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到1937年，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在领导北方局工作期间，就因其领导白区工作的出色表现而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评价。随后，刘少奇领导华北、华中工作又取得了超出党中央毛主席预期的出色工作成绩，让毛主席在1941年10月萌生了把刘少奇召回延安做助手的想法，而且，这种想法还很迫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倚重超过了所有人。那么，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倚重为什么会超过了所有人？
抗日战争时期的刘少奇
1941年10月3日，领导华中工作取得突出成绩的刘少奇收到了毛主席发来的电报，这段时期毛主席正在酝酿为召开党的七大作准备，毛主席希望刘少奇回延安帮助他。毛主席在电报中明确告诉刘少奇，中央决定他来延安，并希望他参加七大，毛主席要刘少奇明确答复，何时可以动身回延安。
此时，刘少奇离开延安已经有2年多了，这2年多，刘少奇已经基本完成中央交给他的“发展华中”的任务，华中形势已经实现了大的转变，华中的领导中心虽然还不算健全，但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党中央毛主席认为，此时把刘少奇调回延安，刘少奇还可以继续用电台领导华中的工作，不至于让华中发生大的问题。
华中局和军部的负责人都不赞成让刘少奇回延安，但党中央毛主席坚持要刘少奇必须回延安，只同意他可以缓期启程。毛主席明确在电报里提出，要刘少奇在两三个月内帮助陈毅和饶漱石解决一些问题后，就动身来延安参加七大，因为毛主席预估半年左右就可以召开党的七大。
除了工作方面毛主席的确需要刘少奇的帮助之外，毛主席决定把刘少奇调回延安，还出于对刘少奇身体健康上的深切关心。因为刘少奇这几年频繁转移，过度劳累，身体健康严重受损，他从1941年7月开始就生病不想吃东西。到了9月，他又患上了严重的痢疾，血压降低。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健康非常担心，认为调他回延安，可以给他更好的休养和治疗。
回延安的事情已经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刘少奇就用了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安排回延安的准备工作。这5个多月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召开了一次华中局扩大会议，对华中局一段时期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分析、总结，并对将来的世界形势、国内形势以及华中形势和各个地区的情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估计，根据这些分析和估计作出结论，提出了今后的斗争方向和工作任务。这是刘少奇对华中工作的一个最后安排和交接，体现了他对工作的极端敬业精神和拼命态度。
一直到1942年3月19日，一切工作都已经安排就绪，刘少奇才带着华中赴延安的100多人，在八路军第115师一个团的护送下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千里征程。毛主席委托刘少奇在回延安途中，先去山东一趟，为山东解决军政领导人之间的一些分歧。接到这个任务，刘少奇一出发就开始考虑山东的工作。这就是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倚重超过了所有人的第一个原因：刘少奇对工作有着超乎寻常的敬业精神和拼命态度。
由于日寇在华北全面推行残酷的“治安强化”运动，在将近3千公里的铁路和公路两旁都挖了2丈宽、1.2丈深的壕沟，大量构筑碉堡，以隔绝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再加上国民党当局加紧反共，对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了严密封锁，甚至肆意捕杀过往的中共人员，使得刘少奇这次回延安只能绕道山东、晋冀鲁豫、晋中、晋绥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整个行程要跨山东、河南、河北和山西4个省，行程多达3千多里，中间要横跨日寇的100多道封锁线。
抗战中的毛泽东
这一路的艰难险阻可想而知！所以，远在延安的毛主席对刘少奇返回延安的行程安全极为重视，从1941年10月开始，毛主席先后发了10多封电报都是关注刘少奇回延安的行程安全问题。毛主席交代，要刘少奇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但毛主席仍不放心，几天后又致电华中局，强调，护卫刘少奇的手枪班必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
这还不够，毛主席又要彭德怀等人预先调查刘少奇回延安的沿途情况，然后致电刘少奇，要刘少奇等他把沿途情况调查清楚、做好安排再出发。3月21日，毛主席得到彭德怀的复电后，马上转发给刘少奇，并叮嘱刘少奇，要确认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但实际上，刘少奇已经在3月19日就出发了，因为他现在心里想的就是尽快去山东处理毛主席交代的工作任务，这就是刘少奇对工作的超乎寻常的敬业精神和拼命态度，已经将个人安全都置之度外了。
刘少奇刚启程，还没到山东，就向毛主席提了一条工作建议。他以自己负责的华中工作为例，直言不讳地向毛主席反映，中央指导地方工作有一个缺点：很少估计到各根据地的具体情况，给各根据地以具体的个别的指导。而在某些方式上过于绝对，催促与责备过于机械。这样容易导致某些根据地经验不足的领导者失去自己在工作中的独立性，失去自己的中心工作，而追逐中央一般的指示与应付中央所催促的报告，这对工作是不利的。
刘少奇在以自己负责的华中工作为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和建议，他认为，各根据地在一定时期都有自己的中心工作，如果中心错乱，工作就不能前进，这是中央对各地指示所必需留心的。刘少奇的建议极为坦率、极为真诚，也极为深刻，在抗战的最艰难时期，对刘少奇的这些宝贵建议，毛主席是非常需要的，也是非常欢迎的。这就是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倚重超过了所有人的第二个原因：刘少奇对工作有着超乎寻常的深刻见解和独辟蹊径的超前预判。
刘少奇在途中曾向党中央毛主席索取更多有关山东情况的材料，但毛主席回复，中央的材料不足，要他自己去当地调查。刘少奇一进入鲁南抗日根据地，就恢复了以往的工作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就先找农民谈话，从中调查了解村里的工作情况。其实，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山东的工作就是在刘少奇的指导下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只不过是这两年他离开山东、负责华中工作，而对山东工作情况不很清楚。
山东是较早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之一，是华北连接华中的战略枢纽，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关键而又艰难的阶段，党中央毛主席认为，如果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整个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必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才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所以，山东是战略转移的枢纽。而且，山东要为新四军向北转移创造安全条件，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山东工作寄予的极大期望，但山东近2年的工作却令人担忧。
日军为巩固战略后方而加紧了对山东等抗日根据地的“扫荡”，造成山东局势十分困难。但偏偏此时山东分局、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纵队各主要领导人对反“扫荡”策略和群众工作等重大问题却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分歧。哪怕党中央毛主席多次电示要他们彼此间关系更加密切，分局、山纵、第115师师部应靠拢住近统一领导，但成效仍然不太明显，山东党的领导集体仍然没有形成，如此必然对山东根据地的巩固产生严重后果。
刘少奇（前排左二）与中共山东党政军同志们合影
尤其是1941年底，日军出动5万多兵力对沂蒙山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扫荡”，由于八路军各部配合不够导致严重损失，鲁南根据地被压缩在了一条狭窄地带，而且其他地区也被分割成了若干碎块。山东抗日根据地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这与党中央毛主席对山东寄予的厚望和山东将要承担的工作任务极不相称。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临危受命，代表中共中央前往解决山东问题。
4月上旬，刘少奇一抵达山东分局和第115师师部所在地东海县诸繁村，就开始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他先后找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第115师代理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罗荣桓、山东纵队政治委员黎玉深入谈话，又详细听取了主动向他反映情况的各部门干部的意见，还仔细翻阅了山东分局的党刊以及党报。经过半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和认真分析，刘少奇找到了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
4月26日，刘少奇就召集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同分局成员朱瑞、罗荣桓、黎玉和萧华、陈士榘等人交换了意见，并在会上对山东工作进行了一个基本总结，对今后任务也作了一个报告。会后，刘少奇把掌握的情况和自己的分析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认为大家都完全同意他对山东过去工作的批评以及提出的今后的工作任务。刘少奇首先是肯定了山东地区坚持敌后抗战取得的成绩“相当呱呱叫”。
接着，刘少奇在报告中深刻地指出，山东工作存在的严重缺点是，本来可以取得某种一般的优势却没能取得，使得今天的山东处于劣势被动的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没能把根据地内的群众进行普遍的、深入的发动组织起来，并改善他们的生活。
刘少奇指出，山东工作造成这些严重缺点除了有日伪及国民党当局的阻碍和破坏的客观原因之外，主观上也有严重的错误：有些负责人缺乏独立自主地团结山东一切抗日力量来坚持山东抗战的观点；对中间势力的动摇性估计不足；对群众工作不够重视，缺乏系统研究和总结；党内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所以，山东失去了争取战略优势的最佳机会。
刘少奇在山东分局扩大会议上所作报告极大地鼓舞了山东干部，使大家深受启发，开阔了许多眼界。大家都各抒己见、热烈讨论，很多干部把对分局和山东工作存在了很久的意见讲出来，几个负责人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消除了一些隔膜，但仍然有一些深层次问题没得到解决。紧接着，刘少奇再次召集军政委员会会议和山东分局及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在今后工作任务方面逐渐统一了主要负责人的认识，从原则上和组织上大体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
为了尽快推进山东的整体工作，刘少奇抓住了“把根据地的群众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这个关键和要害，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切实改善农民生活。刘少奇发挥了他在群众运动方面经验非常丰富的优势，先是在4月底对山东县以上干部作了《群众运动问题》的报告，接着又作了《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等一系列报告，对如何以群众运动为中心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使得山东干部明确了工作方向，掌握了工作方法，对克服困难、夺取胜利增长了极大的信心。
刘少奇作报告
在刘少奇呕心沥血的具体指导下，山东工作很快就有了起色，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根据地的每座村庄都变成了坚强的堡垒。紧接着，刘少奇又帮助山东分局切实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由罗荣桓亲自主持山东分局、第115师师部和山东纵队指挥部的保卫干部复查案件，对搞错的马上平反，恢复党籍并分配工作。这项工作受到山东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极大地稳定了山东局势。
刘少奇的山东之行解决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拖延日久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此后，山东党拨正了航向，不仅胜利地度过了最艰苦的1942年，从根本上扭转了山东局势，而且由此乘胜前进，迅速壮大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山东问题的解决，展现了刘少奇超乎寻常的破解难题的工作能力和杰出的领导才干，而这正是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倚重超过了所有人的第三个原因。
参考文献：
《刘少奇传》：金冲及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11月出版
