实际上无非是长期博弈下的有利策略。因此，最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的规范，必定是同时具有博弈优势的规范，否则就是可疑的。那么，问题就转化成了：在给定人人自私且充满分歧的条件下，我们如何确立一种必定促进人们合作的规范（3-6）？
关乎利益的问题，需要以博弈的形式解决。对此，现代的理性主义者们早已发展出多条霍布斯式或康德式进路。这些方案的共同特征是预设了个人主义，以个人作为价值的基本单位，以个人理性和排他性利益最大化的优先地位为基本假设。然而，赵汀阳认为，个人不是价值无涉的中立单位，而是现代启蒙理性的新发明。在个人被制造出来之前，人只是具有身体的自然人，属于共同体和社会组织；而基督教的「上帝之前人人平等」观念解构了自然关系的权威性，塑造了现代的平等价值；霍布斯与洛克构造的个人权利，又赋予了现代个人以自由价值。由此，个人成为一切价值的计算单位。基于个人的价值也就成为了普遍价值（88-89）。
当然，个人的地位提升，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关于人的神话赋予了人如同神一样的无限性，使人成为了自我立法、创制规则的主人。人的概念成为了神的缩影，这也使得现代人沉溺于人的神话，不可自拔。但人终究不是神。人的特征是有限性和脆弱性，不具有神的无限能力。因此，人的神话是一种谬误，错估了人类的存在论地位（125，152-153）。这一谬误使得个人主义方案在回应合作问题时，面临诸多困境：
第一，个人主义的个人理性必定导致集体非理性。个人理性的决策追求个人排他性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决策机制总是使得理性主义者的博弈策略出现「囚徒困境」、「公地悲剧」和「搭便车」等问题，最终导向集体合作的崩溃。这也是合作与冲突、治与乱循环不断的根源之一。
第二，个人主义的个人理性只能解决「思」的分歧，而无法解决「心」的分歧。「思」的分歧是理由的分歧，而「心」的分歧是价值观念的分歧。前者可以通过理性对话与协商来解决，但是即便我们理解了对方的理由，也不一定会接受对方的观念，因为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势同水火，难以兼容。（33-35）
第三，个人主义产生的单边普遍主义将导向伦理专制主义。从个人理性出发，思考普遍价值的方法是「推己及人」。但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旧有的价值共识业已消失，而新的价值共识难以形成。因此，我想要的东西不一定是他人想要的东西。这使得「推己及人」变成了主体对他人强加的暴力，也就是伦理上的专制。（184）
第四，个人主义对个人地位的无限拔高，使得无条件的人权概念脱离了现实世界的实然基础。人权固然是一个好概念，但它的无条件性使得它对世界的要求，超出了真实世界的支付能力。（201）同时无条件的人权概念扰乱了伦理学的价值算法，凭空创设出许多不存在的伦理两难，使哲学家们陷入了作茧自缚的困境。（125）
第五，个人主义塑造了帝国主义的霸权体系。个人主义的利益最大化思维，使得帝国主义追求通过霸权体系实现对世界的控制，并推广地方性的「普遍」价值。但是，霸权策略终究是短期的。如果他人不同意帝国的统治，那么始终会产生无法解决的世界冲突问题。（287）
赵汀阳相信，要想解决个人主义引发的诸多现实问题，就必须将目光放在合作问题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人们之所以需要合作，是因为若不进行合作，我们就无法生存。用赵汀阳的话来说，就是「存在是为了存在下去」。基于这一事实，赵汀阳汲取中国哲学传统中孔子、荀子和《周易》的思想，提出了一套关系主义的形而上学观念——「共在存在论」。这套观念的核心命题是「共在先于存在」。赵汀阳认为，将物理解为个体的形而上学适用于探究自然世界，但伦理学与政治哲学关注的是人的生活世界，因此必须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将人理解为关系性的存在。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共在关系，个体就不存在。由于人必须与其他人共存，因此事物的多样性是每个事物能够生存的必要条件。
共在存在论为以关系为分析单位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奠定了基础。赵汀阳设计了一套「模仿测试」的博弈证明。简言之，在博弈游戏中，任何人都会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并模仿他人更成功的获利策略。鉴于策略创新的速度远远逊于模仿的速度，因此互相模仿的结果是「集体黔驴技穷」（316）。为了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人们在博弈过程中必须确立一种集体获利的策略。这要求人们在博弈的过程中要优先考虑「互相伤害最小化」，而非「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思考模式被赵汀阳称之为「关系理性」。
显然，关系理性与个人理性相对，并且其优势在于关系理性的目光更加长远。当人们使用关系理性去思考博弈问题时，他们就更倾向于换位思考，并设想「如果对方使用我原本打算使用的策略，我是否能够接受」（181）。这就消除了个人理性带来的集体非理性问题。此外，使用关系理性的人们将彼此视为利益的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会选择追求让大家获得共同好处的策略，否则即使损人也不会利己。换言之，这是一种抵消了背叛诱惑的博弈策略，同时也是消除了「敌人」的博弈策略（41）。它能够经得起任何人的模仿，而不会形成作法自毙的报复效应。因此，合作的诱惑总是大于不合作的诱惑。这是赵汀阳为合作问题交上的答卷。
从关系主义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比单边普遍主义更具包容性的普遍主义，赵汀阳称之为「兼容普遍主义」。兼容普遍主义主张，只有以对称关系定义的价值，才能称之为普遍价值；而不能以对称关系定义的价值，则是特定群体偏好的特殊价值（305）。据此，赵汀阳重构了普遍价值的内涵，并证明了公平、自由、和谐与仁义是真正的普遍价值（104-112）这些价值能够通过普遍模仿测试的检验，获得任何文化与文明的认可。与之相配套的政治哲学观念即是「天下体系」，而与天下体系相配套的制度观念即是「智慧民主」（323）。由此，赵汀阳实现了从现实的「分歧-合作问题」到理想的制度建构的跨越。如他所言，「现实主义如果不同时是理想主义是不可取的，理想主义如果不同时是现实主义是不可行的」（351）。
受篇幅所限，上述内容只能粗略概括赵汀阳整体思想的一个剖面，难以尽述其思。至于关系主义方案能否真正解决「他人不同意」的难题，也交由读者自行判断。事实上，我们很难说有哪种哲学方案「真正」解决了什么问题，但这不意味着体系建构就失去了意义。赵汀阳曾说：「如果一定要有个衡量意义的标准，那么，意义在于致敬。就是说，思想要对得起问题，就像家具要对得起木材，衣服要对得起棉花，酒要对得起粮食，诗要对得起语言，这就是致敬了。思想参与前人遗留的问题，使一个问题敞开更多的可能性，就是致敬。总之，致敬是让一种存在以新的方式继续存在。这正是《易经》所谓『生生』之为大德或者『富有』（让存在丰富地存在着）之为大业的意思。」[注释①：周濂，赵汀阳：赵汀阳谈观念与历史，文载2015年1月25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在这种意义上，赵汀阳对中国哲学传统的重新阐释，以及对现代性问题的创新性回应，无疑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好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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