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敦煌石窟中有大量游人题壁，尤以元清二代为最多。学术界一种观点认为，敦煌石窟出现乱刻乱画式的游人题记是石窟疏于管理的结果，是洞窟所在石窟寺的荒废与衰败境况的表现。实则非也。佛教徒营建石窟，作为僧徒礼佛之所，原本是一种功德，除归义军时代世家大族的家庙外，一般不会，也完全没必要派人看守石窟。而元清二代，以俗文化为代表的下层文化取代了以雅文化为代表的上层文化，成为一种社会流俗。敦煌石窟中的游人题记，就是下层文化流行的具体反映，与石窟的兴废很难说有多大关系。佛教徒在敦煌石窟题壁，祈佛保佑，体现了敦煌石窟在佛教徒心目中的神圣和地位的崇高，题壁众多，是石窟香火旺盛的表现，与石窟寺衰败与否关系不大。
关键词：题壁；敦煌石窟；功德；元代；清代
一、问题的提出
敦煌石窟中可见有大量游人题壁，既有“到此一游”之类的涂鸦，也有六字真言题壁，更有礼赞佛教的优美诗作，既有汉文，也有回鹘文、吐蕃文、西夏文、婆罗米文、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文。向达先生言：“元人在各窟题名最多，亦最恶劣，明代则只成化十五年及正统十二年二则，清人题名始于雍正。此种题名年代虽似无关宏旨，然历代在河西之进退消长，几俱可于此见之，是亦治史者所当知也。”[1]
这类游人题记，与石窟开凿时代的判断虽无关宏旨，但有助于判定石窟何时已经存在，洞窟中不同时代的题壁也有助于判定石窟在不同时代的重修问题。近期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洞窟出现游人题记，可以证明石窟在彼时已经处于荒废状态。此说首倡于谢继胜教授，他将莫高窟第464窟、465窟甄别为西夏窟，首要证据就在于二窟中存有大量的元代游人题记。洞窟中一旦出现游人题记，就表明石窟已经废弃。从题记时间上看，第464窟、465窟在元代初年就已经废弃了。如果是蒙古统治者营建的洞窟，断不可能如此快就遭到废弃。尤其是465窟前室的两则西夏文题记，证明，西夏早期曾在这里进行过法事活动，但其中一处是印记很深的刻划，表明“题记出现时此窟已经弃置不用了”，由此而推定此窟被废的年代比题记时代更早。[2] 把这一理论推而广之的是沙武田教授，其中尤以新近撰写的《瓜州榆林窟第3窟西夏属性申论》最为典型：
佛教洞窟是庄严的道场和神圣的空间，营建与管理均受到窟主、施主、功德主的左右并影响，在洞窟中出现乱刻乱画式的游人题记，一定是洞窟建成之后的作品，而且一般而言属于洞窟处于无人看管情况下的现象，尤其是把游人题记随意地刻写在壁画上面，基本上可以说明洞窟所在石窟寺的荒废与衰败境况。[3]
尤有进者，榆林窟第3窟甬道元代供养人画像上出现有用西夏文题写的游人题写（图1），沙教授认为，元代写西夏文的只能是西夏遗民，而且只能是元代前期西夏灭亡之后不久的时期更为合理，所以综合判断榆林窟第3窟的营建时代只能是西夏而不是元代。然后以同样的道理，推定莫高窟第464、465窟为西夏窟而非元代窟。
图1：榆林窟第3窟甬道南壁蒙古女供养人像中的西夏文
近似的观点又见于赵晓星女史：
只有在洞窟疏于管理时，才能随意让游人出入并留下游人题记。因此，莫高窟第3窟至少在至正十七年（1357）前已经疏于管理，可以让游人出入。[4]
这里的“游人”当包括礼佛者。如果礼佛者不能进入洞窟，施主修建洞窟的意义也就会大打折扣。设若只有洞窟废弃才会有游人出入的观点能够成立，自然对判断石窟的废弃时代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这一观点并非建立在有效数据的统计之上，只是一种猜测，没有提供能够令人信服的依据，尤有进者，这种通过游人题记来判定石窟疏于管理的方法，既不合佛教义理，也与中国石窟营建史的情况不符。
如果说出现游人题记是疏于管理的结果，那么敦煌石窟的营建由北凉开始，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共11个时代，历时1000多年，为什么在元代以后才突然出现大规模集中废弃的情况？笔者曾就敦煌石窟所见各种题记做过大体的观察，发现游人题记主要集中在元代和清代，这两个时代的游人题壁占敦煌石窟游人题记总量的90%以上。[5]这两个时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以雅文化为代表的上层文化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而下层文化或者说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为主流，形成一种风尚。石窟、寺院、佛塔等建筑物中出现乱刻乱画式的游人题记，就是俗文化的具体反映，与石窟的兴废很难说有多大关系。
言石窟疏于管理或者废弃，语意含混，极容易给读者造成错觉。因为，既言废弃，那就肯定为前代之物。问题是，什么情况可称“疏于管理”或“废弃”呢？如所周知，倘若石窟、寺院等建筑受损，壁画残破，需要重新修复，此应为寺院管理的应有之义。对于一个完好的寺院来说，可供信徒礼佛即可，一般是不需要派驻人员进行管理的。若言莫高窟在1372年之后的明代（明朝取代元朝统治敦煌始于1372年）至清雍正三年（1725）[6] 是荒废的，大体成立，这一时期不仅没有石窟的营建，甚至连游人都罕见。新疆地区佛教石窟众多，但在元、明以后，随着佛教势力的消退和伊斯兰教势力的推进，原来香火旺盛的石窟大都遭到废弃。然在此之前，只要佛教徒势力存在，有信徒赴石窟朝拜，就谈不上石窟废弃一说。
石窟之营建，大体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为供僧侣进行禅修，如同敦煌诸石窟一样，禅窟的地点一般都在远离城市、依山傍水、环境清幽的山崖之间。《禅秘要法经》云：“出定之时，应于静处，若在冢间，若在树下，若阿练若处。”[7]“出定”即禅修也。《付法藏因缘传》更明言石窟为僧侣禅修之处：“山岩空谷间，坐禅而龛定，风寒诸勤苦，悉能忍受之。”[8]其二在于末法来临保护佛像、佛经，从而达到护法之目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印度佛教的末法思想开始在中国流行。按照这一理论，佛教进入末法时期后，寺塔尽毁，比丘蒙难，开凿石窟便可以更好地保护经像。从北凉石塔题记看，北凉信徒认为434年中国佛教进入末法时期。[9]“从云冈石窟巨型造像的雕凿到房山石经的开刻，从《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到《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无不渗透着佛教僧团的焦虑”。[10]其三为修功德、祈福田，这是佛教信徒不遗余力修建石窟的动力所在，如英藏敦煌文献Ch.00207《宋乾德四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修莫高窟北大像功德记》记载了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与其夫人浔阳翟氏重修莫高窟北大像的活动，其中有“不唯此际功德，二经福田遍谷而施力施勤，处处而舍财舍宝，将斯胜善，资益群生。伏愿世界清平，人民乐业，道途开泰……大王禄位，年齐龟鹤之年”。[11]
一般情况下，石窟修建完成，也就意味着功业圆满，不会考虑安排人驻守石窟，信徒能够前来礼佛，只会增加施主的福报。类似情况，在摩崖石刻及暴露于墙体外的佛龛中表现最为明显。如所周知，石窟开凿源自印度，但在中国的流播过程中，又延伸出新的形式——摩崖造像，即不再开凿洞窟作为寺院，而是仅在崖壁上开凿佛龛造像供人礼拜。佛龛不存在甬道，更谈不到窟门，自然遑论管理问题了，目的全然限于功德。在唐代之前，游人题记稀见，时代最早者可推莫高窟第335窟西壁龛北帐门所见“长安二年（702）二月廿日”题记。[12] 兹后，题记逐渐增多，而以元清时代为甚。游人题壁一般都书写于没有壁画的地方，有的虽书写于壁画之上，但也是无关紧要之处，不会损坏画面，对佛的敬畏之心显而易见。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如张掖金塔寺西窟中心柱东向面有中华民国廿四年（1935）的游人题壁（图2），书于佛光上，尽管未大面积破坏画面，仍属于大不敬，只是这类极端例子在民国之前是极为罕见的，[13] 可以忽略不计。
图2：张掖金塔寺西窟中心柱东向面游人题壁
沙州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当地出现了不少名门望族，如宋、李、曹、张、索、令狐等家族都是传承数百年的大家族，即使敦煌政权变革，根基牢固的家族势力仍然是新任统治者必须拉拢的对象。因此，只要敦煌大家族的内部不发生重大变故，敦煌石窟的家庙往往会受到很好的保护。在敦煌石窟中，延续营建长达数百年的第220窟即其典型例证。[14]作为敦煌大族的家窟，当时或派遣专人管理，或委托给石窟寺的僧人进行管理。这些以家族势力为背景的家庙，因有专人看管，一般不会出现乱写乱画式的游人题记。但这种家窟只是敦煌石窟中某一时期的特例，不具备普遍意义。由于世家大族所开的窟规模较大，艺术水平较高，内容丰富，甬道光线好，也是游人题壁最集中的所在。以游人题壁作来判断洞窟所在石窟寺的荒废与衰败境况，显然过于武断。
在这些题记所示的游人中，出现了大量的元代地方官员，涉及达鲁花赤、总管、同知、判官等职。例如，在榆林窟第3窟甬道北壁有四身蒙古男供养人像，其中第四身题名为“本牙答思达鲁花赤”。榆林窟第3窟甬道北壁墨书五行：“维大元至正廿五年（1365）五月十五日，嘉议大夫沙州路总管□□□邑舍人……司吏张维中……瓜州达鲁花赤……同焚香到此。”榆林窟第12窟主室西窟口上部墨书四行：“大元国至顺二年，奉元路居庄奉佛弟子瓜州知州郭承直，并男郭再思、巡检杜鼎臣，到此礼佛记耳。”榆林窟第16窟前室甬道北壁第四身女供养人榜书表层墨书二行：“至正十七年（1347）□□□日甘肃同知宝守丹路□□□□王孝益瓜州□方赵思贤那颜□□□□□□□焚香到此。”榆林窟第16窟前室甬道北壁东起第二身女供养人榜书表层墨书二行：“瓜州判官沙州司吏赵思贤那颜等八人到此记耳，至正十三年（1343）十二月二十五日记。”沙州路嘉议大夫为正三品，沙州路总管从三品，瓜州作为下州，达鲁花赤为从五品，同知为正七品，判官为正八品。[15] 这些官员在元代时大量出现在榆林窟，表明榆林窟是当地人朝佛的圣地，绝非论者所言的荒废状态。按常理，为了保证探访官员参观的舒适性，当地人必然要为参观人员准备斋饭和休息的场所。为了满足这些人的参观需求，榆林窟必然要有驻寺的僧人，因此，元代的榆林窟绝无可能是无人看管的状态。元代统治阶级信奉佛教，作为瓜州第一佛教圣地的榆林窟是瓜州这座州府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佛教建筑，瓜州的佛教徒自然不可能在佛教兴盛，甚至以藏传佛教为国教的元代将这样一处圣地弃置，完全不合常理。
元朝主要以诸王、皇亲率领的蒙古军队驻扎敦煌，同时也有大量汉军参与屯田，[16] 所以，元代敦煌人口中，军士占有较大比例。
敦煌在13世纪70年代以前继承西夏之余绪，非常衰落，人口稀少，农业不兴，经济凋敝，汉唐以来的交通枢纽地位也不复存在。[17] 然而，13世纪70年代，情况骤变。1260年，忽必烈继承蒙古大汗之位，引起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的不满，倡乱西域，于是，在中国西北爆发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混战。1276年，原属察合台汗国的哈班、出伯兄弟脱离察合台汗国而东投忽必烈，得到重用，驻扎河西走廊西部以抵抗西域叛军。[18] 敦煌军事力量大增，军士成分复杂，既有出伯直属军、诸王协力军、探马赤军，也有红袄军、北庭及曲先塔林都元帅府、甘肃行省政府军等各色军队。[19] 军士大多缺少文化素养，也是涂鸦题壁骤然增多的一个直接原因。明代莫高窟游人题记仅有五条，时间分别为洪武、正统、成化、万历年间，题主多为军士和官员，[20] 当继承元代军士随意刻画的余风所致。
综合统计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元代游人题记，笔者发现前来参访石窟寺的除了沙州路、瓜州的官员、百姓和宗教人士之外，还有甘肃行省以及陕西行省、四川行省、中书省下大都、晋宁、冀宁、真定等地的人士。由此可见，元代时的敦煌石窟声名远扬，以至于吸引佛弟子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朝圣，表明敦煌石窟佛事之盛，香火之旺。例如，来自成都府路和晋宁路（今山西临汾市）的游客即曾多次巡礼莫高窟、榆林窟，分别达到6次和11次之多。立于1348年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和1351年《重修皇庆寺记》的立碑者同为晋宁路绛州白台寺僧守朗，反映出晋宁路僧人对莫高窟、榆林窟的尊崇程度以及与沙州方面的特殊联系。1330年至1351年间出镇沙州的西宁王牙罕沙也曾出镇四川，[21] 翌年返回沙州。[22] 龙年（至正十二年，1352），驻守哈密的威武西宁王嵬厘“以杀获西番首贼功”而获赐金系腰一条，[23] 回程途中亲至榆林窟朝拜，并用回鹘文撰写了朝山题记。[24] 如此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朝圣人群，若依游人题记而推定此时的石窟处于弃置状态，着实难以想象。
三、游人题壁与晚期敦煌石窟的香火
梁红和沙武田先生注意到了元代游人题记中出现的大量巡礼事件，认为“根据榆林窟元代游人题记的内容，元代在莫高窟、榆林窟的佛教活动，主要是重修和巡礼，目前没一条证据可以确认属新建洞窟和佛寺的记载。”[25] 然而，这个判断是有待商榷的。邢耀龙在榆林窟第12窟、第13窟、第15窟分别发现了元代画师刘世福的题记，题记显示，元末有来自临洮府（今甘肃临洮县）的画师刘世福，以待诏身份在榆林窟绘制了一所“佛殿”，完工后，于至正廿七年（1367）五月初一日接连写下了三条题记。通过对榆林窟现存洞窟的梳理，可以看出，刘世福绘制的“佛殿”，最大概率为榆林窟第4窟，或系元代开凿洞窟的直接证据。[26] 除第4窟外，榆林窟第2、3、27窟也都是元代兴建的。其中，第2、3、4窟都以文殊信仰为主题，皆被视作文殊菩萨的道场，可以称作五台山组窟。[27] 其壁画艺术之精美、高超，堪称敦煌石窟艺术的代表。[28] 榆林窟第10窟由西夏时代开凿，但现存外层壁画显然为元代之物。[29] 榆林窟第6窟明窗周围更有元代瓜州蒙古肃王家族的绘画，肃王与王后均头戴王冠（图3）。既然榆林窟在元末仍在开窟造像，而且规模大，壁画精美，足证元代榆林窟营建进入兴盛期，与游人题壁交相辉映，共同印证了榆林窟在元代的繁荣而非荒废。论者言：“莫高窟的游人刻划题记大多数出现在元朝，这表明元时莫高窟已经开始凋敝”。[30] 其说与史实相违，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图3：榆林窟第6窟明窗前室西壁南侧上部男女供养人一铺（孙志军摄）
在敦煌所见元代汉文石窟题壁中，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游人题壁的日期比较集中，元代尤以五月十五日最为集中，如：
榆林窟第3窟1处：“维大元至正廿五年（1365）五月十五日嘉议大夫沙州路总管……”。[31]
榆林窟第4窟1处：“大元国至顺元年（1330）五月十五日长安人事瓜州知州郭承直到此”。[32]
榆林窟第6窟3处：“至顺二年（1331）五月十五日长安郭再思到此”；“肃州住人□瓜州司吏李至顺三年（1332）五月十五日王……”；“至正十二年（1352）五月十五日焚香一行三”。[33]
榆林窟第12窟3处：“至正三年（1338）五月十五日甘州住人陈家四烧香到此”；“至正六年（1340）五月十五日前来焚香到此”；“至正十五年（1355）五月十五日瓜州□ □刘庭芳、赵思贤、王麟、母亲安……记耳陈家四烧香到此”。[34]
榆林窟第40窟1处：“泰定四年五月十五日瓜州督府□都州 肖 小 宗 到此”。[35]
有意思的是，在榆林窟所见的回鹘文游人题壁中，五月十五日也是最常见的日期，可见于榆林窟第2窟（1处）、[36] 榆林窟第3窟（3处）、[37] 榆林窟第4窟（4处）、[38] 榆林窟第41窟（1处）[39]。在西夏文题记中也有五月十五日礼佛的记录，可见于榆林窟第39窟。[40]
尤有进者，榆林窟第15窟有《大元重修三危山榆林窟千佛寺记》记录该窟完成日期为“至正十三年五月十五日重修记”。[41] 《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勒立日期为“维大元至正八年岁次戊子五月十五日”。[42] 同样都为五月十五日。
上述这些现象表明，五月十五日在元代是一个特殊日子。敦煌写本P. 3231《癸酉年至丙子年（974-976）平康乡官斋籍》记载了归义军时期敦煌县平康乡的官斋活动，7件记录中，有两件都发生在五月十五日。[43] 抑或可证从归义军时代起，敦煌就已经存在由官府于不同年份之五月十五日举办佛事活动的习俗，这一习俗当延续至元代。果若是，则很难设想，官府于榆林窟举办佛事活动的这一日却成为洞窟最疏于管理之时，因为这一天的游人题记最为集中。
及至清代，游人题记最为集中的是四月初八佛诞节，而且大量出现于雍正五年（1727）以后，陈光文研究认为这一现象的形成，“表明此后佛诞节巡礼莫高窟的风俗逐渐形成”。[44] 可谓得的之论。其状与元代的五月十五日礼佛或可比拟。
榆林窟所见游人题壁以清代最多，然清代的榆林窟却并非无人管理的阶段。从喇嘛吴根栋来到榆林窟开始，榆林窟一直有人守护，洞窟营建活动始终没有停止。榆林窟现存的43个有编号洞窟中，7个开凿于清代，再加上洞窟外的诸多佛塔，其营造活动之频繁远超西夏（第29、10窟）。[45]然观榆林窟的游人题记，却又以清代为最多，显然与游人题记显示洞窟废弃的推理方枘圆凿。更重要的是，坚持元代敦煌瓜州衰落说的学者认为榆林窟在西夏时佛教十分兴盛。且不说这一推论与真正的晚期瓜州史完全颠倒，[46] 唯按其推论，榆林窟应该不会出现大量的西夏游人题记。然而史金波和白滨先生就曾专门对榆林窟中现存的西夏文题记做过统计，共收录了47条，其中绝大部分是游人题记[47]。尽管笔者怀疑这些游人题记大多为元代之物，但不少学者深信其为西夏之物。西夏游人题记出现于西夏洞窟，那是否意味着这些洞窟也废弃了呢？是以，游人题记的多寡与洞窟的营造并不存在直接对应的相关性，仅可反映石窟寺影响力的增强与否。
敦煌石窟现存的游人题记中出现了大量官员的题记，其中有不少诗作，有的旨在表达情思感怀，如莫高窟第108窟的《题莫高窟并序》：“久事公门奉驱驰，累沐鸿恩纳效微……愚情从今归真教，世间浊滥誓不归。”[48] 当然，更多的在于礼佛敬佛。面对朝廷官员的题记需求，身份卑微的石窟守护僧是无力制止的，其实也没有制止的必要。因为，在佛教徒的心目中，题壁赞美佛祖本身就是一种功德。元代来敦煌朝圣进香者，不惮风雨，千里驰驱，主要目的在于焚香许愿，礼佛敬佛，以求佛陀保佑，消灾避祸。[49] 在此情况下，何可依游人题壁而论定石窟是否废弃呢？
若依游人题壁论石窟废弃，那就存在一个问题：敦煌石窟自十六国时代初兴以来，历经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绵延不绝，何以至元清二代却突然就遭到大规模废弃呢？事实上，元清二代正是敦煌石窟营建活动的频繁期。[50] 榆林窟在清代开窟7个，莫高窟新开窟数量虽不及之，仅有今编第11窟和228窟，但重修洞窟却有217个，几占莫高窟洞窟数量（492个）的一半。[51] 一言以蔽之，游人题壁的有无与多寡，与石窟兴废不存在内在联系，反映出的更多是某一时代的文化取向。还有一种情况，为了讨好地方父母官，僧人往往会邀请官员在墙壁上题字，以向他人昭示自己的佛寺受“官府庇护”，这在古代实为司空见惯之事。只有站在今天石窟保护的立场上，才会认为游人题壁是石窟无人管理的结果。
这里以梁红和沙武田专题讨论的榆林窟第3窟为例，在甬道南北壁蒙古供养人像中间出现有多处西夏文题字。[52] 近期，我们又在该窟甬道南壁左起第一身和第二身蒙古人供养像衣服相交的空隙处发现西夏文“佛”字（见前文图1），书写工整，字迹明晰，与蒙古人供养像显然属于同时代之物。[53]该文字也被认定为游人题记，如果说游人题记象征石窟废弃，依此理论，该窟是不是也被废弃了呢？
更值得关注的是，同在该窟之东壁有题记曰：“至正廿八年（1368）五月廿日□……福童到此。”但该题记被中央佛座叠压（图4），说明在1368年至1372年之间该窟尚有营建活动。[54]安得依游人题记言其废弃？
图4：榆林窟第3窟东壁中央福童题记
再如，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有书写于虎年（1350）六月初八日的游人题记，乃亦仁真王子（Irinčin Köbeg）的使者帖木儿卜花（Temür Buqa）所写，但被西夏助缘僧像叠压（图5），可证，该窟甬道在元代后期由敦煌西夏遗民进行了重新修复。修复时间未详，但可以肯定应在1350年速来蛮去世不久。[55] 在此情况下，莫高窟第61窟是应视为废弃还是香火旺盛呢？
图5：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西夏助缘僧与蒙古文题记的叠压关系
不惟敦煌，大体相同的例证在别的石窟同样可以见到，如永靖炳灵寺石窟第3窟开凿于唐代，但现存壁画一般被视作明代之物。[56]主要因为在窟内石塔西壁（背部）的塔身下部塔底部有模糊不清的发愿文：
由发愿文观之，此窟应为河州本地王氏家族上下三代人共同捐资描摹完成的功德窟，旨在为本族亲人及已故先人祈福。
值得注意的是，该窟南壁又有“西宁卫弘觉寺法宁、大佛寺普嫦，嘉靖十年（1351）到”的游人题壁（图6）。[58]该窟既有造窟题记，又有游人题记，在此情况下，嘉靖年间的永靖炳灵寺第3窟是废还是兴呢？
图6：永靖炳灵寺第3窟南壁嘉靖十年游人题壁
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为辽代所建，今存金元明各代题名甚多，书写文字以汉文居多，此外尚有契丹文、女真文、回鹘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叙利亚文、西夏文（图7）等多种文字，内容有的相互叠压，[59] 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甚至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佛教信徒和基督徒对该塔的崇拜与景仰。张掖金塔寺东西二窟内现存题记，能辨识的就有290余则，大多为清代之物，尤以嘉庆年间为甚，少量为民国至1949年以后的题记。在东窟北壁左侧有墨书4列，文曰：“大清咸丰九年（1840）五月□五日，甘州府分驻东乐县南山湾泉寨众姓等乐安宁人等献牲进香，保佑云行雨施，年年敬香，叩奉金塔寺龙神，默佑感应，河水洋洋。谨具。”（图8）[60] 可见，题壁者心怀敬畏，而非随意的胡写乱画。质言之，不管是呼和浩特白塔，还是张掖金塔寺，游人题壁众多，不仅不表明二者遭到废弃，相反，恰可证明二者在佛教徒心目中的神圣、崇高地位，是膜拜的对象。
图7：呼和浩特城郊万部华严塔元代西夏僧人墨书题记
图8：张掖金塔寺东窟北壁左侧清代进香题记
四、结论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敦煌石窟所见游人题壁，主要集中于元清二代，彼时传统的社会上层文化受到下层文化的冲击，以俗文化为代表的下层文化取代了以雅文化为代表的上层文化，成为一种社会流俗。敦煌石窟中“乱刻乱画式”的游人题记，就是下层文化流行的具体反映，很难说与石窟的兴废存在多大关联。
石窟的营建与佛教信徒的修功德、祈福田思想息息相关。施主将洞窟建成，供僧俗礼佛之用，已经功德圆满了，没有必要派遣专门人员守护洞窟，只是在归义军时期作为敦煌大族家庙的洞窟，才会派遣专人管理或委托给石窟寺的僧人进行管理。总体上说，游人题记的出现与石窟是否游人管理之间不存在直接对应关系。
在佛教信徒心目中，书写文字赞美佛祖是一种功德，主旨在于祈佛保佑。元清敦煌石窟题壁众多，不仅不表明石窟遭到废弃，相反，恰可证明敦煌石窟在佛教徒心目中的神圣和地位的崇高，是彼时敦煌石窟香火旺盛的真实反映，而非洞窟所在石窟寺荒废与衰败境况的表现。
（本文的撰写曾得到赵雪芬副教授和邢耀龙先生在资料上的帮助，文中插图由敦煌研究院提供。特此致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2&ZD219）“敦煌河西石窟多语言壁题考古资料抢救性调查整理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多元民族文化与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断代研究”（项目编号：23AZS004）。
作者简介：杨富学，男，河南邓州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中外关系史、西北民族史研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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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本原刊赖永海主编《宏德学刊》第18辑，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46—59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此文转自“敦煌民族宗教与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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