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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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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发：《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
第一作者简介
高岭，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导师（理论经济学），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国微观经济学》编写组成员，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研究，近期主要关注国家能力、劳动强度和中国经济模式等议题。在《管理世界》《世界经济》《政治经济学评论》《学术月刊》《教学与研究》《当代经济研究》《经济思想史学刊》和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SCED）等中英文期刊发表文章20余篇。担任多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中英文核心期刊评审专家。
摘要及关键词
摘要：国家能力在经济长期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深刻认识国家能力是探索新一轮经济增长动力的钥匙,也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然而,已有关于国家能力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政治学、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展开,陷人了经验研究冗余而理论化不足的困境。关于国家能力的构成,理论界涌现出“二因素”论、“三因素”论、“四因素”论和更冗杂的“N因素”论,分歧多于共识,导致国家能力理论化程度严重不足。本文通过批判已有文献和重新发掘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价值,提出了崭新的国家能力概念结构,它包括强制能力、财政能力,行政能力和意识形态能力等四个维度。已有国家能力文献极大地低估了国家意识形态能力维度的重要性,本文首次重申把意识形态能力纳入国家能力理论的必要性,拓展了国家能力“四因素”论的内涵。本文还进一步把国家能力引入鲍尔斯等人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重构了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相比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的国家能力理论对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有更强的解释力,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国家能力；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意识形态能力；经济发展
国家理论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家理论，特别是国家能力的理论研究，不仅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还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从现实意义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从模仿型经济转向创新型经济，这需要强大的国家能力来支持市场驱动的创新过程。从理论维度来说，国家能力在概念上，特别是其内涵和边界，仍没有取得普遍的共识。在众多国家能力文献中，“国家能力”一词的使用差异很大。这对国家能力作为“分析性概念”的使用造成了潜在的混乱。由于缺乏对国家能力概念的明确定义，研究人员在选择国家能力的维度和度量指标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甚至随意而为。因此，明晰国家能力的概念是实质性推进国家能力研究的前提，也是当下的紧要任务。此外，已有文献要么是从政治学视角，要么是从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鲜少有文献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视角研究国家能力。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提出了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国家能力理论，弥补了已有文献的不足之处。因此，研究国家能力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家能力研究中的共识与分歧，总结评述了国家能力构成的“二因素论”、“三因素论”、“四因素论”和“N因素论”，形成了强制能力、汲取能力和行政能力的共识，并认为在此基础上还应考虑国家能力的意识形态能力。其次，本文回溯了强制能力、汲取能力、行政能力和意识形态能力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渊源，为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分析框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随后讨论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能力理论，发现并未提出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而仍停留在零散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探讨国家能力问题。最后，本文将国家能力引入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理论当中，树立了利润决定因素与SSA维度，如下表所示。
运行良好的积累的社会结构（SSA）是经济繁荣的关键，但没有哪种 SSA 是永久不变的，SSA的巩固和衰落伴随着经济长波扩张期与萧条期之间的转换。尽管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暗含了国家结构是资本积累必备的一个系统性条件，但其还是没能把SSA内生化，而是把SSA的形塑和转换进行了外生化处理。本文认为把国家能力引入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不仅可以把SSA内生化，还能为国家能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分析框架，如下图所示。
首先，阐述了国家能力影响经济发展的整体逻辑。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发展除了总产出（收入）增长，还要满足三个条件，分别是利润率保持上升趋势，工人实际工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进步，这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要满足这些条件，客观上需要一个良好的积累的社会结构。而积累的社会结构不会在市场中自然出现，需要国家的介入。良好的积累的社会结构不会自然产生，需要国家的介入。
其次，提出了国家能力形塑积累的社会结构的理论机制。（1）国家的强制能力可以形塑本国资本-外国资本关系，即通过政治或军事实力影响贸易条件，进而影响本国企业的出口盈利能力；除此之外，强制能力还可以通过调整国家-资本关系来规训资本，规范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条件（如劳动法），从而影响劳动强度，这个目标的实现可以联合意识形态能力一同发挥作用。（2）国家的财政能力，一方面可以通过调整税率直接影响企业的实际利润水平，进而影响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激励；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调整政府的支出结构影响劳动力再生产和工人的实际工资。（3）国家的行政能力是提升政府工业管理能力，增进政企之间良性互动的关键，也是构建具有嵌入式自主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一方面，政府可以调节资本-资本之间的关系，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塑造有利于产业升级的市场结构；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调节劳资关系，引导企业向企业民主和利益相关者导向的治理结构转型。
最后，国家的行政能力和意识形态能力可以提高产业政策有效性，恰当的产业政策可以塑造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譬如合作型技术创新的开发难度和风险也更大，因而需要有效产业政策的协调和引导，而这一过程显然有赖于国家能力中强制能力的强制力保障、汲取能力的资源保障、递送能力的实施保障、信息决策能力的方向性保障和意识形态能力的共识保障。
本文的或有边际贡献有如下三点：第一，本文首次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国家理论探讨国家能力，勾勒了整全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能力理论图景，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还丰富了国家能力的理论视角。第二，本文首次阐释了意识形态在国家能力建构中的重要性，并明确地把意识形态能力作为国家能力的一个基础性维度，这是对已有国家能力研究的有益补充。第三，尽管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领域涌现了许多经验研究，但它们都是基于新制度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且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本文通过把国家能力引入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建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分析框架，有助于推进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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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责任编辑｜马红鸽
网络编辑｜刘亚楠
内容审核｜马红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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