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成立卅周年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法治建设暨国际法学博硕士研究生学术沙龙”成功举办（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长远所需，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2025年1月3日，时值WTO成立30周年之际，一场围绕“WTO成立30周年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治理的重大问题探究”的专题沙龙在西南政法大学顺利举办。本次沙龙由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徐泉教授主讲，国际法学院副院长宋云博教授主持，国际法学院陈咏梅教授、钟英通副院长、刘彬副教授、梁爽副教授以及石晓玉老师作为与谈人参加。多位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演进与当下困境、区域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中美经贸关系的演变以及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徐泉教授发言精要

本次活动的举办动因有三点：其一，WTO已经成立30周年，中国加入WTO已经24年，我们学者应当去认真梳理、充分挖掘多边贸易体制70多年发展历程中所蕴含的学术命题。其二，在这一重大时间节点，我认为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有责任也有义务发出“西政声音”。其三，我希望集合广大学者与老师共同思考一个宏大的学术问题，即世贸成立30周年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之间有何关系？

本次学术沙龙的主题是“WTO成立30周年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治理的重大问题探究”，在这一主题项下我罗列出了八大命题供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究。

命题一：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进程反思。

这个命题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多边贸易体制何以产生？”从狭义概念理解，这个问题是在探讨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过程。与之相伴的还有一个问题是，“谁最需要多边贸易体制？”，是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呢？回答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准确理解和解读二战后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的历史逻辑。

命题二：世贸组织运行的困境与创新。

我在研究中指出，世界贸易组织存在这四种危机，分别是治理结构危机、WTO规则生成危机、上诉机构运行危机和单边措施滥用危机。这四种危机交织关联，导致WTO陷入内忧外患的发展困境。治理结构的失衡是导致WTO危机生成的基础性诱因。因此，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治理理论的创新与国际经贸秩序全球治理的创新。比如说以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良性互动，来探讨如何加强国内法治建设、如何为多边贸易体制改革提供中国方案；再比如以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来推进WTO的改革；再比如说以构建包容性的国际贸易制度安排这样一种新的创新思维方式，来推动破解WTO的发展瓶颈等，都是值得我们进行思考的问题。

命题三：诸边协定与世贸协定的关系。

WTO体制中的诸边协定能否成为维护WTO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学术界对于诸边协定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广泛意义上的诸边协定，指相对多边贸易体制，WTO之外的都叫诸边协定；另一种是具化到WTO协定附件4所列的4个协定。近年来出现的贸易规则制定的诸边化趋势，在方式上体现为世贸组织成员通过诸边协定的谈判制定贸易规则。这种方式的确有利于打破谈判僵局，推动规则创新与发展，同时也能提高贸易自由化的效率并增强成员间的合作意愿。但提请注意，诸边协定的谈判和实施可能加剧规则碎片化的风险，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平衡在其间也是一个问题，此外与多边体制的协调也是一个难题，诸边协定的发展不应削弱WTO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命题四：多边贸易体制的美国因素。

美国作为WTO的最重要的缔造者、主导者、最大受益者，为何演变为WTO体制稳定发展的最大变量和破坏力量？核心问题在于重新认知“WTO所面临的不可否认的中心问题是美国问题”。在特朗普政府重返美国政治中心后，WTO又会发生何种变化？这些不仅是中国政府官员需要关注的问题，也是需要学界共同思考的问题。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或是如何解决，我认为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在经济因素方面，一是美国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与“去工业化”带来的产业空虚，由此使得美国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力用工在国内遇到了巨大的瓶颈和压力。二是贸易逆差问题，美国经济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它的贸易逆差一直不断加强，尽管对中国打了8年贸易战，但贸易逆差概率会继续扩大不会缩小。三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他们的经济实力不断强大，美国自身的贸易霸权和经济霸权都遭到了遏制。在政治因素方面，国内的政治博弈使得容易将贸易问题政治化，从而对WTO体制造成冲击。此外，霸权思维与单边主义也是长期以来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不可避过的一个理论和现实问题。除了经济和政治因素，WTO规则与美国当下利益的不匹配也是十分尖锐的问题，这实质也是争端解决机制停摆的一个重大原因。

命题五：区域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

垫脚石还是绊脚石理论能否回应两者的内在关联？其中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经贸规则的双层治理架构能否适恰。我个人认为这两者的关系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必须要承认，国际经贸规则绝不是非此即彼，它应该是双层治理，即以区域经贸规则和多边贸易规则双层治理的逻辑来共同推进全球福利的产生，充分解决就业和发展贸易。

命题六：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创新。

我在这里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思考：多边贸易体制有决策机制、贸易政策评审机制、争端解决机制，为何还产生决策困境？决策机制和谈判机制是否是一回事？我个人认为回答以上问题的核心在于理解公平与效率，民主与强权的关系。

命题七：全球治理格局与多边贸易。

现行多边贸易体制建立在二战以后美国主导的，以西方强国为核心的治理基础之上，这是大家不容忽视的一个关键。当前国际治理格局的重大结构性变化，无法反映在国际经贸治理的最重要的平台——WTO之中。我认为核心问题在于处理好中心与外围、等级制模式、主权与强权、弱化主权与强化主权的矛盾与冲突。

命题八：对外开放治理与中国实践。

这个命题是这个主题中我认为最引人入胜的一个话题。中国作为加入型成员，本身兼具双重身份，在加入WTO24年的发展进程中，何以成为模范遵守规则的成员？我最近在研究中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中国的主动开放市场和被动接受国际规则之间究竟是什么逻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实际上并不讲究奋力一击，而讲究迂回和中庸，更多讲究策略与目标，斗争手段与收益之间如何取得平衡。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无论如何评价，都将是历史性标志性的事件，它对中国对外开放和今天发展起到了重大影响，但能不能称之为决定因素，我们需要系统审视中国经济何以走到今天。这也是我想要重点研究的如何认知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探索逻辑、理论创新逻辑和制度保障逻辑。

上述八个方面的问题，实质上构成了WTO成立30周年以来，必须面对的核心症结与发展困境。多边贸易体制面临重塑的重要时刻，何去何从？成员特别是主要成员的作为将在极大程度上影响“WTO能否迎来重生”。中国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如何处理，既是理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更是中国学者的责任与使命。如何处理好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稳定的发展和可预期的未来意义重大。区域经济合作的盛行，未来可能会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市场、以德国为核心的欧盟市场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市场，三者能否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包容、互惠、可持续、共赢的发展理论创新与规则机制是关键所在。USMCA——EU——RCEP模式将持续共存。美国倡导的“投资（自己）”（美国优先）——“结盟（联谊）”——“（中国）竞争”策略，无论是“边缘化”还是“去中国化”本质上都构成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外部最大环境的变量。以RTA和MTA为主导的双层治理模式和规则形成机制的互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成员的开放策略选择。中国倡导的双循环发展与现代化进程必须立足于国情和世情的演进与互动，在两个变局中寻求发展与创新。最后，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治理，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的国际经济法学者贡献学术智慧和理论创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