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集体无意识的控制
文化
2024-11-25 04:3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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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思想方式的多样性问题和迄今为止一直隐蔽着的集体无意识动机的可感知性问题，只是我们的盛行的知识分子的不安定性的一个方面。尽管知识已在民众中扩散，但我们上面所描述的哲学的、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问题却一直被限定在人数相对较少的知识分子当中。这种知识分子的骚动后来逐渐被他们看成是自己的职业特权，而且还可能被认为是这些群体的偏见，假如随着民主的发展，但却不是所有的阶层都被吸收进政治的和哲学的讨论之中的话。然而，正如前面的解释已经表明的，总体而言知识分子已经把讨论的根基深深地带入到整个社会环境中。在许多方面上，他们的问题都只是对那种从根本上渗透到整个社会的社会危机和理智危机的理性提炼和高尚化了的强化。那种在中世纪得到教会保障的、认为世界是客观的观点的破产，即使在最简单的大脑中都有所反映。哲学家之间理性术语斗争所取得的东西，被大众以宗教冲突的形式体验到了。在天启的帮助下，农业的一静态的社会里的所有根本性的事物都能够得到解释，而当由这种天启保障的一个教义体系被许多的教会所取代时——当在先前只有一个世界宗教的地方兴起了许多小的教派时，普通人的心灵便深陷紧张状态之中，与这种紧张状态同知识分子由于大量关于现实和关于知识的理论的并存，而在哲学层次上所体验到的紧张状态，是类似的。在现代世界肇始之时，新教运动所确立的主观肯定得到拯救的观念，取代了由教会的客观机构所保证的天启的拯救。这个运动的信条是，每个人都应该按照他自己的主观良知去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让上帝满意以及是否有助于获得拯救。这样，新教就把到此时为止一直是客观的标准主观化了。这和现代认识论在从受客观保证的存在秩序撤离到单个主体时的做法是一样的。从主观肯定得到拯救的信条到那种心理学观点已经是近在咫尺，在该观点这里，对心理过程的观察发展成为真正的好奇心，逐渐变得比倾听那种人们从前一直试图在自己的灵魂中发现的拯救标准更重要。虽然大多数政治国家在启蒙的绝对主义时期试图通过它们从教会本身那里取得的手段来削弱教会，即用由国家所保证的对世界的客观解释来取代由教会所保证的对世界的客观解释，但这并不有助于公众相信客观世界秩序。国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提升了当时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的武器之一的启蒙运动的事业。在用理性的自然主义世界观逐渐取代宗教的世界观方面，现代国家和资产阶级都取得了成功。但是，这并没有伴随着理性思考所需要的丰富知识向最广大阶层的渗透。进一步而言，这种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扩散也并没有把参与其中的社会阶层带到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它允许生活和思想形式的个性化。然而，没有一种激起和趋向个性化的社会生活环境的、缺乏集体神话的那种生活方式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商人、企业家、知识分子，都以各自的方式占据着一种地位，这种立场需要对日常生活提出的任务做出理性决定。为了做出这些决定，个人总是必须使自己的判断摆脱其他人的判断，并且从符合自己利益的观点出发，以理性的方式去透彻地思考某些问题。对于旧式的农民，或新近出现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白领工人大众而言，情况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处的地位几乎不需要创见，而且不需要推测式的先见之明。他们的行为模式一定程度地在神话、传统或对领袖的大众式信仰的基础上受到约束。那些在其日常生活中没有被那种促进个人化的职业训练得自己做自己的决定，从自己个人观点出发认知什么是错误以及什么是正确的人，进一步而言，那些从未有机会把环境按照其构成要素来分析的人，再进一步而言，那些未能从自身那里产生出那种即使在个人脱离了其集团的独特判断模式并必须为自己而思考时，仍会岿然不动的自我意识的人——这样的个人是没有能力在像怀疑主义这样的内心的严重危机中保持振作的，即使在宗教领域也是如此。生活，就其必须不断赢得内在平衡而言，在本质上是一种陌生的环境，处于个人化层次上的现代人必须为自己而详细描述它，如果他是以启蒙运动的理性为基础而生活的话。一个不能在其劳动分工和功能分化中为每一个个人提供一套让个人能够发挥完整的创造性和判断力的有效的问题和领域的社会，同样也没有能力实现那种有望转变为高效的社会现实的、彻底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像知识分子所容易倾向于认为的那样，认为启蒙运动的几个世纪实际从根本上改变了大众是错误的，因为宗教虽然被削弱，但仍然作为仪式、祭礼、信仰和令人着迷的经验方式而继续存在。不过，尽管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其影响却强大得足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撼动宗教世界观。工业社会所特有的那些思想形式逐渐渗透到了那些与工业有某些联系的领域，并且迟早会一个因素接一个因素地削弱宗教对世界的解释。随着后来社会的民主化，专制国家通过把表述自己对世界的主张为自己的特权之一，而愈来愈趋向于树立一个先例。这表明，政治有能力把它的世界概念当作一种武器使用，表明政治不仅是权力之争，而且只要它把一种政治哲学、一种政治性的世界的概念填充到它的目标中时，它还实际上第一次变得从本质上很重要。由于有了日益提高的民主化，我们就不仅没有必要详尽地描绘国家的，而且也没有必要详尽地描绘政党的如何致力于为它们各自之间的冲突提供政治哲学基础和体系化的图景。最初是自由主义，然后是迟疑地模仿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最后是用一种哲学信条来制造其政治目标的社会主义，它们都是具有了得到社会承认的思想方法和规定性结论的世界观。这样，在宗教世界观分裂之上又添加上了政治观点的分化。不过，虽然教会与教派对信仰的各种非理性条款进行了斗争，并且归根结底只为教士们和狭隘的世俗知识分子创造出了理性要素。但是政党的突然出现把理性论证，如果可能的话在更大的程度上还把科学论证结合进了他们的思想体系，而且使得这些思想体系更为重要。这部分是因为政党在历史上出现较晚，而且是在科学本身已受到更大的社会尊重的时期出现的，部分是由于它们借此吸收工作人员，因为至少从一开始这些工作人员大致是从上面提到的解放了的知识分子阶层中挑选出来的。这符合工业社会的需要，也符合那些知识分子阶层不把他们的集体行动建立在对自己的信条的坦率表白之上，而建立在可以理性地加以论证的观念系统之上的需要。这种政治学与科学思想的混合的结果是，每一种类型的政治学逐渐地，至少在它们提议接受的形式上，被赋予了科学的味道，而反过来，每一种类型的科学态度也带有了政治色彩。这种混合既有正面的效果，也有负面的效果。它极大地促进了科学观念的传播，以至于从未有过的、最广大的阶层必然在他们的整个政治存在中为自己的地位寻求理论辩护。由此，他们学会了（即使经常以一种很具宣传性方式）用科学分析的方法去思考社会和政治。这种混合对于政治学和社会科学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实现了对现实的具体把握，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它也给予了它本身一个陈述其问题的主题，这些主题提供了它和它不得不在其中运行的现实领域，即社会之间的持续不断的联系。社会生活的危机和紧急情况提供了经验性的主观事物的、政治解释、社会解释以及使事件变得便于分析的假设。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理论（仅提及这两位）由于试图解释和分析了集体经历的事件而得到详细阐述和扩展。政治状态与理论之间这一直接联系中的主要不利条件在于这样的事实：如果知识希望公正地对待新事物，那它就总是不得不保持它的经验特性，而受政治态度支配的思考却不能允许自身不断地重新适应新的经验。由于政党是被组织起来的，所以它们就无法保持它们的思想方法上的弹性，也不愿意接受任何可能与它们的质询相脱离的回答。从结构上说，它们是公开的联合和战斗的组织。这本身已经迫使它们具有教条主义的倾向。知识分子越是成为党派的工作人员，他们便越是失去了他们从他们原先的不稳定状况所带来的理解力和弹性方面的优点。产生于科学与政治之间的这种联盟中的另一个危险是，那种影响政治思考的危机变成了科学思想的危机。鉴于其中的复杂性，我们将只集中讨论一个事实，不过，这个事实对于当代情况而言已经变得很重要了。政治就是冲突，并且越来越倾向于成为一种生死之争。这种斗争变得越是激烈，它就越是更牢固地抓住那种先前无意识的运行但却更加强烈的情感潜流，并迫使它们进入公开的意识领域。政治讨论具有根本不同于学术讨论的特征。它不仅追求站在正义的一边，而且还追求摧毁对手的社会存在和思想存在的基础。因此，政治讨论要比只是依照少数经选择过的“观点”进行思考和只考虑某一论据的“理论上的相关性”的那类讨论更深入地渗透到思想的存在基础之中。既然政治冲突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争取社会主导地位而进行的、形式上是理性化的斗争，那么它就要攻击对手的社会地位、公共声望和自信。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出以下判断是很困难的：是否将讨论升华，或用讨论来替代旧式的冲突武器，即直接使用武力和压迫，就能达到人类生活的根本改善。的确，从外部而言，忍受肉体的镇压，是较为困难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取代了这类镇压的精神摧毁的意向或许更加无法忍受。所以难怪，尤其是在这个领域，每一种理论驳斥都逐渐转变成了一种对对手的整个生活环境的更根本性的攻击，而且随着对其理论的摧毁，人们也希望破坏其社会地位的基础。进一步而言，同样难怪的是，在这种人们一开始就不仅关注某人说了什么，而且还关注他站在哪个群体的立场上说话，以及他提出其论点时考虑了什么样的行动冲突中，人们是在思想同制约它的存在模式之间的联系中看待它的。事实上，思想一直是群体生活和群体行动的表达（能够暂时和现实生活隔绝的高度学术性的思考除外）。不过，这里的区别要么在于，在宗教性冲突中，理论性问题不具有首要意义，要么在于，由于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理智现象中的社会因素对于个人主义时代的思想家来说，尚未变得明显，所以人们分析对手时并没有在开始就对其对手的群体进行分析。在思想更明显地代表了一定的群体的现代民主制度的政治讨论中，思想的社会决定和存在决定变得更加显而易见。就原理来说，是政治学首先发现了理智现象研究中的社会学方法。大体而言，是在政治斗争中，人们才首次意识到了一直指引着思想的方向的无意识的集体动机。政治讨论，从一开始，就多于理论争论；把群体存在同其文化企求和理论论点联系起来的正是对伪装的揭露——发现那种无意识动机。不过，这种揭露过程，在用理论武器来战斗的现代政治斗争的范围内，已经深入到理论的社会根源。因此，思想的社会——环境根源的发现最初采取的是揭露的形式。进入公众脑海的除了统一的客观世界观的逐渐解体以外，还有揭露出群体思维中无意识的、环境性动机的趋向。这种解体对于大街上的普通人而言，表现为众多不同的世界概念，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则表现为不可调和的众多思想方式。理智危机的这种最终加剧，可以用两个口号式的、由于其象征意义而已被选为本书书名的概念“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来描述。它们由于其象征性意义而被选为本书的书名。“意识形态”概念反映出产生于政治冲突中的一个发现，即统治集团可以在思考中变得如此强烈地把利益与环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他们再也看不到那种可能损害到他们的支配感的事实。在“意识形态”一词中暗含着一种洞见，即在一定的情况下，某些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对自己而言，也对别的群体而言，造成了对真实的社会状况的掩盖，并也因此使这种社会状况更为稳固。“乌托邦”思想，这一概念反映出了政治斗争中相反的发现，即某些受压迫的群体在理智上如此强烈地对破坏和改变既定的社会状况感兴趣，以至于他们不知不觉地仅仅只看到局势中那些倾向于否定它的因素。他们的思想无法对现存的社会状况做出正确的判断。他们根本不关心真实存在着的是什么；确切地说，在他们的思考过程中，他们已经致力于改变存在的局势。它们的思想从来都不是对局势的判断，它只能用来指导行动。在乌托邦思想中，受表达的愿望和行动的意向支配的集体无意识，掩盖了现实的某些方面。它忽视一切可能动摇其信仰或麻痹其改变事物的渴望的东西。集体无意识以及由它所推动的行动，从两个方向上掩饰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进一步而言，如我们在上文中所看到的，具体指明曲解的根源和方向是有可能的。本书的任务是从所指出的两个方向中，描述发现无意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历史中所表现出的作用的过程中的最显著的阶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只关心描述继这些洞悉之后的心理状态，因为它正是本书所要提出的那种环境的特征。首先，那些拥有那个新的“理智武器”，即揭露无意识的党派具备了相对于对手的极大优势。当对手的思想被论证为只不过是他们生活状况的歪曲的反映，只不过是对于他们的无意识的利益的期待时，他们是会被惊呆的。可以令人信服地向对手论证：迄今为止他所没有察觉到的动机过去一直在起作用，这纯粹是事实，而这种事实一定使对手充满了恐惧，并且在使用这一武器的人身上唤起非凡的优越感。同时，这正是人类迄今为止总是以最固执的态度向自己隐瞒的一个意识层面的开端。下述情况也并非偶然：只有攻击者才敢像这样入侵无意识，而被攻击者却被双倍地压倒——首先是通过揭露无意识本身，然后，再通过敌对精神中的无意识已被揭露和已被突出这个事实。因为很显然，是为了帮助和治疗的目的，还是为了揭露的目的去处理无意识，这关系重大。然而，今天我们已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这种用于彼此揭露理性存在的无意识根源的武器，已不只是成为众多群体中的一个的财富，而是成为所有这些群体的财富了。各个群体都寻求用这种可以实现彻底揭露的、最现代的思想武器来摧毁对手的思考信心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逐渐的所有的立场都会最终受到分析，就这样的程度而言，这种群体们也就摧毁人们对整个人类思想的信心。思想中成问题的因素，自中世纪瓦解以来，一直潜伏着，对这些因素的揭示过程在人们对思想整体的信心的崩溃中最终达到高潮。越来越多的人逃至怀疑主义或非理性上，这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更大的必然性。在此，两股汹涌的潮流汇集到了一起，且以压倒之势彼此相互强化：一个是具有固定价值观和规范的统一的理智世界的消失；另一个是迄今为止一直隐藏着的无意识突然奔涌至意识的光亮白昼。自远古以来，人类的思想对自身来说就表现为自身的精神存在的片断，而不只是一种孤立的客观事实。重新定位在过去常常意味着人类自身的改变。在这些较早的时期，大体而言，情况是价值和规范出现了缓慢的转型，而且人们从中引出其行动的终极方向的参照系也发生了逐渐改变。但是在现代，这是一个更为深刻的瓦解事件。对无意识的诉求可能会挖掘出产生各种观点的土壤。人类思想迄今为止从中取得其营养的根源被暴露出来了。对我们所有的人而言，逐渐变得明晰的是：一旦我们知道了我们的无意识动机，我们就不能以像我们过去不知道它们时代的方式继续生活了。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不仅是一种新思想，我们提出的问题也不仅是一个新问题。我们在此所关心的是我们的时代的基本困惑，这种困惑可以概括为一个代表性的问题：“人们怎么可能在一个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问题被作为主要问题提出来，并且人们对它们的全部含义都进行了彻底思考的时代里，继续思想和生活呢？”当然，可以避开下述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思想方式的多样性已变得明显可见，只是由于向我们隐藏了这些过程，集体无意识动机的存在，才得到简单的承认。人们可以逃至超越了世俗的逻辑学而声称逻辑真理本身是清白的，它既没有形式上的多样性，也与无意识动机毫不相关联。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问题并不仅是一个有趣的讨论话题，而是一个内心困惑，所以很快就会有人愿意坚持反对下述观点：“我们的问题并不是真理本身；而是我们的思维，因为我们在社会环境的行动中、在无意识动机中发现了其根源。请向我们展示，我们怎样才能从我们的具体感觉提高到你的绝对定义。不要谈真理本身，而要向我们指明，可以把我们的源自我们的社会存在的陈述转换成能够在其中超越党派偏见即人类认识片面性的领域的方法。在这样的领域中，思考过程中的无意识的社会根源和及其主导地位将导致有节制的观察而不是混乱。”思想的绝对性不在于作为一项法则，每个人都一定拥有思想，也不在于给一些特别有限的观点（通常是某人自己的）贴上超党派和权威性的标签。如果我们指向一些命题，这些命题的内容如此形式化和抽象化（例如在数学、几何学以及纯经济学中），以至于实际上它们似乎完全脱离了思考着的社会的个人，这对我们并无助益。这里的争论并不是关于这些命题，而是关于更丰富的实际的决定，在这些决定中人们具体地判断他们的个人环境和社会环境，而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察觉到生活中具体的相互依赖关系，在这种环境中，我们首先正确理解发生在我们之外的事情。在如下的命题中会爆发论战：其中的每一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是有着定向性含义的，在其中我们使用着像冲突、崩溃、异化、暴动、不满这样的词，这些词假若不能不断重建这种环境，并也不因外部化的缘故而把复杂的环境简化为形式的描述，而且如果它们的取向、它们的价值因素也丧失了的话，它们的内容也就会丧失。在别处我们已经表明，现代科学的发展导致思考技艺的增长，由于有了这种技艺的增长，所有仅在含义上明白易懂的概念均遭到了拒斥。行为主义已经把这种对于整个外部感知的反应的集中关注倾向推到了突出位置，并已经致力于建造一个事实世界，在那里将只存在可测量的资料，只存在一系列因素间的相互联系，在这些因素中，行为模式的可能程度在某些情况下会是可预见的。可能，甚至极有可能，社会学必须经过这种阶段，正如心理学所经历过的那样，在该阶段中，其内容将经历机械性的非人性化和形式化。因此，忠贞于狭隘的精确性的理想将毫无所获，并且除了取得一些统计数据、试验、调查等之外，还会最终导致对问题的每一种重要阐述的拒斥。这里我们所有能说的就是，这种把一切都还原为一种可测量的和目录式的描述能力的做法，作为一种认真的尝试是重要的，该种尝试是：决定什么是毫不含糊、确定无疑的，进一步而言，彻底思考：当我们的精神世界和社会世界受到完全可以在外部测量的关系的制约时，它们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运用这种研究方法，则没有可能真正看透社会现实，这已不再有任何怀疑。让我们用“环境”一词所表明的相对简单的现象为例。如果把环境还原为一个由各种相互关联、但仅在外部可见的行为模式组成的外部星座，那么它还剩下些什么？甚至，它还是可以理解的吗？另一方面，很明显，只有在人们也考虑到那些参与者所持有的那种概念时，人类境况的特征才是可以描述的。这种概念就是他们怎样在这种环境中体验紧张状态以及在有着这样的紧张状态时是如何反应的。或者，让我们举出某些环境，例如某个家庭存在的环境。那些在这个家庭中盛行并且只有经过意义性的说明才可以理解的规范，难道不是至少像家中的风景画或家具一样是家庭环境的一部分吗？再进一步而言，如果家庭的规范发生了变化（例如从教育孩子的角度看），而别的东西没有变，难道不可以认为这同一个家庭已经成了完全不同的环境了吗？如果我们愿意把这样一种具体现象看成是一种环境或一种环境的规范内容的话，那么纯粹机械性方法设计就是永远不够的，除此之外，必须还引入适合于理解意义性的和非测量性的因素的概念。但是，如果认为，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没有完全可测量现象之间的关联那么明显、没有那么具有确切的可感知性，则是错误的。正相反，成就一个事件的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较之完全外部的、形式化了的因素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本质上更具有可感知性。在此，我想按照狄尔泰的说法把那种正在被人认识的方法，称之为对经验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基本理解。在这种研究中，通过应用理解技术，心理经验和社会环境间的相互功能渗透立即变得可以直接知晓。我们在此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存在领域，其中从其内部出现的心理反应必然变得明显，而且根据这种反应的频率可能达到的程度，它们的产生则不具有像外部因果关系那样的可理解性。让我们进行社会学通过运用理解方法所做的某些观察，并考虑这种观察的科学证据的性质。至于最早期的基督教社群的伦理学，如果人们说，就被压迫阶层的不满情绪而言，它大体上是可以理解的；假如其他人补充说，这种伦理观是完全非政治性的，因为它和那些实际上尚无统治抱负的阶层的精神相一致（“把属于凯撒的给凯撒”）；假如更进一步说由于这种伦理来源于罗马帝国已经解体的部落结构的土壤，所以它不是部落的伦理而是世界的伦理，那么显然，以社会境况与行为的心理一伦理模式之间的这些相互联系，的确是不可以测量的，但它们仍然能比在各种因素之间建立相互关联的参数，更深刻地渗透到它们的本质特征之中。因为我们运用了理解方法来研究那些产生了这些规范的经验的基本相互依赖关系。因此这些相互联系是很分明的。已经很清楚，社会科学的基本命题既不是机械性地外部的，也不是形式性的，它们也没有呈现为纯粹数量上的关联，而是呈现为对情况的判断，在这些判断中，我们大体上运用了为现实生活的行动目的而被创造出来的一些同样的概念和思想模式。再者，很明显，每一种社会科学的判断都与观察者的评价和无意识取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社会科学的关键的自我澄清也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取向的关键的自我澄清紧密关联。如果一个观察者不从根本上关心他自己生活时期的伦理变化的社会根源，如果不从社会阶层之间的紧张状态去深思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而且也不去发现他自己经验中的不满所具有的富有成果的一面，他就永远无法看到上述的基督教伦理的阶段，更不用说能够理解它了。正是由于他以评价的方式（赞同地或敌对地）参与低级阶层争取跃升的斗争，正是由于他积极地或消极地对不满进行评价，他才意识到社会紧张状态和不满情绪的动力学意义。“低级阶级”、“社会升迁”、“不满”等等是完全具有含义取向的概念，而不是形式化的概念。如果它们被形式化，如果它们所含有的评价被从它们之中抽掉，那么环境的思想模式特征可能会完全不可想象，在这种思想模式中，正是不满产生了好的和新的富有成果的规范。人们越是仔细地审查“不满”这个词，就越来越清楚，这个表面上是对态度的非评价性的描述的词语充满了评价。如果这些评价被抛弃，那么思想就失去了其具体性。进一步而言，如果思考者对重建不满之情不感兴趣，那么他就完全无法理解前面所描述的早期基督教世界的环境中所充满的紧张状况。因此，到此时我们可以说，有目的取向的意志是关于环境的理解的源头。为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人们必须参与社会过程，但是这种对集体无意识的追求的参与，绝不意味着参与者歪曲了事实或不公正地看待了事实。事实上，正相反，对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参与是理解这一活生生的环境的内在本质的前提。思考者进行参与的方式决定了他将如何表述他的问题。忽视性质因素和完全限制意志不会构成客观性，却是对客体的根本性质的否定。但是同时，倒过来，如果说偏见越大就越客观，却不是事实。在这个领域存在着行为模式的特殊的内在动力，在这一动力中，通过对政治热忱的保持，这种热忱就能受到理智的控制。存在着政治热忱和某些东西发生碰撞的地方，在这里，政治热忱会使自己后退，并开始使自身受到批判性控制。也存在着这样的地方，在这里生命自身的运动，特别是当它发生巨大危机时，会使自己超然于自身，并意识到它自身的局限。这里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政治性的问题体系变成对知识社会学的关切的地方，而且在这里，那种产生于不同的政治目标之间的相互破坏和相互贬低之中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也变成了拯救手段。因为这种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推动了自我批判和自我控制，并导致了新的客观性概念。那种在生活本身中似乎是无法忍受的东西，即继续在未被发现的无意识之中生活，是科学的、批判性的自我意识的历史前提。在个人生活中也是这样，只有当我们在最初盲目的、充满活力的向前的动力突然碰上了使我们重新依靠自身的障碍时，自我控制和自我纠正才会产生。在这种同其他可能形式的存在的碰撞过程中，我们自己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对于我们而言才变得清晰。甚至只有当先前存在于我们身后的无意识动机直接进入我们的视野，并因此变得易于受到意识控制时，我们才会在个人生活中变成自己的主人。人不是靠放弃他的行动意志和暂时不作出评价，而是在直面自我、审视自我中获得客观性以及与他的世界概念有关的自我的。这种自我启发的判断标准是，不仅客体，还包括我们自身也正好落入我们的视野之中。我们成为对我们自己而言是可视的，而且这种可视不是指我们仅模糊地作为认知主体本身，而是指我们担当了某种迄今为止未向我们显露的角色，指我们处于迄今为止我们无法知晓的环境之中，带有迄今为止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动机。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角色、我们的动机以及我们体验世界的类型和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突然被我们弄明白了。因此，这些经验背后的矛盾，即从社会决定中获得相对解放的机会，随着对这种决定的洞见而相应地增加。那些谈及人类自由最多的人，实际上是最盲目地受制于社会决定论的人，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他们的行为受他们的利益决定的深刻程度不会产生怀疑。与此相反，应当注意到，正是那些坚信行为中的社会决定因素的无意识影响的人，才试图尽可能克服这些决定因素。他们揭示无意识动机，是为了使这些先前支配他们的力量越来越转变为有意识的理性决定的对象。这种对于我们的世界知识的扩展和日益增加的个人对认知人格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是如何密切相关的解释，既不是偶然性的，也不是表面上的。这种个人自我扩展的过程是那种显示了所有受环境决定的知识的典型例子的代表，这些知识不仅是事实和它们的因果关系的信息的简单客观的累积，而且还是关注于理解生活过程中的内部相互依赖性。这种内部相互依赖性的掌握只有通过理解的阐释方法才能实现，而理解世界的阶段在每一步上都受制于个人自我澄清的过程。这种自我澄清所依据的结构使得我们的关于周围世界的知识的扩展成为可能，其产生不只是为了个体的自我认知，而且这种结构也是群体自我澄清的标准。尽管这里还应当再一次强调，只有个人才有能力自我澄清（任何所谓“大众头脑”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而且整个群体，是没有能力思考的，同样也没有能力自我澄清），但个人是否意识到那些他先前的思想和行动的相当特殊的无意识动机，或者他是否认识到把他同一个特殊群体的成员联系起来的动机和观点中的那些因素，这意义重大。至于自我澄清的阶段所遵循的顺序是否完全是偶然的，这本身是个问题。我们倾向于相信，个人的自我澄清在自我澄清之流中占有一定地位，其社会原因在于对不同的个人所具有的共同的处境。但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无论是个人或群体的自我澄清，有一样东西对于两者都是共同的，即它们的结构。这个结构的最核心的特征是，世界之所以的确变成了一个问题，不是由于它是一个可以独立于主体的客体，而是由于它与主体的经验结构紧密联系。在揭示现实的方法中，现实是在主体自我扩展的过程中（在扩展其经验能力和眼界的过程中）呈现到主体面前的。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向自己隐藏着并且不曾整合进我们的认识论的是：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从一定的角度看，是不同于形式的机械知识的；其不同之处在于它超越了仅仅对事实和相互关系的枚举，而接近了在环境上被决定了的知识的模式。关于这一模式，我们将在本书中多次谈到。一旦社会科学和受环境制约的思考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就像在政治取向中所发现的那样，变得明显可见了，我们就有理由研究这种思维类型的局限、危险以及积极的潜力。进一步而言，更重要的是，我们以危机的和不确定的状态作为出发点，在这种状态下，这种思维的危险和那种新的、自我批判的可能性就显露出来了。人们希望由此发现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从这种观点出发来解决此问题的话，那种在公众生活中已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忍受的灾难的不确定性，就变成了现代社会科学所藉以获得全新的洞见的土壤。它们存在着三种主要趋向：其一，就其决定现代社会思想而言，对集体无意识动机的自我批判的趋向；其二，建立一种能够解释与社会历史变化有关的思想变化的新型思想史的趋向；其三，修正我们的迄今还不曾充分考虑的思想社会性质认识论的趋向。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社会学是对那种生活中作为某种模糊的不安全和不确定而被发现的怀疑的系统化。本书的目标在于一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在理论上更清楚地阐述同一个问题，另一方面详细论述一种使我们能够根据日益明确的标准，区分和分离各种各样的思想风格并把它们同它们所由产生的群体联系起来的方法。再没有比坚持如下观点更简单的事情了，即：只要论证的分析方法尚不存在并且也没有举出可以对论证进行控制的标准，某种类型的思想就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或保守主义的。因此，研究的现在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详细地阐述有关假说并使之具体化，以使得它们能够成为归纳研究的基础。同时，我们所处理的现实片断必须被以比我们过去习惯的做法精确得多的方式分解为种种因素。这样，我们的目标是：首先，如此彻底地对思想领域的意义分析法进行提炼，使得粗俗的无差别的术语和概念由各种思想类型的日益精确和具体的特征所取代；其次，使重建社会历史的技艺如此完善，以至于人们能够把社会结构理解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分散、孤立的事实，亦即理解为相互作用的社会力量网络，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通过在不同时代呈现自身的存在着的现实，已经产生出各种观察和思考模式。将意义分析和社会环境结合起来可以实现精确化的可能性如此之大，以至于总有一天它们可以同自然科学的方法相媲美。除此之外，这种方法还有一个优点，它没有必要把意义领域看成是不可控制的而予以忽视，相反，它使得对意义的解释成为精确化的工具。如果知识社会学的解释技术成功地实现这种程度的精确性，如果在它的帮助下，社会生活对于思想活动的意义，通过更精确的相互关系，将变得可以证明的话，那么，这种技术也随即有了这样一个优点，即在社会科学中，再也没有必要为了精确起见而放弃对重要问题的论述。因为我们不否认，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带入到社会科学会逐渐导致这样一种情况：人们不会再问人们想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对社会发展的下一步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只是试图按照某种已存在的方法对付那些可以测量的事实体系。在现存环境中，人们不是试图最为精确地发现什么是最重要的，而是倾向于满足仅仅根据其偶然的可测量性而把重要性赋予那种可衡量的东西。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我们还远远不能毫不含糊地表述与知识社会学有关的理论问题，也还不能使对意义的社会学分析达到最终的精确性。这种站在运动的起点而不是终点的感觉制约了本书所表现出的方式。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关于它们既不能撰写出教科书，也不能撰写出完全连贯的体系。它们是那样一些一个时代尚未充分意识到，也没有进行彻底思考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受到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思想和经验革命的影响的震撼的前几个世纪已发明了科学论文的形式。那个时期的思想家们的技术在于突入到任何可以很方便地获得的直接性问题，并且那么长时间地从那么多的角度对之进行观察，以至于可以通过偶然的个别案例，揭示和阐明一些思想和存在的并不重要的问题。这种表达方式的价值既然如此频繁地得到证明，那么作者就在本书中除最后一章之外把它当作一种原型，选择了使用论文的形式，而不是系统化的处理方式。这些专题论文试图运用一种新的看待事情的方式，试图使用一种新的解释各种问题和事实的方法。本书的各部分写于不同的时期且彼此独立，虽然它们都以一个统一的问题为核心，但这些论文中的每一篇都有着自己的知识分子对象。这种思想中的论文一试验的态度，也就解释为什么出现在各处的重复部分未被删除，而且相互矛盾之处也没有解决。重复部分没有被删除的原因在于，同一思想在新的背景下表现出来，因此也以一种新的见解得以揭示。相互矛盾之处没有原纠正则是因为作者确信，一种既存的理论构架之中可能常常潜藏着各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都必须最终获得表达的许可，这样才能使解释的广度得到真实的评价。进一步而言，作者还确信，在我们的时代，来自于矛盾着的思想方式的各种观念常常会在同一个思考者身上起作用。然而，仅仅因为系统化的思考者小心地向自己及其读者隐藏了他的矛盾之处，我们就没有注意到它们。尽管矛盾是构建系统者的失败之源，但试验式的思考者却常常在它们中发觉出发点，从这些出发点出发，那种我们目前环境中的根本上不一致的特征首次真正有能力作出判断和研究。现对以下各章的内容作一简短概括，以便为这些章节所进行的分析提供一个背景：第二章考查了意识形态概念的一些最重要的变化，一方面指出含义上的这些变化是如何与社会变化和历史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试图以具体的例子表明，同一概念是如何在其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有时意味着评价性态度，有时又意味着非评价性态度的；并且表明该概念的本体论是如何卷入到该概念的那种几乎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的历史变化的。第三章处理科学政治学问题：面对着所有思想的内在的意识形态特性，政治科学如何成为可能？在这种联系中作者将尝试沿着知识社会学的路线，用经验方法创造出概念的含义分析的一个重要实例。比如这一章将表明，在不同群体的语汇中，理论和实践的概念是如何不同的，并表明，这种词语使用上的差别是如何产生于不同群体的地位的，以及这种差别是如何通过考虑到这些群体的环境的不同而能够获得理解的。第四章论述“乌托邦思想”，并且致力于分析我们的思想和经验中的乌托邦成分。这一部分试图用几个极为重要的案例表明，我们思想中的乌托邦成分的变化是如何广泛地影响到我们用以对我们的经验进行排序和评价的参考系的，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追溯到社会运动中来的。第五章给出了一个系统总结，并对知识社会学这门新的学科作一体系上的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