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少勇，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
摘要：龙树是公元二三世纪印度重要的佛教思想家，其代表作《中论颂》奠定了大乘空观的理论基石，对我国汉地和藏地的义理研习和宗派沿革有重大影响。各类古代文献中对龙树的记述充满了神话传奇色彩，后期甚至出现了大量署名龙树的密教、医学和丹术著作，而现代学界对于龙树的年代和生平则不甚明了。本文梳理了汉语、梵语、藏语材料中涉及龙树生平事迹的记述，对现代学者基于这些材料的研究观点进行评述。
关键词：龙树；龙猛；中观；大乘佛教
本文为笔者所撰“Nāgārjuna” (Brill’s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Vol. II: Lives. 2019, 335—347)一文的一部分，较之英文原文，此处作了修订和增补。
1 概介
大乘佛教思潮于公元前后初兴于印度，这一潮流的最初推动者，在汉语文献中留下名字的有马鸣（Aśvaghoṣa）和龙树（Nāgārjuna）二人。排除了《大乘起信论》等疑伪著作，马鸣即无大乘理论著作传世，而由其传世作品来看，很难将之视作大乘思想家。这样，处于大乘思想源头位置的人物便只有龙树。龙树的代表作《中论颂》（Mūlamadhyamakakārikā）是大乘理论系统化的发端，开启了大乘的论典时代。曾有学者质疑龙树思想的大乘属性，但并未获得广泛认同，还有学者曾分析龙树学说的部派背景，认为与大众部或犊子部有关系。
“空性”（śūnyatā）是大乘佛教的理论标签，般若部类经典宣扬“一切皆空”，却并未给出系统的论证过程，正是龙树对“空”的论证完善了这一思想体系。传为龙树所作的《回诤论》第69颂将自派学人称为“说空性者”（śūnyatāvādin，用作复数）。据《中论颂》所展现的义理体系，龙树通过破斥自性（svabhāva）这一形而上学预设，指出彻底的空无自性，就是远离有无或断常两种边见的中道（madhyamā pratipad）。因此这一思想体系被称为“中观”（madhyamaka）。这一体系是后来的瑜伽行派与中观派的共同思想源头，为大乘各派所尊奉，而从未受到具名的责难。大乘思想发展史上享此地位者唯龙树一人而已。瑜伽行派的理论虽然带着“未来佛”弥勒的光环，却也未能免于后世中观派的批评。在后来，龙树的思想和事迹甚至成为一些晚出大乘经的素材，例如《中论颂》开篇的皈敬颂被吸纳进入《般若经》，还有一些大乘经中出现了对龙树降生和行迹的授记。
抄写于约六七世纪的《中论颂》梵本（局部）
校勘：叶少勇《〈中论颂〉与〈佛护释〉—— 基于新发现梵文写本的文献学研究》，
中西书局，2011年。
作为中观思想的创立者，龙树常被视作中观派的始祖。然而据斎藤明（1988, 40）研究，迟至公元6世纪的清辨（Bhāviveka）才从“中观”（madhyamaka）一词衍生出“中观的（学派）”（梵文：mādhyamika，藏文：dbu ma pa）这一概念，从而与瑜伽行派（Yogācāra）形成对立。因此，龙树只是“大乘阿毗达磨”的肇始（Saito 2007, 156），中观派的实际创立者应是清辨。在东亚诸国，龙树被称为“八宗之祖”，这一说法可能源于日僧凝然（1240—1321）的《八宗纲要》（平川彰1980—1981, 下, 564, 566）。在藏地传统中也有尊称龙树为“第二佛陀”（sangs rgyas gnyis pa）。
15世纪藏文抄本插图中的龙树形象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2 年代
学界对龙树年代的判定观点不一，大致集中于公元1—3世纪范围内，当今的学术论著一般标注为公元二三世纪，日本学者则经常写作“150—250”。用马贝特（Mabbett 1998, 333）的话说，这种惯例只是“自我认证”和“多数投票”的结果。
龙树的年代上限大致可定于公元之初，因为他的主要思想承自《般若经》，后者的成立年代应不早于公元前1世纪。龙树的年代下限须借助汉语材料来推定。据现存汉语文献，最早提及龙树的人是鸠摩罗什（350—409或344—413）。《出三藏记集》卷14（T 55, no. 2145, 100b11始；苏晋仁、萧炼子 1995, 530—531）和《高僧传》（T 50, no. 2059, 330b6始）记载，鸠摩罗什少年时在克什米尔学习小乘佛法，约13岁时在莎车从须利耶苏摩处听闻龙树《中论》和提婆（Āryadeva）《百论》。罗什于公元402年到达长安，随后译出《中论》《百论》和《大智度论》，其中《大智度论》卷18（T 25, no. 1509, 190b18—191a1）引用了罗睺罗跋陀罗（Rāhulabhadra）的《赞般若波罗蜜偈》。一般认为提婆是龙树弟子，罗睺罗跋陀罗或为龙树、提婆两人弟子，或唯是提婆弟子。这样也就是说，在公元360年前后时龙树的学说至少已经传了两三代人，由此推算，龙树年代的下限约在公元300年。
有学者想把上述这个300年的时间跨度进一步收窄，却未获得成功。《龙树菩萨传》说龙树“去此世已来至今，始过百岁”（T 50, no. 2047a, 185b3），而这并不能提供确切的依据。首先，《龙树菩萨传》虽然署名为鸠摩罗什，却很可能是其门人所编纂（参Young 2015, 37）。其次，“百年”的说法只是约数，而且不同版本的表述也还有差异（见山野智恵2010, 64）。干潟龍祥（Hikata 1958, LII）曾建议以公元250年为龙树年代下限，其依据是《出三藏记集》（T 55, no. 2145, 8b17；苏晋仁、萧炼子 1995, 37）中曾记录一部竺法护所译《菩萨悔过经》的抄本，说见到“下注云出龙树十住论”。该译本已佚。虽然竺法护于公元265年抵达长安，但其译作抄本上的注文未必出自其本人之手，而很可能是后人将此译本与罗什所译《十住毗婆沙论》相比较之后补注上去的。拉莫特（Lamotte 1962, 74—76）曾将龙树生年精确至公元243年，依据是罗什门人凭借佛灭年代所作的计算，而普遍认为这种计算是不可凭信的（参Seyfort Ruegg 1982, 507; Mabbett 1998, 339）。
公元7世纪以后的一些记述常把龙树和娑多婆诃王朝（Sātavāhana）的某位国王联系起来。署名为龙树的《宝鬘论颂》（Ratnāvalī 3.33）曾提及佛像坐于莲花座上。有鉴于这两点，瓦尔赛（Walser 2002, 261—262; 2005, 86—87）期望通过艺术史研究的成果来搜寻，看娑多婆诃王朝治下的哪个时期、哪个地域有莲花座佛像的表现形式。于是他建议将龙树造《宝鬘论颂》的时间定于公元175至204年之间，或公元210至227年之间，地点在克里希纳（Kṛṣṇā）河下游，他认为前一个时间段的可能性更高。这一结论的成立须满足三个条件：《宝鬘论颂》确为龙树所作；造像风格演变的时间轴是精确可靠的；以及龙树的确与娑多婆诃王朝有交集。然而这三点都难以找到硬性证据。
17世纪西藏绘本中的龙树形象
Cha tshad kyi dpe ris Dpyod ldan yid gsos, Cüppers, et al., Brill 2012, pl. 234.
3 生平事迹
龙树是传奇故事偏爱的话题人物，真实的历史则陷于迷雾之中。华利赛（Walleser 1979）基于藏语和汉语材料作了先驱性的研究探索，得到的结论却是龙树形象不过是神话建构而已。马贝特的文章（Mabbet 1998）对过去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作了精当的综述和评议。瓦尔赛的专著（Walser 2005）从社会和部派背景的角度提供了一些新的看法。杨启圣的专著（Young 2015）以圣传文学中的龙树形象为中心对汉语材料作了详尽的分析。山野智恵（千恵子）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尤其值得关注，内容涵盖《龙树菩萨传》的成立（山野智恵2009, 2010），汉、梵、藏文材料综述（2004a），龙树传说与丹术（2004b）、医药（2011）、娑多婆诃王（山野智恵2007, Yamano 2008）、吉祥山（山野智恵2008, Yamano 2009）以及药叉女（山野智恵2015）的关系。新近出版的《龙树菩萨传研究》（邦傲顶等2022）全面搜集了相关汉传文献和译为汉语的藏传文献，但其中材料有待进一步甄别。
3.1 汉语文献
直至公元4世纪末，龙树在印度的名声似乎并不凸显。说一切有部的《大毗婆沙论》编纂于约公元1—3世纪，其中有马鸣存在的证据（印顺1968, 279始），却不见龙树的踪迹，只有一段论议的理路似与龙树相仿（参Bronkhorst 2011, 46ff.），可能受其影响，但难下定论。此外，与鸠摩罗什同时代的法显曾于公元399—412年间游历印度，其《佛国记》中特别提及印度有大乘僧团，却从未言及龙树。而且，其中详细描述了一座南印度的石窟寺院，法显未亲至而是听别人转述，说那里是“过去迦叶佛僧伽蓝”（T 51, no. 2085, 864a26—27; 章巽2008, 116）。两个世纪以后，当同一处寺院出现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T 51, no. 2087, 929c23始；季羡林等1985, 829始）和慧超的行记（T 51, no. 2089, 976a18始）之中时，就说为龙树所建，并且录有很多异事。
对龙树事迹的最早记述见于鸠摩罗什徒众的作品（参Young 2015, 27—36, 60—62），这些作者包括僧肇（约384—414）、僧叡（约352—436）、昙影（约348—418），慧远（334—416）等。他们的记述可能是经由鸠摩罗什传达，而源自一个更早的口头传统，或可追溯至公元4世纪后半的西北印度。这些记述都比较简略，同时也充满了传奇色彩，要点可归纳为：马鸣之后数百年，龙树生于婆罗门种，出家成为佛教沙门，访龙宫而得大乘经，因重振佛教而受敬如佛。此外，吉藏（549—623）的《百论序疏》（T 4, 233c7）曾转述僧叡的话说：“提婆是龙树上足弟子。”七寺本《马鸣菩萨传》可能为僧叡所撰（参落合俊典1996, 567; Young 2015, 255ff.），其中说到龙树是“南方之照”（落合俊典1996, 564），提示了龙树的活动范围在南印度，其中也提到马鸣和龙树“兼大小而一之”，意即融汇大小乘。而僧祐的《萨婆多部记目录序》却将龙树及马鸣、提婆等人都列于有部的传承谱系之中（T 55, no. 2145, 89b14）。
《付法藏因缘传》成书于公元5世纪后期，其中有一专章记述龙树（T 50, no. 2058, 317b6—318c14），其行文与单独流传的《龙树菩萨传》（T no. 2047）几乎一致。两部文献给出的细节更为丰富：龙树出身于南印度婆罗门种，初学吠陀，年少纵欲，与三个友人学习隐身术而遁入后宫，欺凌宫女。事发后三友被杀，龙树侥幸得脱。于是出家学习佛法，遍览三藏，后入雪山，由一老比丘授大乘经典。又云游各地，欲自出心裁，独创教门，遂由大龙菩萨引向海宫，见到了未有流布的大乘深奥经典，于是深为折服。回到南印后，广宣大乘教法，“作《优波提舍》十万偈，又作《庄严佛道论》五千偈，《大慈方便论》五千偈，《中论》五百偈。”“又造《无畏论》十万偈，《中论》出其中。”龙树的弘法事业获得王族支持。得知一小乘比丘不愿其长久住世，龙树便入静室而离世。《龙树菩萨传》的末尾给出了龙树名称的来历（T 50, no. 2047a, 185b4—5），即Nāga加Arjuna：
其母樹下生之，因字阿周陀那，阿周陀那樹名也。以龍成其道，故以龍配字，號曰“龍樹”也。
《付法藏因缘传》（T 50, no. 2058, 317a28始, 318c21始, 319c14始）中还给出了一个法脉传承：马鸣→比罗→龙树→迦那提婆→罗睺罗。
早期汉语文献大多笼统地说龙树从龙宫取得方等或大乘经典，而在公元7世纪初吉藏自述曾见到来自于阗的《龙树传》，上面说龙树从龙宫取出的是下本《华严经》，部头更大的中本和上本《华严》则留在龙宫之中。龙树从龙宫取《华严经》的说法后来流行于汉地，尤其盛行于华严宗。唐代密宗流传有龙树开南天竺铁塔取略本《金刚顶经》的说法，最早可能源自不空（705—774）所述金刚智（671—741?）之口传（参T 39, no. 1798, 808a25—b13）。显然，这些不同版本的龙树取经说都被用以确立新出经典的合法性。
龙树的传说常与一位印度国王有关联。此一说法不见于鸠摩罗什徒众的记述，而公元5世纪初时在汉地已见端倪。传为龙树所作的《密友书》（Suhṛllekha）是对某位国王的劝诫，于公元421年由求那跋摩译出，题为《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T no. 1672）。此后于公元434—442年间，僧伽跋摩再次翻译，题为《劝发诸王要偈》（T no. 1673）。前一译本的题名以及首颂中都出现了国王名“禅陀迦”，此名是何所指目前学界尚无一致意见（参Mabbett 1998, 341; Walser 2005, 63—65），由《密友书》新出梵本可知该词梵文作Jantuka。真谛（499—569）翻译了另一部署为龙树的劝诫作品，题为《宝行王正论》（T no. 1656），其中的“宝行”二字，是源自“娑多婆诃”（Sātavāhana，王朝名）还是梵语题名中的“宝鬘”（Ratnāvalī），尚难以确定。完成于公元646年的《大唐西域记》（后简称《西域记》），则明确将龙树与娑多婆诃王朝联系起来，其中也记述了更为丰富的龙树事迹。
《西域记》卷10（T 51, no. 2087, 929a24—930a26，季羡林等1985，824—830）载，龙树（玄奘译作龙猛）曾受到一位名为“娑多婆诃（唐言引正）”的国王的供养，驻锡于南印度憍萨罗国都城附近的一个寺院，来自执师子国（即锡兰）的提婆投其门下，共弘教法。娑多婆诃王为龙树在“跋逻末罗耆厘山（唐言黑蜂）”开凿石窟寺，“阁有五层，层有四院”，工程未半而“府库空虚”，龙树遂以神药滴石成金，得以建成。龙树有不死药术，年寿数百，国王也得妙药而长生。王子急于继位，向龙树乞要头颅，龙树即以茅叶自刎，不久国王亦命终。《西域记》（T 51, no. 2087, 912c19，季羡林等1985，644）中还提到龙树“位登初地”。唐代义净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卷4（T 54, no. 2125, 208c23, 227c13—15，王邦维2020a, 55, 225）也曾提及龙树有“长年之术”，并说其《密友书》是“寄与旧檀越南方大国王号娑多婆汉那（Sātavāhana），名市演得迦”。这里的“市演得迦”即对应于求那跋摩所译之“禅陀迦”及梵本之Jantuka。
龙树的传说之中常有建塔的情节，最早见于唐代王玄策的《西域志》，原书已佚，有一段引用于唐道世（约596—683）所撰《法苑珠林》卷38（T 53, no. 2122, 589a10—18）：“波斯匿王都城东百里大海边有大塔。塔中有小塔。［……］云佛般泥洹五百岁后，龙树菩萨入大海化龙王，龙王以此宝塔奉献龙树，龙树受已将施此国，王便起大塔以覆其上。”还描述此塔有灵异：“夜中每有光曜如大火聚，［……］皆叩头烧香，奉献华盖，其华盖从地自起，徘徊渐上，当塔直上，乃至空中。”印顺（1973, 212—214）注意到玄奘《西域记》（T 51, no. 2087, 928c，季羡林等1985，814）中曾记述乌荼国（Uḍra，今奥里萨邦 [Orissa Pradesh] 北部）有两处佛塔，也有放光和华盖飞升的异象，但未提及龙树。印顺认为王玄策《西域志》很可能是将南憍萨罗国误传为波斯匿王的憍萨罗国，则其所记佛塔实与玄奘相同，位于今之优陀延山（Udayagiri）。近年在优陀延山2号遗址曾发掘出塔中塔形制的塔庙（caityagṛha，见Trivedi 2012, 31），与《西域志》的描述颇为符合。此外，《法苑珠林》卷38（T 53, no. 2122, 589a19—20）还引《西域志》说：“龙树菩萨于波罗柰国造塔七百所。”
上述汉语文献中有关龙树的早期记述，勾画出龙树传说的情节蓝本。
河南安阳灵泉寺大住圣窟
石壁上的龙树（右）与提婆（左）形象
刻于隋代（589年）
3.2 梵语文献
龙树传说的另一大特色是佛经授记，最早见于《楞伽经》（Laṅkāvatārasūtra）的两颂。此二颂不见于最早的求那跋陀罗译本（成于443年，T no. 670），而见于菩提流支译本（成于513年，T 16, no. 671, 569a24—27）：
于南大國中，有大德比丘，
名龍樹菩薩，能破有無見。
爲人説我法，大乘無上法，
證得歡喜地，往生安樂國。
也见于实叉难陀译本（成于700—704年间，T 16, no. 672, 627c19—22）：
南天竺國中，大名德比丘，
厥號爲龍樹，能破有無宗。
世間中顯我，無上大乘法，
得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
华利赛（Walleser 1979, 20）认为这两颂可能是公元5世纪时增入梵本。
现存《楞伽经》梵本中也包含这两颂，意为：在南印度德干地区（dakṣiṇāpatha）的毗德离（Vedali，可能即指Vidarbha，参Mabbett 1998, 335; Walser 2005, 294, n. 31），将有一位声名显赫的比丘，名叫“龙名”（Nāgāhvaya）或“龙”（Nāga），是有、无宗义的摧破者，在世间显扬我（佛陀）的无上大乘教法，获得欢喜地，往生极乐世界。其中最后一句将龙树与净土联系起来。关于“龙名”（Nāgāhvaya）一称是否即指龙树，藏传文献中还有不同说法。例如多罗那它（Tārānātha）《印度佛教史》（张建木1988，96，98）说龙名是龙树弟子，其真名为如来贤（Tathāgatabhadra）。而从《楞伽经》这两颂的内容表述尤其是“破有无宗”来看，应指龙树无疑。菩提流支和实叉难陀译本也都将Nāgāhvaya认作龙树。月称《入中论》（Madhyamakāvatārabhāṣya, La Vallée Poussin 1912, 76.10—17）也引用了《楞伽经》这两颂，同样认为是指龙树。此外《入中论》还提到《大云经》（Mahāmeghasūtra，T no. 387, D no. 232）中有一处龙树授记（参Mabbett 1998, 336—337; Walser 2005, 71ff.; Ye 2023, 1004），其主人公同样称为Nāgāhvaya，然而在《大云经》藏译和汉译的相应位置都找不到这一名称的对应语，布顿曾质疑此段授记是否确指龙树（Walser 2005, 72—73）。近来笔者得见布达拉宫所藏原属于阿底峡所有的《大云经》梵文写本（Ye et al. 2023, 452—458），发现相应段落中多次出现Nāgāhvaya一词，而勘对藏译及其上下文可知，这一读法是源自后人的文字更动，很可能受到了《楞伽经》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个流行于中观派内部的《大云经》传本（详见Ye 2023）。
成立于公元8世纪的《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Mañjuśrīmūlakalpa，第53品449—450颂；梵本：Śāstrī 1920—1925; Jayaswal & Sāṅkṛityāyana 1934）也出现了龙树授记的内容，明显是由《楞伽经》文本发展而来：佛陀涅槃后四百年，有比丘名为“龙（名）”（Nāgāhvaya），登欢喜地，享寿六百，得大孔雀明王法（Mahāmāyūrīvidyā），了知无自性之真实，死后往生极乐世界，并最终成佛。这段内容在藏传佛教中颇有影响。汉传佛教还常提到《摩诃摩耶经》（T 12, no. 383, 13c8—9）的龙树授记，而此经很可能是公元5世纪时出现的伪经。
除了上述授记内容之外，现存梵语材料中对龙树事迹的最早记述始于公元7世纪。月称的《中观论赞》（Madhyamakaśāstrastuti，第6、7颂；梵本：de Jong1962, 50；译注：朱竞旻2016，96）提到了龙树、提婆与罗睺罗跋陀罗，说龙树自割头颅施与求要者，死后往生极乐国。公元7世纪的波那（Bāṇa）所著《戒日王传》（Harṣacarita，梵本：Kane 1965, 82）中出现了龙树、龙王和娑多婆诃王的故事，说龙树比丘从地下龙王处获得了一个能解一切毒的珍珠串，将之交给一位朋友（suhṛd），名为娑多婆诃（Sātavāhana），是三海之主（trisamudrādhipati），暗示其治域直至德干高原的东西南三面海岸。11世纪成书的《故事海》（Kathāsaritsāgara，第41章, 梵本：Durgāprasād & Parab 1930, 188.ff.）中录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国王名为“长寿”（Cirāyus）,其大臣名为龙树，擅长生药术。故事的结局与《西域记》的情节十分类似，也是龙树为急于继位的王子舍头。12世纪迦尔诃那（Kalhaṇa）的《王河》（Rājataraṅgiṇī）是一部克什米尔王朝史，其中有关于龙树的独特说法（梵本：Stein 1892, 1.168—173）：在胡色伽王（Huṣka）、朱色伽王（Juṣka）和迦腻色伽王（Kaniṣka）统治克什米尔时期，龙树是大地之主。然而这一文本的年代距离龙树太过遥远，难以采信。
除了上述这些传世梵语材料，安得拉邦克里希那地区贾格加伊耶佩特（Jaggayyapeta）的一处佛像基座上还曾发现一件碑铭，记录奉施者名字为月光（Candraprabha），其师名为胜光阿阇黎（Jayaprabhācārya），是尊者龙树阿阇黎（bhadantanāgārjunācārya）的弟子。然而这一碑铭的字体学断代不早于公元五六世纪，所以这里的“龙树”也许并非我们前面所讨论的中观思想家。
西藏江孜白居寺壁画中的龙树形象
3.3 藏语文献
藏文材料中对龙树事迹的记述始于11世纪。《八十四成就者传》于11世纪晚期或12世纪早期成书于印度，现在只留有藏译，其中有龙树一章（P 5091, Lu, 19b—21b; Sempa Dorje 1998, 70—79），也包含了炼金、长生、舍头等母题，甚至有龙树授“宝鬘”（Ratnāvalī）于南印度国王娑罗般陀（Sālabandha，似与娑多婆诃 [Sātavāhana] 相近）的情节，而其故事主线却十分独特：龙树出身于建志（Kañci）的一个名为乔诃罗（Kohara）的地方，婆罗门种，在那烂陀出家而修得密法，传授《密集怛特罗》（Guhyasamājatantra）于弟子龙智（Nāgabodhi），晚年住于吉祥山（Śrīparvata）。这一文本并未提及龙宫取经或造《中论》的事迹，使得学者猜测其所记述为同名的密教师。而藏传佛教传统认为中观师龙树和密教师龙树是同一人，其年寿数百。14世纪布顿所著《佛教史》（Bu ston, 145—149; 郭和卿1986，127—131）吸纳了《八十四成就者传》中有关龙树的大部分情节，却将其出生地改为毗德尔跋（Vidarbha，可能受《楞伽经》影响），并增加了许多经典的龙树事迹，例如龙宫取般若经，造《中论》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情节还有，龙树在那烂陀拜密教成就者娑罗诃（Saraha）为师，后者亦名罗睺罗跋陀罗（Rāhulabhadra），龙树还曾整修驮那羯磔迦（Dhānyakaṭaka）大塔。17世纪多罗那它所著《印度佛教史》（张建木1988，82—85）中有大致相同的记述，还说龙树享寿近六百岁，住中印度二百年，南印度二百年，吉祥山一百余年。
以上简要介绍了公元5世纪以来汉语、梵语和藏语文献所记述的龙树事迹，其中矛盾之处颇多，而且总体上呈现一种越是晚近的材料细节越丰富的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些材料的可信度。很长一段时间，学者认为龙树和娑多婆诃王朝的联系是我们所掌握的最有价值的信息，有学者期望在公元初几百年间统治德干地区的娑多婆诃王朝和甘蔗（Ikṣvāku）王朝之中找到匹配的人物，以复现这一传说的历史真相（参Yamano 2008, 1161, n. 6）。然而山野智恵（2007, Yamano 2008）指出，关于娑多婆诃王的这一情节是公元7世纪以后才流传开来，而且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考古证据的支持，实际的情况很可能是，讲故事的人知道龙树活跃于南印度，或者龙树故事最早流行于南印度，于是龙树事迹便自然与这一地区的传奇人物——娑多婆诃王联系起来。与这一情况类似，也有学者希望找出龙树的住锡地——黑蜂山和吉祥山的今之所在（参山野智恵2007, 405—406）。这些研究也许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古代传说之中的龙树意象，却难以从各种传奇异事之中还原出确切的史实。我们当前所能确认的只有各种古代记述的一个最大公约数：龙树出生、活跃于南印度。
此文转自“梵佛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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