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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介绍
City: Analysis of Urban Change, Theory, Action 是一本在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知名学术期刊，它坚持批判性和跨学科的办刊方针，充分关注人文和社会科学各领域有关城市议题的讨论进展，尤其聚焦地理学、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研究等研究方向，通过发表前沿性和有反思性的学术观点来促进对当代城市境况的分析和评论。
为了更好地帮助中文读者了解期刊最新动向，「城识」公众号与 City 编辑部合作，联合开辟“City 论文”专栏，从最新出版的文章中挑选出与我们的城市境况有对话空间的作品，邀请作者或青年学人进行总结译介，以减少语言和术语的隔阂，呈现论文的思想内核，并激发城市议题的学术争鸣。
Canedo, J., & Andrade, L. D. S. (2024). Towards an insurgent urbanism: collaborative counter-hegemonic practices of inhabit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cities. City, 28(1-2), 121-142.作者 / Juliana Canedo & Luciana da Silva Andrade导读按｜在拉美城市风起云涌的占屋运动中，如何能够充分吸纳来自城建专家的专业性知识，同时不失去边缘社区的主体性、草根性和反叛性？本文以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项贫民自组织的占屋运动为例，探讨了居民、实践家与学者何以通过社会学习，在社会运动中促成不同知识的积累，最终实践去殖民化的空间生产策略。在新自由主义的城市生产模式下，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包括住房、基础设施、公共空间等等，都在日益金融化。“具有结构性暴力的城市发展计划”目的在于对占据社会大多数的贫困人口进行约束和控制 ( Burte and Kamath 2023, 454 ) ，城市的公共供给更多服务于金融资本累积和相关的精英人士，这加剧了世界各地的城市隔离、社会排斥和不平等问题，且尤其影响到全球南方国家的广大贫困人口。
要对抗新自由主义的规划霸权，我们亟需新的城市知识生产。新自由主义规划常常依赖于一套排它性的、等级制的知识体系，会捍卫某种作为唯一权威的城市专业知识，而相对忽视大众的、地方性知识。这些所谓的权威常常是以西方为中心、鼓吹殖民主义的城市化知识。与之相反，城市贫民运动正在发展出一种反叛性规划 ( insurgent planning ) ，其倡导多元化的、反霸权的认识论，目标是创造替代性的、转型的城市空间关系。本文介绍了一项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知识生产实验，作为反叛性规划的典型案例。这个项目位于索拉诺 ( Solano Trindade ) ，是里约大都会区的一个边缘社区，占地面积约 50,000 平方米。该地区大多数人口生活条件恶劣，平均收入仅为最低工资的2.7倍。2014年“全国住房斗争运动” ( National Movement of Housing Struggle ) 下组织的团体占领了该地区一块荒废十年之久的公地，自发为该社区居民提供住房和其他社会需求保障。诸多活动家、学者和地方居民也都参与进来，共同发展出包括技术咨询、沉浸式研讨会、课程和外联活动等不同的合作形式。这一占屋运动背后是巴西更广泛的社会运动浪潮。这些运动占领空置的、废弃的土地，瞄准当地政府和部分社会对城市权、住房权以及财产的社会功能的忽视，旨在提高社会大众对这种“故意的忽视”的认识，并激发对城市改革的意识。自开始以来，索拉诺占屋运动就被定义为一项发展替代性社区生活方式的尝试，并不仅仅聚焦于住房问题，而是以住房权这一基础需求为起点，进一步探索包括食品安全、教育、收入、就业等议题。里约热内卢和索拉诺的地图（来源：谷歌地图和维基百科，并经原文作者调整）2016年，居民、社会活动家和学者正在索拉诺讨论技术咨询方案（来源：Luciana Andrade）这些活动中，“自组织职业中的转型知识协作生产 (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 of transformation knowledge in self-organised occupations, COLLOC ) ”工作坊尤为关键。该工作坊由德国学习交流中心和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合作举办，在2018年至2022年间每年举行一次，每次为期10天。工作坊中的沉浸式活动意在采用协作式方法 ( collaborative methods ) 为地方居民迫切的生活需求提供“微介入” ( micro intervention ) 的措施，具体包括三种策略：知识实验、“做中学”，以及学习空间的营造。
通过这一系列的尝试，COLLOC 工作坊也希望创造一种“建设路径 ( building approaches ) ” ( Giseke et al. 2021; Hallding 2014 ) ，跨越不同规模、时间跨度，促进与居民、社会运动以及其他参与者的对话。2022年的工作坊上，学生、校友和居民正在讨论针对社区的微介入措施和行动计划（来源：原文作者）
反霸权的知识生产首先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知识整合。在此，作者提出一种基于“社会学习” ( social learning ) 的知识实验。科学分析，特别是以“社会学习”的形式，在社会动员所寻求的变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者所持有的系统化的科学话语，需要通过与社会运动合作、与边缘社区实现积极的集体性对话，在地化为行动经验和科学反思。实现有效的知识整合绝非易事。在居民、专家与社会运动组织的密切交流中，在建筑技术和材料的使用、共同生活的方式等问题上，常常会产生不同的观点而引发争辩。尽管如此，索拉诺社区项目的连续性是项目得以成功的关键。虽然每年活动时间有限，但该项目每年都会与当地人展开数月的密切合作，最大限度地支持了居民、社会运动组织和专家学者之间可持续的知识交流。这种密切的交流促成了不同知识协同，并转化为日常生活空间的点滴改良，比如2022年雨水花园实验样板 ( prototype ) 的建造。最初，居民们迫切需要清理其中一栋占领楼房屋顶上的积水，这一需求随后便催生出了“雨水花园”的建设想法。建造的参与者在短短3天的集体行动中，充分利用有限的建造材料和社区资源，建造了雨水花园的样板项目。这个过程融合了地方居民的建造知识、一位校友的专业技术知识以及当地研究人员的种植知识。同时，样板的建造也成为进一步讨论“如何开发出多种用途的水利解决措施”的起点。2022年工作坊，由于屋顶积水，学生们正在建造雨水花园样板（来源：COLLOC 资料库）
“做中学” ( Learning by doing )反叛性的规划知识源于具体的经验，并在实践中被检验。这一辩证过程“始于行动，终于行动” ( Friedmann 1987 ) ，要求所有参与者在策略和进一步行动中进行批判性反思和转变。“做中学”的理念 ( Dewey 1986；Ferro 1982 ) 是根本性的，它假设实验性的实践会产生不同类型的知识，为克服霸权话语的奠定了基础。
“做中学”要求参与各方不能仅仅“纸上谈兵”，还要身体力行地参与建造工作。索拉诺的社区实践打破了设计师和建造者、决策者和使用者之间的隔阂，不同类型知识交流得以出现，同时也为居民的现实问题寻找到具体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学生和研究人员可以将所学所思直接应用在实际的社区介入中，从而生产可以重新应用于当地环境的转型知识。另一方面，学者也与居民一起动手建造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为相互信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8年，项目的参与者共同建造了一个游乐场，回应居民对于“满足儿童需求”的呼吁。在项目伊始，参与者们就将索拉诺占房区域和社区公立小学的规划联系起来，游乐场的选址也服务于这一规划设想，成为了社区内部的一道连结。不仅如此，参与者们随后又纳入集体厨房、索拉诺菜园等功能，试图同时解决当地食品生产网络的问题。换言之，游乐场的建造不仅吸引了学校的孩子们，为他们提供了玩乐空间，也进一步改变了当地人们对占房的负面看法。被占据的土地不再是非法的、不受欢迎的空间，而成为了多项社区服务的结合点，改善了当地匮乏的公共供给和公共生活。2018年建立的游乐场（来源：COLLOC 资料库）
不论是“知识实验”还是“做中学”，都仰赖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学习的空间，其中社会运动组织、学者、地方居民都会参与进来，学习和传授替代性的空间实践知识、实现社会转型的目标。弗里德曼（1987, 200）关于“学习型社会”的论述指出，“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了解情况，可以就他们想要的那种地方生活进行理性讨论”。根据这一理念，营造学习空间对于实现有效的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尤为重要。
学习空间的营造是所有参与者共同推动的结果。社会运动、参与长期行动的学者以及对现实有深入了解的居民，是产生替代性和解放性教育形式、实现社会转型的关键推动者。这些参与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单独推动变革，但正是在这些多种形式的知识和观点的相互作用中，当地环境才会发生转变，并创造出可以在不同环境中复制的转型知识。沉浸式活动（例如上文提及的 COLLOC 研讨会）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催化剂，为专家知识、地方知识和大众知识之间搭建桥梁。通过将教育空间、住房和替代性建筑方法结合起来，索拉诺项目促进了技术和学术知识、本土知识和大众知识、政治和意识形态项目之间不断交流，通过这一横向过程营造了不同类型知识之间良好的学习空间，甚至进一步通过国际组织，将索拉诺的经验传播到世界各地。里约热内卢的索拉诺社区实践呈现了反叛性城市主义 ( insurgent urbanism ) 的三个重要维度：知识实验、“做中学”和学习环境营造。反叛的知识生产，离不开专家、学者和居民之间的长期信任关系，其有效化解了既往的知识等级，将大众和地方知识置于话语中心，但也不会忽视专家的技术性知识。但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的信任关系需要一定水平的社会动员作为前提。如果外部资源缺乏、体制结构僵化、参与者流动性较差，那么实际社区行动的有效性和转型潜能也会大打折扣。因此，过往的成功经验也不是万灵丹，需要被置于更广泛的脉络下检视和调整，以实现更多元、平等的城市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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