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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此刻（the urban now）可以视作是时间维度上的快门，抓住它也许能清晰记录此时此刻我们自己的周遭；它也是空间意义上的相遇和共存，让来自不同主体和视角的共时性记录形成新的联结和对话的可能。在这里，你将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城市景观、景观背后的故事、故事里面写就的生活、生活中流淌的思想与情感。我们也欢迎你，我们的读者朋友，踊跃向我们投稿，与我们一起记录各自和共同的「城市此刻」，并从从流动的、多样的、争议的“此刻”看见城市涌现（becoming）的过程。
本期文章是两位城识编辑程莹、唐敏在印尼泗水亚洲学者大会的策展记录。展览选取 waiting room 作为承载性的概念，再现了城市中典型的“等待”空间，以容纳和捕捉人们谋生、行动、流离失所、自我关怀和集体抗争的印迹。这些意义建构的方式也不断打破“waithood”一词背后的静态意涵，呈现出一种不断流动的边界状态。等待与行动并行的实践构成了一种全球南方城市青年的生活政治。
这个项目先后得到城市研究基金会 Urban Studies Foundation Seminar Series Award 和 Knowledge Mobilisation Award 的资助，在尼日利亚拉各斯举办了表演工作坊，在中国上海开展了全球南方青年学者工作坊，还在线上举行了一系列青年与城市研究线上讲座活动，最后把讨论引至印度尼西亚泗水（Surabaya）。The Waiting Room 展览海报（唐敏设计）
与之前的活动有所不同，这次我们选择以展览的方式来呈现核心的研究关切和研究历程。我们三人都没有过东南亚的研究经历，因此在地准备展览的过程需要诚恳地面对自身的无知并学习克服各种在地的不确定性，但这也同时也是一个难得的认识和理解新的亚洲城市的过程。回想起来，在日常实践中感知流动和停滞、以比较的视野反思亚非城市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正是“流动的亚非”这一研究项目的宗旨之一。The Waiting Room：
青年的时间与空间
我们的展览 The Waiting Room 是第十三届国际亚洲学者大会的受邀展览之一。ICAS 的会议以“CONFEST”（Conference + Festival）的形式著称。会议延伸到整个泗水，会议手册上就能看到工作坊、展览和影片放映分布在不同的空间；穿行在城市中，也能在公交站和市政厅等空间看到会议的大小标识。学术活动与城市空间的交融，是非常特别的学术会议体验。
The Waiting Room 没有像其他展览一样选在城市中的地标性艺术空间和博物馆当中，而是跟主办方要求将主会场的大厅进行改造。和它的名字一样，展览空间的实体就是一个大家穿行、经过、停留和等待的空间。展览空间的前端是印尼埃尔朗加大学（UNAIR）的地标建筑 ASECC TOWER 的入口，后方是去往楼上的电梯，人们在这里休息、交谈，等待下一个会议 panel 开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过道”。Waiting Room 更是我们对青年所处的过渡性的阈限状态的一种描述。在近年来的非洲研究中，waithood 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可见的关键词。Alcinda Honwana, Ato Quayson, Adeline Masquelier 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已经观察到“等待”如何定义着青年人的生命状态。在大学工作的几年里，我们也目睹了“毕业即失业”从一种调侃到一种真实焦虑的过渡。不仅如此，等待和悬浮也是我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很长一段时间的写照。
在展览中，我们用 waiting room 作为一个承载性的概念，试图容纳一系列与等待相关的实践和主观体验。在新自由主义城市重构、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国家支持的背景下，青年们采取各种方式调节和应对日常的焦虑与渴望。 展览设置了不少典型的“等待”空间：从理发店到小巴车，从入境拘留所到难民在街头搭建的临时帐篷，从建筑工人的卡车到家政工休息的门廊，这些空间留下人们谋生、行动、流离失所、自我关怀和集体抗争的印迹。
更重要的是，这些意义建构的方式也不断打破“waithood”一词背后的静态意涵，呈现出一种不断流动的边界状态。等待与行动并行的实践构成了一种全球南方城市青年的生活政治。
我们的展览中特设的现场表演环节 “Igbale/Pasca Ruang”，也以另一种方式呼应了展览的主题。Igbale 在约鲁巴文化中意指 Egungun 仪式表演的重要空间，而 Pasca Ruang 则是印尼语的“后空间”（post-space）的意思，二者均蕴含了空间转化的深刻意涵。来自亚非不同城市的特邀表演艺术家们通过与观众的互动，深刻阐释了表演如何通过具身的方式重塑空间，改变了我们对空间与时间的感知方式。
在整体的展览项目中，我们用广义的“表演”概念来指涉青年在城市空间中种种具身存在的形式（不仅包括表演艺术，还涵盖日常活动和社会运动），并细致地考察他们如何在城市中留下印记、从而带来空间的转化。
在2023年的非洲工作坊上，唐敏老师和 Anuj Daga 老师通过调研和公开召集等方式，邀请了孟买和内罗毕的艺术家与我一直研究的拉各斯表演艺术家进行深入对话。这次，我们为了延续这种对话，特别为拉各斯的艺术家申请了旅行基金，与泗水当地的表演艺术家团体 Studio Immaterial 进行集体创作。而这些密切的对话和合作为我们的展览得以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展览与圆桌现场（滑动查看图片）
或许在一些资深策展人看来，我们预算有限的展览显得有些“草台”。整个 waiting room 的架构是用一根根造价很低的木头和一张张原色硬纸版拼贴起来的。诚然，这与我们最初更加复杂的设想不太一样。整个过程中，Anuj Daga 老师最初绘制的展览结构草图每天都“被迫”经历各种变化。连中间的黄色小巴车都是三人争吵、妥协和灵光乍现的产物。
但这并不单纯是一种巧合：我在落地泗水出机场之后拍下的第一张城市照片，就是和拉各斯街上几乎一样的一辆黄色小巴车。在拉各斯被称为 danfo 的小巴车，在泗水当地则被叫做 Angkot。
在布展的那几天里，我们在泗水市区寻找各种成本低的建材、设备租赁店和打印店，准备展览的材料。在烈日下行走和路上堵车的时候，我注意到这座城市最突出的景观之一，就是每条街上都有很多“warkop”——印尼语 warung kopi（coffee stall）的缩写，一般指非正规的路边咖啡摊/店。
在路上，我们也常常跟负责对接的印尼女孩 Tasyha 讨论 warkop 在当地城市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人们在炎炎夏日里将摩托车停在路边，以低廉的价格点一杯凉水冲泡的冰饮。大部分 warkop 还提供一种特制的简餐，那就是 Indomie 方便面。
在尼日利亚调研期间，Indomie 经常成为我方便快捷的午餐。而我的一位尼日利亚剧团好朋友，在没有演出的时候谋生的副业就是在街上烹饪 Indomie。而这个在尼日利亚大街小巷都有的方便面，正是印尼的国民品牌。从小巴车到 Indomie，这些巧合的遇见也印证着展览所聚焦的这些阈限空间和日常物件在亚非城市中的普遍性，是这些“非正规”的空间、流动的日常物件及其与之相关的人的实践构成了城市空间本身。
Anuj 正在车流中向我们解释建筑师眼中的“semi-space”和“blurring”的概念。而在我的眼前，一辆辆摩托车整齐地停在路边咖啡的屋檐下、然后飞驰着离开。人们在这里停留无需锁车，路边有人专门帮忙照看。和高等住宅区用高墙与围栏将街道与建筑隔开的做法不同，处于流动中的人和车不断模糊着空间的边界、建立起咖啡摊与街道的关联。人们从这里经过、短暂地停留然后离开。这个不断变形的 warkop 正是一个边界模糊的“半空间”，也是泗水这座城市最典型的 waiting room。
争议之地（Sengketa）：
Tambak Bayan的遥响
在泗水期间，因为本地艺术家们常在这里聚集的缘故，我造访最多的地方是位于一个华人边缘社区（kampung Plampitan）的另类艺术空间“INSTITUT SENI Tambak Bayan”（ISTB）。在这个社区周围行走的时候，我遇到了两位还会说中文的年近八十的爷爷奶奶。他们慷慨地向我们介绍了这个空间的历史变迁、他们自己的家庭代际故事，以及这一社区一直以来所面临的土地纷争。
根据他们的讲述，我们大概得知这片土地原本由一位荷兰殖民者占据。他在这里建造了住宅，还设有马车停车场和马厩，在回国以后留下了他的华裔妻子。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里聚集起由于中国国内政治动荡迁徙而来的大批中国移民，他们在这里建造了自己的房子并生活下去。
1965年，一群武装军人抢夺了这里的土地并强迫华人将这些土地的使用权转让。后来退伍军人在 Tambak Bayan 地区附近建设了东爪哇省退伍军人建设大学（Universitas Pembangunan Nasional Veteran Jawa Timur）。由于政治形势的不确定，这个机构对于必须将非自有资产归还原主的法律感到担忧，并将这块土地转卖给了私人公司，后者又转手给了 Veni Vidi Vici（V3）酒店，接下来他们为扩建酒店对这里长期居住的居民提起了多次公诉和驱逐。
Tambak Bayan 艺术中心实际上指的是这个华人社区中间位置的一座老房子。这个空间的正中央目前陈列着印尼艺术家 Pingki Ayako Saputro 制作的灯笼装置。这一地区的华人仍然保留着制作灯笼庆祝春节的习惯，灯笼本象征着希望，但艺术家将这一装置作品命名为“Tired of Fighting”——近年来这个社区所面临的各种强拆威胁和脆弱的基础设施，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身心俱疲。
仔细观察这个装置，会发现制作灯笼用的纸全部是政府处置该地区以及该地区居民应对酒店起诉的相关法律文件。老房子周围的居民棚户房上也画满了涂鸦，和社区中老人交谈时他们提到，这些图案都是学生们来社区里绘制的。
我想到自己在来的飞机上读讲述印尼青年运动的 Activist Archives（by Doreen Lee，Duke University, 2016）一书时了解到，大学生是印尼当代社会运动的先锋，而 kampung 这种边缘性的居住空间是学生活动家能够进入社区、并将民众的不满情绪转化成有组织的政治意志和行动的重要场域。
白天的会议结束后，我们聚在这里和艺术家们聊天。这个空间的墙上陈列着不少历史上印尼华人面临的暴力、迫害及其抗争的照片和报道。当我和我们的邀访艺术家 Segun Adefila 讨论起这两天尼日利亚青年正在组织的抗议行动时，有关社会抗争的具体方式的一场激烈辩论就此在一群人中间拉开。在争辩声中，人群中有一位身穿白绿色条纹衫、不时起立高呼口号的人。旁边的艺术家告诉我他就是印尼版画艺术家 Redi Murti（大家也叫他 Sinyo）。当我提到想要更多地了解这个艺术空间的历史的时候，Tambak Bayan 邻里组织的负责人从柜子里的一大摞资料中，把艺术家 Sinyo 的毕业设计——一部叫做《争议之地上的生与死》（“Hidup dan Mati di Tanah Sengketa” ）的大部头搬了出来。
一片嘈杂中，关注城市不平等议题的研究者 Bintang Putra (视觉艺术家，是operations for habitat studies 组织的负责人，也是 Alter Shelter 工作坊和 Tambak Bayan 艺术中心的发起人之一）放下手头的工作帮我翻译了几乎整个大部头作品。这本书以版画和文字的形式记录了这一华人社区的故事。虽然故事以一个虚构人物为线索进行，我在其中看到了熟悉的身影、包括我在社区中结识的那两位华裔老人。
这个空间以及其中所陈列着的涂鸦、简报、之前活动的海报、以及各种艺术装置和资料，成为泗水城市变迁、华人社群和青年公民身份的一种重要档案。在这里，艺术不仅仅是一种另类的知识生产方式，也是抗争和行动本身。在第一次到达这里时，Segun Adefila 和我就不约而同地感叹，这一空间与 Segun 在拉各斯 Bariga 地区组织的艺术空间 The Art Factory 的故事，是如此相似。
就在我们在印尼策展期间，Art Factory 也面临着被迫搬迁的威胁。也正因如此，我们临时改变了展览中其中一个关于拉各斯艺术空间项目的展陈方式，选择将拉各斯的另类艺术空间与 Tambak Bayan 艺术中心的图片进行并置。而后来在 Segun 的表演中，他从这个空间中借用了原先的主人留下来的中国传统盆栽和老虎雕像来搭建他进行 masquerade 表演时用到的神龛。在此意义上，这个空间也成为我们开展亚非对话的重要一站。
*更多有关这一空间的历史与争端请参考：https://projectmultatuli.org/melawan-dengan-seni-siasat-wisata-kampung-pecinan-tambak-bayan-demi-mencegah-perampasan-lahan/）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亚洲研究的大会，第一天清早忘了带会议方给的名牌，被拦在了楼外，怎么解释都进入不了会场。在挡在门外不解之余我才意识到，如果没有交会议注册费、就算是本地大学的学生都不能旁听。那一瞬间很庆幸我们展览的空间是敞开的，所有的活动都免费开放。
看泗水本地艺术家 Dimas 的表演的时候，我的旁边坐了一位在大学办公楼里担任文员的女孩。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她很快地在手机上敲下了一首小诗，作为她解读这个展览以及表演的方式。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清晨收到了她在 Medium 上发表的 review 文章，她提到自己像往常一样结束一天的工作，锁门、下楼，却在走出电梯的时候邂逅了我们策划的尼日利亚艺术家与印尼本地表演艺术家的现场表演。她提到展览让她想到“人人都是流民”的经验，并在 Review 的结尾处写道：
“艺术家在表演中所做的圆形步伐，至少在我个人的解读中——并不限于整个展览试图展示的跨境的流动。在我看来，这些圆形步伐只是时间的手，无休止地转动，不对我们在宇宙无限广阔中的微小存在产生任何影响。在一种绝望的尝试中，我们不停地前行，渐渐形成肌肉记忆，自然地跟随。时间会从我们指缝中滑过，世界会继续在其轴心上旋转，而我们不断沿着路径前行，追随命运的循环——一个不完美但永无止境的圆圈。”
读到这篇展览回应的时候，我比之前更加清楚，我们展览的受众就是像这个女孩一样的办公室文员，是这所大学的学生、这座楼里的保安、保洁、小卖店的售货员，是帮助我们搭建与拆卸展览的两位年轻工人。在整个布展过程中间，他们穿梭其中，也维持着展览的基本秩序和运行。
他们也是与展览互动最为密切的受众。他们展览空间里逗留、大笑、拥抱甚至激烈争吵，在亚非青年书目的墙上用便利贴写下他们的反馈。在朋友翻译了之后，我发现其中不止是对展览的观感，更有他们在这个城市中生活的困惑、迷茫，他们的愿望和他们眼中迫切需要改变的现实——有人抱怨在这座城市总是被不友善对待，有人呼吁这所大学需要真正的学术自由。他们在这里的短暂停留所产生的每一丝涟漪，对于我们的项目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展览中的他们：大楼里的清洁工和保安团队、参与展览落地的印尼青年志愿者、从搭建到拆卸自始至终参与展览的两位木工师傅 Anggie 与 Gilvan
后记
在过去一段时间紧凑到无法喘息的工作节奏中，我已经快要忘记什么是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哪怕自己一直十分不愿意承认。然而在印尼的展览，特别是其间那些最细碎的工作，却让我重新拾起一种久违的热情和亲切感。在模棱两可中，我似乎意识到之前的那些热情是如何在一种抽象的“意义生产”之中消弭的。而真正的意义感——那些给予我们力量、热切和希冀的东西——或许没有办法用整洁的理论框架概括，它本身就是身体、情感和思想的叠加。
我一直庆幸自己在尼日利亚的田野工作中已经练就出一副结实的肠胃，但身体终归还是诚实的，终于顶不住连续多日的路边摊，在从印尼返程的前一天开始拉肚子。最后再去同朋友们道别的计划被迫搁浅，在酒店床上趴着时收到当地朋友的电话。帮我们执行策展的印尼女孩打来电话：“Hey, Ying，你觉得你的行李还能再塞下一个箱子不？”
我跑到楼下去，看到骑着小摩托的她扛了一个大纸箱。原来她一直记着我们在车里有关 Indomie 的对话，帮我搜罗了五十多种味道的 Indomie 方便面。我带着这沉甸甸的心意回到了非洲。虽然不是泗水 warkop 里的那种特有的味道，这些 Indomie 在约堡的冬天里持续温暖着我的肠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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