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定义一下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一般是指公众人物因为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而遭到联合抵制、抗议。譬如最近脱口秀演员杨笠、孟川在代言京东双十一活动中，纷纷因为先前的言论而遭到部分网友的抵制，最后京东官方也发表了取消合作的公告。
本文没有任何确凿的观点立场，主要是表达对这个话题的思考以及困惑。近来愈加感到，看得越多越无法再斩钉截铁地信仰某个价值了。欢迎大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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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极限》中，上野千鹤子在回答铃木凉美有关当今社会中cancel calture是否过于泛滥、以至于已经造成某种噤声效应从而影响了言论自由时，是这样说的：
“我反对的是法律限制、政治干预等来自公权力的压制。迄今为止的‘抨击—删除’都是市民活动的成果，而不是行使公权的结果。”
可以看出，上野千鹤子不仅捍卫公众人物的表达自由，也同样捍卫大众舆论对该等言论表达“不满”的自由——即便是以抵制的方式。
作为法学生，上野的观点是很好理解的。因为我们在法学院上课时已经被训练了相关的思维模式：任何问题先进行公私二元分类。
面对公权力，还是面对平等民事主体，适用的是一整套不同的分析框架。
大家常讨论的言论自由，其实一般都是针对公权力来说的。举个例子，有读者在评论区骂我，我将其留言删除/不予展示，并不算是侵犯对方的“言论自由”，因为我只是个普通的个人，我的评论区也不具有政治公众性（但是比如川普的twitter留言板算不算"public forum"，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了，相信学界也有很多讨论）。换句话说：你只能向公权力伸张“言论自由”，也只有公权力具备侵犯你“言论自由”的资格，而取消文化一般发生在公众人物、公众和品牌方/平台这三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谈不上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我曾经对上述观点也是十分坚定的。
但是“取消文化”的过度盛行以及线上舆论的强大影响力实在使我产生了和铃木凉美同样的困惑，上野的回答也并不能解决。
原因是——取消文化可怖的力量实际在于“取消”，而非表达。以杨笠的例子来看，我并未看到太多针对她的言论进行有效对话的发言，愤怒的部分公众发声（很多通过谩骂）的唯一诉求就是——让杨笠栽个跟头，要让她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代价。这是惩罚性的，不是对话式的，且最终惩罚落了地。
结果就是，纯粹出于市民活动的抵制最终产生了和来自公权力的压制同样的效果——制造出了一个大家都越来越不敢说话的大环境，因为担心受到惩罚。
而如果公众人物是因为政治性言论（比如孟川）遭到舆论大众（而非官方）的抵制，则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了。
不禁让人怀疑公私二元分类是否存在那样清晰的界限。
同时，个人的价值取向偏见又会使这个本就一团迷雾的问题更加雪上加霜。譬如某个爹味男发表厌女评论而遭到抵制恐怕不会激起我这么多思考，但是杨笠被喷丢代言确实让我感到有些可惜，从而开始反思取消文化是不是过度了。（因为杨笠的言论在我看来已经非常温和了，如果连这么温和的吐槽都会遭到抵制，简直没有说话的空间了。这个问题可以之后再写一篇来讨论。）
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双标和偏见，却依然无能为力，我无法跳脱出自身所属的共同体的利益。所以，虽然我永远不会像那些破防的抗议者一样说出那样恶毒肮脏的话，但某种程度上我们好像也并无分别。
当然，这其实并非什么当代问题，而是自古有之。只是互联网使得抵制的声音更容易集结出一股力量，造成实际的影响。
最终我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任何答案，只有满满的困惑。取消文化是否已经矫枉过正？公众舆论有权审批并惩罚某个个人吗？如何才能构建出一个安全的说话环境？
太复杂了。
万幸，又很不幸，实际操作中好像只有品牌方需要纠结一下，而品牌方好像完全可以只从利润角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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