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开拓能力有多强？
1949年刘少奇在北平香山
1949年3月13日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毛主席作了总结报告，对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工作作出了总的部署。毛主席明确指出，刘少奇同志讲的都很好，全部意见我都同意。此次会议提出了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对党此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意味着党的工作重心就此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那么，怎样把全会确定下来的方针具体用来指导各地的实际工作，就成为当时最为艰巨而又最具开拓性的工作。对全党而言，如何做好过去从未熟悉过的城市工作，就成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毛主席特别委托刘少奇要“注意研究这个问题”。
此时的刘少奇作为党内二把手，再次成为毛主席一贯重视的开路先锋——做好城市工作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全党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就更需要刘少奇探路，摸索出开拓性的经验。因此，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3月25日抵达北平并进驻香山后，刘少奇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指导城市工作，尤其是指导北平和天津的工作上面。
从3月26日开始，刘少奇连续6天听取了中共北平市委和军管会等各方面的工作汇报，了解北平接管以来的工作。4月1日，刘少奇在北平市委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接管完成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恢复和发展生产。他说，就是要搞生产，把生产提高，只要生产有了进步，各方面就都会进步。因此，我们在郊区要搞农业生产，在市内要搞工业生产。
在当时新解放的城市中，天津的问题尤其突出和严重。1月15日天津就解放了，社会秩序恢复得很快，但恢复生产的效果和进度却非常不理想。华北局当时向中央报告时说，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党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解放才1个月就发生了53次清算斗争。所以资本家特别害怕被清算，害怕我们党只管工人利益，害怕以后管不住工人，无法生产。
天津的资本家都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有的跑去了香港，私营企业开工不足30%，导致天津上百万人口生活没了着落，这就使得问题变得非常严重了。天津的这些问题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刘少奇临危受命，党中央和毛主席派他去天津，很快天津就成为“正确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迅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典型。
刘少奇一去天津就显示出他高明的战略眼光和卓绝的工作能力，4月10日晚到了天津后，首先就交代华北局：按照组织原则，他在天津的所有活动，由天津市委向华北局报告，再由华北局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见由华北局向他传达。刘少奇一到天津就以实际行动立下了规矩，即便他作为党内二把手也必须要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按规矩办事。
七届二中全会
刘少奇在天津市区内住下，市区内还经常听得到零星的枪声，甚至国民党的飞机还时不时会来骚扰，但刘少奇不管这些，一到天津迅速就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先是进工厂企业进行调查，上午视察工厂车间并召开工人代表座谈会，听取工人和资本家的意见；下午听取有关领导部门的工作汇报。这种深入细致、工作量极大的调查工作，刘少奇进行了一个星期。
在调查中，刘少奇一面听汇报，一面提问、插话，有时也答复别人的提问。他的话总是非常生动形象，而又给人以深刻的启迪。通过调查初步掌握了情况后，刘少奇紧接着就召开各方面的座谈会，同大家交流意见。他首先就召开了天津市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还对天津整个工作提出了意见。
刘少奇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着手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事业，这是我们城市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方针。
刘少奇还重点对天津同志深入讲解了毛主席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也就是毛主席说的“考虑问题要全面，要照顾四面八方，四面就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和内外关系；八方就是四面所涉及的公私、劳资、城乡和内外八方”。刘少奇针对性地指出，天津工作必须重新安排，主要是工会工作和经济工作，但首先要搞好工会工作。
刘少奇分析指出，城市是集中的，一切工作应该以集中为原则，不应以分散为原则。天津如果把工人、学生、妇女等都组织起来以后，差不多占全市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组织起来，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紧接着，刘少奇又分别召集工商业家、内外贸易负责干部和文教干部等10多个行业代表座谈。
通过座谈，刘少奇发现天津的资本家和工人都存在许多模糊认识，比如，工人认为共产党来了，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工人就普遍要求增加工资，甚至有工人要求工资由60斤小米增加到360斤，学徒工工资由21斤增加到210斤。资本家则认为共产党对他们太冷淡，他们极为担心他们将来是不是会像土改时消灭地主那样被消灭。
而更严重的是，刘少奇还发现许多干部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也还不了解。以致于许多干部在处理劳资纠纷中，完全偏向工人，发动工人斗资本家，把工资和劳动条件都订得高，使得劳资关系很紧张，生产效率也大大降低了。不给资本家贷款，又不许他们解雇工人，搞得资本家告贷无门，呼吁无门，这也导致几十万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无法解决。
1949年，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
刘少奇单刀直入，把工作重点放在了解决关键问题上——在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当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怎样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逐步向社会主义转变？他迅速作出紧急决定，要求党的基层领导到工会去，军管会成立劳动局，帮助解决劳资纠纷；同时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各种场合向广大干部、工人解释中国国情，提高他们的认识。
刘少奇通过大量的解释工作，让大家认识到，在目前整个国民经济中，私营经济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适当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因此，城市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发展手工业生产。四面八方都照顾到，才能实现发展生产的目标。
刘少奇还敏锐地提出，要解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剥削的问题。他通过在各种会议上作报告，深刻讲解该如何正确看待资本主义剥削的问题。提出，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轻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在中国目前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是进步的。私人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是有进步性的。
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他又深刻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但在联合中不能缺少斗争。在今天来讲，重点是联合而不是斗争。因此，和民族资产阶级要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但不能破坏联合。
刘少奇的这一系列讲话，正确阐述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有力地纠正了当时城市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久后，毛主席同意了华北局向各市发出的“普遍宣传少奇同志在天津所讲解的各个问题”的电报指示。紧接着，刘少奇又极为敏锐地解决了第二个重要问题——职员和工人的关系问题。
解放前，靠脑力劳动吃饭的职员在国民党和资本家的统治下，做了一些打骂工人、克扣工人工资等伤害工人的事情，工人只能怀恨在心。解放后，工人有了说话权力就开展了报复，有些工人甚至要求清算职员。刘少奇指出，职员和工人都是工薪劳动者和雇佣劳动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是劳动者，必须搞好职员和工人的关系。
刘少奇特意召开全市国营企业职员大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工人和职员之间产生不团结现象的原因，劝告他们要改正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正确看待自己；要实行自我批评，承认并改正错误。刘少奇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是搞好城市一切工作的基础。刘少奇还提出用加工定货的方法，把私人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1949年，毛主席进驻北平香山
刘少奇在天津的工作极为紧张繁忙，为天津城市管理问题的解决做了大量工作，他的工作很快就收到了明显成效，迅速稳定了资产阶级，社会各界出现了团结、向上的情绪，促使主要生产行业在6、7月以后就恢复到了解放前的水平；9月，工商业就迅速复苏，整个经济建设呈现出生气蓬勃的兴旺景象。
天津恢复发展生产的成就和经验对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各地的资产阶级，防止了南方即将解放的各大城市资金大量外流。5年后，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说，刘少奇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起到了很好很大的作用。这就充分证明，毛主席点将刘少奇去解决天津问题是英明的！
参考书目：
《刘少奇传》：金冲及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1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