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贵州平坝县马场镇16座东晋南朝墓出土的簪钗进行了分型研究，对M37、M50出土簪钗的组合进行了分析，推测其用于固定假发、辅助高髻造型。东晋南朝时期，簪钗的形制和使用在马场周边区域相对稳定并流行，体现了贵州本土文化的复兴，为研究东南地区文化与贵州本土文化的融合交流提供了难得的素材。
1965年贵州省博物馆发掘清理了位于平坝县马场镇的16座东晋南朝时期墓葬[1]。该批墓葬出土发簪9、发钗91件，笔者通过对资料的再整理，拟从簪钗入手讨论贵州本土文化与东南地区文化的关系。一、出土簪钗分型研究
马场16座东晋南朝墓，出土簪钗的墓葬计12座，6座墓葬出土发钗数量在13件以上；发簪应为10件，计金簪1、银簪5、铜簪4件；发钗111件，其中17件发钗残缺无法分型，计金钗12、银钗63、铜钗31、鎏金铜钗5件[2]。分型如下（表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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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簪的功能，将其分为耳挖簪和非耳挖簪二型。耳挖簪作为发簪的同时，兼具了清洁耳朵的功能，非耳挖簪仅有绾发的功用。A型 2件。耳挖簪。根据簪首形状的差别，可分为二亚型。Aa型 1件。簪身断面为圆形，簪首一侧为挖耳勺，形状倒弯形。标本M37：18，银质，长15.2、直径0.1～0.2厘米（图一）。Ab型 1件。簪身银质，断面圆形；簪首一侧为金质“V”形立体花叶，共4片，相连两片为一组，对称呈“V”形穿插于簪首，花叶残损折断，沿花叶边缘及花叶中缝处排列有较规则细密小孔。簪身中间一段较粗，底端呈扁状，为一挖耳。标本M34：8，簪长18.2、直径0.1～0.3厘米（图二）。此造型的耳挖簪不见于其他地区，极具当地特色。B型 8件。非耳挖簪。根据簪首形状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亚型。Ba型 4件。造型简单，簪身较细，簪首顶端为一圆形钉帽，钉帽直径稍大于簪身，无纹饰。M34、M46、M48、M55各出土1件（图三）。图一 耳挖银簪（马场M37：18）
图二 耳挖簪（马场M34：8）
图三 非耳挖簪（马场M55出土）
图四 非耳挖簪（马场M37：19）
Bb型 2件。簪身银质，断面圆形；簪首一侧为金质“V”形立体花叶，共4片，相连两片为一组，对称呈“V”形穿插于簪首，花片有残损。沿花叶边缘及花片内呈叶脉状排列，有较规则的细密小孔。该型簪与Ab型耳挖簪在造型上很相似，但簪身存在差别，M34：8为耳挖簪，簪身中部较粗，应是为了方便耳挖的使用而有意为之，而此2件簪均底端残损，笔者暂将其归为非耳挖簪类。标本M37：19保存较好，两组4片花叶，残长17.5厘米（图四）；另1件存一组2片花叶。Bc型 2件。均出自M50。铜质，簪首似为斧钺戈戟组合状，上有简单刻划纹。标本M50：18，长25、最宽处2厘米（图五）。大多简单朴实，钗首造型简单，无纹饰，钗身均为长度相等的双股。根据钗首的造型和加工方式，111件发钗可分为三型（其中17件发钗因朽坏无法分型）。A型 43件。折股形钗，长条形，一般是将一根完整的金属弯折成两股，不作加工或在钗头位置加工简单造型，大多素面无纹。可分为四亚型。Aa型 22件。形制简单。长条状，簪身断面圆形，钗首不作加工。标本M37：25，鎏金铜发钗，鎏金现已脱落。长25、直径0.1～0.3厘米。Ab型 16件。长条形，钗首转折处为一中空圆弧形小顶，钗首断面呈圆形。标本M37：15，金质，发钗两脚间距上窄下宽，长21、顶径0.7厘米（图六）。Ac型 3件。长条形，钗首转折处正中有横脊一道，钗首断面呈菱形。M45出土2件。标本M45：7，金质，长5.2、宽2厘米。标本M41：11，银质，长17.3厘米。Ad型 2件。钗身较宽，钗首正中一横脊，断面为长菱形。M41：4，银质，长10.9、宽11.5厘米。钗首有连续二或三弧线，断面为连续二或三菱形，上有横脊贯通，光素无纹。标本M37：16-1，金质。连二弧线，长7.6、宽6.3厘米。标本M37：16-2、3，金质。连三弧线，长7.4、宽7厘米（图七）。C型 23件。宽沿弧形钗，钗首宽沿，上端弧形，下端双弧形，大多素面。图五 非耳挖簪（马场M50：18）
图六 折股形钗（马场M37：15）
图七 连二连三弧形发钗（马场M37）出土
图八 宽沿弧形钗（马场M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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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宽沿弧形钗（马场M37：24）
M37、M38出土3件，钗首一侧宽沿处较均匀分布，凸起小圆孔，孔内不见镶嵌。标本M42：22，铜鎏金，部分脱落，钗首素面，长11.6、宽5.3厘米（图八）。标本M37：24，银质，钗首装饰凸起小圆孔，长14、宽6厘米，重82克（图九）。目前为止，全国涉及东晋南朝时期金属簪钗的研究有限；依据马场出土簪钗较多的6座墓葬，特别是M37和M50的情况观察，均为各型簪钗组合使用。结合全国汉代以来簪钗的出土情况，东晋南朝时期各地簪钗的形制比较稳定，变化缓慢，断代的参考价值有限，簪钗的时代暂不作讨论。二、M37、M50出土簪钗组合情况
马场16座东晋南朝墓葬中，出土簪钗在13件以上的墓葬有6座（表二），分别是M34、M37、M38、M41、M42、M50。其中M41、M42被扰乱，M34、M38虽未被扰，但资料存在相互矛盾之处，记录的发钗位置值得商榷。所幸M37和M50保存情况较好，有助于我们通过簪钗的组合使用情况，管窥当时的女性发型。M37出土簪钗共计20件，包括簪、钗17件（其中4件残损无法分型）。发掘时墓主人头部密集满插不同形制和质地的簪钗，簪钗的分布范围高约23～26、宽约30厘米，其分布范围应与发式的高度和定型情况相吻合。发钗大多成对使用，如M37：19两件金花发簪，对称横插于发式高度的中部，间距约42厘米；M37：18原报告定名为银耳钩，实际为耳挖簪，置于主人发式左侧发簪上部，应与耳部位置相距较近。两件铜鎏金Aa型钗长度达25厘米，对称从发型底部往上部斜插，贯穿了发式的高度。另以两件Aa型长钗分别从发式上部左右相对平插成一直线，且并不交叉；再以两件C型（钗首装饰有圆孔）银发钗斜插于两件Aa型长钗之间，其余Aa、Ab、Ad、B各型发钗不再对称使用，而在发式不同的位置起到固定支撑作用。整个发式20件簪钗计7种类型，形制各异、宽窄有别、长短不同，包含金、银、铜等质地，焕发出不同的光泽，兼有良好的装饰功用（图一〇）。M50未经盗扰，出土随葬品共35件（套），除1件四系带盖青瓷罐外，随葬品均为女性饰品。墓主人头部密集满插不同形制和质地的簪钗，其分布范围高约21、宽约28厘米，应与发式的高度和定型情况相吻合。簪钗大多成对使用，如两件Bc型金簪，长度达25厘米，对称从发式上端向下交叉斜插，簪首位于发式的最上部，有醒目的装饰效果；8件Aa、Ab型折股钗，长度均在15厘米以上，在发簪以下位置，均匀间隔对称左右横插，贯穿发式的左右；又以规格不同的C型钗8件，上、下端均左右各2件，分别从发式上、下端大致对称向发式中心或横或斜穿插，同一位置和方向的发钗均为一大一小组合，很好地起到固定发式的作用。再以2件B型发钗左右对称横插于发式中部，辅以1件B型钗从发髻下端中部往发式中插入。3件B型钗几乎呈正方形，宽约8厘米；发式左右两边选用B型、C型钗各1件对称横插于发式左右，2件发钗虽形制不同，但尺寸相当。整个发式使用簪钗23件，计5种类型。M50发钗的组合使用，较M37更齐整规范。对称使用的发簪均装饰于发式最醒目位置（图一一）。图一〇 贵州马场M37簪钗组合使用情况
图一一 贵州马场M50簪钗组合使用情况
三、贵州出土簪钗相关问题探讨
（一）贵州马场东晋南朝墓具有显著的本土文化特征，是研究贵州与东部地区经济文化交流难得的考古资料。马场东晋南朝墓除2座土坑墓外，均为长方形或凸字形券顶石室墓；出土遗物727件，饰品数量多达623件，簪10、钗111件，质地有金、银、铜，形制独特，有显著的本土文化特征。以南京为代表的江苏地区发现大量东晋南朝时期不同规制的砖室墓，其中的中型砖室墓（可能是世族或官僚地主墓）形制为凸字形和长方形券顶墓。很多大中型墓都有各种金银装饰品，但墓葬被破坏情况普遍，金银器多被盗[3]。马场石室墓与南京为代表的江苏地区中型砖室墓有着相同的形制，但建墓全部取用当地天然石料，颇具本土特色。青瓷器中的莲花罐、鸡首壶、蛙形水注、狮形器等青瓷精品均产自洪州窑[4]，是墓主人迁徙带来的生活用品，反映了主人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随葬品主要是实用器和装饰品，未发现陶屋、俑、圈、鸡舍、仓、灶、井等明器，也未发现当时盛行的墓志铭、铅地券[5]。可视为当地缺失南方庄园经济发展的反映。（二）马场16座东晋南朝墓在西南地区属罕见而重要的发现。云贵川渝各地的考古工作较多集中在墓葬方面，但东晋南朝时期的墓葬发现并不多，且地点较为分散。四川主要是成都附近南迄西昌一带的砖室墓，如1954年发掘的成都市羊子山晋墓系单室长方形砖室墓[6]。近年，重庆市在丰都汇南、丰都镇江墓群清理了一定数量的东晋南朝时期墓葬。从汇南墓群的墓葬形制规模及随葬品的种类看，墓葬等级普遍偏低，墓主的身份整体不高，可能属当地商人、中小地主或一般平民[7]。镇江墓群墓葬为砖（石）室墓，随葬器物再次发生较大转变，瓷器成为随葬器物的主流，陶器所占比例下降，尤其以模型明器、人物俑、动物俑最为明显，铁器、金饰品占较小比例[8]。云南早年在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大理和保山等发现数量约400座被称为梁堆墓的汉晋时期墓葬。20世纪80～90年代，上述地区更发现一种地面封土过低或无存，其墓室结构抑或出土文物特征都与梁堆墓相同的墓葬，被称为砖（石）室墓。多处发现两晋时期纪年砖[9]。相较西南各地的发现，马场东晋南朝墓的发现凸显其罕见和重要。（三）马场东晋南朝墓葬出土簪钗的本土特征折射了当时本土文化的复兴。战国至西汉中期是贵州本土文化占据主流的顶峰时期，西汉中期以后至东汉时期，武帝在西南夷设置郡县，将该地区置于汉王朝的统治之下，汉文化开始盛行，本土文化器物销声匿迹；魏晋以降政局重陷动荡，由于中原动乱，汉文化的持续输入渐显疲软，本土文化开始复兴[10]。梳理战国秦汉时期发钗出土的情况，贵州本土文化曾经历高峰—衰落—复兴的发展周期。战国—西汉时期的赫章可乐和威宁中水地区均有发钗出土，东汉时期则鲜有发现。赫章可乐1976～1978年以及2000年的两次发掘出土发钗41件，中水1978、1979年的两次发掘出土发钗11件，可乐墓葬时代以战国晚期为主，涵盖了战国至西汉中期[11]；中水墓葬时代以西汉早中期为主，上限为战国中期，下限为东汉初期[12]。可乐墓地2000年发掘出土铜发钗31件，发掘者将其分为U形（A型）和簧形首（B型）发钗。U形（A型）25件，大多15厘米左右，均出土于死者头顶部位，使用方式存在差别。从保存较好的2座墓观察，发钗距离头顶部有约4厘米的空间，说明死者头顶绾有较高发髻。簧形首（B型）6件，成对出土于3座墓葬，同一墓葬出土的成对发钗尺寸相近，其中2对簧形首发钗保存完整。M277：9为簧形首发钗，钗身折为直角，长31.2、钗首宽8.3厘米（图一二）。发钗均出自死者头部，但位置和插戴方式存在区别。推测与史籍记载的“椎髻”相关，可乐地区确有“椎髻”之民[13]。可乐出土的铜发钗特别是簧形首发钗，应是本土文化特色器物，是夜郎时期文化的孑遗。马场东晋南朝墓出土的簪钗，如Ab型耳挖簪、Bb型非耳挖簪、Bc型铜簪、C型凸起小圆孔发钗等，造型独特，应属本土文化的器物。（四）发钗的形制和使用存在着时间上的稳定和空间上的延续。马场周边区域内东晋南朝墓葬的调查新发现将丰富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资料。贵州省博物馆1957年在与马场相距约30千米的平坝尹关清理了4座六朝墓。其中M9出土金钗13、银钗2件；M10也有金钗出土[14]。发钗的形制与马场出土相似（图一三）。惜M9不见发钗使用的记录。同时期发掘的M40、M43、M56定为唐墓，虽均被盗扰，仍发现银发钗6件。根据报告的描述应属于本文所分Ac和B型。可见，类似的发钗组合使用在马场至平坝一带有发现，且发钗的形制和使用在马场周边相对稳定并流行了较长阶段直至唐代。2014年，在杨家桥一带新发现了石室墓70余座，时代以魏晋南朝时期为主。试掘其中的3座墓葬，以杨家桥M1保存较好，墓葬残存有封土，系长方形券顶石室墓。出土铜戒指、料珠、圆形金片、铜饰等[15]。（五）马场M37、M50大量簪钗的固定承托很可能缘于使用假发来辅助高髻造型。我国古代女性非常注重头发的修饰，高髻自汉代流行以来长盛不衰。早在汉代假发主要为宫廷贵族使用，《周礼·天官·追师》记载“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次，追衡、笄”[16]。“副”“编”“次”均为不同程度和数量的假发。马王堆M1墓主轪侯夫人头部戴有假发，另有丝质假发放置于M1圆形小盒中。马王堆所出3例假发资料不仅包含了迄今已知最早的丝质假发实物，而不同的梳理方式和简册的记载对了解当时假发的质地、名称和使用方式提供了依据[17]。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184号墓葬中，发现一件保存完好的棕黑色螺旋状假髻，长14.5、高8厘米，以麻布为衬里，用棕毛缠绕在麻布上，再经过染色处理制作而成。假髻做工精细，完全能够以假乱真[18]。汉晋时期考古发现的墓主假发（发式）遗存发现甚少，马王堆和阿斯塔那墓地均属于非常特殊的墓葬环境，墓主的假发（发式）得以幸运保存下来。文献有载，两晋南北朝时期礼仪规制遭到削弱，权贵使用的假发逐渐在民间流行。《北堂书钞》卷一三五引《晋中兴书》：“太元中，公主妇人缓鬓假髻，以为盛饰。用发多，不可恒戴，乃先于笼上装之，名曰假髻，或名假头。”[19]制作假发需先刻木或编笼或其它辅助手段制作出需要的发式造型，再在上面覆盖大量假发，自然地连接真发与假髻，固定在一起，以簪钗穿插过编织在假发里的木头或者编笼的支架方可达到固定支撑效果。马场M37、M50大量簪钗的组合使用，很可能是固定假发来辅助高髻造型。图一二 簧形首发钗（可乐M277：9）
图一三 金钗（平坝尹关M9出土）
20世纪60年代，贵州马场东晋南朝墓出土数量众多的簪钗，形制独特，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特别是M37、M50两墓的簪钗组合使用遗存情况，为探讨东晋南朝女性使用簪钗固定假发以辅助高髻造型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资料。马场东晋南朝墓体现了本土文化与汉文化并存的风格，折射出贵州东晋南朝时期本土文化的复兴，是研究贵州本土文化与东南地区文化融合交流难得的考古资料。[1]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平坝马场东晋南朝墓发掘简报[J].考古，1973（6）.[3]罗宗真.六朝考古[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112，118-119，121，213-214.[4]2017年4月15日，秦大树教授在贵州省博物馆“贵博讲坛”作了题为“从考古发现看宋代瓷器生产的贡御形式—兼谈贵州瓷器印象”的讲座，其中在“贵州省博物馆馆藏瓷器解析举偶”一节谈到了马场出土的这批青瓷器。[6]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六十年（1949～2009）[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459.[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重庆市丰都县汇南墓群2002年度发掘简报[J].四川文物，2012（6）.[8]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丰都镇江汉至六朝墓群（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720.[10]赵小帆.拼接往昔—贵州魏晋南北朝至明考古[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140.[11]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赫章可乐二〇〇〇年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79.[12]a.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威宁县文化局.威宁中水汉墓[J].考古学报，1981（2）.b.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威宁中水汉墓第二次发掘[J].文物资料丛刊，1987（10）.[14]陈默溪.贵州平坝县尹关六朝墓[J].考古，1959（1）.[15]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2013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187-190.[16]孙怡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第16卷）[M].中华书局，1987：607.[17]王斌.长沙马王堆汉墓服饰资料钩沉[N].中国文物报，2004-11-05（7）.[1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纳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J].新疆文物，2000（3、4）.[19]虞世南.北堂书钞[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588.
作者：赵小帆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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