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y: Analysis of Urban Change, Theory, Action 是一本在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知名学术期刊，它坚持批判性和跨学科的办刊方针，充分关注人文和社会科学各领域有关城市议题的讨论进展，尤其聚焦地理学、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研究等研究方向，通过发表前沿性和有反思性的学术观点来促进对当代城市境况的分析和评论。为了更好地帮助中文读者了解期刊最新动向，「城识」公众号与 City 编辑部合作，联合开辟“City 论文”专栏，从最新出版的文章中挑选出与我们的城市境况有对话空间的作品，邀请作者或青年学人进行总结译介，以减少语言和术语的隔阂，呈现论文的思想内核，并激发城市议题的学术争鸣。
Shubhra Gururani (2024) Property-work, work of property: figuring land and caste in an urbanizing frontier. City, 28:1-2, 64-83, DOI: 10.1080/13604813.2024.2322785导读按｜承接上篇对“起草城市”概念的初步引介，本篇推送将为读者提供一个具体的民族志案例，展现南亚城市化背景下由本地官僚、代理中介和普通居民等共同参与的土地资本化过程。
经济开放后，印度城市化被私人地产开发快速驱动，涉及土地收购和用途变更的“财产工作”成为理解印度城市化的锚点。本文聚焦开发商、土地经纪人和宗教领袖等角色围绕“财产”的日常实践和话语，观察他们对种姓、阶级、社区等后殖民社会网络的灵活动员，揭示了财产工作如何在城市化的前沿不断生产出新的空间和社会关系。
就像《繁花》里九十年代初的上海，规则重写、暗流涌动、万马奔腾，人们眼里、手中、脚下皆是机遇和辉煌。同样的历史时刻，在快速城市化的印度，也处处充斥着关于财产和投机的讨论。城市的灯柱、门墙、车尾贴满了知名财产经纪人的海报，兜售土地、公寓和农舍等各种财产。夸张点说，“人人都在从事财产工作”(everyone does property ka kaam)。在这个城市化突进的时刻，在这个几十年内土地价格翻了四五十倍的地方，“财产” (property) 和“土地” (zameen) 已成为人们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土地自由市场的蓬勃推动了城市住房、基础设施和特区建设的井喷，也改写了更广阔的地景。位于新德里西南边界的古尔冈（Gurugram），从一个沉寂的农牧区摇身变为一个遍布高层建筑、购物中心和产业园区的繁华都市，成为印度著名的“千禧之城” (Millennial City)。城市规划一般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为时间跨度，但古尔冈短短七年内便通过了三份总体规划。当局不断释放开发许可，成百上千的建筑商随之纷纷涌入这场土地热潮。除了像德里土地与金融公司 (DLF) 和安萨尔这样大型的开发商，地方领导、老板乃至一些仅拥有小面积土地的村民，也都以不同的角色参与了古尔冈土地资本化的进程。
古尔冈的地理位置和都市景观 | Map by the author.在不断变化的城市化前沿，千万英亩的土地在不同的财产登记中易手。既有对古尔冈的民族志考察追踪了该地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占领、贫困、迁徙、团结以及绅士化和暴力诸问题，但关于土地究竟如何变为可投资品的过程 (Tania Li 2017) 却仍待详尽解释。要回答这一问题，“财产”可以作为一个值得追踪的民族志对象。作者将“财产”视为一系列充满活力的生活实践，依赖于既实际又象征的、制度化的持续行动 (doing)。财产由此催生出一种特定的工作 (property-work)。通过“财产工作”，土地的意义和价值都被重新定义，农业生产者与土地以及彼此间关系被重组，对地方和自我的新想象被激发。在这一界定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追问：人们的生计、社会性以及权力的社会关系如何在特定的政经背景下重组，进而塑造土地的未来价值？追溯印度久远的农耕历史，土地深植于社会、政治和情感关系之中，构成了自我认同、权力和种姓区别的中心。对财产工作的民族志研究可以帮助追踪在特定的社会语境和网络关系下，一片土地为何被出售 (或保留)、由谁卖出以及如何出售的细致过程。
鉴于南亚社会历史中土地的社会嵌入性，财产如何运作 (work of property) 并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概念深具意识形态和道德主义色彩，拥有财产的主体被认为是民主政体中的责任主体。对这一逻辑的反思则认为，应批判性地考察特定语境下私人财产的话语和实践如何被动员，道德和权力关系如何确立，进而如何重新安排当地的土地、法规和社区的社会物质关系。植根于南亚的 (后) 殖民地理，“财产工作”与实现国家和资本设定的社会经济目标所进行的理念和政治工作密不可分。学者 Debjani Bhattacharyya (2018) 在探究加尔各答的形成过程时，认为国家对三角洲边界及其财产关系的操纵，能够使其更容易地组织当地的人口、空间和经济活动。在古尔冈曾经归属的旁遮普殖民区 (colonial Punjab)，财产的政治意义则更加凸显。该区域聚集了农耕、渔业和游牧等多种类型的社区，各自实行不同的财产制度。自十九世纪下半期，殖民政权一面通过扩展运河灌溉改造农业地形，一面生成和固定新的社会空间类别，并引入了标准化的财产划分制度。其中最关键的举措是，通过建立“联合地主村庄社区”，“村庄”内公地的所有权被沿种姓等级划分给了特定的团体 (malikan-deh)。曾经在公地上从事非农业生计的牧民、佃农和低种姓村民，则彻底沦为无地者。理解古尔冈的城市化进程，必须将其置于这种后殖民财产工作的历史语境下。在成为“千禧之城”前，古尔冈是一个半干旱农业区，平原和山区依据不同的生态地形有不同的财产安排。农业种姓如贾特 (Jats) 和亚达夫 (Yadav) 集中在相对肥沃的平原村庄，古吉尔 (Gujars) 和梅奥斯 (Meos) 等种姓族群则在干旱的山区从事农牧。按照旧有的互惠协议，后者季节性地与社区中的小农和无地成员共享牧场。然而，随着殖民国家自由财产制度和土地租赁制度的确立，游牧种姓也与主要的农业种姓结盟、占用公地，当地的种姓和阶级差异由此进一步深化。这些历史淀积的社会等级和动态，持续塑造折古尔冈复杂模糊的财产地形。Image from commonreader.wustl.edu
土地深刻的社会嵌入性，使财产工作转变为一种“连接工作” (link-work, Cook 2015)。资本主义逻辑下长期财产社会结构的脱嵌，是一个需要大量人力支持和劳动 (labour) 的过程，而中间人/经纪人 (brokers) 便是其中至关重要的角色。借鉴这一思路，作者将视野聚焦在那些将组成财产的不同元素汇聚起来的角色们 (figures)。作为人类学追踪本地社会和政治网络的方法论切入，对“角色”的田野快照将展现在城市前沿重塑土地物质与象征关系的一系列日常谈判与合作。角色一：土地开发商
经济开放伊始，大部分私人开发商都难以进入古尔冈房地产市场，而德里土地与金融公司 (DLF) 却找到了门路。该公司创始人的父亲是旁遮普政治家 Chhotu Ram 的旧友，后者曾有效巩固了贾特 (Jats) 种姓作为公地所有者的身份。可见，DLF 在古尔冈土地交易市场的破冰离不开基于种姓网络的社区信任。古尔冈项目的负责人 K.P. Singh 不仅被贾特村民们视为“我们社区的人，了解我们的习俗、我们的思维”，还因“保护了贾特农民的所有权安全”而备受赞誉。
其他私人开发商 (如 Ansals 和 Unitech) 也纷纷各施技术，参与“起草”这座千禧之城。他们操纵规划、重释规则、施压政客、左右当地的官僚体系。为进一步扩大建立现代都市的理念并吸引潜在的购房者，他们还动用了情感和视觉上的表达，激活了“黄金地段”、“独家生活”、“24×7安全”等新的财产词汇。这些缤纷的广告展现了拥有私有房产的幸福家庭形象，以此来获得渴望参与“印度闪耀计划” (India Shining) 的中产阶级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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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DLF 在古尔冈的房产项目“赛博之城” | www.dlf.in.右：“印度闪耀”的广告标语，写着“支出有去向，母亲在微笑，不会再有任何时刻比此刻更闪耀。由开发商引入的新的财产逻辑和话语，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农村的土地制度、村庄的社会结构，也改变了村民的角色。实际上，除了 DLF 拥有与贾特社区的信任联系，大多数建筑师、规划师和房产金融师并不了解当地的种姓阶级。因此，许多年轻的村民成为了土地经纪人，小心地活动在种姓动态的边缘，处理着财产工作中最为繁琐的文化细节。角色二：“以神之名”
开发商装点了村庄的门面，而广阔的腹地——那些遍布赤色岩石、牧场、森林和干涸湖床的荒野——则逐渐被寺庙、道场和牛舍所占据。
2014年印度人民党执政后，印度教成为官方崇尚的主流意识形态，寺庙、雕像和宗教偶像四处崛起。古尔冈周边的新寺庙大多兴建在灰色地带，即被认定为“荒地”的土地，包括不可耕种的荒地、森林 (jangal) 和由国家控制的区域 (rakhs)。历史上，殖民政权将不同类别的荒地统一纳入旁遮普的税务部门，并宣称“旨在为公共利益持有”。然而自九十年代初，所谓公共目的与私人或资本主义利益之间的区分逐渐缩小，使森林和荒地成为城市扩张的理想场所。
阿拉瓦利山脉的寺庙 | Photo by author.在这里，寺庙和被称为“古鲁” (gurus) 或“巴巴” (babas) 的大师 (godmen) 成为改造土地的主要角色。他们利用与地方政治精英、官僚和开发商的密切联系，扭曲“公共利益”的法律含义，甚至推动改写城市的总体规划。他们利用财产的模糊性占据了大面积的荒地，兴建瑜伽静修所、疗养中心、学校甚至冒险乐园。这些新的建成空间注入了一种新的“社会—生态”组合，辅之以“自然静修、灵性与健康”等话语宣传，以培育新兴农村精英和城市中产阶级的非农业想象。随着新地景的形成，村民与土地间长期的物质和符号性联结逐渐瓦解。
宗教领袖Baba Ramdev成立的的草药公司Patanjali修建的静修所 | patanjaliwellness.com
当私人开发商着力于整合地块、重制财产和规划规则，宗教领袖们将目光投向村庄后方的荒野，还有另一群角色在这片土地上进行日常的财产工作——他们是土地用途变更 (the change of land use, CLU) 专家。在前文描绘私人开发商如何收购农民的土地时，我们已经知晓：信任、支持和关系网络是财产工作的核心，这也正是这些本地专家，或称为中间人 (bichaulias)，发挥作用的机制。本地专家在不同的层级工作：有人在村庄里与村民建立网络，有人与村长或土地登记官员合作，还有人能获得地方议会议员和政治候选人的支持。在古尔冈的规划机构和大型开发商的办公室周围，你总能看见四五人一组的年轻人在“消磨时间”。他们通常有一辆摩托车，将规划官员从办公室带到“现场”，或只是负责复印一些文件。作者的受访对象之一普拉温 (Praveen Yadav) 便是其中一员。从商学院毕业后，他便开始学习房地产经纪的相关技巧，包括学习英语、熟悉官僚和法律术语以及开发商引入的新词汇。他一面努力将自己与普通村民区分开，“我的祖父和叔叔不理解这个世界，他们的想法不同，我不能像个村民那样”，一面又依赖着自己嵌入的社区网络而工作。
CLU 顾问和专家是起草古尔冈城市化进程的核心角色。CLU 是由城镇与乡村规划办公室 (TCPO) 授予的将土地注册用途从农业变更为非农业用途的一项正式许可，而 CLU 专家则辅助从地方土地税务局等相关部门取得证书。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涉及到许多份政府办公室、土地记录办公室的文件和密密麻麻的填表工作，需要了解各种土地用途的规则规定。仅仅具备专业知识是不够的，CLU 专家还需要个人关系来穿梭在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中，以推进文书的批准。
一则CLU咨询广告，写着：我们的法律和联络专家将帮助您将土地用途从农业无缝转为商业或住宅，我们助您实现业务目标，同时确保最大化利润、最低成本和时间。Image from indiamart.com.
作为古尔冈最早的一批 CLU 专家之一，受访者辛格 (Ranbir Singh) 坦言，“在这个行业，必须有信任。我们与我们有关系的人、有兄弟情谊的人合作。只要你有知识和信任，一切都会很快发生。” 这种与自己人 (our people) 合作的观念，将兄弟情谊和团结推广至种姓社区之外。在古尔冈，日常的财产工作超越了正式规则的领域。它不仅仅是关于文书的工作，更深深嵌入了信任、关系、社区和种姓的文化概念中。在利用自身社会网络的同时，他们也对自己的农民身份保持敏感。他们一边学习技能、精进业务，一边小心地驾驭着土地和村庄正在发生的变化，将城市生活的晦涩不明、捉摸不定以及潜在的机遇不断转化为自我塑造的资源 (Hansen & Verkaik 2009)。他们积极展示着有产阶级的生活习惯，并动用文化资本来从事工作；也定期回村，与农民长辈们一起抽水烟袋。在塑造城市化动态的同时，他们自己也被财产工作中的各层“社会-空间”关系、不断更新的城市化愿景以及全球化注入的现代性所改写。
九十年代后的印度，自由经济撬动了土地交易的蓬勃。随着房地产项目的建设和蔓延，村庄和农田变成见证城市化的前沿。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分析了印度“千禧之城”古尔冈的空间转型过程，尤其关注其中农牧用地向私有城市房产转变的因素和机制。作者将“财产”视为一种物质性、社会性和政治性的集合，分析了“财产工作”中多种角色的日常话语和实践，以此强调了南亚城市化进程中自组织、偶然性和不稳定的特征。
古尔冈在建的私人地产. Photo by Gurinder Osan/AP
在后殖民地理的语境下，古尔冈的财产工作首先面临由殖民统治、种姓赞助、生态自然和产权政治组成的复杂历史地形。面对模糊的财产概念，私人开发商、右翼宗教领袖和主要由年轻村民构成的土地顾问操纵规划和法规，动员社会网络，塑造跨越城乡的财产政治动态。其中，大型开发商通过与地方种姓的信任关系打开市场，再雇佣庞大的中间人、规划师队伍和草根官僚以推进征地和开发；而小型开发商则更多依靠他们与政府、村民和宗教领袖中的联络来落实业务。在村庄后方的荒地，印度教保守主义势力又在法律和土地的灰色地带运作，变荒野为“极乐绿洲”。这一系列围绕财产的生动实践，将农田山川变为现代都市，将耕地农民变为投机专家，最终改变了土地的价值和象征意义。更重要的是，伴随着现代性话语的植入，新的城乡主体也在不断被塑造。开发商利用与种姓社区的联结，召唤出信任、社区、兄弟情谊等语言，本地中间人又将这种标榜“自己人”的归属和认同延伸到挖掘机可能触碰到的任何地方。当地的社会空间关系被改写，日常的种姓和阶级结构也随之搅动，城与乡的情感轮廓在一张张盖章的开发文件上不断被谈判、重塑。房地产的开发不仅改变了乡村的景观，更重新描绘了资本主义投机浪潮下个体对自身和未来的愿景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形形色色的起草者们 (city drafters) 究竟代表着城市化中富有创造力的设计师、实践者形象，还是更像是土地商品化流水线上的劳工呢？
延伸阅读（向下滑动阅读）：
- Bhattacharya, Neeladri. 2018. The Great Agrarian Conquest: The Colonial Reshaping of a Rural World. Ranikhet, India: Permanent Black.
- Cook, I. M. 2015. “Link Work: Land and Housing Brokers in Mangaluru, Ind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Development 10 (3): 292–317. https://doi. org/10.1177/0973174115602169
- Hansen, Thomas Blom, and O. Verkaaik. 2009. “Introduction—Urban Charisma: On Everyday Mythologies in the City.”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29 (1): 5–26. https://doi. org/10.1177/0308275X08101029
- Deng, Y., K. J. O’Brien, and L. Zhang. 2020. “How Grassroots Cadres Broker Land Taking in Urbanizing Chin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7 (6): 1233–1250. https://doi.org/10.1080/03066150.2020.1822338
City 特辑｜起草城市：理解南亚地产城市化与官僚政治的新概念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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