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目不识丁，但脑子里有许多谚语，能运用自如。
我出生那年父亲已近四十，一米七的个子清瘦虚弱，两颊消削。他很欣羡已故爷爷的身材，常说“你爷爷胸膛宽厚，个子匀称，武功很好。可惜当年太穷了，忙于谋生，冇时间教我练武。” 那时家境真的空徒四壁——地道的“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也许爷爷深信“有艺不愁穷”，九岁的伯父被派到黄岩学篾工，让父亲学裁缝。他们都没进过校门，自己的姓名也不会写。父亲自己小时在楠溪的狮子岩潭游泳，泅水到潭底被冷水呛了之后，一直瘦瘦的，没能恢复过来。
父亲解放后分到两亩山田，二万藤山地，还有很多山场。这个岩上厂（唱）是解放后全国为数甚稀的单干户自然村。这些田地分布在永乐古道莆岭两侧。梯形的田地大小不一，小的只有稻桶恁大，有一块地跨越永乐二县。一般年成自食其力，温饱易求。
父亲虽体弱，但很勤快，善于种山，把这么多田地管理得井然有序。当年以种植番薯为主，花生、生姜、大小麦子、黄豆、瓜菜之类为次，还有棕、桐子、乌桕、茶叶之类生长在田头地坎。对这些庄稼与经济作物的播种、收售，父亲都成竹在胸。他心里有一幅图：什么季节播种什么，收获什么；哪些作物何时中耕培土，施肥，一清二楚；哪几块山地适宜种哪些庄家、哪些地种过哪些植物了需要轮换种植，也心中有底。这些田地在他心里好像将军手中的军用地图、沙盆模型，了然于心。母亲是个优秀的“后勤部长”，一家八口的吃、穿均由她一手操持，把家庭打理得有条不紊。
每当秋冬收获之际，那拥挤、漆黑的茅庐里，给番薯丝占据着，地道的仓满、桶满、笸箩满，还将稻桶作仓库，桶口围上稻草圈，围得比稻桶本身还高。茅棚内处处是薯丝，扑鼻薯丝香。到次年“五月荒”，薯丝便成了下垟人的“救命稻草”。
父亲能运用谚语预测天气，服务生活、农时和教育孩子。
现在了解天气预报很方便，通过手机电脑电视等随时可知，而六七十年前，“天高皇帝远”的旮旯村 1970年代初期还没有广播，父亲种山几乎全凭“看云识天气”。
他早睡早起，起来先仰望狭长的天空，判断晴雨，按不同天气作不同的安排。晴朗就进行掘地、培土、砍柴割草之类。阴雨，他根据不同季节，作不同预测分派：若在春天，开门下雨，他按照谚语“春天冇三天晴，冬天冇三日落”，“开门雨，一日雨”，便不作要求，只吩咐我们按时放牛，迟些放羊。如冬天下雨就休息。我们便高兴地“各自为政”，也应“雨天有息，客来有吃”的俗话而高兴。而他自己不论春夏秋冬或阴晴风雨都荷锄至田地间，这儿看看，那儿瞧瞧，时不时附身拔草，捉虫子，一直到母亲高喊：“吃~天~光~嗯”，他才慢慢地回来，常与我说“‘三早抵一工’，你读书也是，‘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是读书的好时光。”
父亲根据云雾、彩虹、动物等有关谚语预测天气，能按照云的色彩与走向来推测，开导我们观物象识天气。
有时阴天出门，父亲也要我戴上斗笠，说“天光乌云障，下半日晒死老和尚”。果然不到中午便云消日出。一个干旱的夏夜，晚上乌云筑长城，不见星月，大家多说接下会有雨了。父亲却说“大旱年不断云，烂脚疤不断脓，恁该云冇雨”。我们都不信，可次日依然晴空万里。见到早晚漫天红霞或彩虹，他会指导我们说：“天光红霞，水漫稻丫；黄昏红霞，冇水烧茶”，“ 虹挂西，平地翻作溪”。山坳里雾多，时去时来，时短时长，父亲便说“春雾雨，夏雾热，秋雾凉风，冬雾雪。出门要有所准备。”
一天，发现路边蚂蚁搬家，长长的队伍有序爬行，我便蹲下来找蚂蚁大王玩。父亲见状，说“要下大雨啦。它们在搬迁，你勿戳弄它们！”我说“您咋能晓得？”他说“你记住，蚂蚁搬家蛇过道，大雨就来到。”
父亲还用谚语律己育人，敦促收播。
廿四节气是父亲种山的行事历。如“夏至天下插遍田”，“芒种忙，麦上场。”到了夏日，他常说：芒种芒种，连收带种。夏季农活繁，做好收种管，把夏收夏种说得简明扼要。烂冬天晒番薯丝对父亲来说是严峻考验。朝晴暮雨；或昼晴夜雨——要么刨薯丝晒会烂，要么不刨晒错过机会，因番薯堆久了也会烂掉。对此，他日夜不安，时刻看看天象、风向，结合有关谚语，反复斟酌，预测晴雨，结果很少烂薯丝，以致许多邻居都多跟着他“晒”。
小时我最怕的是父亲，他不苟言笑，很严肃，少言寡语，但“语寡”而精，说到点子上。常常为了说明一个道理，他总是先来句谚语，说明道理，提出要求。如为规范孩子的吃坐走睡之类行为，他常用谚语：吃勿讲，睏勿吵，大便勿玩爽；古书话讲“行如风，坐如钟，睡如弓——吃有吃相，坐有坐相，走有走相”。还要求餐桌上小孩坐下方，左手握碗，握筷要正确。夹菜只能从靠近自己方夹，只能取自己分内的——如八个鸡蛋，一人一个，你不能拿两个。此外，对做人也有要求：人穷志勿穷；富贵不用攀，贫穷不要欺……不贪富欺贫也成了我们的家风。父亲虽性格内向，但往来的“弟兄”很多，他常常叫我多交结好朋友，道是“路上栽花勿栽刺。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父亲对钱财也有自己的理念。常说：“了吃了用活神仙。钱财四只脚，人只两只脚——赶不上的……”对此，有两件事印证其言。据母亲回忆，1958年，她养了头大肥猪，那时猪肉贵如金，亲友邻里都替我们高兴。可公社里知道后，派屠夫来动员——公价出售，来回走了八九次，最后以公价卖给——公私价相差五六百块。友人取笑说“你思想恁好，大队长要你当才是”！父亲也笑笑说“别取笑。‘畜牲难卖尽意钱’，钱多钱少都用光的，现在国家有困难啊”。1975年，全村三座茅庐上下两座都要建楼房，我家还没动静，路人都替我们着急，“祥清伯，别人都建屋宕呗，你还勿开始呀？”父亲笑着指指嘴巴说“这一横糊上就好了。”后来在母亲和亲戚的大力主张下也破土动工了。但事实证明他的主张是对的，因不久就移民了，房子也空着。
父亲也有革命的理想与行动。
2002年父亲辞世后，有老邻居跟我讲“十八党的故事”。父亲与永嘉的双溪、小溪等“隔县邻居”往来密切，互帮互助，向往革命。他们是赖远松、刘岩星、刘舜柱、杨加贤、林松青、朱启定、徐岩巨、朱启龙和我伯父祥林等十余人，他们活动频繁，其中几人已加入“三五支队”，不久被人告发为“十八党”，一人被国民党抓去关押，最后就义，于是他们就开始隐蔽起来。我记事起，常见这些叔叔、伯伯经常走动，“祥清哥，祥清弟”地叫喊，亲如一家。一到茅棚厂重修时，他们不请自来，帮助割茅打苫盖厂房。我办私学之际，他们的孙辈多半都跨县来就学。
父亲还入过党。一位老同志讲：“你老爸已经入党了，可入在烈士的肚子里”。道是父亲“十八党”隐蔽后，心中还是想继续。解放前夕，埭头村中共支部书记翁兴香同志来动员我的父亲与伯父加入三五支队打游击，他们欣然加入，姓名被记录入册。不料兴香同志刚回到家，就被翁碧如抓住，他意识到落到这个杀人魔王手里肯定凶多吉少，就偷偷地把名单搓成纸团吞入肚子里。幸亏烈士舍己为人、宁死不屈，不然他们俩也性命难保。后来有人取笑道“你俩的党员永远在烈士的肚子里了。”父亲笑笑，说：“办事在人，成事在天么！感恩烈士，我的六斤四（头）还保牢。”他从未与他人提及此事。
有人说“父亲的智慧与坚韧，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而今父亲离世多年，但他所用的谚语还响于我耳畔，许多场合我也能用上几句；父亲也启示我：学问这座宝山，死的书占一半，活的书也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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