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现代人的两种自由观念
文化
2024-11-14 04:3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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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就新教教义的心理现象作了不少分析，显示出新的宗教教条是在中古社会制度的瓦解及资本主义的逐渐抬头之下的一种人类心理上的需求。上项分析的重点在于自由的双重意义，这就是说，这种自由一方面表示已挣脱了中古社会的束缚，走上一个新的境界，另一方面，个人虽然得到了不受牵制的一种新的生活自由，却也同时感到孤独彷徨，内心充满焦急忧虑，必使他一再屈服于新的环境，而终至作出冲动及不理智的事情来。在本章里，我要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对于人心的影响与宗教改革时期是相同的。由新教的教义看来，人类在现代工业社会制度下，对于他所担任的角色，早已有了心理上的准备。这一个社会制度的实质及精神，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影响人类的生活，不但可以塑造人的个性，也更强调了我们前几章所谈到的矛盾现象，那就是：发展了个人，但使他更趋孤立无援。增加了自由，却也产生了新的拖累。我们无须说明资本主义对于形成人类个性的影响效果如何。因为我们所研究的焦点只是一般问题中的一点，即自由观念成长的合理程序。我们的目的乃是要显示出，现代社会的形态对于人们的影响同时产生了两种现象；一、他变得更自立自主，而且不满现实，喜爱批评。二、他也同时觉得更孤单无依，并产生一种惶恐不安的心理。因此，要了解有关自由的全部问题，对于这两个现象不可不先研究，并且是兼而顾之。根据旧的观念，我们从不考虑其“合理程序”的问题，且怀疑这两个极端相反的现象可能系同时由相同的一个因素所产生，因此研究起来就相当困难。再者，对于自由的另一面意义——也就是它所负于人的重任——却很难为人所了解，特别是那些只知要自由而不知去争取的人，更忽略了自由的真意。因为在近代历史所记载的有关为争取自由而奋战的史实，只注意到如何去打倒旧有权势与束缚，认为传统的束缚根除得愈多，人们就愈自由。然而我们没有认清，纵然我们已摆脱了自由的传统敌人而各种新的敌人却又接踵而至。这些新的敌人不完全是外在的，而是许多内在的因素阻碍了我们对自由的认识。例如，我们相信，信仰自由就已经形成了争取自由的胜利。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我们已击败了不许人们按自己的意志去信仰的教会和王国，但许多人却仍然对于许多用科学方法所不能证实的事理失去信心，也就是说，虽有了信仰的自由，却无所适从，结果虽然得到了争取自由的胜利，却无法去利用它。再例如，如今我们也已获得了自由的最后一项——言论自由，它虽然是我们在争取自由的奋战中的重要一役，但现代的人却完全不会利用它，终是人云亦云，毫无主见。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独创我见而不受外界影响的能力。另外，虽然我们常引以为荣的是，我们已不再受要我们一意遵行的那些外在权势的控制，却忽视了具有同等权威的舆情与公众意识。也就是说，我们只注重争取抵制外在牵制的自由，而没有注意到人类内心的束缚，内在的冲动与畏惧。新自由时意义，与它们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我们易于导致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自由问题并不是要争取更多类似我们在今天已经获得的自由，而是认为需要一种防卫自由的力量，以防止自由被破坏。但要记住，虽然既已争取到的自由须要我们大力去维护，却仍要注意它的本质，换言之，我们不仅要保留和增加传统以来即有的自由，同时也要设法获得新的自由，这种新的自由要能使我们充分地认清我们自身，从而对自己、对人生都能具有充分信心。我们要观察在工业社会制度中，这种人类内心的自由对进步的影响，我们必先全然了解资本主义的许多进步在人性发展方面影响如何。事实上，对于现代社会的鉴定及批判，忽略了这一点，即为非理性的浪漫主义之思想在作祟。同时，对于资本主义是否能予批评亦表怀疑。当新教派已在从事开放人类精神生活时，资本主义一直在思想、社会发展及政治等方面努力。其中经济发展是这一个运动的主体，中产阶级是主要的支持者。个人已不再受一个为传统所束缚的社会制度的约束，而从事于事业前途的进展的奋斗了。只要他能耐劳，有智慧，有勇气而机会好的话，每一个人都能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在这个残酷无情的经济竞赛中，上述的个人因素是其成败的关键。反观中古世纪，人们的等级在一出世即已决定，个人的一生命运已非自己所能掌握。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限制很多，但个人的努力和所作所为，是成功的惟一要素，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人，成功的机会更多。但他发现他的目标时。可以努力以赴，成功的比率往往很高。他知道如何依靠自己，如何下定决心，并摒弃一切怀疑和迷信。人类日渐打破了大自然的束缚，而能利用古人从未梦想到的许多大自然的力量，为自己作奋斗努力的利器。人类已相互平等，对于人类团结成为阻力的所谓宗教区分，种族区分，则已完全消失，使人类能互以人的尊严相对待。世界已不再受许多神奇鬼怪所控制，使彼此能客观地认清自己，不为幻觉所迷惑。政治上的自由也已成长，新兴的中产阶级因其经济地位的升高，已日渐掌握政治力量，并已运用其政治力量增加了许多经济上进步成长的机会。例如英国及法国的革命，和美国的独立等，都是此一发展的里程牌。在政治方面的自由，以民主制度为其巅峰突出之处。其宗旨为以人类平等为原则，人人有同等的权利来选举代表以参与政府之事。每一个人都能以自己的旨意行事，并能以全国人的共同利益为基准。总之，资本主义不仅使人不再受传统之束缚，并且对于增加人类更多的自由以及如何训练人们进取，有鉴赏力和负责任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然而，资本主义虽在自由成长的过程中产生了上述的效果，但同时也使个人在社会中感到孤独，无意义和无权力。第一个原因，也就是资本主义一般特性中之特色之一，是关于个人活动的原则问题。在中古社会，各人在一个有秩序有规则的社会过着固定的生活，自己无须为自己操劳担忧，而资本主义社会却让每一个人完全依赖其自己，他要做些什么，怎么去做，是成是败，纯是他自己的事，别人不会为你操心。这种现象虽很明显地可以促成个人自助的观念建立，虽然可以构成现代文化的重要一环，但却使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联系日渐减少。新教派在宗教改革以后已面临了这一问题。而在旧的天主教中，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是间接的，而参加教会才能与上帝结合。如此一方面限制个人主义之成长，另一方面使个人能参预群众之中。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个人主义及孤独感增加是一个无可辩护的事实。关于我们将要继续讨论的许多观念及理论，是一些与传播已久有关资本主义的旧观念持完全相反的理论。这些旧的观念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成为社会的中心，他所做的一切均以个人为起点，纯属利己主义。这种说法与本章开头所说“在某些情况下是如此”的说法大致相似，但我认为并不全然如此。所谓利己主义，只是过去的四百年来有这样的情形，人类偏于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的目的为前提。然而，此处所说的“人类”，不是单指某一个人，某一个工作者或某一个制造商，而是包括了全人类，皆是如此，反应了人性的感情作用及潜在力量。资本主义除了确立个人主义之外，同时也使人产生与新教派有相同作用的“否定自我”及“苦行主义”精神。要说明这一个问题，我们须重提前一章所讨论过的一个事实——中古时代的社会，人是资本的主宰，而在现代社会中，人已被资本所凌驾。中世纪的人，以经济为工具，来达到提高宗教生活的目的，也就是以经济为基础，从事许多觅求精神解脱的宗教活动。只要是合乎神的旨意的，任何贸易活动皆可展开，甚至富商巨贾也可以在“敬畏神”的原则下，尽量赚钱而不遭受物议。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为赚钱而赚钱的，个人的成功与物质所得，只是构成与促进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份子，谈不上解脱或享乐。个人就像是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一样，其重要性决定于他的资本的多寡，资本多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齿轮，资本少的就无足轻重了。这种将“个人”长期固定的奉献给生活以外的许多事务的现象，在新教派的教义中也已显露了。不过马丁·路德及加尔文所使用的方法不同而已，他们为了使教徒奉献自己的一切，在教条中诱使人们摒弃个人的自由精神生活，抹去人性的尊严与骄傲，不作其他非分之想。路德的主要教条是强调“性恶”说，并力称“个人的意志与努力”丝毫无用。加尔文亦以性恶说为其重点，而其中心理论则为“个人绝无尊荣”，并且说，人生是以荣耀上帝为目的，除此而外，别无生命意义。因此，几百年来，人类由于受到路德及加尔文教义的影响，在心理上的各种反映，就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形态——一、对于自己感到生命无意义。二、为本身以外的一切奉献自己。今天的人类，只是把过去一直是侍奉上帝的观念，转而为侍奉现代的经济制度而已，永远成为这个大机械的奴隶。现代社会中个人附属于整个社会经济之中，成为它的工具之一，其原因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生产方式有关。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生产为手段，以达到囤积居奇为一目的。个人之从事生产，系以营利为主，但其营利之所得，不是供自己花费，而是将其投资，使成为新的资本。如此循环不息、本利互生，逐自成一系统。当然，这些资本家之中当然也不乏一掷千金，豪奢成性的人。然而，保守的资本主义者是寓享乐于工作的，是以工作为前提，不注重物质的享受的。这种以资本赚取资本的原则，是今日工业社会的一切能蓬勃发展的原动力。如果我们对于工作缺乏高度的热心以及对积极投资以发挥最高生产力的推进毫无野心，则决无进步的可能。因此，由于我们社会的生产力逐渐增加，乃使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预见，我们用不着再为不断地寻求物质生活的满足而挣扎与苦斗了。广义的说：增加资本对于全人类的进展有许多裨益，而狭义的看，则个人永远是他所建造的这个大机体中的奴仆，毫无个人利益，因而使个人感到生活空虚，无力可施。对有资本的人，无论资本大小，皆为现代经济社会中的基石。那么，那些以出卖劳力为生而无资可投的人又如何呢？由心理的反应上看来，无资者与资本家是大致相同的。无资者是受雇于人的，也就是说，他无须顾虑市场问题，无须为营运之好坏担忧，也不必考虑企求进步的技术问题，这些都是资本家的责任。受雇用的人，只是默默的遵循。这种现象在十九世纪期间颇为盛行，而到二十世纪初以后，由于商业公会之组成，使得一个受雇者由毫无权力渐次改进为自己亦稍有主权了。无论受雇者的权力如何增加，正如前面所说他也像一个大机器中的小零件一样，永远在为一个“不为己”的目标在殷勤奋斗。在任何社会中，所谓文化精神，几全由部分有力的社团所左右，其原因是因为这些社团对于教育制度，学校，教会，新闻界，影剧界均有控制力及影响力，因而使整个社会都受其熏染者，他们的声望极高，使一般人极力地推崇，并设法去模仿他们，这种心理作用的影响，遂使他们成为社会动态的左右者。在这种情形下，现代的人容易养成一种狂妄自大的个性，并且追求自我利益。对于这种一面牺牲自我为整个社会的机器献身及一方面趋于追求自我利益的矛盾，我们如何去协调呢？我们只有从心理上的基本因素才能寻得解答。根据路德、加尔文、康德及弗洛伊德的说法：“自私就是爱自己”，爱别人是美德，而爱自己是一种罪行，同时，“爱别人”与“爱自己”是互相冲突的。实际上，由理论上来分析爱的本质，则“爱”并非起于对某一特定的事物的钟爱，而是一种由内心的直觉反应，认为符合自己的意趣而产生的。而“恨”则含有“毁坏”所恨之事物的心理作用。故“爱”与“恨”在本质上根本不同。爱的本身，含有愿意看到被爱的人、事、物能快乐、成长、自由。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体验的事实。然而，对于某一人或某一物之独特偏爱则又不同，这种爱，是因为我们觉得惟有此人或此物才是值得爱的，而爱了“他”，其他的人显然都不重要了。我认为，这种爱不可称为“爱”，而是一种摒除一切，只想占有接近的一种心理作用。因此，“爱自己”，就是这种心理作用，他乃尽力使自己快乐、成长、自由，而且除了爱自己，谁都不爱了！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这种自私的心理呢？这也就是上面所说过的，“人”处于这个社会之中，时有矛盾之感。一方面要为自己的利益奋斗。一方面又在为社会作永无止境的献身。加尔文的教义亦复如此，要人类不为自己活，而为神的荣耀活。我们觉得，自私乃产生于一种对生命缺乏目标以及不知如何去爱真正的自我所造成，一般人之所谓“自我”只是广义的，属于社会的“自我”，是一个被社会所固定后而不得不依样去扮演的“自我”，而毫无自主的余地，因而，人往往会在这种呆滞的社会形态下去找寻漏洞，企图寻求利己的事物，“自私”心理遂乃产生。人类的逐渐征服大自然，是否也增加了“个人”在社会的地位和能力呢？我想大体上说是增加了。但是，虽然人类已创造出许多力量，征服了大自然，但却不能自己控制这些力量。人类运用智慧，开创了许多科学的发明，但一方面却又毫无理智地用这些科学发明或科学知识来毁坏自己，所谓经济危机，人力膨胀，战争等等。常常环绕在我们四周。人类建造了这个世界，设立工厂，发明汽车，缝制衣服，耕种稻麦，可是，这一个由自己双手所建造起来的世界却已不由我们自己主宰了，而是使这个世界成了我的主宰，任由其摆布。人类幻觉中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枢，实际上却有一种强烈的孤独、彷徨和无权之感。遂使人与人之间趋于疏淡，只有彼此互相利用的价值了。很显然的，人类彼此互相竞争，利用的现象，是起于相互的冷淡及漠视，彼此打击，互争雄长，企使对方经济崩溃。至于雇主与受雇者之间的关系亦复如是，彼此毫不关心，资本家雇用一个人，就如同使用一部机器一样，彼此互相利用，各为其经济利益而奋斗。他们之间，都把对方当作做具，以求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商人与顾客之间也是这种关系，商人把顾客当做操纵的对象，而不是为了大众的利益作牺牲的。至于人们对于“工作”的态度也是如此，目前的制造商与中古时期大异其趣，以从事工艺的人来说，中古时期的人，不但要以产品赚钱，并且也对工作发生兴趣，成为一种嗜好，而现代人则纯以它为一种商业投资，只求赚钱，从不谈兴趣与否。这种现象主要是起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淡薄，而最重要的，是人类与其本身的关系日谈所致，因为人类似乎不是在出卖他所制造的货物，而是在出卖他自己，他感觉到，他把自己也像货物一样的在出卖给别人，譬如：工人出卖劳力，商人、医生、普通职员等都在出卖灵魂，人的价值各因环境及才能而异。才能须与环境配合，如果在某一环境中不需要某一类人才，则他的才能即毫无价值，就像货品一样，不买的人是对它不予估价的。所以，人的自身无法为自己估价，行情好，价格就高，行情不景，则乏人问津，而越是大众化，有名气的则愈被钟爱，这就是为什么“大众欢迎”四字是那么重要的原因了。至于人如何才能在这种社会现象之下感到有安全感呢？第一，他必须要有财产，譬如衣物及房地是其财产之一部分，他如拥有的愈多，安全感也随之愈强，如果没有财产，或失去了所有的，则他自己和他以外的别人都会觉得是一个不完整的人。其次是权位及声望，此两者一方面是视同个人财产之另一部分外，也是他在与人竞争之中成败的关键，被人赞赏及有驾驭人的权力，是稳固及增加财产的象征。至于一般财产不多，声望不高的人，则以家庭为施展之所，在家庭中受到妻子儿女的尊敬与服从，从事领导统御，发泄了内心的领导欲。他在外也许不太有地位，但在家中却是“王”。另有一些人，曾经获得国家授予之荣衔，也自认为了不起，像欧洲国家的阶衔制度，得到爵位的人则往往自妄自大，目中无人。以上因素，是促成个人在社会中自觉稳固的一种病态现象。与本章开头所言之经济、政治之自由而促使个人发展绝不相同。上述各因素只能造成不安全感和焦急怨愤。虽然一时或因夜郎自大而掩盖了“自我”的孤寂与彷徨，但不是寻求安全感的根本办法。人类之自由，若从它的积极意义看来，是在获得人性尊严及个人力量。当中产阶级抬头，旧制度瓦解之时，像英、法、美、德等国情形大致相同，人都在追求人性尊严及个人力量。像康德及黑格尔等均极力主张个人自由。而法国大革命时期及十九世纪之哲学家如富尔拜、马克思、史汀诺及尼采等均一致主张，个人除了为自己寻求快乐及享受人生外，不应为他人作任何服务，而与他们同时期的一般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们并认为，除了充分发展个人自由外，并应讲求精神满足与生活保障，自由主义至此发展至顶峰状态，不仅中产阶级为其中坚，劳工阶级亦群起响应，为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成长而奋斗。但由于近数十年来资本主义猛速振兴，使得人类追求人性尊严及个人力量的两种自由观念不得不随而消失。人类的孤寂感与彷徨感与日俱增，所谓“自由”，已受限制，个人经济成长亦被削弱，环境与许许多多外在的力量时时给予严重的威胁。主要的原因，是独家资本主义压制了个人能力的发挥和勇气及智慧的施展，原有的勇气与信心，已完全代之以灰心和一种无力可施之感。权力只由少数集团所掌握，他们也同时能左右社会的命运，1923年的德国通货膨胀及1929年的美国经济崩溃，愈使人类失去安全感，并全然打消了“自我努力即可成功”的传统观念。小资本和中等资本的商人，虽或也受到大资本家的威胁，但仍能保障其利润及独立经营而不受影响，可是一种不安全感却始终存在着，于是他就想尽方法，总要与那个比自己庞大很多的资本家相抗衡。这些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所产生的中小型独资经营的商人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特色，亦自有其贡献，他们与旧有的中小型商人在心理状态和心理反应上是不同的，譬如说，从前的一个杂货店商人，必须具备做生意的技巧和一些必备的尝试，他必须选择买哪一个批发商的货，并且知道行情和识货，他同时要了解顾客的需要，然后选择要买的货品，大体上说，旧式的商人不但要独自挑起经营的担子，还须具备技巧、知识，及勤勉的好习惯。而一个现代的加油站商人则不同了，他只售一种货——汽油，他也只与石油公司打交道，每天只是机械地为别人加油，无须任何技巧，他的利润所得来自于两种因素之差额：一、购买汽油的本钱。二、卖出的汽油的价款。两者之差额即为其利润，但是，他对于这二者之任何一种均无法有把握，非自己能控制，他不过是个经手人而已。从心理反应上看，说他是独自经营的商人也好，说他是受雇于人也好，在根本上无差别，一如大机器中之小零件一般。而现代的各级工作人员情形也不同，他处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当中，随时在与别人竞争，所谓优胜劣败，丝毫没有人情，他时时没有安全感及独立感，同时，在他所服务的机构中职员上千百，所谓“董事长”，“总经理”对他已成抽象名词，一年难得见到一次面，久之则愈觉得自己是一个毫无重要性的小职员罢了！但是，以上所述有关个人的孤寂感及无力可施的苦闷并不是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明确地感受到或细心地去体验的。一般人工作之余，尽量参加社团活动，与外界建立各种社会关系，不断接触，尽情享乐，到处游历，而孤寂感暂时不会产生。然而，在心灵的深处，仍充满了空虚，恐惧，与孤寂感，迫使我们时时企图挣脱这种精神上的压力。而去争取新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