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 | 我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我1978年3月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工作。我开始关注中华文明起源是在1983年。

那一年，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老所长、新中国考古学的泰斗夏鼐先生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出版。那是他将自己在日本进行的六场讲座的内容汇集整理而成的。书中主要根据考古发掘的成果，对中国文明的起源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中国文明的形成以夏王朝的建立为肇始，河南西部的二里头遗址应当就是夏王朝的都城。

就在这本书出版前后，20世纪80年代初，在辽宁牛河梁遗址，发现了用石块建造的大型方形积石墓和圆形祭坛，出土了有女人像和各种动物塑像的神庙。牛河梁积石墓葬中还出土了玉龙、玉鸟和“筒形玉器”“勾云形饰”等不知用途的玉器。

无独有偶，在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发现了建造在方形祭坛上的贵族墓葬，墓葬中随葬数十件圆形的玉璧和外方内圆的玉琮。几乎同时，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也发现了几座随葬数十件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的大墓。这几座大墓和附属于它们的一些中型墓单独位于一个区域，与其他小型墓葬相分离，小型墓葬中几乎没有任何随葬品，显示出当时的阶层分化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礼器

这几处发现，除了陶寺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地区外，其他的遗址都在中原地区之外。这对当时一直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中原中心论”（即中原地区自史前时期开始始终是中华文明的中心、是最先进的地区，周围地区是在中原地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是一个强烈的冲击。

上述考古发现，其年代均集中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早于夏王朝建立的时期。这些考古发现引发了中国考古学者和古代史学者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热潮。

中国考古学界的另一位泰斗级学者苏秉琦先生根据这些新的考古发现，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和“古文化、古城、古国”及“古国、方国、帝国”的系列理论。这些新的考古发现以及夏鼐、苏秉琦两位泰斗级人物都如此关注文明起源这一问题，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我在大学读书期间，受恩师、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的影响，对新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长江下游出土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及当时的社会抱有浓厚兴趣。

1982年初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后，我一直在北京房山琉璃河发掘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和贵族墓地，把主要精力放在考古发掘和西周时期考古资料的收集上。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对长江下游地区文明起源的关注。我1986年发表在《考古》上的第一篇论文，就是研究良渚文化玉琮的。此后，我也一直关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

1987年秋季，我受单位派遣，赴日本进修日本考古学。在日本期间，我惊讶地发现，对于以二里头遗址为夏代都城、中华文明从夏代开始、具有4000年历史的观点，日本的很多学者并不认同。他们沿袭老一辈学者的观点，认为夏王朝并不是实际存在过的王朝，那个时代只能被认为是传说。

日本出版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几乎都是以出土甲骨文和青铜器的殷墟作为中华文明的开端，认为中华文明有5000年历史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按此观点，中华文明的历史只有3300年。这给我很强烈的刺激。作为一个中国考古学者，我们对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究竟有多长的历史竟然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实在是令人汗颜！

在日本进修期间，我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日本和朝鲜半岛考古学，研究东亚地区古代文化的交流。但是，文明起源和国家的形成始终是我关心的课题。我发现，古坟时代（公元4世纪到7世纪）是日本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的时期，其年代大大晚于中国，无论是王权的出现和强化的过程，还是中央王朝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是从承认地方酋帅的控制权到派遣官员到各地担任“国造”，以此来巩固中央王朝对各地统治的进程，都与中国商王朝对方国的控制及西周王朝封邦建国、强化中原王朝对各地统治的过程十分相似。

于是，我在日本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于1990年夏天完成了我的第一部专著——《从邪马台国到倭政权》，对中国和日本古代国家形成过程进行了比较研究。

在这部书中，我延续了夏鼐先生以夏王朝的建立作为中华文明开端的观点。我以这部专著通过了日本九州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我的第一个博士学位。从日本回国后，我不甘心终止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又于1993年师从中国著名学者、东亚考古学大家王仲殊先生，拿到了第二个博士学位。

之后，我遵从张忠培先生“回归主战场”的点拨，重新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商周考古学上。

1996年8月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后，即于当年秋季率队开展了对河南偃师商城宫城内宫殿群的大规模发掘。恰巧，从1996年开始，科技部实施的“九五”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工程的主要承担单位。

作为商周考古研究室的主任，我有幸直接参加断代工程，负责组织我们研究室各个考古队配合工程开展工作。

2000年断代工程结束后，我和其他参加工程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继续多学科结合对中华文明起源进行研究。

2001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几点建议》的文章，针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指导思想、思路、技术路线、研究内容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提出“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地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我的想法得到了科技部的认可。于是，2001年，科技部责成“断代工程”的首席专家之一李伯谦先生以及我和北京大学的赵辉教授，共同负责探源工程的筹备工作。

鉴于开展探源工程、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涉及的学科、研究的难度比“断代工程”复杂得多，为慎重起见，我们在得到科技部的同意后，于2001年末到2003年底先进行了两年的探源工程预备性研究。

2003 年，作者（右）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

我们进行预备性研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探源工程要设置哪些课题。经过和很多相关学科的学者商议，最后决定，预备性研究设置如下课题，即“古史传说和有关夏商时期的文献研究”“上古时期的礼制研究”“考古遗存的年代测定”“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古环境研究”“早期金属冶铸技术研究”“文字与刻符研究”“上古天象与历法研究”“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等课题。共有相关学科的数十位学者直接参加了这些课题的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于2003年底顺利完成。通过研究，初步摸索出了一套多学科结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

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各个课题都有不同程度的成果，诸如传说和文献整理研究、文字与刻符的整理、上古天文与历法研究等，这为今后大规模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探讨和解决中国文明兴起的时间、早期发展的道路及其特色、中国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中的地位等重大学术问题奠定了初步基础。

看到了预备性研究取得的成果，科技部感到，应该立项探源工程，支持我们全面展开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

2004年夏季，科技部决定正式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由于当时“十五”计划仅剩两年的时间，我们把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研究的时空范围确定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中原地区。这个时间段就是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到商代初年，是中国古代王权和国家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由我和赵辉教授任工程负责人（“首席专家”）。

作者（右）在山西晋城市阳城县析城山发掘现场

我们以中原地区作为第一阶段工作的对象，引起了少数中原之外地区学者的质疑：为什么最先在中原地区开展？是不是“中原中心论”老调重弹？其实，这完全是误解。

我们之所以考虑将中原地区作为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研究区域，一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选择的这一区域，有研究的基础；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原地区考古工作起步最早，70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考古资料，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较为充分，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脉络较为清晰，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基础也比较好；三是该地区是夏、商王朝的诞生地，流传下来较多的古史传说和历史文献，可以“从已知推未知”，从已经确凿无疑形成的文明向上追溯，这些都有利于探源工程的顺利实施。

第一阶段研究的时空范围确定之后，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就是工程第一阶段究竟设置哪几个课题。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我们对预备性研究设置的课题进行了取舍，设立了如下五个研究课题，这些课题成为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的主要研究领域：

一、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分期谱系的精确测年；

二、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的自然环境研究；

三、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

四、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状况研究；

五、综合与总结：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

参加该项目的单位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还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郑州大学等单位。

参加项目的学科包括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古文字学、人类学、科学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冶金史、化学成分分析、古人类食谱分析、遥感和遗址的物理探测、天文学、科技史等多个学科。在实施过程中，各个学科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联合攻关，探讨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时期的环境背景、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各个都邑性遗址的年代关系、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期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形态等问题。

经过两年的研究，这些课题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确认多学科结合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机制和技术路线是正确的，这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探源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6年，探源工程开始了第二阶段的研究。我们把工程研究的年代提早到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研究的范围从中原地区扩展到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主要研究该时间段中各个地区都邑和区域中心性遗址及其所属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环境变化、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和社会结构变化等。

之所以把研究的上限向前提早了1000年，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500年这1000年，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时段。那时已经发现的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坛冢庙和安徽凌家滩随葬上百件随葬品的高等级墓葬，它们的年代都是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这些资料必须纳入探源工程的研究范围。此后，直到工程的第四阶段，时间范围都保持了这一阶段设定的年代范围。

探源工程的第三阶段是从2009年到2012年。这一阶段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研究，研究的时间范围依然是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重点研究课题包括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年代谱系的完善和各地文明化进程中重大事件的年代学研究，各地区环境变化与文明演进的关系研究，各地区技术和生业的发展以及铜、玉、盐等重要资源与文明形成关系的研究，都邑性聚落和各个区域中心性聚落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文明形成过程中精神文化的发展状况研究，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整体性研究等。

探源工程第四阶段（2013—2018年）的工作主要是对第三阶段设置的年代、环境、生业、都邑和聚落反映的社会结构以及整合研究等几大课题继续开展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第四阶段结项报告。

探源工程第一到第四阶段研究的内容，其实都沿袭了工程的第一阶段，即考古学文化谱系和重要都邑遗址的年代、各地自然环境状况及其变化、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状况、社会组织结构的发展状况研究以及各个课题的整合研究。

工程通过对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四处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20个左右的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新标准，并认为，距今5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距今5300年前，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形成了一个交流互动圈，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以及以某几类珍贵物品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各个区域文明之间以及与域外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探源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最大困难，也可以说最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文明”的判断标准。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以“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国际学界一般依据这个标准，以甲骨文的出现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志，即中华文明起源于商代晚期，仅有3300多年历史。

探源工程实施期间，我们对世界几大原生文明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并非都符合“三要素”标准，如中美洲玛雅文明并未掌握冶金术，南美洲印加文明尚未发现文字，哈拉帕文明的图章并没有被学术界认可为文字。所谓文明“三要素”，主要是从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提取出来的“标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探源工程从实际材料出发，主要基于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二里头等都邑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其他中心性遗址的考古成果，并参考了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况，归纳出在没有当时文字发现的情况下，从考古发现中辨识进入文明社会的关键特征。

一是农业显著发展，人口不断繁衍。例如，良渚文化比较普遍地使用犁耕，并发明了多种生产工具。良渚文化的水田规模很大，灌溉系统比较完备，早已超过最初的小水田阶段。农业的显著进步可以促进人口繁衍，使少部分人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手工业制作以及社会管理和原始宗教祭祀等活动。

二是手工业技术显著进步，专业化进一步发展，被权贵阶层所掌控。例如，大汶口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制作工艺高超，龙山文化时期的蛋壳陶器壁最薄者仅0.3毫米。良渚的玉琮、玉璧制作工艺精湛，反山墓地中，被认为极有可能是“王墓”的12号墓，出土形体最大、制作最精致的“玉琮王”，其表面的人兽合体“神徽”图案，在1毫米宽度内竟有5条宽0.2毫米的刻纹。这些精致的手工业制品显然出自技艺高超的工匠之手，说明当时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出现了专业化。这些精美的手工业制品多数作为礼器，有理由推测，这些高端器物的制作已经被权贵阶层所掌控。

反山墓地中出土的良渚文化玉琮，被称为“琮王”。它代表中国史前阶段玉工微刻技术空前绝后的水平。琮王侧面分别以浅浮雕和微刻刻画众多鸟纹和神人兽面纹图像，其中在1 毫米宽度内可以填充4至5 条宽0.2 毫米的刻纹

三是人口显著集中，形成都邑。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聚落数量显著增加，并出现人口非自然原因的集中现象。在一些中心地区，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邑，面积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聚落内有明确的功能分区，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一般居民区等。例如，良渚遗址内城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外城更是达620万平方米；陶寺城址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石峁城址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几座城址内都有比较明确的功能分区，并发现宫城或宫殿区。

四是社会分化程度高，形成贵族阶层及以礼器等体现尊贵身份的初期礼制。如良渚遗址反山12号墓内就随葬多件玉石钺，其中有一件制作精致、带有短柄的权杖，以及玉琮和数十件玉璧。陶寺遗址大墓中，随葬有陶鼓、木鼓、石磬、龙盘和玉石钺。在黄河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墓葬中，发现有制作精美的陶质酒器和玉石钺以及多重木质棺椁。

五是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于一体的王权。这一特征，主要体现为巨型都邑、大型高等级建筑（宫殿）的出现。如良渚遗址内城中部有人工堆筑的面积为30万平方米、高近10米的高台，上有数组大型建筑；古城以北修筑了长数千米、宽10余米的水坝。陶寺城址已发掘的一座宫城内，高等级建筑基址的面积达8000平方米。

六是血缘关系仍然保留并与地缘关系相结合，维系社会发展。王及其亲族仍然与社会大众保持着名义上的亲缘关系，但实际已成为统治者，这从墓葬可以得到证明——高等级墓葬分布区域向着独立化方向发展。如陶寺遗址早期大墓就是位于公共墓地中的一个区域，由几座大型墓和几十座中型墓构成，不见小型墓。陶寺城址兴盛时期，大型墓脱离公共墓地，集中于南城墙附近，四周围墙环绕，单独成区。良渚古城内外，发现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等级贵族墓地，说明良渚最高统治者及其亲属的墓葬已经脱离了公共墓地。

七是暴力现象和战争频繁发生。除社会分化程度之外，还可以从另外两方面印证王权的出现。其一，战争频发。自距今5500年左右开始，墓葬普遍出现随葬石钺的现象。陶寺遗址小型墓葬几乎没有任何随葬品，但在一些青年男性的墓葬中，常随葬石钺。高等级墓葬中往往随葬制作精致、没有使用痕迹的玉石钺。随着战争频率加快和规模逐渐扩大，军事首领的地位不断提高。军事指挥权逐渐拓展到社会生活各领域，转化为王权。其二，各地都出现了暴力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在陶寺遗址宫城中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内，发现了人骨和动物骨骼。这种习俗一直延续至夏商时期。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发现罕见的人殉墓葬。这在良渚文化遗址乃至夏王朝之前的墓葬中都是罕见的。

八是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管理机构。各区域文明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范围，内部存在共同的生活习俗、文化基因，也许还存在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不同的小区域之间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以该区域最高等级的聚落——都邑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网络。

从上述八个特征中，我们总结概括出辨识我们进入文明社会的三个主要“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三是权力不断出现、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后来我们也总结了从考古上辨识的标准，即都城、宫殿或神庙、大墓、礼器的出现，共同构成了证明当时进入文明社会的证据链。我们这个方案既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文明。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西方提出的文明“三要素”，其实只是文明的一些表现，我们提出的“王权”和“国家”，则抓住了文明的实质。比如说冶金术，它只是一种生产技术，属于物质范畴，并不是不可或缺的；至于“文字”，我们是精神生活丰富以后出现信仰，并不一定在初期表现为文字的出现。所以说，我们提出的文明判定标准更具有普遍性。

作者在讲述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

通过一系列努力，我们的文明判断“标准”也逐渐被国际社会所认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人民政府从2013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世界考古上海论坛，向世界宣传我们的考古成果。良渚古城遗址在2019年7月6日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的原因是“良渚古城遗址展示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这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我们还要向世界做更多的宣传，让我们的中国考古真正“走出去”。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经过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结合研究，以坚实的考古材料和综合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实可信的历史。这一结论性认识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

第一，通过对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开展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以及对各个地区的中心性遗址（如河南双槐树和西坡、山东焦家、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湖北石家河、四川宝墩等）的考古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证明距今5300年到4000年期间，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都有了很大发展。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和贫富贵贱的分化加剧，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与祭神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王和为其统治服务的官僚阶层，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具有向心力的区域性政体——国家，相继进入了初期文明社会。

第二，通过多学科研究，对黄河、长江、辽河流域各个地区都邑和中心性遗址的年代，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各地区文明兴衰的关系，各地区文明形成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重要资源的获取及其与各地区文明演进的关系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研究结果表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是一个过程，是适宜的自然环境、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精神领域的进步、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三，通过多学科研究，对各地区文明之间交流互动、汇聚融合，最终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过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对各地区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中华大地各个区域之间早在距今七八千年时就发生了交流，稻作和粟作农业技术由此得以在各地传播，为各地文明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各地人们在相互交流中逐渐形成共同的信仰。在此过程中，中原地区汇聚了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深刻的思想基础，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四，大量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是在自身基础上起源、形成的，但并不是封闭的。在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交流。大约距今5000年前，黄河上游地区就接受了起源于西亚地区古文明的制作铜器、栽培小麦、饲养黄牛和绵羊等新的技术。与此同时，起源于史前时期中国的稻、粟、黍的栽培也向西亚和其他地区传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文明在接受了西亚地区传来的冶金术后，对其加以消化吸收，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发明了泥范铸造铜铃乃至青铜容器的技术。到了夏、商朝，青铜容器制作工艺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青铜文明。

第五，最为重要的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过程中，我们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国家观，以国家的出现作为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突破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三要素”的桎梏。我们提出了判断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标准，还从中国各地有关文明起源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中，总结出在没有发现当时文字资料的情况下如何从考古发现中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关键特征。这种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丰富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理论作出了中国贡献。

从2020年开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了第五阶段的研究。工程仍然按照我们在探源工程启动伊始时制订的“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方针，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背景、机制、道路与特质的综合研究。

令我终生难忘的是，2022年5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体学习会上，我汇报了探源工程的成果，亲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深化探源研究作出的重要指示。

习近平总书记对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深入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做好成果转化传播作出了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回忆20年参加探源工程的经历，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正是由于国家的重视，由于有方方面面人士的支持，探源工程才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探源工程所揭示的中华文明丰富内涵、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工程，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孜孜以求，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我们相信，在几代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将会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特点和机制，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卓越贡献，必将会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本文选自《纵横》2023年第5期，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河南大学特聘教授。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辑：杨玉珍

校对：于   洋

审核：张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