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上，毛主席光明磊落，有人却有篡党夺权的阴谋，此人是谁？毛主席对此是否察觉？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毛主席在会议上作报告
1952年国庆前夕，原定至少要5年才能完成的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竟然奇迹般地提前完成，要知道，这是在以举国之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国营工商业占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了67.3%，农村互助合作事业也普遍迅速发展起来。
社会经济方面的这三个重要变化，反映到毛主席的头脑里，促使他迅速作出新的理论思考和决策。尤其是中国工商业中产值公私比重数字的变化，国营工商业占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占绝对优势，成为毛主席提前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重要依据。
此外，毛主席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判断，也为他提前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提供了重要依据。毛主席认为，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朝鲜战争也接近尾声，国内各种社会改革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并开始转入建设时期。这样，就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而且，向来注重研究分析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毛主席也敏锐地察觉到，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变化了，国内社会主要矛盾也变化了，这就决定中国革命性质也要转变。1952年6月，毛主席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
已经变成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不再是中国的中间阶级，因此，必须改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提法，也就是说，从现在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
越是大事，毛主席越是谨慎。从这时起，经过几个月的反复酝酿和思考，毛主席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思考得比较成熟了之后，他还是感觉要下到基层做些调查，既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通过亲眼所见来印证自己的设想是否正确。
从1953年2月15日，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初二，毛主席就乘专列离开北京沿着京汉线一路南下，在掌握了河北邢台、武汉、安庆、南京、徐州、天津等地的一线情况后，2月26日回到北京。2月27日晚，毛主席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同大家谈起了过渡时期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就在毛主席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发生了“修正税制”引起混乱的事件。
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时发表了《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社论在说明修改税制的必要性和目的时，使用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就是这个提法酿捅了娄子了。
修正税制的方案先由财政部提出，中央财经委员会讨论通过，政务院的政务会议批准的。接着，又向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人士征求过意见。中华全国工商联于12月30日发布修正税制的通告，不久后，山东分局和北京市委分别于1953年1月9日和11日写信向中央告状。
周恩来
反映新税制的执行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以及思想混乱等严重情况。与此同时，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致信、致电中央财经委员会，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这一系列的动静立即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1953年1月15日，他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
毛主席在信中对他们提出严厉批评，表示，新税制之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仓促发表，毫无准备。时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的薄一波看到这封信后，脑袋瓜嗡的一下，预感这件事情有些严重了。
于是，2月10日，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三人联名致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就新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详细说明。紧接着，财政部又向毛主席、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对涉及到的问题一一作了详细说明。
毛主席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却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此事被提到了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进行严厉批评，这让薄一波非常震惊。
毛主席认为，新税制问题同他正在酝酿成熟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及他正在采取适当步骤逐步消灭资产阶级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于是，在1953年夏即将要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新税制问题就成为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突出问题了。
会前，毛主席要求把新税制相关的5个文件印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由于新税制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本属中央财经委例会的全国财经会议实际上升格为中共中央召集和主持的会议。参会人员多达163人，会议从6月13日开始，至8月13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此次会议议程为三项：财政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中心议题是财政问题。1953年，我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从上到下积极性高涨，导致摊子铺得很大，造成财政平衡出现困难。同时，在税收、商业、财政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针对这几方面的工作，听取地方意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中央提出的、各地方有意见的、同时也具备较成熟条件的一些问题，再作出决议。会议在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由周恩来、高岗和邓小平主持。
此次会议期间，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李维汉所作的《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就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作了系统阐述。尤其强调，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毛主席首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世纪50年代的薄一波
毛主席在此次会议上，还对“左”的错误和“右倾”错误都进行了批评。毛主席在全国财经会议开始不久，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系统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目的就是要以这条总路线为指导，通过对财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和讨论，把大家的思想都统一到这条总路线上来。
此次全国财经会议从一开始就把焦点集中在了对新税制的讨论和批评，导致其他两项议程都没怎么展开讨论，新税制自然而然就成了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陈云曾对新税制的问题作了详细说明，也坦率分析了新税制的毛病在什么地方。
会议的第一个月，大家讨论都是就税制的业务问题发表意见，讨论都比较正常。在分组讨论时，高岗等人对新税制意见较多，还鼓动一些与会者对主管财政工作的薄一波进行不适当的责难。毛主席获悉后，让周恩来要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让大家把话摆到桌面上说，以解决问题。
7月13日，薄一波第一次检讨后，会议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对他批评的调子也越来越高，给他扣上了许多不适当的政治帽子，甚至有人说他犯了路线错误，这些批评使得会议偏离了方向。8月1日，薄一波第二次检讨，还是没能通过。导致会议作不了结论，会议也就结束不了。
毛主席敏锐察觉出会议的这种不正常现象，他认为，不能以为会议上一切发言都是正确的，事实上，有一些意见是不适当的。他把陈云和邓小平从外地请回来参加会议，陈云和邓小平的发言反对把薄一波的错误说成是路线错误，这才使得会议的气氛改变了，重新回归到较正常氛围之中。
8月7日，高岗发言，他没有像有些发言者那般声色俱厉，却居心叵测地把刘少奇说过的一些话和发表过的一些意见全都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评。其用意是借批评薄一波来影射攻击刘少奇，这就初次暴露了他篡夺党和国家更高权力的图谋，高岗的异常，开始引起了毛主席的警惕。
8月11日，周恩来作会议结论，这一结论是经毛主席修改定稿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新税制的错误，毛主席在修改结论稿时，把原稿上写的“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的“带路线性”全都删除，这一修改，说明他不赞成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也不赞成说成是“带路线性的错误”。
8月12日，毛主席发表讲话，他再次批评了新税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新税制“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的路线，新税制发展下去，必将向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它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
令所有人都感到震撼的是，毛主席在批评新税制、批评薄一波之前，他先作了自我批评。他表示，在批评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恩来、陈云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毛主席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自己犯了6条错误，他说，他是中央主席，这些错误都有他的份。
薄一波后来回忆，毛主席是受全党尊敬的伟大领袖，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给了大家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减轻了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的压力。毛主席的本意是要通过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总结经验，提高大家的认识。毛主席的光明磊落，也再次证明了他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