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y: Analysis of Urban Change, Theory, Action 是一本在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知名学术期刊，它坚持批判性和跨学科的办刊方针，充分关注人文和社会科学各领域有关城市议题的讨论进展，尤其聚焦地理学、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研究等研究方向，通过发表前沿性和有反思性的学术观点来促进对当代城市境况的分析和评论。为了更好地帮助中文读者了解期刊最新动向，「城识」公众号与 City 编辑部合作，联合开辟“City 论文”专栏，从最新出版的文章中挑选出与我们的城市境况有对话空间的作品，邀请作者或青年学人进行总结译介，以减少语言和术语的隔阂，呈现论文的思想内核，并激发城市议题的学术争鸣。
Guilberly Louissaint (2023) Zoo York: race, gender, enclosures, and the policing of the West Indian Carnival, City, 27:5-6, 697-714, DOI: 10.1080/13604813.2023.2251851.作者 / Guilberly Louissaint
导读 / 卢思薇
导读按｜在追踪纽约西印度日狂欢节的历史时，作者路易桑发现 Zoo York 一词强有力地描述了纽约城市生活中的表演性 ( staging ) 与围闭性 ( enclosure ) 。该词由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嘻哈世代提出，其创造既与实存于纽约中央公园的动物园有关，也反映了20世纪初纽约城市建设项目留存的影响。以“动物园”这一隐喻对狂欢节进行分析，文章呈现出城市中关于种族和性别的多个面向。通过这一分析，作者将纽约西印度日狂欢节纳入全球黑人美学关于“围闭话语” ( narrative of enclosure ) 的讨论中。
The annual West Indian Day Parade along Eastern Parkway in Crown Heights, Brooklyn.Photo by Laila Stevens / The New York Times每年九月的美国劳动节，美国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都会迎来一场盛大的西印度日狂欢节 ( West Indian Day Carnival ) ，旨在庆祝非裔加勒比移民社区多元的族裔和文化。该游行是纽约市商业价值最高的文化活动之一，然而当代媒体却常将这场盛会描绘为一场充满着性与原始兽性的暴力狂欢。历年的游行被置于严密的监控下，其警务配置堪比时代广场的跨年活动。
如果说狂欢节本应是颠覆和自由的场所，我们要如何解释纽约市政府对狂欢节施行的过度警务 ( over-policing ) ？这种悖论又将如何帮助我们理解黑人的城市体验？为回答这些问题，路易桑主张以“移植狂欢 ( transplant carnival, Crichlow and Armstrong 2010 ) 的概念理解这场由黑人移民对迁入地再空间化而举行的狂欢。这场游行将唤起以“动物园”为隐喻的关于纽约城市结构的另一种想象。Zoo York 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彼时，以黑人为主的音乐家和涂鸦艺术家团体聚集在曼哈顿中城和上东区的交界处，在距离中央公园动物园不远的城市一角进行艺术创作，这里也成为日后风靡的嘻哈文化的发源地。可与此同时，席卷全美的城市更新运动却将嘻哈文化、参与者甚至他们的聚集处描绘为社会弊病。
20世纪30年代，罗伯特·莫斯 ( Robert Moses ) 在纽约市开展大规模的市政建设。该过程中对黑人社区的破坏致使大量黑人群体流离失所，并出现了“清除黑人” ( Negro Removal ) 的状况。而莫斯领导下建立的桥梁、公园、高速路、市政大楼甚至动物园，造成了纽约内城的封闭，并为后来内城衰败、犯罪率升高等问题埋下伏笔。20世纪60、70年代，纽约危机频传，并迎来新一轮的城市更新。在这次的城市更新中，白人中产阶级提出改善城市中心动物园的诉求。糟糕的城市中心动物园环境投射了白人中产对文明衰落和种族问题的焦虑，动物园和衰败的内城都成为需要介入干预的城市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Zoo York” 一词开始在青年艺术家间流传，记录了处于社会边缘的青年们对城市的感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生活由种种监禁组成。这种监禁或来自独裁的母国政府，或来自父权制的家庭，同时也来自城市中的种族和阶级区隔。但青年们也在区隔化的城市空间寻找到间隙，在地下室、破旧公寓、荒废的后院，在这些被城市中产认为是“衰败”、“犯罪空间”的地方，创造了属于他们的文化表达并对现实进行批判。他们既在创作，也在逃离封闭的监禁空间。1970-80年代纽约青年艺术家有关 Zoo York 的文化创作嘻哈一代用 “Zoo York” 代指 New York ，通过语义的颠倒 ( semantic inversion ) 准确地把握并描绘了监禁的、军事化的城市景观 ( Smitherman 1997 ) 。这一隐喻与纽约市的城市建设历史有关，也融入了非裔与拉丁裔艺术家们作为城市边缘人，对城市结构及其变动的的具身体验。
尽管 Zoo York 一词随着嘻哈世代的闻名以及商业品牌助推而被了解，但人们对于纽约市主流想象仍旧是的“混凝土丛林” ( concrete jungle ) 而非“动物园”。
“城市丛林”的隐喻产生于白人男性作家的文学想象。1906年，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 ( Upton Sinclair ) 的 The Jungle （中文译名为《屠场》）出版，展现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厂中工人阶级恶劣且危险的生活与工作条件。此后，丛林常被用于描绘美国城市生活中的不稳定性 ( precarity ) 。通过对20世纪初期美国文学文化中“丛林”意象的梳理，文学研究者迈克尔·伦德布艾得 ( Michael Lundblad ) 断言：“根据‘丛林法则’，野生动物的行为可以等同于人类的自然本能，其中不仅包括竞争、繁衍，还有暴力与剥削。”他认为，在优生学和帝国资本主义的助推下，美国进步主义时代标志了男性气质美国白人主义 ( masculinist American whiteness ) 的再次迭代，其对“混种” ( miscegenation ) 、犯罪、社会不稳定的恐惧被投射到城市景观当中 ( Lundblad 2013 ) 。如果说“丛林”是美国白人对于城市的焦虑，那么，在The Jungle出版同年所发生的另一件事，则暗示了美国社会中非白人对于城市的体认。1906年，来自刚果姆巴提族 ( Mbuti ) 的俾格米人奥塔·本加 ( Ota Benga ) 被囚禁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动物园并公开示众。本加的故事被视为当时纽约黑人生活的缩影——彼时纽约市中的黑人遭受各样的种族隔离政策与不公对待，以至历史学家将当时的纽约城称为“北方吉姆·克劳的首都” ( Purnell and Theoharis 2019 ) 。《跳吧！吉姆·克劳》(Jump Jim Crow)乐谱的早期封面
“城市就像动物园” ( city-as-zoo ) 的隐喻在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 ( Desmond Morris ) 的《人类动物园》 ( The Human Zoo ) 和南非小说家罗伦·布克斯 ( Lauren Beukes ) 的科幻小说《动物园城》 ( Zoo City ) 中得到进一步呈现。莫里斯认为城市是动物园而非丛林，因为都市人所表现出的神经官能症 ( neurosis）更像是动物在被捕囚禁时的状态，而非在自然丛林的状态。而在布克斯的小说中，罪犯会接受一种“动物化” ( animalled ) 的惩罚，即人附身于一种动物。小说的故事情节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郊区希尔布罗 ( Hillbrow ) 展开，因为这里住满了遭到“动物化”的罪犯、难民与无家可归者，而希尔布罗也在书中被称作动物园城 ( Zoo City ) 。“动物园”作为城市的隐喻，暗示了城市是一个监禁、异化和暴力的空间。然而“丛林”和“动物园”并不是互斥的。莫里斯 ( Morris 1960 ) 和丽萨·乌丁 ( Uddin 2015 ) 主张将内城或城市边缘视为坐落于更大的“混凝土丛林”中的“动物园”。这一结合强调了“动物园”带有的囚禁和异化性质，也将内城或城市边缘带入城市整体结构的讨论中。城市常被想象成是实现自由和经济可能性的地方，但城市的诱惑性叙事却是建立在流离失所、军事化暴力和征服乡村的暴力逻辑之上。离散和驱逐被城市中的暴力想象所催化，但有关的比喻却无法充分揭示资本剥削和市场实验是如何助长了暴力迁移的发生。暴力的迁移改变了城市的形态，创造了被资本抛弃或者复兴的空间。将目光转回纽约，西印度日狂欢节的举办地布鲁克林东部公园大道，便很好地展现了“动物园”与“丛林”的辩证关系。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东部公园大道是纽约市最早建造的林荫大道之一，而如今在此地非裔加勒比元素随处可见。这些元素记录着1920年代黑人移民涌入美国，使东部沿海、南部以及中西部地区逐渐加勒比化的历史。狂欢节的举行，让大道成为非裔群体展现跨国公民身份、争取政治赋权以及悼念亡灵的空间。但难以忽视的是，这条大道同样为哈西德犹太社群和富有的新移民所共享。因此，在此举行泛加勒比狂欢节便暴露了城市空间中族裔聚居区之间的领土越界 ( transgressions ) 和冲突。而这种领土性 ( territoriality ) 和部落主义 ( tribulism ) 正是莫里斯在书中提出的“动物园城市景观” ( zoologist cityscape ) 的核心特征。
“警察的安全应该放在那些‘动物’之前。”
“Deblowzio 一家吃完了西瓜和香蕉早餐。他们已经穿上蝴蝶装准备‘飞’向公园大道了。”
上述具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言论来自于2011年纽约警察发起的名为“再无西印度日” ( No More West Indian Day Detail ) 的脸书群聊和2014年的匿名论坛“年度野人日游行民意调查” ( Yearly Savage Day Parade Poll ) 。这些言论将狂欢节视作野蛮的骚乱，认为该活动需要被圈禁在固定的范围，种族意义上的“他者”必须得到监视。媒体亦在为狂欢节冠以暴力之名的过程中推波助澜。例如，媒体以“游行前”、“游行路线附近”等误导性的标题和叙事，将本来和与狂欢节无关的枪击、伤害事件强行关联，导向“狂欢节是暴力的”的结论。
纽约市政府为此部署大量警力、设立检查站加以监控，还对与会者的饮酒以及自由活动进行限制移动。2017年，警察厅和市政厅还将狂欢节前夜的传统节目 J’Ouvert 调整至上午举行。活动时间的改变和限制体现了又一种监控手段——对时间的控制。当权者对非自由者掌控时间权利的剥夺，无异于惩戒和监禁。无论是部署警力监视，改变和限制活动时间，还是对狂欢者身体活动的规范，都与狂欢节本身所诉求的自由与解放相违背。这些在狂欢节中出现的监视手段，是纽约城市日常中“动物园政治” ( zoo politics ) 的集中表达。Photo by Monica Melton / politicsny.com要理解西印度日狂欢节与主流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本文作者主张要将其放置于非裔流散群体及其历史中理解。西印度日狂欢节从特立尼达的 Mas 狂欢节中汲取灵感，节庆的基督教根源也随不同信仰的加勒比裔的加入而逐渐淡化。非洲剧作家埃西亚巴·伊罗比 ( Esiaba Irobi 2007 ) 认为，狂欢节保留了大量非洲本土表演传统的元素，塑造了关于前现代社会的集体记忆；而巴西和部分加勒比地区国家发展出的狂欢节文化则是奴隶制的残余。理论家们常以狂欢节作为框架，讨论因奴隶制而带来的非裔流散群体文化（非）连续性问题，并呼吁在理解狂欢节时应“超越‘黑色大西洋’”的概念。克里奇洛与阿姆斯特朗 ( Crichlow and Armstrong 2010 ) 由此进一步提出“移植狂欢” ( transplant carnival ) 的概念，即当节庆远离其本源而被再空间化时，狂欢节的实践与政治也随之改变。狂欢节不仅关乎社会性自由，也是非西方文化自我表达的场所。Photo by David Dee Delgado / The New York Times巴赫金在其文学理论著作中阐释狂欢节中的怪诞如何具有颠覆性。狂欢具有解放自由的力量，它是对理性秩序和权力体系的颠覆，使人可以逃脱日常的身份。然而，作者却发现源自于欧洲文学经典的狂欢概念难以直接用于阐释非裔狂欢节。黑人长期被认为处于“理性的人”和“非理性动物”之间，其文化也被排斥于欧洲理性范畴之外。如果说狂欢在欧洲语境下可以被理解为颠覆理性秩序的空间，它似乎难以阐释本就排除在所谓“理性秩序”之外的黑人所举办的狂欢节。因此，作者认为，讨论非裔狂欢节需要考虑黑人地理美学中监禁 ( captivity ) 、逃逸 ( fugitivity ) 以及异化 ( alienation ) 的特点。将狂欢节限制在愈发封闭的空间以便警察监管，活动现场围起的栅栏像是对城市中种族监禁的复制。在严密的监控之下，狂欢节中带有的颠覆色彩似乎难以被描述为自由，反倒更像逃逸监禁的尝试。非裔移民的狂欢节还面临着异化、疏离的难题。尽管其他地方的游行狂欢也存在警察的监管，但这些狂欢节总归是扎根于本土，与当地的土地、宇宙观、祖先崇拜、民族认同和政治权利保持统一和谐的关系。可对于非非裔流散群体而言，他们的狂欢节却是作为异文化被移植到另一空间，也即“移植狂欢” ( transplant carnival ) 。
作者还通过近十年关于报纸和论战，呈现了狂欢节在性别议题和社区士绅化中面临的挑战。例如，2011年纽约警察在狂欢节中被曝出与女性跳“淫舞”的丑闻，2016年仅22岁的提阿拉·珀遥 ( Tiarah Poyau ) 在 J’Ouvert 活动因拒绝醉酒男性而遭枪击。这些事件都暴露出狂欢节中长期存在性骚扰、性暴力问题。
珀遥的遇害更将狂欢节中的性暴力问题推至风口浪尖，并跨越空间得到响应。加勒比地区通过了关于 “No Thief a Wine” 的法案。“Tiefing a Wine” 是狂欢节多年存在的文化，指参与者在狂欢饮酒时与他人身体紧贴并扭动。而在新通过的法案中，未获当事人允许的贴身将不再合法，且可被认定为性骚扰。该法律确认了女性在狂欢节中拒绝饮酒、性骚扰和性行为的绝对权力，肯定了“不就是不”的表述。然而，这一法案也引出了另外的问题——法案限制了狂欢节本该具有的超越和颠覆社会性别规训的可能，并将异性恋作为所能呈现的唯一社会性别关系。关于性暴力、性激进主义以及女性与酷儿主体地位的协商将长期存在于狂欢节的讨论当中。狂欢前夕的J’Ouvert活动.
Photo by Laila Stevens / The New York Times
性与性别困境并不是这场传统节庆所面临的唯一问题。随着布鲁克林街区的士绅化及新中产移民的加入，西印度日狂欢节需要寻找应对社区变化的新策略。2016年，狂欢节协会发布了“欢迎其他族裔的移民参与，享受加勒比文化”的广告，以多元文化的话语应对社区人口与文化结构的新变化。狂欢节的组织者兼主席威廉·霍华德 ( William Howard ) 还盛情邀请新移民参与到布鲁克林的文化，“他们不需要在布鲁克林将自己‘区隔’在外”。
作者提示我们关注“区隔” ( separation ) 一词的潜在预设，它实际上承认了是族裔与种族定义了狂欢节。协会所采取的庆祝性的文化策略看似是在拥抱多元文化，让这个属于“旧”布鲁克林和过去贫困非裔的狂欢节能适应日益高端化、中产化的街区。然而，这种文化政治容易让人忽略导致美国非裔流离失所的种族政策，也掩盖了士绅化的进程对狂欢节生存空间造成的实际挤压。因此，狂欢节协会采用的文化策略实际上复刻了主流社会在狂欢节上以安保之名对黑人施监视之实的逻辑，是对自身实施的“自我监控”。
“动物园”会取代“丛林”而成为纽约市的新隐喻吗？本文作者路易桑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虽说“动物园”有力地描述了纽约市对少数族裔的围封、监禁与封闭，但若将“动物园”所代表的“围闭”当作城市结构的唯一特征，那人们则会容易忽略同时存在于“钢筋丛林”的资本剥削和流离失所。事实上，文章并不意在用一种隐喻取代另一种隐喻，而是希望通过梳理和讨论不同隐喻的话语生产和演变，让被忽略的话语被听到，让习以为常的定义被反思。没有一种隐喻能概括不断变化着的城市结构与生活，研究者应做的是采用不同的分析模式，呈现出城市精神的多元精神和矛盾。
Beukes, Lauren. 2010. Zoo Cit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Crichlow, Michaeline A, and Piers Armstrong. 2010. “Carnival Praxis, Carnivalesque Strategies and Atlantic Interstices.” Social Identities 16 (4): 399–414. https://doi.org/10.1080/13504630.2010.497693.Irobi, Esiaba. 2007. “What They Came With: Carnival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frican Performance Aesthetics in the Diaspora.”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37 (6): 896–913. https://doi.org/10.1177/0021934705283774.Lundblad, Michael. 2013. The Birth of a Jungle: Animality in Progressive-Era U.S.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Morris, Desmond. 1960. The Human Zoo. London: Vintage Digital.Smitherman, Geneva. 1997. “‘The Chain Remain the Same’: Communicative Practices in the Hip Hop Nation.”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28 (1): 3–25. https://doi.org/10.1177/002193479702800101.Uddin, Lisa. 2015. Zoo Renewal: White Flight and the Animal Ghett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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